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0岁的王克平在家里开始包装他创作的木雕。大大小小的，共有29件。收拾妥当，已经很晚，正要上床，朋友黄锐突然悄悄窜上楼来，对他说：“明天早上的卡车吹了。司机怕事，我又联系了另外一辆，只能夜里干。”
王克平和黄锐一趟一趟地把木雕从四楼搬下，装到卡车上，开到美术馆路东的美术学院附中，又一趟一趟地将木雕搬至三楼一个朋友的宿舍。此人也非常紧张，只答应放一个晚上。
这是1979年9月26日的一个晚上，王克平那时还是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自己学做木雕。几个月前，一个搞美术的朋友来看他，看到满屋子的木雕，告诉他，城里有叫黄锐和马德升的两个年轻人，想自己搞一个美术展览，不是美术专业的人也可以参加。王克平一听乐了：那也给我展展啊。
王克平并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个“不是美术专业的人”也可以参加的展览，最后竟然会成为一个惊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事件。他完全出自自己的天分、感觉和热情而创作的作品，后来竟然会被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巴黎市政府、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大学等各国的艺术中心和博物馆收藏。
画会的名字，叫做星星，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小哥儿们几个都不算专业美术院校或艺术院团的专业人士，大多也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严力当时是北京市第二机床厂的工人，星星美展前他刚画过两个月的画，那年头没画布，都是画在木板或者床单上，很快就用完了家里的布票。马德升从没听说过康定斯基。而钟阿城，则是作家。
他们行动的初衷，用北京话来说，是“叫板”：叫专业画家的板。
选在9月27日这天动手，用王克平自己的话来说，是“政治气候反复无常，大家商议不能再等。”
那是1979年、新旧时代更迭的一年。三年前，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两年前，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一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西单出现民主墙。
原本，他们想把展览的地址定在西单民主墙，然而最后，还是选定了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然而，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展览之前，他们发现，原定的展览地被绳子圈了起来，小花园的草皮被铲除。
9月27日一早，王克平、黄锐、马德升，23名“星星画展”的成员，将他们的150余幅作品整齐地挂在了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上。
很快，这一展览引起了群众围观。
2007年11月，北京的今日美术馆，这一段铁栅栏，被完整地复制，放在刚刚建筑好的美术馆中。
在这个被命名为《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的展览，是近30年来国内第一次对这次运动的公开纪念展览。它与2007年9月在尤伦斯开展的《八五新潮：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
“原点”认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星星画会可以视为文革以来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它不仅承载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艺术价值，也在事实上担任了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风貌的媒质。”
原点汇集了艾未未、黄锐、马德升、李爽、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尹光中、严力、杨益平、赵刚等老“星星”成员1985年之前创作的近百件作品，并且请来了那个年代的诗人多多、梁小斌、严力、宋琳、潞潞、西川、欧阳江河等现场朗诵，很好地复制了那个年代的气氛。
而9月开展的《八五新潮：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则在尤伦斯基金会雄厚的资金支持下展出了谷文达、 吕胜中 、王广义、张培力、 张晓刚等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
在尤伦斯基会主任、策展人费大为撰写的展览简介中，他认为：“'85新潮”是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打破了艺术工具主义和一元化的状态，迈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步。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大量艺术史上杰出的作品。在20年以后的今天，回顾“'85新潮”具有特殊的意义。
20年前的人与事，忽然变成了2007年的热点，这背后，是当年中国当代艺术“欣欣向荣”的语境。2006年开始，中国现当代艺术作品在西方的价格开始井喷。张晓刚、祁志龙等人的作品接连拍出了天价。昔日众人眼中“穷愁潦倒”、“不务正业”的画家群体忽然变成了新贵阶层。《原点》的展览上：艾未未用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吻说，中国当代艺术就像一支奇怪疯涨的股票，开始大家都不服，不相信是真的，但它历时许久还是如此坚挺，就引发了大家“翻箱底”的冲动。
艾未未尤其认为：“标榜谁是先做这件事的人，无聊。”
“原点”和“八五”关系，《原点》策展人朱朱的解释可能是最为妥当的：“星星点火，八五燎原。”
“星星”和“八五” 运动并不完全相同。“星星”很大的意义是“起事”，是“呼喊”，喊出一代青年人自己的心声。反抗体制对他们的压抑和束缚。马德升在美院的讲演上破口大骂：“官方画家完了，就知道挣钱。”
