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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垃圾短信已成为困扰老百姓正常生活的罪魁祸首。2011年3月29日，中国群发短信第一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宣判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打响了司法机关扫荡垃圾短信的第一枪。从面对垃圾短信的一声叹息，变成司法机关的有力打击，让深受垃圾短信之苦的手机用户看到了清静的曙光。
小白领的大麻烦，SP增值业务就是群发短信
来自河南周口的大学生徐向阳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还算惬意的小白领生活就在2010年3月23日这一天戛然而止。更为可怕的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被北京警方请到了看守所，直到蹲满一个月之后，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里，徐向阳一直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犯下牢狱之灾。不就是每天签签合同、发发短信嘛，而且他干的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在干。
徐向阳刚刚25岁，2007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应聘进入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应聘时，徐向阳对这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一栋居民楼的公司，因为感到不太规范而有些迟疑，公司老总李杰对徐向阳说：“我们这家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国家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你来公司后，负责SP增值业务的推广。底薪1200元，再按效益提成，你先干业务代表，等做到一定成绩就可以担任业务经理。”
徐向阳性格随和又好学上进，大学时就入了党，他的父母都是退休干部，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徐向阳本想好好在北京干一番事业，但他此时并不知道推广的“SP增值业务”具体是什么业务，李杰介绍说：“说白了，其实就是接受一些商家的委托，向一些固话用户和手机用户发送游戏、短信和彩信等业务，并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公司的盈利和你自己的提成。由你直接出面谈生意，推广SP增值业务获得的利润中，20%作为提成发到你的薪水中。只要你能力强，收入就会很高，一个月赚个万儿八千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刚入职的一名小白领，听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徐向阳很快答应下来。随后，徐向阳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没过多久，徐向阳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商业网络，其中不乏国内赫赫有名的网络公司，甚至上海、深圳等一些有名气的公司都成为其合作伙伴。
徐向阳的职位由业务代表变成业务经理后，为了让自己的“单子”越做越大，他到黑市上购买了8台一种叫做“短信猫”的新型设备，只要使用配套的软件，通过这种短信群发器对外发送数据信息，就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数百倍。
同时，徐向阳结识了在邮币卡市场向他出售群发器的向老板，两人一拍即合，成为私交甚深的好朋友。刚开始是徐向阳委托向老板帮助群发短信，熟悉后两人互通有无。见徐向阳为人谦和诚实，向老板也经常把自己承揽的短信群发业务拿出一部分交给徐向阳，让他回家群发，这样徐向阳可以在公司业务之外，额外赚一些钱。
到2009年5月，徐向阳自己群发和委托向老板群发短信的数额高达30余万元。
2011年3月29日，身穿囚衣的向长全与徐向阳一同站在被告席上，并成为群发短信第一案的第一被告人。而徐向阳的老板李杰在徐向阳被羁押后，迅速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截至发稿，警方仍在全力追查。
小老板的大生意，一年群发短信千万条
徐向阳的朋友向老板叫向长全，在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已经设摊多年。33岁的向长全老家在四川岳池县农村，1995年初中毕业后参军，1998年退伍后来到北京打工，并很快在马甸邮币卡市场有了自己的摊位。多年来，向长全主要就靠在邮币卡市场买卖手机卡和充值卡养家糊口。被公安人员带走时，向长全8岁的儿子刚读小学，1岁的女儿还没有断奶。
