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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它后面藏的是深厚的文化。因此，对文学的批评就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其实它考验的更是一个批评家的综合素质，尤其他的世界观、人生觀、价值观，还有他对人性的理解。一个内心陈腐的人，和一个深具现代意识、心灵清明的人，面对同一部作品会有截然相反的感觉和结论。
在《鲁迅内外》自序里，王彬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思想演变历程，如何吐尽狼奶，进入清明、理性的境界的。这个过程，简略但清楚地呈现了一位优秀评论家是如何诞生的。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在《鲁迅：晚年情怀》一书里对胡适的“粗暴批判”，并说：“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①也深情感谢了徐友渔对他的“迎头痛击”，也促使他“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②。比如，《胡适文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著作，“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③。当然，他也同时指出：“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④经过这一番淘洗，王彬彬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清明的理性，这就让他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包括历史随笔等）有了不同俗人的境界，与那些常识不足、思维混乱、思想腐旧之流，截然划开了界限。王彬彬行文犀利，有时言辞过于尖刻，但心地善良，知错则改，他在自序里对王德威、严家炎的致歉，让人动容。我想，心地坦白，一片天真，也是王彬彬的文字那么打动人心，而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最大原因吧。
《鲁迅内外》是王彬彬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著作，收入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二十六篇，还有三篇附文。这些文章大多非常精彩，是目前鲁迅研究界难得的成果。尤其那些辩难文章，不仅胆识过人，而且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思想超前。当然，他为鲁迅辩护，但也尊重胡适，他明确提出，“在今天，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是值得鲁迅研究界认真对待的，我甚至想说，这种挑战是严峻的”。“鲁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并没有一种中国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应该如何’的理念”⑤。他对那些给鲁迅泼脏水者严词痛斥之，但也不避讳鲁迅的缺陷，这种清明的境界，是让我们钦服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胡鲁互补”的观点⑥，但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还有很多盲区，王彬彬的文章，对我启发甚大。
王彬彬后来撰写的《月夜里的鲁迅》也是一篇角度很新颖的文章。他从月夜入手，从鲁迅小说、散文、日记里，搜索文字，谈论鲁迅的喜爱月夜，和上海前后的变化，力图揭示鲁迅感伤的一面，看到鲁迅精神上阴润的一面、柔弱的一面。文章角度奇特，很有意思。我有时想，王彬彬骨子里是不安心做一位评论家的，他很多时候是按创作来写评论的。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书写，可能也有一种对当代文学的失望吧。
本文主要讨论王彬彬的当代文学评论，他的鲁迅作品评论不做重点研究对象。
一、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文坛三户》一书里，王彬彬对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批评。既有翔实的资料梳理，也有深刻的思想批判。他认为：“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位是基本准确的。然后分三章，用了二十多万字详细分析了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存在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作为文学史家的王彬彬体现了自己优秀的史家意识，把他们的创作放到历史长河里，进行纵向梳理，比如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脉络及变迁，都极其到位。严家炎等人认为金庸小说有一种“现代精神”，王彬彬做了详细分析，否定了这个观点，指出他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文化工业下的类型小说、通俗小说而已。而且认为“所谓‘侠客文化’与历史上的‘流氓文化’往往难分彼此”⑧。
对金庸的崇拜和热捧，是当代文坛的一件趣事，也是闹剧。我曾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能说是武侠小说的优秀之作，最多就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如今很多学者想把他推为文学的大师。王彬彬《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就专门反驳徐岱、严家炎等学者的观点，是一篇杂文式的评论。严家炎晚年热捧金庸，无论如何都可以算作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王彬彬此文专就他提出的“金庸热”四大特点展开批驳：一、持续时间长，二、覆盖地域广，三、读者文化跨度很大，四、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文章有理有节，论证严密，调皮幽默，颇具力量。其实，严格地说，严家炎为金庸辩护而提出的这四点，都无法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相反，只是证明了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而已。而就这四点而言，他也远远没有超过罗琳的《哈利·波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罗琳等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作品的畅销、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而成为世界大师，他们的作品也还是限制在通俗文化之内。因此，也就可以看出严家炎先生的童真与可爱之处，完全是一个小孩的态度，不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样子。至于他提出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似乎颇有力量，我很期待他从文本角度展开深入分析，结果没有，却只提供一个证据，就是邓小平和蒋经国都爱读金庸的小说，由此来论证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真让人哭笑不得。王彬彬批评说：“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最美味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⑨可谓一针见血。
在论述王朔小说时，王彬彬提出了他的小说创作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似、相通性，这倒是颇具新意。然后从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小说内容、小说结构等方面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尤其对王朔与大院文化的讨论，很有见地。其中对平民文化、贫民文化与痞子文化的辨析，不乏思想的冲击力。倘若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深度浸染，是写不出这样精彩、透彻的文字的。 对余秋雨的散文，持中允之论，认为《文化苦旅》颇有不错的几篇，但之后的散文，就空疏、浮泛了。重点讨论了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关系，并深入讨论了忏悔问题。有本文谈的是文学评论，兹不赘述。
“由于本书着眼点是‘论争’，所以并没有将三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论，而是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⑩在写作时，“把对论争本身的考察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本书是“批评的批评”11。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者才情的发挥，但第五章、第七章，还是非常精彩，说出了很多别人没有说的话。