八五运动，则有阵地，有规则，有理论，有目标。美研所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在1985年到1989年的四年间，不断介绍欧美现代艺术和中国的新锐艺术。相较于“星星”对“艺术自由”的呼喊，“八五运动”的主题思想，更多的是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复出。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八五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事后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八五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
当时并没有“策展人”的概念。无论是1985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还是“中国现代艺术展”八九大展，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进入了最官方的中国美术馆。
然而，翻开那时艺术家们的书信往来，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和国外相关人士的交往： 在1986年代谷文达写给高名潞的信中，他就写道：“我有一批幻灯片和照片在彼得.塞尔兹手上。他极感兴趣，对我的作品称赞备至，准备马上选文向美国艺术杂志投。他在杭没能见我，也未能见我的作品，只在外办看到一张不太好的作品，就得到了他的肯定。”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出国热。费大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所有的街区，那个楼几个人出国了，这时出国的数量非常大。所以艺术界在1989年之前，可以说不管是画写实的也好，画前卫的也好，起码走了几千人。”
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艺术界出国热潮的状况：“80 年代后半期不仅是前卫的高潮，也是年轻人出国的高潮。这两个运动重叠的结果是，前者几乎被后者所抽空。至90 年代初，出国的年轻艺术家至少有几千人。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活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大部分已离开了中国移居海外，在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重新开始他们的工作。其中，艺术家陈箴1986 年来到法国，谷文达、蔡国强1987 年移居北美和日本。黄永砯和杨诘苍于1989 年移居法国，沈远1990 年移居法国，徐冰、王度和吴山专1991 年分别移居美国、法国和德国。'85 运动中的批评家出国的也不在少数。我在1989 年移居法国，侯瀚如1990 年移居法国，高名潞1991年移居美国。孔长安也在同年去意大利，后移居美国；'85 运动中活跃的批评家王小箭、张蔷和唐庆年也相继在90 年代初移居美国。”
采访中，费大为这样解释当时的风气：“中国是一个封闭了很久的国家。那时候，外国人到中国来，还会形成巨大的围观现象。改革开放，整个文化的窗打开了。当时大家觉得外国人的文明很发达，而我们很落后。所以当时，抓到一个外国人，就会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努力在了解外部世界。费大为说。”
某种程度上，王克平开始做雕塑，也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物质刺激”。那时，王克平跟剧团同事白敬周学画。白敬周用画跟外国人换来了一台收录两用的录音机。王克平本来在剧团里负责写剧本。然而，剧本是没办法跟老外换录音机的。所以，当他偶然俯身拾起路边一段木椅的残料时，他心里的想法是：“要是刻出个东西来，或许就能换个录音机什么的，起码也能换盘原版磁带吧！”
王克平在回忆文章中说：“星星画展”对他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了外国人。
事实上从“星星美展”开始，这场发生在中国的美术界的运动就一直在西方艺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关注之中。“星星美展”的游行，当时驻北京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发了消息，各大报刊和电视台都做了头条报道，甚至连叶剑英在国庆发表的重要讲话，国外都没有报道，全部被游行的消息冲掉了。
1986年，已经毕业留校的费大为应法国造型艺术局的邀请，去法国讲学、工作8个月。1987年，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大地魔术师》展览。新任馆长马尔丹请费大为前去做“八五新潮”的讲演。费大为对“八五新潮”的介绍惊动了他们：
“当时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类似于北朝鲜的地方。在北朝鲜这样的地方，居然有人做观念艺术、做达达主义，而他们竟然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而到1987年的时候，苏联的地下艺术，他们已经非常明白了。”费大为说。
对于当时的马尔丹来说，关于“八五新潮”的展览，这是以“艺术全球化”为宗旨的《大地魔术师》的一个秘密武器。当时的马尔丹，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水墨画和毛笔字的阶段。本来，他是想看看：“中国有没有更新的传统艺术，来抵抗西方文化。”
因为要筹备这个展览，马尔丹特意来了中国，费大为带他去见了“八五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栗宪庭、高名潞。
“我认为一定要交流”，费大为说。
“大地魔术师”展出了“八五新潮”画家黄永砯，杨诘苍，顾德新的作品。1989年的“大地魔术师”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艺术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参展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印度、非洲、美洲等等，中国也包括在内。但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在西方得到展示。
