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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数法是汉语史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语言，在称数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形式和方式。王力曾指出“中国人的称数法，乃中国语法的一个主要部分”。所以，“弄清汉语称数法在各个时期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不仅有助于汉语史本身的研究，同时对中西方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丰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将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下面我们就前人对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对称数法概念及内涵的认识
现代意义的称数法研究理论可追溯至布龙菲尔德的“替代法”。他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可以归纳成句型、结构和替代三大类，替代类型在世界各地的语言里是异常广泛和一致的，尤其表示计数和识别关系的替代类型则显得更加一致。王力受其影响，在《中国现代语法》（1944）中首次使用“称数法”的概念研究汉语，指出称数法和替代法有一定的联系，将两者合为一章进行论述。但王力在书中并未提及“称数法”的定义，直到1946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纲要》中才指出：“称数法就是关乎数目的称呼方法。” 这个定义有一定的局限，遭到很多批评。后来王力在《汉语史稿》（1958）中未提“称数法”，只在“数词的发展”一节论述了相关的内容。1983年的《汉语语法史》把“称数法”和“单位词”分开讲，仍未提“称数法”的定义问题，只是更看重“称数法”自身的系统与发展。
其实在王力提出“称数法”之前，我国语言学界的先辈们就已经论及称数的有关问题。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中对“滋静”的分类（分为数目、序数、约数三类）就相当于后来语法书所说的基数词、序数词和分数词，初步建立起称数法研究的框架。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分别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两节讨论了称数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注重数量词功能和意义的关系，很有启发性。 后来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释》（1935）也将有关称数的内容放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名下讨论，只是分类更加细化。1942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汉语的八大表达范畴，首列“数量范畴”，虽未用“称数法”的名称，但已涉及其实质内容并从范畴论的角度提高了“称数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
1954年，周法高以“古代的称数”为题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称数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泛时探讨。该书不拘于“称数法”、“数词”、“量词”等概念以及它们与“形容词”、“代词”、“副词”等名称上的纠缠，而是以大量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与称数相关的各个方面，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古汉语的称数系统。自此，“称数法”正式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
二、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现状
古汉语的称数法在上古时期已经得到较为完备的发展，基数（一、二、五、百、千、万）与序数（第一、伯、仲、叔、季）、整数与零数（庄公“十有一年”）、分数（什一、半）与倍数（六六三十六）、定数（二十，三千）与概数（数百，二三）以及问数（几，几所）都形成了各自的表达方式，其中许多一直流传到后世，有些甚至沿用到现代，王力、向熹、周法高等人的论著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虽然诸家论述各有侧重，但观点大致相同。目前语言学界对上古时期语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金文方面，如郭沫若对卜辞的干支、数字的研究，饶宗臣对殷人数观念的探讨，管燮初关于甲骨文、金文数字的研究，陈梦家对卜辞数词、单位词的研究，沈培关于卜辞语序的专论，马国权的两周铭文数量词研究等。专书称数法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张林林的《〈尚书〉中数词的特殊用法》（1984），黄高宪《〈诗经〉数量词的用法及特点》（1982），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1989），日本牛岛德次《〈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1955），刘利《〈国语〉的称数法》（1994）等。
中古时期的称数法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王力、潘允中、向熹、柳士镇、太田辰夫等人的著作中都设有专门章节对数词进行讨论。向熹着重谈了约数和不定数的表示法的发展。柳士镇谈到表示序数的前缀“第”字完成虚化的过程，概数、问数、基数在表达上出现的一些新形式。潘允中认为虚数后面直接接上名词，如“第一人”“第二名”之类的用法起源于汉魏六朝。除此之外，骆晓平《“大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方法源流略考》(1996)系统地讨论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的方法，列举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法的十几种格式以及AB(A代表大数,B代表小数。如:五三)、AXBX(如:三年二年)、AABB(如:三三两两)、XAXB(如:五申三令)四种组合方式，认为“大数冠小数”的约数表示法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更为发达的“小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法的一种陪衬，六朝时期是“大数冠小数”表约数较为多见的一个时期。南京大学张延成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 2001)则集中对中古汉语“数词的句法功能”“复合数词的构造”“序数、分数与倍数”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是近年来较为系统的中古数词研究著作。
近代汉语的基数、序数、倍数和分数表示法基本沿用中古，只是相对于中古的约数、不定数和零数的表示法，近代有了新的发展。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着重论述了不定数的新变化，即在基数后加“把”“多”“来去、来往”“上下”“外、开外”，或在基数前加“上”表示约数，“好几”“好些”“三五七”等新的表示法的出现。只是作者仅罗列了约数和不定数变化的新形式，并未追寻这些形式变化的根源。宋代开始我国有了零数的特殊表示法，先是用“单”表示零位数，1247年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最早应用零（○）的符号表示空位，明清逐渐普遍应用。王力认为零数的表示最早源于数学上的演算，因为“演算时用籌（即数码），碰到有零位的数字，用笔写下来的时候，容易引起差错，所以创造一种‘○’号代表零位。” 后人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关于近代汉语语料的称数法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吕叔湘、刘坚关于概数助词的研究，周春梅关于敦煌变文称数法的研究，赵克诚、俞光中等人在近代汉语语法专著中有通论方面的讨论，近代汉语的称数法研究相对薄弱些。