王彬彬早年的成名作《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就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还有清澈的思想。他的《冷眼看“张热”》《值得悲哀的“汪曾祺热”》都是好文章，在1990年代初的热潮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看法，值得肯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1—2010）》，梳理十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随笔，颇见作者的思想底色。这样的文章，是如今高校教授大都不写的了，或者说没有能力写了。高校的量化管理，C刊论文的要求，科研项目的考核，不断地在生产大批的伪学术，“学术在项目化，而项目，却又往往是非学术化的”12。此文王彬彬选取的一些随笔作家，都不是文坛中人，在有些人看来就不是作家，但其实却是真正的随笔作家，如徐贲、林达、刘瑜、孙立平、秦晖、王学泰、雷颐、杨天石等，尤其对林达的表述，是很到位的，“通过对具体故事的讲述来说明那种具有普世意义的道理，是林达随笔写作的基本方式”。“完全可以说，林达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生活得更健康更合理。”13
当代文学为什么逐渐成了一个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上那么多的人都不关注文学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很关注作品的销量，他们倾心于如何让作品畅销。他们嘲笑启蒙，讽刺鲁迅，他们希望过一种游刃有余的日子，他们不喜欢格格不入。但真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经常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必须有一种批判精神，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残雪、余华，是当代文坛知名的两位作家，有些论者把他们从创作与鲁迅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小说就是鲁迅所呼唤的“真的恶声”。果真如此吗？王彬彬的《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写于1991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这是一篇他早期的论文，如今读来，还闪着智慧的光芒，有着清晰的思想。文章中，他通过对残雪、余华小说的文本细读，指出“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14。他们那么热衷于不厌其详且冷酷无情地描绘丑恶、肮脏、血腥，让人怀疑作者心理变态。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恶，但从不溢恶，他们热衷探究和拷问人的灵魂，就因为他们坚决不放弃对人的灵魂的希望，坚决拒绝否认从人的内心中能找出可以对抗人自身的恶的善。“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读残雪、余华的作品，常常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炫耀恶、品味恶、欣赏恶了。”15鲁迅生前期待“真的恶声”，但“在鲁迅眼里，残雪、余华小说恐怕不过是麻雀的唧唧啾啾吧”16。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重读此文，发觉王彬彬的犀利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我们读余华后期的长篇小说《兄弟》，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恶的热爱。17
《〈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长达两万多字，详细剖析了《红旗谱》的“虚假”和“拙劣”，那种文本细读的功夫和耐心，让人佩服。王彬彬说：“在写作此文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必须与一种巨大的无聊感抗争。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无聊的事。”他也知道“《红旗谱》这样的小说，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但看到某些人还是“极力称颂”这样的作品，只好努力写出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评论文章，体现的不仅是文本细读的功力，还有一位评论家的现代意识，一种批判精神。其实，评价当代文学，大多数时候考验的是评论家的精神境界、现代政治修养、理性思考能力。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他会把一部很烂的作品，捧成一部杰作。通过对欧美现代思想的研读，王彬彬自有一颗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大脑，因此，他看一部作品，自然就有一种新视野、新见识。
二、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王彬彬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18这句话，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那么突出？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我们读他的文章，非常吃惊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谙熟。他那篇批评刘禾、蔡翔等人的文章，就集中展现了他的这方面才力。他对惠雁冰《“样板戏”研究》的批评，真是牛刀小试，让人佩服。萨义德也说过，“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而不是美学的任务。我依然相信美学的作用;但‘文学王国’——‘因其自身的缘故’——则是错误的”19。
王彬彬曾撰有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从此文可以看清楚王彬彬的文学研究之路，也就理解了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历史散文书写的内在原因了。此文主要以陈寅恪的诗文互证入手，然后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現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文学性的。”20文章以日本学者阪口直树通过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认为《子夜》对其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把握是不准确的，有着重大偏差，而这也影响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王彬彬说：“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21
正因为有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丰厚的现代历史常识和深入的研究，王彬彬的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就有了迥异于一般人的视野和特色，也更有一种穿透力。他从不把自己罩在理论框架下，生搬硬套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甚至我们在他的文章里都很少看到西方文学理论的使用，他多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如诗文互证。当然，前面已经谈论过了，他对西方自由主义，包括西方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等，都有精深研究，但都是化于文字之中，而从不粘贴出来，炫人眼目。 《“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就是一篇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互动结合得很好的论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文本的解读，讨论了“样板戏”的不断改和不能改，很有意思，颇富见识。尤其提出的“样板戏”的两个铁则：一、突出武装斗争、强调地下工作只能是对武装斗争的配合;二、强化和突出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解释一切，足见作者的史识。
作为一名1962年生人，王彬彬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情有独钟（当然不是对作品，是對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多次谈及，而且每次谈，都能自出机杼，言人之未言。《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就是一篇代表作。那个时代，以“阶级情”取代“骨肉情”，是重大的政治方针，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但王彬彬发现：