也是在1989年，费大为接受法国外交部自由研究学者基金在法国从事研究、讲学。1990年费大为在法国南方布利耶尔村庄策划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海外的第一个展览《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陈箴、蔡国强、谷文达、杨诘苍、严培明。这也是中国策划人在海外策划的第一个大型展览。1991年费大为在日本福冈市策划了《非常口》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日本的第一次展览。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黄永砯、谷文达、杨诘苍、蔡国强以及北京的新刻度小组。
《大地魔术师》、《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非常口》，这些展览，在当时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当代艺术，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费大为开玩笑说，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中国艺术界的朋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费皮”：姓费的拉皮条的人。”
事实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去的人，很多人也都是依靠在国内时认识的策展人或者国外的朋友，才在国外站稳了脚跟。
陈丹青在《荒废集》中说：“不论星星还是八五运动，近三十年来各路闯祸坯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
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桩和外国人交往的事件，莫过于“星星女画家”李爽的“涉外婚姻”。李爽本来是画家严力的女朋友，认识了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外交官白天详之后，和白天详谈起了恋爱。由于社会压力，也因为作画方便。李爽在白天详的外交官公寓里待了3个月。被公安机关以“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和“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缉捕并判处2年的劳动教养。而白天详也被驱逐出了中国。
1983年，密特朗总统访华，他特意向邓小平提到这件事：“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1983年，李爽抵达巴黎与白天详团聚。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1984年底，李爽与白天详在巴黎的DONGUY画廊举行了婚礼。
费大为说，他最怀念的，是整个80年代的那种精神能量。政治状况和气候并不完全如人意。大多数时候，气候在波浪运动中左右拉锯。然而人们几乎饥渴地呼吸着每一口来自外界的新鲜空气和讯息，激情饱满地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时代的认识，表达着自我的那股精气神。
“当时关于艺术的讨论、辩论，好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大家见面都是在那里谈想法，比如：我昨天看了什么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好像在比谁的智商厉害，谁的想法多，谁的想法好。”费大为回忆。
这种激情并不求回报：“有人当时说想写一本没有人能看得懂的书，或者是说想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10 年以后才会有人发现其中有什么秘密，总之就是不考虑实现的可能性。”
费大为那时喜欢哲学，当时，他有一个野心：把这方面的书全买完，全看完。
艺术思潮每两周、三周就变幻一次，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出来。艺术家采用“幻灯片串联”的方式来交换信息：“我们把几千张幻灯片打包，寄到上海去，把上海美术界的人都集中起来看了几天，一张一张地看，看完以后，把上海新的幻灯片加进去，再寄到湖北去，再看几天，然后再加进去，像滚雪球这样走，这是巨大的宣传系统。”费大为介绍。
黄永砯那时经常拿着自己的幻灯片来问费大为：“你看我放映这张作品是不是太过分了。”费大为说，不过分。永砯就放幻灯片，他放出来的是西方19 世纪的油画，跟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他就说：“拿错了幻灯片，拿错的也没关系嘛。反正都是幻灯片，是不是我的作品根本不重要吗。”
费大为说：“这招太毒了，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回忆“八五运动”，费大为认为：“‘八五运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在艺术上建设了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人多、人少都不在乎，在乎的是它当时所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诞生出来的一些个人所达到的高度，这是是后来的人很难企及的。当时黄永砯他们写的一些东西，是现在人根本写不出来，现在的小青年哪怕是快四十岁的人，五十岁的人都写不出来，而当时黄永砯才二十多岁。‘八五’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作品，没有这样一批人的话，那我觉得它是毫无价值。”
画家严力则说：“这个价值就是我们当时及时地反应了，我们没有压抑，看到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地去表达，而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条件来表达，能把我们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对社会、对自己的感情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费大为说，那时，马尔丹来到中国，他希望看到一些更新的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用以抵抗西方的东西。
他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恰好不是在这个状态下：“中国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打倒西方的东西。”