向长全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经营，几乎是家族式的。他的哥哥也有一个摊位，他从老家叫来帮他看摊的亲戚朋友也先后租下了摊位。由于经营手机卡业务，向长全认识了一些做邮币卡生意的同行。同行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向长全一次闲聊中听说帮别人群发短信能赚钱，也就在此时，徐向阳找上门来要购买短信群发器，向长全满口答应下来。
向长全注意到，马甸邮币卡市场定期会来一些卖短信群发器的人，他们的行踪很神秘，不留姓名，也不留联系方式，只是在市场里谈好生意，主动送货上门，从不让买主亲自提货。
了解清楚短信群发器的操作方法后，2009年年初，向长全從这些卖家手中先后购买了28台机器，其中大部分留给自己使用，少数几台卖给了徐向阳等人。
向长全注意到，这种短信群发器按照可插入手机SIM卡数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可以同时插8张SIM卡发送短信，另一种功能更强大些的群发器，则可同时满足16张手机卡进行操作。群发器的价位也因SIM卡容量的不同而不同，8口的群发器市场价一般在1000元左右，16口的机器价格翻倍，约为2000元。具体操作时，要先把插满手机SIM卡的群发器与电脑连接，并在电脑上安装专门用于群发短信的通讯软件，按照软件的操作要求一步步输入所需发送的短信息内容和手机号码，就可以对外进行群发。
了解了这些群发短信的技巧后，向长全在自己承租的马甸邮币卡市场A2030号摊位前竖起了代发短信的招牌。很快，房地产、家教、商场等有关人员找上门来，请向长全为他们代发广告短信。
向长全一看这个买卖赚钱快，2009年3月，他先是打电话请四川的朋友来帮着照顾生意，后来干脆把表弟和表弟媳从四川叫来帮着他看摊，而他自己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短信群发上。
向长全借着自己经营手机卡的便利条件，购买了大量手机卡用来群发短信。为了利益最大化，他通常会购买一些包含初始话费的动感地带和CDMA手机卡，使用前先通过移动、联通等通信公司更改成性价比最高的短信套餐，群发短信耗尽短信话费后，再将这些已经用过的手机卡卖出去。这样既降低了群发短信生意的风险，又让自己的手机卡生意有足够的货源。
自从做上短信群发的生意后，向长全便源源不断地接受客户的委托，为这些客户对外群发短信。徐向阳最初就是向长全的固定客户，有些客户跟向长全混熟之后，也直接跑到向长全租住的西城区裕中西里的房子里亲自上阵发。委托向长全发送短信的这些客户需要自己提供接受短信的手机号码，在客户无法提供手机号码的时候，向长全也针对客户要求按照手机号段进行盲发。短信内容通常都是些楼盘、家教、教育培训等广告。
向长全毕竟当过兵，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他发送的大多都是一些正常商业类信息，绝不沾染诈骗和黄色内容，偶尔发送一些增值税发票的短信，他并没想到会因此违法。
为了形成规模经营，向长全的短信群发生意越来越大，到最后用二十几台电脑同时群发短信，每台电脑最多能接上4至5台短信群发器。同时开工时，能有1000多张手机卡实施信息的即时发送。因为找上门来的客户一般每次最少发几万条，从2009年他开始做短信群发业务以来，向长全共为别人群发短信3000余万条。这些短信每条需要的成本是3.3分钱，向长全向客户收取3.5分钱，从中赚取2厘钱的差价，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向长全的经营额高达34万元，获利5万多元。
小公司揽下大客户，表兄弟开办两家广告公司
向长全群发短信业务最多的是楼盘信息，给向长全带来滚滚财源的周晓峰是向长全生意上的“老伙伴”。刚满30岁的周晓峰是北京市通州区人，别看他年龄不大，却拥有两家广告公司。
周晓峰名下有两家广告公司，分别以自己和母亲的名义注册，平日里的业务主要是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周晓峰读职高时学的是美容美发专业，毕业后在美发店打过一段时间小工，之后老板见他做事活络，就安排他联系广告公司发布广告。在联系业务过程中，周晓峰发现开广告公司比干美容美发又省劲又来钱，干脆辞职办起了广告公司，做上了与自己专业毫无关联的传媒业。
刚开始做广告的时候，他主要是与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报社发行系统联系，通过夹报、直邮等途径为美容健身客户打广告宣传。后来，周晓峰发现群发短信可以更有效、更低成本地赚钱，他就联系上了向长全，做上了群发短信的生意。为了拉到更多更优质的客户，周晓峰经常到新开盘的小区售楼处直接找广告负责人谈业务，谈好价钱后，周晓峰便以每条文字短信6至7分钱，每条彩信8分钱的价格，承揽为开发商群发一些售楼、物业和节日祝福类的信息，每次至少能发5万条，多则数百万条。