然后，有趣的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当“骨肉情”取代了“阶级情”后，自身又往往以“骨肉情”的名目出现。例如，“阶级兄弟”这说法，曾经十分流行。而“阶级兄弟”这种称谓，就很耐人寻味。这就让“阶级情”具有了“骨肉情”的名目。《红灯记》中的三代人，本无丝毫血缘关系，但却又以“一家三代”的名目出现。那个时代竭力歌颂的“阶级情”，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江湖情”的变种，或者说，是政治化的“江湖情”;而“江湖情”重于“骨肉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谙熟，没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要发现这个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此文也通过一系列文本的细读，如《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伤痕》等，详细分析了“阶级情”“骨肉情”的变化过程，也反思了人伦、良知的价值。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杰作。《1976—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梳理这两年间文艺界的政治修辞、话语方式。主要讨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拨乱反正的微妙处，既要维护毛泽东和“两个批示”，又要否定“文革”，回到“十七年”，其间的困难和睁眼说瞎话，都颇让人感慨。
《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角度特新，他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谈起，首先讨论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写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组织打狗队的故事。“从这些打狗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极权统治所赖以存在的某种基础。”22并结合《苦菜花》《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和胡发云的小说关于打狗的描写，对此做了深度思考。看似一个很小的小说细节，却谈出了大问题。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等收录了他的历史随笔，包括历史论文，其中不乏产生影响的名篇，很多是《钟山》的专栏文字。我觉得也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评论，很多谈史，也是谈文，但由于篇幅有限，容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三、文本细读的成与败
文本细读，必须建立在艺术直觉之下。没有艺术直觉，文本细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那就无法真正进入文学了。格非曾说过，写作这个职业，最高的禀赋是敏感性。一个不敏感的人是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去阅读的。我觉得这个“写作”应该包括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是需要敏感性的。
文本细读，首先需要的是评论者的艺术直觉，或者审美直觉。没有这个东西，一切免谈。我们很难对文学创作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一部作品的好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能够做好文本细读？另外，文本细读，也是一项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术活。
纳博科夫在美国大学讲授文学时，要求学生“一字一句地读”23，他的教学也是如此，“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24。他不太在乎小说的思想、人情云云，他认为小说的魔力在小说本身。而这种魔力是通过细节获得的。他说：“在阅读时，我们应当留意和把玩细节。”25“在我的教学岁月里，我努力为文学学生提供有关细节的准确信息，有关细节组合的准确信息，正是这些细节的组合才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效果，否则一本书就会死气沉沉。就此而言，一般思想无足轻重。”26
“为了阐释《尤利西斯》，他查阅了都柏林的街区地图，并在黑板上详细描绘了斯蒂芬和布卢姆有所交叉的漫游线路图，要他的学生加以掌握。为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在黑板上勾勒出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那只昆虫的形状，他说不是蟑螂，而是甲虫。”27
王彬彬是安徽人，长期居住、工作在南京，熟悉江南作家，他的很多评论是针对江苏作家的。他对本土作家有一种青睐，也有一种提携。《高晓声的鱼水情》，他说了，这里的“鱼水情”，是指高晓声对鱼和水的感情。这篇文章很特别，洋洋洒洒上万字，都在谈高晓声小说、散文中的关于鱼和水的描写。鱼、水对南方作家来说是最熟悉的了，而对于北方的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我小时候的那条家乡的河，里面只有很小的鱼，那是不能吃的。太小了。就我个人而言，对鱼、水似乎不怎么关注。所以，对这篇评论就感觉很奇特。
王彬彬认为，沈从文写水，写得很好，汪曾祺也善于写水。但写鱼恐怕没有人超过高晓声。他说：“可以说，高晓声是把水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28然后，全文旁征博引，论述高晓声的鱼、水描写。读来真是过瘾，也让我这个北方人懂得了很多道理，认识了很多鱼。
王彬彬是语言至上主义者。他说：“读小说，我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如果语言不好，如果语言没有特别的美感，如果语言对我没有吸引力，什么结构上的突破，什么思想上的创新，都是哄骗人的东西。”29他讨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依然是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我觉得语言肯定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语言好并一定就标明作品好。对于诗歌、散文来说，对语言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语言并不是唯一条件，似乎语言不好，小说就一定不好。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杰作，语言肯定要好，但像《红楼梦》那样语言绝佳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彬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切入进行当代文学的文本研究，也颇有贡献。 《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篇近似于批评宣言的文章。王彬彬在这篇文章里说：“语言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唯一正道。”他反对那种学院派的生搬硬套各种理论的所谓文学批评，他称之为“框架批评家”。这种对语言的高度认可，是有道理的。作为文学批评，不涉及语言，或者对语言没有敏感，是不够格的批评家。但是，说实话，一、当代作家的作品，有多少经得起那种严格的语言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已成经典的文学作品，是经得起语言分析的。但大多数当代作品是不配的。二、即便是经典作品，可以做语言分析，也可以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比如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研究鲁迅的思想，应该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不是一个语言所能包括的。三、语言这东西，有时候能感觉到，但谈论起来确有难度。王彬彬也说：“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的先决条件，对此我深信不疑。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但对语言的敏感，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仅有后天的努力是远远不成的，先天的禀赋起着很大的作用。”30文学语言，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有时候，“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但又是“不足与外人道也”。他在《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一书里，对鲁迅、汪曾祺等人的语言分析，就让人欣然忘食，但对有些作家，如毕飞宇、曹乃谦、鲁敏、余一鸣等的作品进行的语言分析，就不是很精彩。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还经不起语言分析，他们没有到那个层次。
不过，语言分析确实是王彬彬文学评论的重要特色，不得不谈。这一点，应该说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还有新批评的影响。我感觉，他的语文水平还真是过硬，他对字词、语法、修辞等的功力，当代文坛能及者不多也。他认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形式的写作，都应该终身就有一种语文意识，应该不懈地追求把话写得文理通顺，把意思表达得明白准确。”31