另外，洪成玉的《古代汉语中的系数结构》（1979），江蓝生的《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1984），萧国政、李英哲的《汉语确数词的系统构成使用特点和历史演进》（1997），张延俊的《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2002），冯雪燕的硕士论文《古汉语数量结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4）等从历时层面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称数法研究中，开创了称数法研究的新思路。
三、古代汉语称数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问题：（一）称数法的定义不全面。王力提出称数法是“关乎数目的称呼方法”，似乎有些简单片面。既然是关于数目的称呼方法，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称呼”？“称呼”的方法又是什么？这些王力都没有论述，其他学者虽然对王力的定义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对“称数法”做进一步的完善。很多学者认为汉语语法研究应对语言存在的一般的数量关系及其指称的研究，不必为反复“正名”耗费文字，但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我们的称数法研究就犹如无源之水，是难以发展的。（二）概数词的称谓不统一，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以柳士镇、周法高等人为代表的“概数”说，柳士镇在《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中明确指出“概数，也称约数，是与定数相对待的概念，表示大概、约略的数目”，现在大多数语法论著都采用其观点；第二种是以向熹、潘允中为代表的“约数与不定数”并称说，他们在论著中把表示约略的数目分为约数和不定数两种，这种说法也相当普遍，但约数与不定数的区分界线本身就很模糊，容易引起混淆；第三种是以张延成为代表的“不定数”说，他以一个定点为中心来讨论数量词的表数用法，这种说法是后起新兴的，方法新颖独特，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不定数的种种情况。但不管孰优孰劣，这诸多的称谓都使研究者无所适从，难以发现概数词的演变规律，所以，只有统一概数词的称谓，才有利于科学的称数法系统的建立。（三）称数基本方式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称数的基本方式主要是依据数量组合关系来划分的，但目前尚无论著对数量组合关系作统一的划分，现有的称数法专书研究，都是不自觉地沿袭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中的名量称数和动量称数模式，缺乏科学依据。总之，目前的研究成果仅限于这一理论的运用，对于其不足之处很少有人论及，所以，我们还需继续深入研究，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更好地为我们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所用。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5.
[2]刘利.《国语》的称数法[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 ,(4)：69.
[3]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
[4]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7.
[5]牛岛德次（日）.周生亚译.《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M].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2).
[6]冯学燕.古汉语数量结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7]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J].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8]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9]林涛.《左传》序数考[M].广西大学学报，1984,(1).
[10]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1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杨伯峻 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8).
[13]张延成.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
[14]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茹益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对称数法概念及内涵的认识
现代意义的称数法研究理论可追溯至布龙菲尔德的“替代法”。他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可以归纳成句型、结构和替代三大类，替代类型在世界各地的语言里是异常广泛和一致的，尤其表示计数和识别关系的替代类型则显得更加一致。王力受其影响，在《中国现代语法》（1944）中首次使用“称数法”的概念研究汉语，指出称数法和替代法有一定的联系，将两者合为一章进行论述。但王力在书中并未提及“称数法”的定义，直到1946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纲要》中才指出：“称数法就是关乎数目的称呼方法。” 这个定义有一定的局限，遭到很多批评。后来王力在《汉语史稿》（1958）中未提“称数法”，只在“数词的发展”一节论述了相关的内容。1983年的《汉语语法史》把“称数法”和“单位词”分开讲，仍未提“称数法”的定义问题，只是更看重“称数法”自身的系统与发展。
其实在王力提出“称数法”之前，我国语言学界的先辈们就已经论及称数的有关问题。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中对“滋静”的分类（分为数目、序数、约数三类）就相当于后来语法书所说的基数词、序数词和分数词，初步建立起称数法研究的框架。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分别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两节讨论了称数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注重数量词功能和意义的关系，很有启发性。 后来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释》（1935）也将有关称数的内容放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名下讨论，只是分类更加细化。1942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汉语的八大表达范畴，首列“数量范畴”，虽未用“称数法”的名称，但已涉及其实质内容并从范畴论的角度提高了“称数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
1954年，周法高以“古代的称数”为题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称数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泛时探讨。该书不拘于“称数法”、“数词”、“量词”等概念以及它们与“形容词”、“代词”、“副词”等名称上的纠缠，而是以大量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与称数相关的各个方面，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古汉语的称数系统。自此，“称数法”正式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
二、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现状
古汉语的称数法在上古时期已经得到较为完备的发展，基数（一、二、五、百、千、万）与序数（第一、伯、仲、叔、季）、整数与零数（庄公“十有一年”）、分数（什一、半）与倍数（六六三十六）、定数（二十，三千）与概数（数百，二三）以及问数（几，几所）都形成了各自的表达方式，其中许多一直流传到后世，有些甚至沿用到现代，王力、向熹、周法高等人的论著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虽然诸家论述各有侧重，但观点大致相同。目前语言学界对上古时期语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金文方面，如郭沫若对卜辞的干支、数字的研究，饶宗臣对殷人数观念的探讨，管燮初关于甲骨文、金文数字的研究，陈梦家对卜辞数词、单位词的研究，沈培关于卜辞语序的专论，马国权的两周铭文数量词研究等。专书称数法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张林林的《〈尚书〉中数词的特殊用法》（1984），黄高宪《〈诗经〉数量词的用法及特点》（1982），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1989），日本牛岛德次《〈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1955），刘利《〈国语〉的称数法》（1994）等。
