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小康》:云门舞集三十六年来,哪个时期是最困难的?
　　林怀民: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现在,负担很重。比如说,盖房子钱不够。
　　去年年初,“云门”排练场被一把莫名的火烧了,那时我就做了决定,要永续经营。去年的大火,烧不掉“云门”的生命力。五千多位民众捐款支持“云门”重建,有大企业家捐赠的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同样珍贵。当时,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开哈雷的机车男孩停下来,说‘你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加油!’正是很多这样的温暖和支持,让我们即使在财务最差的时候也要干下去。
　　《小康》:你最近两年是否会退休?
　　林怀民: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希望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创作者必须永远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当你安稳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就是死亡。
　　不过我相信,在我之后,不管谁成为“云门”艺术總监,“云门”的生命力都是存在的。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我希望“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21世纪,应该有新世代的编舞家,做新的作品。“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小康》:台湾文化人蒋勋说过,你的《薪传》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样板戏对你的早期美学观有怎样的影响?
　　林怀民:(眼睛瞪大,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曾经说过这种话。那个时代在国外的台湾人,当然是唱过革命歌曲的,我也看过《东方红》,那种高昂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但我想这跟南北文化差异有关。但我的确没想过把《东方红》编进去。
　　《小康》:你跟三毛女士是很好的朋友。上个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女性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全部想象。
　　林怀民: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
　　前两年我到威尼斯,听到“嘎啦嘎啦”的台语,一群来自台南乡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旅游,在广场上喂鸽子。我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威尼斯怎么样。他们说欧洲很好啊,可是家里的那亩菜要收了,不知道孩子们弄得好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已经与世界联系紧密,特别是解严以后,无所不可,你脱衣服露屁股,没有人抬眉毛。
　　《小康》: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与青年时相比,有没有变化?
　　林怀民: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很倔强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母亲生病住院,半夜一点我回家,电梯里有个人,吓我一跳。那人说,要跟“云门”的舞者说谢谢,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时,他们一家三代在一个棚子里过了好久,“云门”来了,老先生和老太太第一次有了笑容。对我来讲,这是比《纽约时报》的舞评更好的褒奖。
　　毕竟跳舞不是让人赏玩的,是要与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舞蹈可以激励,可以安慰。我常常对“云门”舞者说,我们不是艺人,不是在歌剧院只对有某种收入的人演出。我们是有用的人。“云门”刚成立时,十来个人的舞团去乡村演,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变节,去基层演出,现在还在进行。
　　《小康》:在这个影像盛行的时代,舞蹈的位置在哪里?
　　林怀民:舞蹈是活生生的身体,那个律动和呼吸是不可取代的。舞蹈是一开始发生就会失踪的东西,非常珍贵。这样瞬间即逝的艺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媒体机器的时代,才越发显得难得。
　　
　　林怀民:
　　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主要舞作:《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