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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不论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的哲学家，都是非常关注的。苏格拉底认为“人类正经的研究对象是人”，孔子说“不事人焉事鬼”，都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由人组成的社会。
十七世纪英国有一位约翰·格苏恩特，可谓别出心裁，他于166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颇有点古怪，叫做《自然和政治的观察，在下面的索引中提述，根据死亡率表作出》(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ations,mentioned in following lndex,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原来他是根据伦敦一百三十个数区每周埋葬人数的统计表进行仔细的分析，分析出六十三种死亡原因，如流产、恐惧、衰老、病疾、中风、疯狗咬等等，特别注意到“法兰西波疱”(即古代的“艾滋病”)导致死亡的情况；分析死者性别，得出结论，男性人口超过女性约十三分之一；由此分析住房情况，城内住宅是全部住宅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伦敦城内和周围有45720个家庭，因此，人口估计约为384000人，按照已经得出的比例，其中199112人为男性；进而分析死者身份和社会地位，由此研究伦敦的各阶级分布的现实状况，研究所得的成果极有价值。
约翰·格苏恩特生存活动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明天启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当时的中国似没有人做过类似于约翰·格苏恩特的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国若有人象约翰·格苏恩特那样做研究，可能会遭人讥笑，认为这太琐细了，简直迫乎无聊，其实这是很有价值的研究。约翰·格苏恩特可谓近代社会学的先驱，他的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方法。他用的是近代科学的方法：一为数学方法的运用，一为理性的分析和归纳，不作笼统的空泛的宏论，而是将社会现象分门别类，将一个个问题加以专门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有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是由胡适引起的。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却去高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不去研究女工问题，娼妓问题，却去高谈什么妇女解放主义。”今日反思：胡适的话是否有一点点可取之处？二十世纪的社会现象变化太急，情况太复杂，相对而言，社会学研究是大大滞后了。社会学的使命大矣哉！
——《江南视野》以社会学研究为宗旨，创刊五周年纪念，向我约稿，我于社会学完全是门外汉，只能写下上面的一点随感，并以诗为贺：
风物江南入视野，杏花春雨一时妍。
惟期斯学明真理，高举慧灯照大千。
十七世纪英国有一位约翰·格苏恩特，可谓别出心裁，他于166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颇有点古怪，叫做《自然和政治的观察，在下面的索引中提述，根据死亡率表作出》(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ations,mentioned in following lndex,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原来他是根据伦敦一百三十个数区每周埋葬人数的统计表进行仔细的分析，分析出六十三种死亡原因，如流产、恐惧、衰老、病疾、中风、疯狗咬等等，特别注意到“法兰西波疱”(即古代的“艾滋病”)导致死亡的情况；分析死者性别，得出结论，男性人口超过女性约十三分之一；由此分析住房情况，城内住宅是全部住宅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伦敦城内和周围有45720个家庭，因此，人口估计约为384000人，按照已经得出的比例，其中199112人为男性；进而分析死者身份和社会地位，由此研究伦敦的各阶级分布的现实状况，研究所得的成果极有价值。
约翰·格苏恩特生存活动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明天启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当时的中国似没有人做过类似于约翰·格苏恩特的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国若有人象约翰·格苏恩特那样做研究，可能会遭人讥笑，认为这太琐细了，简直迫乎无聊，其实这是很有价值的研究。约翰·格苏恩特可谓近代社会学的先驱，他的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方法。他用的是近代科学的方法：一为数学方法的运用，一为理性的分析和归纳，不作笼统的空泛的宏论，而是将社会现象分门别类，将一个个问题加以专门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有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是由胡适引起的。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却去高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不去研究女工问题，娼妓问题，却去高谈什么妇女解放主义。”今日反思：胡适的话是否有一点点可取之处？二十世纪的社会现象变化太急，情况太复杂，相对而言，社会学研究是大大滞后了。社会学的使命大矣哉！
——《江南视野》以社会学研究为宗旨，创刊五周年纪念，向我约稿，我于社会学完全是门外汉，只能写下上面的一点随感，并以诗为贺：
风物江南入视野，杏花春雨一时妍。
惟期斯学明真理，高举慧灯照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