中古时期的称数法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王力、潘允中、向熹、柳士镇、太田辰夫等人的著作中都设有专门章节对数词进行讨论。向熹着重谈了约数和不定数的表示法的发展。柳士镇谈到表示序数的前缀“第”字完成虚化的过程，概数、问数、基数在表达上出现的一些新形式。潘允中认为虚数后面直接接上名词，如“第一人”“第二名”之类的用法起源于汉魏六朝。除此之外，骆晓平《“大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方法源流略考》(1996)系统地讨论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的方法，列举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法的十几种格式以及AB(A代表大数,B代表小数。如:五三)、AXBX(如:三年二年)、AABB(如:三三两两)、XAXB(如:五申三令)四种组合方式，认为“大数冠小数”的约数表示法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更为发达的“小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法的一种陪衬，六朝时期是“大数冠小数”表约数较为多见的一个时期。南京大学张延成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 2001)则集中对中古汉语“数词的句法功能”“复合数词的构造”“序数、分数与倍数”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是近年来较为系统的中古数词研究著作。
近代汉语的基数、序数、倍数和分数表示法基本沿用中古，只是相对于中古的约数、不定数和零数的表示法，近代有了新的发展。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着重论述了不定数的新变化，即在基数后加“把”“多”“来去、来往”“上下”“外、开外”，或在基数前加“上”表示约数，“好几”“好些”“三五七”等新的表示法的出现。只是作者仅罗列了约数和不定数变化的新形式，并未追寻这些形式变化的根源。宋代开始我国有了零数的特殊表示法，先是用“单”表示零位数，1247年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最早应用零（○）的符号表示空位，明清逐渐普遍应用。王力认为零数的表示最早源于数学上的演算，因为“演算时用籌（即数码），碰到有零位的数字，用笔写下来的时候，容易引起差错，所以创造一种‘○’号代表零位。” 后人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关于近代汉语语料的称数法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吕叔湘、刘坚关于概数助词的研究，周春梅关于敦煌变文称数法的研究，赵克诚、俞光中等人在近代汉语语法专著中有通论方面的讨论，近代汉语的称数法研究相对薄弱些。
另外，洪成玉的《古代汉语中的系数结构》（1979），江蓝生的《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1984），萧国政、李英哲的《汉语确数词的系统构成使用特点和历史演进》（1997），张延俊的《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2002），冯雪燕的硕士论文《古汉语数量结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4）等从历时层面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称数法研究中，开创了称数法研究的新思路。
三、古代汉语称数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问题：（一）称数法的定义不全面。王力提出称数法是“关乎数目的称呼方法”，似乎有些简单片面。既然是关于数目的称呼方法，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称呼”？“称呼”的方法又是什么？这些王力都没有论述，其他学者虽然对王力的定义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对“称数法”做进一步的完善。很多学者认为汉语语法研究应对语言存在的一般的数量关系及其指称的研究，不必为反复“正名”耗费文字，但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我们的称数法研究就犹如无源之水，是难以发展的。（二）概数词的称谓不统一，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以柳士镇、周法高等人为代表的“概数”说，柳士镇在《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中明确指出“概数，也称约数，是与定数相对待的概念，表示大概、约略的数目”，现在大多数语法论著都采用其观点；第二种是以向熹、潘允中为代表的“约数与不定数”并称说，他们在论著中把表示约略的数目分为约数和不定数两种，这种说法也相当普遍，但约数与不定数的区分界线本身就很模糊，容易引起混淆；第三种是以张延成为代表的“不定数”说，他以一个定点为中心来讨论数量词的表数用法，这种说法是后起新兴的，方法新颖独特，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不定数的种种情况。但不管孰优孰劣，这诸多的称谓都使研究者无所适从，难以发现概数词的演变规律，所以，只有统一概数词的称谓，才有利于科学的称数法系统的建立。（三）称数基本方式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称数的基本方式主要是依据数量组合关系来划分的，但目前尚无论著对数量组合关系作统一的划分，现有的称数法专书研究，都是不自觉地沿袭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中的名量称数和动量称数模式，缺乏科学依据。总之，目前的研究成果仅限于这一理论的运用，对于其不足之处很少有人论及，所以，我们还需继续深入研究，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更好地为我们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所用。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5.
[2]刘利.《国语》的称数法[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 ,(4)：69.
[3]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
[4]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7.
[5]牛岛德次（日）.周生亚译.《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M].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2).
[6]冯学燕.古汉语数量结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7]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J].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8]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9]林涛.《左传》序数考[M].广西大学学报，1984,(1).
[10]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1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杨伯峻 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8).
[13]张延成.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
[14]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茹益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