纳博科夫在美国时期，虽然被迫用英语写作，而且也非常成功。但他骨子里还是渴望用母语写作。他经常有一种用俄语创作的冲动，他说：“我是多么想用俄语写一本书啊。”32因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他的语言，他使用的语言，那才是文学的根本。为什么那些非常杰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几乎无法翻译，或最不可翻译？因为他们把那种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深懂那门语言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妙不可言的微妙、精妙之处。“果戈理是通过微妙的语言效果来成就他怪诞的倾斜和突然的变焦的，体味其神奇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学习俄语。纳博科夫正确地、惋惜地指出，此前所有的果戈理英译本都将那些怪诞之处抹平了，或者干脆消灭了。”为此，纳博科夫摘译了果戈理的部分文字，“英语世界的读者有些困惑，何以俄国人会高度推崇果戈理，纳博科夫的这些选段至今仍是唯一可以说服这些读者的材料”33。“他准备穷形尽相地研究天工，但不想条分缕析地对待凡品——他不想，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创造出佳构来。”34
对于王彬彬的文本细读来说，挑战的对象不是他的文本细读能力，而是他研读的那些文本，有多少经得起或值得他去细读。《孙犁的意义》对孙犁小说语言的分析很细致，引用了很多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真的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一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分析，颇具只眼。“赵树理的语言又让人感到有些质木、寒素、枯索，让人感到不够丰盈、蕴藉，不够灵动、温润。”35因为赵树理对语言的“大众化”追求，“不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一种功利追求”36。对此，王彬彬把赵树理的文字与孙犁的作了对比，孙犁的文字诗意，有泥土气息，但赵树理的太俭省，闲笔太少。
《“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是一篇关于语言分析的杰作。文章主要针对汪曾祺写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做了详细的语言分析。他首先提出汪曾祺的创作除了沈从文，也深受鲁迅影响，“我以为，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在情感、思想的意义上，汪曾祺无疑与沈从文更接近，然而，在‘文体’的意义上，在遣词造句的意义上，汪曾祺可谓深受鲁迅影响。”37这个观点真是新人耳目，发人之未发。且看他如何论证？后面，王彬彬从几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证，一、特短单句的运用，尤其是奇特的句号使用法;二、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三、将单句省略到只剩单词或短语;四、繁复和口语化情境;五、虚拟对话。每一节都有文本分析，有理有据，读了之后只有信服。结论是：《羊舍一夕》实在是“十七年”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疏忽它是不应该的。
《钱钟书对比喻的研究和运用——以《围城》为例》，是一篇很有趣的评论，显示了王彬彬的机趣和独具只眼。尤其说钱钟书《围城》里的比喻使用表现了一种“书卷化的刻薄”，真是恰到好处，让人忍俊不禁。文章中的文本细读，也是趣味有加，而且极为到位。王彬彬提出文学批评的修辞艺术研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从人称的变化，分析这篇散文名作的小说手法，也是颇有眼力、新人耳目的。《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那种对阿城小说的语言分析之耐心，真是少见。在王彬彬看来，阿城小说，尤其“三王”，是应该能够成为经典的。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是一篇很有质量的关于语言分析的评论。因为分析的对象是鲁迅先生的名作《野草》，是绝对经得起文本细读，经得起语言细读的。文章第二部分对鲁迅文中虚词的分析，很有眼光，读之让人收获良多。比如：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为了与前面的“于是”形成对应，第二个“于是”也许是必要的。但按通常的语感，这“于是”应在“天地”这主语之后。将“于是”置于“变色”之前，實在是异于常规的做法，但语意也就有了奇崛之感，同样也将一句很普通的句子变得让人一读难忘。
……然后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
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38 王彬彬的语言细读功夫在这里展现无余，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后面他对鲁迅《野草》的“矛盾修辞”如“彷徨于无地”“无词的言语”等，还有单音词与三音词，做了详细分析，都很有见地。而在那些当代作家，包括江苏作家的语言细读文章里，就明显有一点蛟龙困小河的感觉。如《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很长的一篇论文，有时就感觉到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王彬彬对高晓声情有独钟，为他写了好多评论，都是好评有加，如《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这些文章角度独特，甚至可以说比较刁钻，读来颇为有趣，甚至让人读得兴趣盎然。但读完了，总觉得高晓声的小说语言没有他说得那么好。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那语言真是神妙，结果王彬彬却评价不高。《冷眼看“张热”》里对张爱玲的批评，我也觉得有点过分，如“张爱玲所缺失的，不正是一种深邃的艺术情怀，一种强烈的人文激情么？因为缺失艺术情怀与人文激情，所以便玩弄技巧，所以便只有‘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所以便终于没有更大的艺术成就”39。这个结论，我不是很能认可。张爱玲当然算不得伟大，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绝对当得起杰出，能及的恐怕不多。她的小说不是“玩弄技巧”，里面是有很深的東西的。我曾经说，张爱玲小说的黑暗、绝望，是可以与鲁迅作品一比的。40
纳博科夫说：“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但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伟大的道德，都必须被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语言。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王彬彬对小说语言的关注，是让我们佩服的。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语言的分析，他论述着它们的艺术高度。
2018年8月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
2019年8月16日改定
【注释】
①②③④⑤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1、2、4、104页。
⑥杨光祖：《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
⑦⑧⑩11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第3、109、3、3页。
⑨1415162237王彬彬：《王彬彬文学评论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第68、24、36、42、203、138页。
121318202131王彬彬：《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03、123、47、44、52、297页。
17杨光祖：《〈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19[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05，第10页。
2324252627323334[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 美国时期》（上），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87、188、188、188、189-190、54、58-59、194页。
28王彬彬：《高晓声的鱼水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930353638王彬彬：《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72、363-364、62、55、9页。
39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62页。