很快，北京新开盘的楼市背后，都晃动着周晓峰的身影，甚至很多著名的楼盘和房企，都因为周晓峰发送短信回报高效果好而与他合作。生意忙时，周晓峰不仅让向长全帮着以每条0.035元的价格群发短信，后来发现中间有2厘钱的差价，周晓峰干脆也买了14台短信群发器雇人群发。
随着业务越来越繁忙，周晓峰主要承揽各种短信业务，忙着谈合作，签订合约，实在没有精力盯着别人群发短信。他不放心外人，干脆从河北沧州找来自己学计算机的表弟邵刚，专门负责短信群发业务。周晓峰为表弟开出每月2000元的底薪，加上业务量和业绩的年底再分红，邵刚一年下来能拿到将近10万元的收入。相对于只是坐在房间里发发格式短信的工作量来说，这份收入已经相当可观。邵刚到来之后，周晓峰又为他购置了多台群发器和5台电脑主机，由邵刚负责短信群发。而周晓峰在觥筹交错中，轻易就能拿到大笔的短信群发业务。正是这些短信群发业务，支撑着两个广告公司的高速运转和源源不断的利润。
小行为的大惩罚，群发广告犯下非法经营罪
无论是科技公司的业务经理徐向阳，还是广告公司的老总周晓峰及其表弟邵刚，他们委托向长全群发短信同时，也自行购买群发器发送短信。他们都认为短信内容并不涉及黄赌毒，即便偶尔发布一些买卖增值税发票的内容，根本谈不上犯罪。他们更不了解，群发短信需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之后才可以经营。
2010年初，北京市西城区警方多次接到举报，很多手机用户收到多起非法买卖增值税发票的短信。警方希望以短信群发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抓到制贩假发票的源头，于是根据举报，将向长全等4人抓获。他们成为警方打击整治发票犯罪时的“副产品”。
在抓获向长全之前，警方为了慎重起见，曾就此案与电信部门进行了沟通。电信部门表示，以短信群发方式经营广告发布等业务属于增值业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开展这项业务应属于非法经营。这一结论成为此案立案侦查的重要支持。
在被警方控制后，4名被告人认可自己未获许可经营群发短信业务资质的事实。因为他们发短信数量庞大，检方在审查阶段耗费了很大精力才查清，他们群发短信高达数千万条，经营额达到数十万。尽管这些短信中绝大多数都是合法广告，但其中的确存在少量非法广告。
随即，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向北京市西城区法庭提起公诉。法庭上，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检察机关认为，以短信群发方式经营广告发布等业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本案中4名被告都没有获得群发短信这一电信增值业务的特许经营资质。向长全为周晓峰和邵刚、徐向阳3人发送各类信息，经营额达34万余元，周晓峰和邵刚经营数额为20万余元，徐向阳30万元。
同时，4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均为他们做无罪辩护。认为向长全等人没有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代理群发短信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的情形。在一系列认定构成非法经营行為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将群发短信纳入非法经营罪。而且《电信条例》、《广告法》等其他法律法规都没有提到要追究群发短信的刑事责任，因此不能追究4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由于这是首例群发短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控辩双方在法律依据上分歧很大，因此在定罪认定时，法官也非常谨慎。群发短信未获许可经营的构成违法，虽然司法解释中没有涵盖群发短信行为，但非法经营罪中存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条款，认定比较宽泛，法官根据这一条款做出了判决。
并不是所有无证群发短信的行为都会被判刑。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主要依据是涉案的金额、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非法经营罪对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是5万元，不到这个金额的将会被行政处罚。此案中，4人非法经营数额都已达到2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向长全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周晓峰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邵刚被判有期徒刑1年1个月，缓刑1年6个月，罚金2万元；徐向阳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罚金2万元。■
