【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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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水杉之父”胡先骕先生全集共十九卷，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盦，江西省新建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鼻祖，“活化石”水杉的定名者。曾领导静生生物调查所逾二十年（1928—1949），是东南大学生物系、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奠基人。在植物学专业之外，胡先生还是政论家，二三十年代他在东南大学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作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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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水杉之父”胡先骕先生全集共十九卷，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盦，江西省新建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鼻祖，“活化石”水杉的定名者。曾领导静生生物调查所逾二十年（1928—1949），是东南大学生物系、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奠基人。在植物学专业之外，胡先生还是政论家，二三十年代他在东南大学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作为诗人，他毕生力作旧体诗数百首，经钱锺书选编成《忏庵诗稿》两卷（1962年），他有科普长诗《水杉歌》，发表于人民日报。作为教育家，他曾任东南、北大、北师大等多所大学教授;是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0—1944）。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农学和植物学，获学士学位（1912—1916）。后又赴美，在哈佛大学研读植物分类学，获博士学位（1923—1925）。胡先生是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中研院院士、中科院一级研究员。
一、水杉活体的发现和命名
水杉，学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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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这样一句话：“人是经济理性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言行会表现出契合“经济常理”的状态来，不会违反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定、规则和规律。人类的经济活动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无非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如农民种粮食盼个好收成，商人做生意期待有赚头等。因此，所谓“经济常理”，具体化就是“收益要大于成本”或称“净收益”一类的计算和计较。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这
那是读小学二年级时，一日上街游玩，发现商店一角竟然摆放着许许多多课本之外的书籍。当时那份惊喜，如同于若干年后我从书本知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惊喜一般。我用手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了一本连环画《巧袭列车》。这本描写越南人抗美的连环画，把我诱入“花丛”，使我从此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家里穷，哪有闲钱让我去买书？于是，我便利用课余假期，捕蛇、捉蜈蚣、挖草药，卖了钱去买书。我记得我是读初中时从一个父亲在城
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以致朝廷上出现了一
彭燕郊老师（1920—2008）仙逝已经十二年;2020年是他一百周年诞辰，10月3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作家协会和《诗刊》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举办了“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 自1970年9月至1979年3月，我与彭老师在长沙阀门厂一道工作了八年半的时间。他落实政策调到湘潭大学之后，每次回到长沙，我们都要见面，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81年年底我被
摘要： 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方面，卢思源提出了七种设想，为翻译教学实践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翻译实践方面，卢思源提倡要“动态对等”，不要“形式对等”。他对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和阐释融汇了各种翻译理论精要部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将其研究成果运用到日语翻译教学，从语法、词汇、内容、背景要素等方面指导学生实现“深层翻译”，取得了显著的
“学通中外，道冠古今”，这是杨昌济于1917年上期应聘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课初次与学生见面时，校长汤松在教室黑板上书写的八个大字。汤校长接着介绍说：“杨先生在英国和日本留学九年，对于中国固有的学问，也有很深的研究，真可说得上学通中外。而且具有崇高的品德，和社会革命的伟大精神，秉公持正，实践躬行，说他是道冠古今，确非谀词。” 杨昌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父亲，更是毛泽
章炳麟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过程中，他的一支古奥之笔像一把凌厉的吴钩越剑，曾发挥了极大的力量。在创建民国的过程中，晚明的想象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他在《光复军志序》一文中曾说及年轻时的一段心事：“弱冠，读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多记晚明烈士事迹，多有与台湾相关的历史。其中所记沈光文、徐孚远诸人传记，即为明末复社名
人间事无非都是些改朝换代，浮生旧梦，不说也罢。不得志的人便梦想到天上去，享受下神仙们不问红尘的清平之乐。 所以“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的落魄书生喝了点酒，就做起梦，路遇神仙童子，神仙童子使了个招数，便把他们带到了瑶池琼台，让他们好好领略下天上风光。 这便是《太平广记》中《嵩岳嫁女》的有几分快活的开头。不开心的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快活吧，得意吧。想来和现代人逃离尘世的方式如出一辙。 但古代
从一开始，陈建华教授《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以下简称《紫罗兰》）一书就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周瘦鹃”研究。周瘦鹃的研究在近几年浮出历史的地表，尤其是海外学者对于周氏的关注和研究不断有新的视角和材料补入。但陈建华对周氏及其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研究，可以说是开了民国学术的“一口深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与尘封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半月》杂志上的时髦美人与“十里洋场”来的
梁济先生的一生贯穿中国历史近现代之交、清末民初的动乱岁月，虽其本人并非经天纬地之才，名声影响也远不及其次子梁漱溟。然而，细究梁济先生的家世生平、好恶取舍及立身之道，却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教化而自律甚严、非常有个性的仁人君子。家世生平 梁家本是元朝宗室后裔，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朝在中原地区覆灭，末代皇帝顺帝带着皇室及近支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梁家祖先未走，留在河南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