40杨光祖：《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天津文学》2012年第11期。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在《鲁迅内外》自序里，王彬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思想演变历程，如何吐尽狼奶，进入清明、理性的境界的。这个过程，简略但清楚地呈现了一位优秀评论家是如何诞生的。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在《鲁迅：晚年情怀》一书里对胡适的“粗暴批判”，并说：“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①也深情感谢了徐友渔对他的“迎头痛击”，也促使他“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②。比如，《胡适文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著作，“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③。当然，他也同时指出：“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④经过这一番淘洗，王彬彬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清明的理性，这就让他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包括历史随笔等）有了不同俗人的境界，与那些常识不足、思维混乱、思想腐旧之流，截然划开了界限。王彬彬行文犀利，有时言辞过于尖刻，但心地善良，知错则改，他在自序里对王德威、严家炎的致歉，让人动容。我想，心地坦白，一片天真，也是王彬彬的文字那么打动人心，而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最大原因吧。
《鲁迅内外》是王彬彬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著作，收入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二十六篇，还有三篇附文。这些文章大多非常精彩，是目前鲁迅研究界难得的成果。尤其那些辩难文章，不仅胆识过人，而且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思想超前。当然，他为鲁迅辩护，但也尊重胡适，他明确提出，“在今天，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是值得鲁迅研究界认真对待的，我甚至想说，这种挑战是严峻的”。“鲁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并没有一种中国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应该如何’的理念”⑤。他对那些给鲁迅泼脏水者严词痛斥之，但也不避讳鲁迅的缺陷，这种清明的境界，是让我们钦服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胡鲁互补”的观点⑥，但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还有很多盲区，王彬彬的文章，对我启发甚大。
王彬彬后来撰写的《月夜里的鲁迅》也是一篇角度很新颖的文章。他从月夜入手，从鲁迅小说、散文、日记里，搜索文字，谈论鲁迅的喜爱月夜，和上海前后的变化，力图揭示鲁迅感伤的一面，看到鲁迅精神上阴润的一面、柔弱的一面。文章角度奇特，很有意思。我有时想，王彬彬骨子里是不安心做一位评论家的，他很多时候是按创作来写评论的。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书写，可能也有一种对当代文学的失望吧。
本文主要讨论王彬彬的当代文学评论，他的鲁迅作品评论不做重点研究对象。
一、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文坛三户》一书里，王彬彬对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批评。既有翔实的资料梳理，也有深刻的思想批判。他认为：“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位是基本准确的。然后分三章，用了二十多万字详细分析了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存在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作为文学史家的王彬彬体现了自己优秀的史家意识，把他们的创作放到历史长河里，进行纵向梳理，比如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脉络及变迁，都极其到位。严家炎等人认为金庸小说有一种“现代精神”，王彬彬做了详细分析，否定了这个观点，指出他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文化工业下的类型小说、通俗小说而已。而且认为“所谓‘侠客文化’与历史上的‘流氓文化’往往难分彼此”⑧。
对金庸的崇拜和热捧，是当代文坛的一件趣事，也是闹剧。我曾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能说是武侠小说的优秀之作，最多就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如今很多学者想把他推为文学的大师。王彬彬《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就专门反驳徐岱、严家炎等学者的观点，是一篇杂文式的评论。严家炎晚年热捧金庸，无论如何都可以算作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王彬彬此文专就他提出的“金庸热”四大特点展开批驳：一、持续时间长，二、覆盖地域广，三、读者文化跨度很大，四、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文章有理有节，论证严密，调皮幽默，颇具力量。其实，严格地说，严家炎为金庸辩护而提出的这四点，都无法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相反，只是证明了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而已。而就这四点而言，他也远远没有超过罗琳的《哈利·波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罗琳等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作品的畅销、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而成为世界大师，他们的作品也还是限制在通俗文化之内。因此，也就可以看出严家炎先生的童真与可爱之处，完全是一个小孩的态度，不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样子。至于他提出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似乎颇有力量，我很期待他从文本角度展开深入分析，结果没有，却只提供一个证据，就是邓小平和蒋经国都爱读金庸的小说，由此来论证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真让人哭笑不得。王彬彬批评说：“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最美味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⑨可谓一针见血。
在论述王朔小说时，王彬彬提出了他的小说创作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似、相通性，这倒是颇具新意。然后从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小说内容、小说结构等方面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尤其对王朔与大院文化的讨论，很有见地。其中对平民文化、贫民文化与痞子文化的辨析，不乏思想的冲击力。倘若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深度浸染，是写不出这样精彩、透彻的文字的。 对余秋雨的散文，持中允之论，认为《文化苦旅》颇有不错的几篇，但之后的散文，就空疏、浮泛了。重点讨论了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关系，并深入讨论了忏悔问题。有本文谈的是文学评论，兹不赘述。
“由于本书着眼点是‘论争’，所以并没有将三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论，而是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⑩在写作时，“把对论争本身的考察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本书是“批评的批评”11。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者才情的发挥，但第五章、第七章，还是非常精彩，说出了很多别人没有说的话。