王克平和黄锐一趟一趟地把木雕从四楼搬下，装到卡车上，开到美术馆路东的美术学院附中，又一趟一趟地将木雕搬至三楼一个朋友的宿舍。此人也非常紧张，只答应放一个晚上。
这是1979年9月26日的一个晚上，王克平那时还是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自己学做木雕。几个月前，一个搞美术的朋友来看他，看到满屋子的木雕，告诉他，城里有叫黄锐和马德升的两个年轻人，想自己搞一个美术展览，不是美术专业的人也可以参加。王克平一听乐了：那也给我展展啊。
王克平并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个“不是美术专业的人”也可以参加的展览，最后竟然会成为一个惊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事件。他完全出自自己的天分、感觉和热情而创作的作品，后来竟然会被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巴黎市政府、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大学等各国的艺术中心和博物馆收藏。
画会的名字，叫做星星，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小哥儿们几个都不算专业美术院校或艺术院团的专业人士，大多也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严力当时是北京市第二机床厂的工人，星星美展前他刚画过两个月的画，那年头没画布，都是画在木板或者床单上，很快就用完了家里的布票。马德升从没听说过康定斯基。而钟阿城，则是作家。
他们行动的初衷，用北京话来说，是“叫板”：叫专业画家的板。
选在9月27日这天动手，用王克平自己的话来说，是“政治气候反复无常，大家商议不能再等。”
那是1979年、新旧时代更迭的一年。三年前，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两年前，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一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西单出现民主墙。
原本，他们想把展览的地址定在西单民主墙，然而最后，还是选定了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然而，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展览之前，他们发现，原定的展览地被绳子圈了起来，小花园的草皮被铲除。
9月27日一早，王克平、黄锐、马德升，23名“星星画展”的成员，将他们的150余幅作品整齐地挂在了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上。
很快，这一展览引起了群众围观。
2007年11月，北京的今日美术馆，这一段铁栅栏，被完整地复制，放在刚刚建筑好的美术馆中。
在这个被命名为《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的展览，是近30年来国内第一次对这次运动的公开纪念展览。它与2007年9月在尤伦斯开展的《八五新潮：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
“原点”认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星星画会可以视为文革以来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它不仅承载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艺术价值，也在事实上担任了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风貌的媒质。”
原点汇集了艾未未、黄锐、马德升、李爽、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尹光中、严力、杨益平、赵刚等老“星星”成员1985年之前创作的近百件作品，并且请来了那个年代的诗人多多、梁小斌、严力、宋琳、潞潞、西川、欧阳江河等现场朗诵，很好地复制了那个年代的气氛。
而9月开展的《八五新潮：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则在尤伦斯基金会雄厚的资金支持下展出了谷文达、 吕胜中 、王广义、张培力、 张晓刚等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
在尤伦斯基会主任、策展人费大为撰写的展览简介中，他认为：“'85新潮”是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打破了艺术工具主义和一元化的状态，迈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步。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大量艺术史上杰出的作品。在20年以后的今天，回顾“'85新潮”具有特殊的意义。
20年前的人与事，忽然变成了2007年的热点，这背后，是当年中国当代艺术“欣欣向荣”的语境。2006年开始，中国现当代艺术作品在西方的价格开始井喷。张晓刚、祁志龙等人的作品接连拍出了天价。昔日众人眼中“穷愁潦倒”、“不务正业”的画家群体忽然变成了新贵阶层。《原点》的展览上：艾未未用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吻说，中国当代艺术就像一支奇怪疯涨的股票，开始大家都不服，不相信是真的，但它历时许久还是如此坚挺，就引发了大家“翻箱底”的冲动。
艾未未尤其认为：“标榜谁是先做这件事的人，无聊。”
“原点”和“八五”关系，《原点》策展人朱朱的解释可能是最为妥当的：“星星点火，八五燎原。”
“星星”和“八五” 运动并不完全相同。“星星”很大的意义是“起事”，是“呼喊”，喊出一代青年人自己的心声。反抗体制对他们的压抑和束缚。马德升在美院的讲演上破口大骂：“官方画家完了，就知道挣钱。”
