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杂志记者采访的留学生并不算少。起初，我们聚焦于那些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的学生，他们会谈自己第一眼看到外国景观时内心的震撼，他们痛感国家的落后，他们苦学，回国后发挥聪明才智，然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随着采访人物的增多，我们发现上面的思路其实有可补充之处。比如说日本问题专家吴伟明在回答《留学生》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是喜欢中国才去念日本历史。”为什么呢？他说：“当时在中国是看不清楚中国的，我希望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日本对中国很了解，文化上有接近性，它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一样，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多一个参照物。我真正的兴趣是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这个很新奇的看法其实宋代的苏轼早就说过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归国的留学生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发达国家学到了某些先进理念或技能之后，在国内未必能够马上实行。
　　通常的想法是改变国情来适应新技术，但渐渐我们发现，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地方，以往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有时真的需要留学生出国开了眼界之后，才能对这些“不同”进行恰当的判断。
　　然而，真正的开眼界谈何容易？弄清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就不简单。比如说，美国人一度用“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种人物看待中国人，而中国人对这两个人物完全不了解。荣获2014年度美国古根海姆奖的作家黄运特写了新书《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评论认为这是“中国人看美国人看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今天，认识、理解自己或对方，都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黄运特在接受《留学生》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你以为陈查理是中国人的代表，但他其实是美国人创作的中国人，所以这个相互之间的态度一直是流动的。”
　　这种“流动”的确是“相互”的。曾经名噪一时的北大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以他日本学生会会长的身份，俊朗的外形，流利的汉语一度成为中国媒体的宠儿。但其实年仅18岁的加藤嘉一来到中国时几乎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人脉，不会一句中文。而他面对的第一位的问题是：生存。他回忆那段时期的生活时对《留学生》记者说：“到北大留学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全家都对此有共识，因为在中国留学能更省钱。”
　　白岩松曾这样评价他：“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加藤嘉一看到这句话后“全身都发抖了。我感谢他对我有这样的评论。我知道，中国对我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过于抬高了我。”
　　留学，的确能加深留学生对中国的理解。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中国，才能更好地完善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