（除向长全外均为化名，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和上网。）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小白领的大麻烦，SP增值业务就是群发短信
来自河南周口的大学生徐向阳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还算惬意的小白领生活就在2010年3月23日这一天戛然而止。更为可怕的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被北京警方请到了看守所，直到蹲满一个月之后，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里，徐向阳一直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犯下牢狱之灾。不就是每天签签合同、发发短信嘛，而且他干的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在干。
徐向阳刚刚25岁，2007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应聘进入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应聘时，徐向阳对这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一栋居民楼的公司，因为感到不太规范而有些迟疑，公司老总李杰对徐向阳说：“我们这家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国家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你来公司后，负责SP增值业务的推广。底薪1200元，再按效益提成，你先干业务代表，等做到一定成绩就可以担任业务经理。”
徐向阳性格随和又好学上进，大学时就入了党，他的父母都是退休干部，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徐向阳本想好好在北京干一番事业，但他此时并不知道推广的“SP增值业务”具体是什么业务，李杰介绍说：“说白了，其实就是接受一些商家的委托，向一些固话用户和手机用户发送游戏、短信和彩信等业务，并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公司的盈利和你自己的提成。由你直接出面谈生意，推广SP增值业务获得的利润中，20%作为提成发到你的薪水中。只要你能力强，收入就会很高，一个月赚个万儿八千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刚入职的一名小白领，听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徐向阳很快答应下来。随后，徐向阳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没过多久，徐向阳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商业网络，其中不乏国内赫赫有名的网络公司，甚至上海、深圳等一些有名气的公司都成为其合作伙伴。
徐向阳的职位由业务代表变成业务经理后，为了让自己的“单子”越做越大，他到黑市上购买了8台一种叫做“短信猫”的新型设备，只要使用配套的软件，通过这种短信群发器对外发送数据信息，就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数百倍。
同时，徐向阳结识了在邮币卡市场向他出售群发器的向老板，两人一拍即合，成为私交甚深的好朋友。刚开始是徐向阳委托向老板帮助群发短信，熟悉后两人互通有无。见徐向阳为人谦和诚实，向老板也经常把自己承揽的短信群发业务拿出一部分交给徐向阳，让他回家群发，这样徐向阳可以在公司业务之外，额外赚一些钱。
到2009年5月，徐向阳自己群发和委托向老板群发短信的数额高达30余万元。
2011年3月29日，身穿囚衣的向长全与徐向阳一同站在被告席上，并成为群发短信第一案的第一被告人。而徐向阳的老板李杰在徐向阳被羁押后，迅速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截至发稿，警方仍在全力追查。
小老板的大生意，一年群发短信千万条
徐向阳的朋友向老板叫向长全，在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已经设摊多年。33岁的向长全老家在四川岳池县农村，1995年初中毕业后参军，1998年退伍后来到北京打工，并很快在马甸邮币卡市场有了自己的摊位。多年来，向长全主要就靠在邮币卡市场买卖手机卡和充值卡养家糊口。被公安人员带走时，向长全8岁的儿子刚读小学，1岁的女儿还没有断奶。