八五运动，则有阵地，有规则，有理论，有目标。美研所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在1985年到1989年的四年间，不断介绍欧美现代艺术和中国的新锐艺术。相较于“星星”对“艺术自由”的呼喊，“八五运动”的主题思想，更多的是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复出。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八五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事后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八五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
当时并没有“策展人”的概念。无论是1985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还是“中国现代艺术展”八九大展，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进入了最官方的中国美术馆。
然而，翻开那时艺术家们的书信往来，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和国外相关人士的交往： 在1986年代谷文达写给高名潞的信中，他就写道：“我有一批幻灯片和照片在彼得.塞尔兹手上。他极感兴趣，对我的作品称赞备至，准备马上选文向美国艺术杂志投。他在杭没能见我，也未能见我的作品，只在外办看到一张不太好的作品，就得到了他的肯定。”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出国热。费大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所有的街区，那个楼几个人出国了，这时出国的数量非常大。所以艺术界在1989年之前，可以说不管是画写实的也好，画前卫的也好，起码走了几千人。”
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艺术界出国热潮的状况：“80 年代后半期不仅是前卫的高潮，也是年轻人出国的高潮。这两个运动重叠的结果是，前者几乎被后者所抽空。至90 年代初，出国的年轻艺术家至少有几千人。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活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大部分已离开了中国移居海外，在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重新开始他们的工作。其中，艺术家陈箴1986 年来到法国，谷文达、蔡国强1987 年移居北美和日本。黄永砯和杨诘苍于1989 年移居法国，沈远1990 年移居法国，徐冰、王度和吴山专1991 年分别移居美国、法国和德国。'85 运动中的批评家出国的也不在少数。我在1989 年移居法国，侯瀚如1990 年移居法国，高名潞1991年移居美国。孔长安也在同年去意大利，后移居美国；'85 运动中活跃的批评家王小箭、张蔷和唐庆年也相继在90 年代初移居美国。”
采访中，费大为这样解释当时的风气：“中国是一个封闭了很久的国家。那时候，外国人到中国来，还会形成巨大的围观现象。改革开放，整个文化的窗打开了。当时大家觉得外国人的文明很发达，而我们很落后。所以当时，抓到一个外国人，就会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努力在了解外部世界。费大为说。”
某种程度上，王克平开始做雕塑，也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物质刺激”。那时，王克平跟剧团同事白敬周学画。白敬周用画跟外国人换来了一台收录两用的录音机。王克平本来在剧团里负责写剧本。然而，剧本是没办法跟老外换录音机的。所以，当他偶然俯身拾起路边一段木椅的残料时，他心里的想法是：“要是刻出个东西来，或许就能换个录音机什么的，起码也能换盘原版磁带吧！”
王克平在回忆文章中说：“星星画展”对他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了外国人。
事实上从“星星美展”开始，这场发生在中国的美术界的运动就一直在西方艺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关注之中。“星星美展”的游行，当时驻北京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发了消息，各大报刊和电视台都做了头条报道，甚至连叶剑英在国庆发表的重要讲话，国外都没有报道，全部被游行的消息冲掉了。
1986年，已经毕业留校的费大为应法国造型艺术局的邀请，去法国讲学、工作8个月。1987年，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大地魔术师》展览。新任馆长马尔丹请费大为前去做“八五新潮”的讲演。费大为对“八五新潮”的介绍惊动了他们：
“当时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类似于北朝鲜的地方。在北朝鲜这样的地方，居然有人做观念艺术、做达达主义，而他们竟然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而到1987年的时候，苏联的地下艺术，他们已经非常明白了。”费大为说。
对于当时的马尔丹来说，关于“八五新潮”的展览，这是以“艺术全球化”为宗旨的《大地魔术师》的一个秘密武器。当时的马尔丹，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水墨画和毛笔字的阶段。本来，他是想看看：“中国有没有更新的传统艺术，来抵抗西方文化。”
因为要筹备这个展览，马尔丹特意来了中国，费大为带他去见了“八五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栗宪庭、高名潞。
“我认为一定要交流”，费大为说。
“大地魔术师”展出了“八五新潮”画家黄永砯，杨诘苍，顾德新的作品。1989年的“大地魔术师”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艺术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参展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印度、非洲、美洲等等，中国也包括在内。但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在西方得到展示。
也是在1989年，费大为接受法国外交部自由研究学者基金在法国从事研究、讲学。1990年费大为在法国南方布利耶尔村庄策划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海外的第一个展览《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陈箴、蔡国强、谷文达、杨诘苍、严培明。这也是中国策划人在海外策划的第一个大型展览。1991年费大为在日本福冈市策划了《非常口》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日本的第一次展览。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黄永砯、谷文达、杨诘苍、蔡国强以及北京的新刻度小组。