王彬彬早年的成名作《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就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还有清澈的思想。他的《冷眼看“张热”》《值得悲哀的“汪曾祺热”》都是好文章，在1990年代初的热潮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看法，值得肯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1—2010）》，梳理十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随笔，颇见作者的思想底色。这样的文章，是如今高校教授大都不写的了，或者说没有能力写了。高校的量化管理，C刊论文的要求，科研项目的考核，不断地在生产大批的伪学术，“学术在项目化，而项目，却又往往是非学术化的”12。此文王彬彬选取的一些随笔作家，都不是文坛中人，在有些人看来就不是作家，但其实却是真正的随笔作家，如徐贲、林达、刘瑜、孙立平、秦晖、王学泰、雷颐、杨天石等，尤其对林达的表述，是很到位的，“通过对具体故事的讲述来说明那种具有普世意义的道理，是林达随笔写作的基本方式”。“完全可以说，林达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生活得更健康更合理。”13
当代文学为什么逐渐成了一个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上那么多的人都不关注文学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很关注作品的销量，他们倾心于如何让作品畅销。他们嘲笑启蒙，讽刺鲁迅，他们希望过一种游刃有余的日子，他们不喜欢格格不入。但真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经常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必须有一种批判精神，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残雪、余华，是当代文坛知名的两位作家，有些论者把他们从创作与鲁迅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小说就是鲁迅所呼唤的“真的恶声”。果真如此吗？王彬彬的《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写于1991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这是一篇他早期的论文，如今读来，还闪着智慧的光芒，有着清晰的思想。文章中，他通过对残雪、余华小说的文本细读，指出“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14。他们那么热衷于不厌其详且冷酷无情地描绘丑恶、肮脏、血腥，让人怀疑作者心理变态。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恶，但从不溢恶，他们热衷探究和拷问人的灵魂，就因为他们坚决不放弃对人的灵魂的希望，坚决拒绝否认从人的内心中能找出可以对抗人自身的恶的善。“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读残雪、余华的作品，常常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炫耀恶、品味恶、欣赏恶了。”15鲁迅生前期待“真的恶声”，但“在鲁迅眼里，残雪、余华小说恐怕不过是麻雀的唧唧啾啾吧”16。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重读此文，发觉王彬彬的犀利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我们读余华后期的长篇小说《兄弟》，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恶的热爱。17
《〈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长达两万多字，详细剖析了《红旗谱》的“虚假”和“拙劣”，那种文本细读的功夫和耐心，让人佩服。王彬彬说：“在写作此文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必须与一种巨大的无聊感抗争。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无聊的事。”他也知道“《红旗谱》这样的小说，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但看到某些人还是“极力称颂”这样的作品，只好努力写出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评论文章，体现的不仅是文本细读的功力，还有一位评论家的现代意识，一种批判精神。其实，评价当代文学，大多数时候考验的是评论家的精神境界、现代政治修养、理性思考能力。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他会把一部很烂的作品，捧成一部杰作。通过对欧美现代思想的研读，王彬彬自有一颗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大脑，因此，他看一部作品，自然就有一种新视野、新见识。
二、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王彬彬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18这句话，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那么突出？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我们读他的文章，非常吃惊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谙熟。他那篇批评刘禾、蔡翔等人的文章，就集中展现了他的这方面才力。他对惠雁冰《“样板戏”研究》的批评，真是牛刀小试，让人佩服。萨义德也说过，“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而不是美学的任务。我依然相信美学的作用;但‘文学王国’——‘因其自身的缘故’——则是错误的”19。
王彬彬曾撰有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从此文可以看清楚王彬彬的文学研究之路，也就理解了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历史散文书写的内在原因了。此文主要以陈寅恪的诗文互证入手，然后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現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文学性的。”20文章以日本学者阪口直树通过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认为《子夜》对其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把握是不准确的，有着重大偏差，而这也影响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王彬彬说：“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21
正因为有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丰厚的现代历史常识和深入的研究，王彬彬的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就有了迥异于一般人的视野和特色，也更有一种穿透力。他从不把自己罩在理论框架下，生搬硬套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甚至我们在他的文章里都很少看到西方文学理论的使用，他多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如诗文互证。当然，前面已经谈论过了，他对西方自由主义，包括西方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等，都有精深研究，但都是化于文字之中，而从不粘贴出来，炫人眼目。 《“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就是一篇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互动结合得很好的论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文本的解读，讨论了“样板戏”的不断改和不能改，很有意思，颇富见识。尤其提出的“样板戏”的两个铁则：一、突出武装斗争、强调地下工作只能是对武装斗争的配合;二、强化和突出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解释一切，足见作者的史识。
作为一名1962年生人，王彬彬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情有独钟（当然不是对作品，是對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多次谈及，而且每次谈，都能自出机杼，言人之未言。《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就是一篇代表作。那个时代，以“阶级情”取代“骨肉情”，是重大的政治方针，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但王彬彬发现：