向长全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经营，几乎是家族式的。他的哥哥也有一个摊位，他从老家叫来帮他看摊的亲戚朋友也先后租下了摊位。由于经营手机卡业务，向长全认识了一些做邮币卡生意的同行。同行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向长全一次闲聊中听说帮别人群发短信能赚钱，也就在此时，徐向阳找上门来要购买短信群发器，向长全满口答应下来。
向长全注意到，马甸邮币卡市场定期会来一些卖短信群发器的人，他们的行踪很神秘，不留姓名，也不留联系方式，只是在市场里谈好生意，主动送货上门，从不让买主亲自提货。
了解清楚短信群发器的操作方法后，2009年年初，向长全從这些卖家手中先后购买了28台机器，其中大部分留给自己使用，少数几台卖给了徐向阳等人。
向长全注意到，这种短信群发器按照可插入手机SIM卡数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可以同时插8张SIM卡发送短信，另一种功能更强大些的群发器，则可同时满足16张手机卡进行操作。群发器的价位也因SIM卡容量的不同而不同，8口的群发器市场价一般在1000元左右，16口的机器价格翻倍，约为2000元。具体操作时，要先把插满手机SIM卡的群发器与电脑连接，并在电脑上安装专门用于群发短信的通讯软件，按照软件的操作要求一步步输入所需发送的短信息内容和手机号码，就可以对外进行群发。
了解了这些群发短信的技巧后，向长全在自己承租的马甸邮币卡市场A2030号摊位前竖起了代发短信的招牌。很快，房地产、家教、商场等有关人员找上门来，请向长全为他们代发广告短信。
向长全一看这个买卖赚钱快，2009年3月，他先是打电话请四川的朋友来帮着照顾生意，后来干脆把表弟和表弟媳从四川叫来帮着他看摊，而他自己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短信群发上。
向长全借着自己经营手机卡的便利条件，购买了大量手机卡用来群发短信。为了利益最大化，他通常会购买一些包含初始话费的动感地带和CDMA手机卡，使用前先通过移动、联通等通信公司更改成性价比最高的短信套餐，群发短信耗尽短信话费后，再将这些已经用过的手机卡卖出去。这样既降低了群发短信生意的风险，又让自己的手机卡生意有足够的货源。
自从做上短信群发的生意后，向长全便源源不断地接受客户的委托，为这些客户对外群发短信。徐向阳最初就是向长全的固定客户，有些客户跟向长全混熟之后，也直接跑到向长全租住的西城区裕中西里的房子里亲自上阵发。委托向长全发送短信的这些客户需要自己提供接受短信的手机号码，在客户无法提供手机号码的时候，向长全也针对客户要求按照手机号段进行盲发。短信内容通常都是些楼盘、家教、教育培训等广告。
向长全毕竟当过兵，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他发送的大多都是一些正常商业类信息，绝不沾染诈骗和黄色内容，偶尔发送一些增值税发票的短信，他并没想到会因此违法。
为了形成规模经营，向长全的短信群发生意越来越大，到最后用二十几台电脑同时群发短信，每台电脑最多能接上4至5台短信群发器。同时开工时，能有1000多张手机卡实施信息的即时发送。因为找上门来的客户一般每次最少发几万条，从2009年他开始做短信群发业务以来，向长全共为别人群发短信3000余万条。这些短信每条需要的成本是3.3分钱，向长全向客户收取3.5分钱，从中赚取2厘钱的差价，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向长全的经营额高达34万元，获利5万多元。
小公司揽下大客户，表兄弟开办两家广告公司
向长全群发短信业务最多的是楼盘信息，给向长全带来滚滚财源的周晓峰是向长全生意上的“老伙伴”。刚满30岁的周晓峰是北京市通州区人，别看他年龄不大，却拥有两家广告公司。
周晓峰名下有两家广告公司，分别以自己和母亲的名义注册，平日里的业务主要是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周晓峰读职高时学的是美容美发专业，毕业后在美发店打过一段时间小工，之后老板见他做事活络，就安排他联系广告公司发布广告。在联系业务过程中，周晓峰发现开广告公司比干美容美发又省劲又来钱，干脆辞职办起了广告公司，做上了与自己专业毫无关联的传媒业。
刚开始做广告的时候，他主要是与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报社发行系统联系，通过夹报、直邮等途径为美容健身客户打广告宣传。后来，周晓峰发现群发短信可以更有效、更低成本地赚钱，他就联系上了向长全，做上了群发短信的生意。为了拉到更多更优质的客户，周晓峰经常到新开盘的小区售楼处直接找广告负责人谈业务，谈好价钱后，周晓峰便以每条文字短信6至7分钱，每条彩信8分钱的价格，承揽为开发商群发一些售楼、物业和节日祝福类的信息，每次至少能发5万条，多则数百万条。
很快，北京新开盘的楼市背后，都晃动着周晓峰的身影，甚至很多著名的楼盘和房企，都因为周晓峰发送短信回报高效果好而与他合作。生意忙时，周晓峰不仅让向长全帮着以每条0.035元的价格群发短信，后来发现中间有2厘钱的差价，周晓峰干脆也买了14台短信群发器雇人群发。