《大地魔术师》、《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非常口》，这些展览，在当时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当代艺术，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费大为开玩笑说，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中国艺术界的朋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费皮”：姓费的拉皮条的人。”
事实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去的人，很多人也都是依靠在国内时认识的策展人或者国外的朋友，才在国外站稳了脚跟。
陈丹青在《荒废集》中说：“不论星星还是八五运动，近三十年来各路闯祸坯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
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桩和外国人交往的事件，莫过于“星星女画家”李爽的“涉外婚姻”。李爽本来是画家严力的女朋友，认识了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外交官白天详之后，和白天详谈起了恋爱。由于社会压力，也因为作画方便。李爽在白天详的外交官公寓里待了3个月。被公安机关以“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和“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缉捕并判处2年的劳动教养。而白天详也被驱逐出了中国。
1983年，密特朗总统访华，他特意向邓小平提到这件事：“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1983年，李爽抵达巴黎与白天详团聚。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1984年底，李爽与白天详在巴黎的DONGUY画廊举行了婚礼。
费大为说，他最怀念的，是整个80年代的那种精神能量。政治状况和气候并不完全如人意。大多数时候，气候在波浪运动中左右拉锯。然而人们几乎饥渴地呼吸着每一口来自外界的新鲜空气和讯息，激情饱满地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时代的认识，表达着自我的那股精气神。
“当时关于艺术的讨论、辩论，好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大家见面都是在那里谈想法，比如：我昨天看了什么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好像在比谁的智商厉害，谁的想法多，谁的想法好。”费大为回忆。
这种激情并不求回报：“有人当时说想写一本没有人能看得懂的书，或者是说想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10 年以后才会有人发现其中有什么秘密，总之就是不考虑实现的可能性。”
费大为那时喜欢哲学，当时，他有一个野心：把这方面的书全买完，全看完。
艺术思潮每两周、三周就变幻一次，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出来。艺术家采用“幻灯片串联”的方式来交换信息：“我们把几千张幻灯片打包，寄到上海去，把上海美术界的人都集中起来看了几天，一张一张地看，看完以后，把上海新的幻灯片加进去，再寄到湖北去，再看几天，然后再加进去，像滚雪球这样走，这是巨大的宣传系统。”费大为介绍。
黄永砯那时经常拿着自己的幻灯片来问费大为：“你看我放映这张作品是不是太过分了。”费大为说，不过分。永砯就放幻灯片，他放出来的是西方19 世纪的油画，跟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他就说：“拿错了幻灯片，拿错的也没关系嘛。反正都是幻灯片，是不是我的作品根本不重要吗。”
费大为说：“这招太毒了，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回忆“八五运动”，费大为认为：“‘八五运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在艺术上建设了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人多、人少都不在乎，在乎的是它当时所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诞生出来的一些个人所达到的高度，这是是后来的人很难企及的。当时黄永砯他们写的一些东西，是现在人根本写不出来，现在的小青年哪怕是快四十岁的人，五十岁的人都写不出来，而当时黄永砯才二十多岁。‘八五’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作品，没有这样一批人的话，那我觉得它是毫无价值。”
画家严力则说：“这个价值就是我们当时及时地反应了，我们没有压抑，看到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地去表达，而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条件来表达，能把我们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对社会、对自己的感情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费大为说，那时，马尔丹来到中国，他希望看到一些更新的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用以抵抗西方的东西。
他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恰好不是在这个状态下：“中国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打倒西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