然后，有趣的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当“骨肉情”取代了“阶级情”后，自身又往往以“骨肉情”的名目出现。例如，“阶级兄弟”这说法，曾经十分流行。而“阶级兄弟”这种称谓，就很耐人寻味。这就让“阶级情”具有了“骨肉情”的名目。《红灯记》中的三代人，本无丝毫血缘关系，但却又以“一家三代”的名目出现。那个时代竭力歌颂的“阶级情”，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江湖情”的变种，或者说，是政治化的“江湖情”;而“江湖情”重于“骨肉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谙熟，没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要发现这个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此文也通过一系列文本的细读，如《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伤痕》等，详细分析了“阶级情”“骨肉情”的变化过程，也反思了人伦、良知的价值。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杰作。《1976—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梳理这两年间文艺界的政治修辞、话语方式。主要讨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拨乱反正的微妙处，既要维护毛泽东和“两个批示”，又要否定“文革”，回到“十七年”，其间的困难和睁眼说瞎话，都颇让人感慨。
《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角度特新，他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谈起，首先讨论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写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组织打狗队的故事。“从这些打狗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极权统治所赖以存在的某种基础。”22并结合《苦菜花》《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和胡发云的小说关于打狗的描写，对此做了深度思考。看似一个很小的小说细节，却谈出了大问题。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等收录了他的历史随笔，包括历史论文，其中不乏产生影响的名篇，很多是《钟山》的专栏文字。我觉得也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评论，很多谈史，也是谈文，但由于篇幅有限，容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三、文本细读的成与败
文本细读，必须建立在艺术直觉之下。没有艺术直觉，文本细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那就无法真正进入文学了。格非曾说过，写作这个职业，最高的禀赋是敏感性。一个不敏感的人是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去阅读的。我觉得这个“写作”应该包括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是需要敏感性的。
文本细读，首先需要的是评论者的艺术直觉，或者审美直觉。没有这个东西，一切免谈。我们很难对文学创作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一部作品的好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能够做好文本细读？另外，文本细读，也是一项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术活。
纳博科夫在美国大学讲授文学时，要求学生“一字一句地读”23，他的教学也是如此，“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24。他不太在乎小说的思想、人情云云，他认为小说的魔力在小说本身。而这种魔力是通过细节获得的。他说：“在阅读时，我们应当留意和把玩细节。”25“在我的教学岁月里，我努力为文学学生提供有关细节的准确信息，有关细节组合的准确信息，正是这些细节的组合才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效果，否则一本书就会死气沉沉。就此而言，一般思想无足轻重。”26
“为了阐释《尤利西斯》，他查阅了都柏林的街区地图，并在黑板上详细描绘了斯蒂芬和布卢姆有所交叉的漫游线路图，要他的学生加以掌握。为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在黑板上勾勒出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那只昆虫的形状，他说不是蟑螂，而是甲虫。”27
王彬彬是安徽人，长期居住、工作在南京，熟悉江南作家，他的很多评论是针对江苏作家的。他对本土作家有一种青睐，也有一种提携。《高晓声的鱼水情》，他说了，这里的“鱼水情”，是指高晓声对鱼和水的感情。这篇文章很特别，洋洋洒洒上万字，都在谈高晓声小说、散文中的关于鱼和水的描写。鱼、水对南方作家来说是最熟悉的了，而对于北方的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我小时候的那条家乡的河，里面只有很小的鱼，那是不能吃的。太小了。就我个人而言，对鱼、水似乎不怎么关注。所以，对这篇评论就感觉很奇特。
王彬彬认为，沈从文写水，写得很好，汪曾祺也善于写水。但写鱼恐怕没有人超过高晓声。他说：“可以说，高晓声是把水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28然后，全文旁征博引，论述高晓声的鱼、水描写。读来真是过瘾，也让我这个北方人懂得了很多道理，认识了很多鱼。
王彬彬是语言至上主义者。他说：“读小说，我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如果语言不好，如果语言没有特别的美感，如果语言对我没有吸引力，什么结构上的突破，什么思想上的创新，都是哄骗人的东西。”29他讨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依然是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我觉得语言肯定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语言好并一定就标明作品好。对于诗歌、散文来说，对语言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语言并不是唯一条件，似乎语言不好，小说就一定不好。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杰作，语言肯定要好，但像《红楼梦》那样语言绝佳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彬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切入进行当代文学的文本研究，也颇有贡献。 《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篇近似于批评宣言的文章。王彬彬在这篇文章里说：“语言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唯一正道。”他反对那种学院派的生搬硬套各种理论的所谓文学批评，他称之为“框架批评家”。这种对语言的高度认可，是有道理的。作为文学批评，不涉及语言，或者对语言没有敏感，是不够格的批评家。但是，说实话，一、当代作家的作品，有多少经得起那种严格的语言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已成经典的文学作品，是经得起语言分析的。但大多数当代作品是不配的。二、即便是经典作品，可以做语言分析，也可以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比如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研究鲁迅的思想，应该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不是一个语言所能包括的。三、语言这东西，有时候能感觉到，但谈论起来确有难度。王彬彬也说：“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的先决条件，对此我深信不疑。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但对语言的敏感，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仅有后天的努力是远远不成的，先天的禀赋起着很大的作用。”30文学语言，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有时候，“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但又是“不足与外人道也”。他在《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一书里，对鲁迅、汪曾祺等人的语言分析，就让人欣然忘食，但对有些作家，如毕飞宇、曹乃谦、鲁敏、余一鸣等的作品进行的语言分析，就不是很精彩。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还经不起语言分析，他们没有到那个层次。
不过，语言分析确实是王彬彬文学评论的重要特色，不得不谈。这一点，应该说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还有新批评的影响。我感觉，他的语文水平还真是过硬，他对字词、语法、修辞等的功力，当代文坛能及者不多也。他认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形式的写作，都应该终身就有一种语文意识，应该不懈地追求把话写得文理通顺，把意思表达得明白准确。”31