随着业务越来越繁忙，周晓峰主要承揽各种短信业务，忙着谈合作，签订合约，实在没有精力盯着别人群发短信。他不放心外人，干脆从河北沧州找来自己学计算机的表弟邵刚，专门负责短信群发业务。周晓峰为表弟开出每月2000元的底薪，加上业务量和业绩的年底再分红，邵刚一年下来能拿到将近10万元的收入。相对于只是坐在房间里发发格式短信的工作量来说，这份收入已经相当可观。邵刚到来之后，周晓峰又为他购置了多台群发器和5台电脑主机，由邵刚负责短信群发。而周晓峰在觥筹交错中，轻易就能拿到大笔的短信群发业务。正是这些短信群发业务，支撑着两个广告公司的高速运转和源源不断的利润。
小行为的大惩罚，群发广告犯下非法经营罪
无论是科技公司的业务经理徐向阳，还是广告公司的老总周晓峰及其表弟邵刚，他们委托向长全群发短信同时，也自行购买群发器发送短信。他们都认为短信内容并不涉及黄赌毒，即便偶尔发布一些买卖增值税发票的内容，根本谈不上犯罪。他们更不了解，群发短信需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之后才可以经营。
2010年初，北京市西城区警方多次接到举报，很多手机用户收到多起非法买卖增值税发票的短信。警方希望以短信群发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抓到制贩假发票的源头，于是根据举报，将向长全等4人抓获。他们成为警方打击整治发票犯罪时的“副产品”。
在抓获向长全之前，警方为了慎重起见，曾就此案与电信部门进行了沟通。电信部门表示，以短信群发方式经营广告发布等业务属于增值业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开展这项业务应属于非法经营。这一结论成为此案立案侦查的重要支持。
在被警方控制后，4名被告人认可自己未获许可经营群发短信业务资质的事实。因为他们发短信数量庞大，检方在审查阶段耗费了很大精力才查清，他们群发短信高达数千万条，经营额达到数十万。尽管这些短信中绝大多数都是合法广告，但其中的确存在少量非法广告。
随即，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向北京市西城区法庭提起公诉。法庭上，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检察机关认为，以短信群发方式经营广告发布等业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本案中4名被告都没有获得群发短信这一电信增值业务的特许经营资质。向长全为周晓峰和邵刚、徐向阳3人发送各类信息，经营额达34万余元，周晓峰和邵刚经营数额为20万余元，徐向阳30万元。
同时，4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均为他们做无罪辩护。认为向长全等人没有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代理群发短信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的情形。在一系列认定构成非法经营行為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将群发短信纳入非法经营罪。而且《电信条例》、《广告法》等其他法律法规都没有提到要追究群发短信的刑事责任，因此不能追究4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由于这是首例群发短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控辩双方在法律依据上分歧很大，因此在定罪认定时，法官也非常谨慎。群发短信未获许可经营的构成违法，虽然司法解释中没有涵盖群发短信行为，但非法经营罪中存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条款，认定比较宽泛，法官根据这一条款做出了判决。
并不是所有无证群发短信的行为都会被判刑。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主要依据是涉案的金额、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非法经营罪对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是5万元，不到这个金额的将会被行政处罚。此案中，4人非法经营数额都已达到2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向长全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周晓峰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邵刚被判有期徒刑1年1个月，缓刑1年6个月，罚金2万元；徐向阳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罚金2万元。■
（除向长全外均为化名，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和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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