纳博科夫在美国时期，虽然被迫用英语写作，而且也非常成功。但他骨子里还是渴望用母语写作。他经常有一种用俄语创作的冲动，他说：“我是多么想用俄语写一本书啊。”32因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他的语言，他使用的语言，那才是文学的根本。为什么那些非常杰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几乎无法翻译，或最不可翻译？因为他们把那种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深懂那门语言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妙不可言的微妙、精妙之处。“果戈理是通过微妙的语言效果来成就他怪诞的倾斜和突然的变焦的，体味其神奇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学习俄语。纳博科夫正确地、惋惜地指出，此前所有的果戈理英译本都将那些怪诞之处抹平了，或者干脆消灭了。”为此，纳博科夫摘译了果戈理的部分文字，“英语世界的读者有些困惑，何以俄国人会高度推崇果戈理，纳博科夫的这些选段至今仍是唯一可以说服这些读者的材料”33。“他准备穷形尽相地研究天工，但不想条分缕析地对待凡品——他不想，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创造出佳构来。”34
对于王彬彬的文本细读来说，挑战的对象不是他的文本细读能力，而是他研读的那些文本，有多少经得起或值得他去细读。《孙犁的意义》对孙犁小说语言的分析很细致，引用了很多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真的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一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分析，颇具只眼。“赵树理的语言又让人感到有些质木、寒素、枯索，让人感到不够丰盈、蕴藉，不够灵动、温润。”35因为赵树理对语言的“大众化”追求，“不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一种功利追求”36。对此，王彬彬把赵树理的文字与孙犁的作了对比，孙犁的文字诗意，有泥土气息，但赵树理的太俭省，闲笔太少。
《“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是一篇关于语言分析的杰作。文章主要针对汪曾祺写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做了详细的语言分析。他首先提出汪曾祺的创作除了沈从文，也深受鲁迅影响，“我以为，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在情感、思想的意义上，汪曾祺无疑与沈从文更接近，然而，在‘文体’的意义上，在遣词造句的意义上，汪曾祺可谓深受鲁迅影响。”37这个观点真是新人耳目，发人之未发。且看他如何论证？后面，王彬彬从几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证，一、特短单句的运用，尤其是奇特的句号使用法;二、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三、将单句省略到只剩单词或短语;四、繁复和口语化情境;五、虚拟对话。每一节都有文本分析，有理有据，读了之后只有信服。结论是：《羊舍一夕》实在是“十七年”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疏忽它是不应该的。
《钱钟书对比喻的研究和运用——以《围城》为例》，是一篇很有趣的评论，显示了王彬彬的机趣和独具只眼。尤其说钱钟书《围城》里的比喻使用表现了一种“书卷化的刻薄”，真是恰到好处，让人忍俊不禁。文章中的文本细读，也是趣味有加，而且极为到位。王彬彬提出文学批评的修辞艺术研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从人称的变化，分析这篇散文名作的小说手法，也是颇有眼力、新人耳目的。《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那种对阿城小说的语言分析之耐心，真是少见。在王彬彬看来，阿城小说，尤其“三王”，是应该能够成为经典的。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是一篇很有质量的关于语言分析的评论。因为分析的对象是鲁迅先生的名作《野草》，是绝对经得起文本细读，经得起语言细读的。文章第二部分对鲁迅文中虚词的分析，很有眼光，读之让人收获良多。比如：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为了与前面的“于是”形成对应，第二个“于是”也许是必要的。但按通常的语感，这“于是”应在“天地”这主语之后。将“于是”置于“变色”之前，實在是异于常规的做法，但语意也就有了奇崛之感，同样也将一句很普通的句子变得让人一读难忘。
……然后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
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38 王彬彬的语言细读功夫在这里展现无余，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后面他对鲁迅《野草》的“矛盾修辞”如“彷徨于无地”“无词的言语”等，还有单音词与三音词，做了详细分析，都很有见地。而在那些当代作家，包括江苏作家的语言细读文章里，就明显有一点蛟龙困小河的感觉。如《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很长的一篇论文，有时就感觉到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王彬彬对高晓声情有独钟，为他写了好多评论，都是好评有加，如《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这些文章角度独特，甚至可以说比较刁钻，读来颇为有趣，甚至让人读得兴趣盎然。但读完了，总觉得高晓声的小说语言没有他说得那么好。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那语言真是神妙，结果王彬彬却评价不高。《冷眼看“张热”》里对张爱玲的批评，我也觉得有点过分，如“张爱玲所缺失的，不正是一种深邃的艺术情怀，一种强烈的人文激情么？因为缺失艺术情怀与人文激情，所以便玩弄技巧，所以便只有‘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所以便终于没有更大的艺术成就”39。这个结论，我不是很能认可。张爱玲当然算不得伟大，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绝对当得起杰出，能及的恐怕不多。她的小说不是“玩弄技巧”，里面是有很深的東西的。我曾经说，张爱玲小说的黑暗、绝望，是可以与鲁迅作品一比的。40
纳博科夫说：“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但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伟大的道德，都必须被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语言。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王彬彬对小说语言的关注，是让我们佩服的。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语言的分析，他论述着它们的艺术高度。
2018年8月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
2019年8月16日改定
【注释】
①②③④⑤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1、2、4、104页。
⑥杨光祖：《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
⑦⑧⑩11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第3、109、3、3页。
⑨1415162237王彬彬：《王彬彬文学评论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第68、24、36、42、203、138页。
121318202131王彬彬：《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03、123、47、44、52、297页。
17杨光祖：《〈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19[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05，第10页。
2324252627323334[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 美国时期》（上），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87、188、188、188、189-190、54、58-59、194页。
28王彬彬：《高晓声的鱼水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930353638王彬彬：《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72、363-364、62、55、9页。
39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62页。
40杨光祖：《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天津文学》2012年第11期。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