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年轻人，智商颇高，也踏实肯干，他身边的师长同事不少已有了不菲的成就。你觉得他的成长路径会如何？
　　如果在硅谷，这个年轻人比别人成功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他也许会在积累几年大公司经验后自己创业。那些成功的师长同事会成为他种子轮或天使轮融资的来源。创业成功自然很好，但即使创业维艰，他的人脉也许依然能帮他将创业公司卖给大公司然后成功退出；即使真没找到下家，他的创业经历也让他更容易转身成为一个投资人。
　　要举个例子吗？YC训练营（Y combinator）现在的CEO Sam Altman就是这样。
　　Sam Altman在2005年创办了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服务Loopt，并成为YC的第一批孵化公司。之后这家公司不温不火，7年后注册用户都未超过500万，2012年卖给了金融公司Green Dot。而Altman却在这段时间里与YC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结下了父子般的情谊，并赢得了伊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等硅谷大佬的友谊。此后，他成为YC的掌门人，并开始和马斯克以及蒂尔开展一些忧心人类未来的项目，称要推动科学的突破。
　　如果细看，你很难看到他做了什么太过成功的事情，但在《纽约客》上，以他为特写的标题用上了Manifest Desitiny（命中注定）这样的词语，让人觉得他是被神嘱托着下凡的一样。Sam Altman的经历夸张了一点，但相似的路径走过的人也不少，而且很合理。
　　那再说说和硅谷不同的故事吧。
　　在1970年代，有个年轻人也很聪明，还非常踏实。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实验室里工作，叫Robert Weinberg。他的同事Howard Temin和David Baltimore在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他却在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停滞了，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他甚至这样评价自己：“系主任认为我完全是个傻瓜，一个乖傻瓜，一个努力工作的傻瓜，但仍是傻瓜。”
　　没有格雷厄姆这样的大佬提供初始资金和指导，也没有蒂尔写的《从0到1》的鼓励，他就像实验室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按部就班，找不到方向，也困惑于自己的价值。
　　但这些假设都不存在。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6年，并把自己做实验的各种技能练得炉火纯青，就像一个新时代实验室中的“卖油翁”。
　　但在1978年的冬天，他突然想到了一种找到并萃取癌基因的方法。而这个方法要实现，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技术上的：如何才能将带有癌症的DNA转移到一定數量的正常DNA中。这时，他这6年来的“卖油翁”技术发挥了作用：他仔细设计实验的步骤，将DNA提纯，并剪成上万个片段，并用一种类似变戏法的方法将这些片段塞入到细胞的分子中。
　　而这种方式，最终让人类第一次找到了癌基因。
　　不是我忍不住要刻薄Sam Altman，而是当我读到这些，再回头看硅谷时，会觉得硅谷的确像一个美丽的泡泡：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和轻而易举；每个人都嚷嚷着要改变世界，却像蒂尔说的那样，只“得到了140个字符”，但这“140个字符”已经足以让创业者、投资人和早期员工身家暴涨。
　　这或许本来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差别。科学家用一种缓慢的、苦行僧般的方式，再加上一些运气和灵感，获得推动人类前进的科学发现；而硅谷式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只是在这些果实足够成熟时，用快速迭代的方式将它摘下来而已。缺了哪个都不行，后者总是更加名利双收的那个，但你也不能说这就不公平。
　　如果用硅谷的创新迭代速度来评价人类科学的进展，显然就过于乐观了。近些年来，担心科学果园中“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完，科学突破会出现停滞，技术创新也因此会停滞的说法，也不算是杞人忧天。
　　Sam Altman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没有重大的科学突破，万亿美元级的企业不会诞生的。”所以他从去年开始说要投资各种科研。对了，忘记说了，在硅谷嚷嚷着想要改变世界的那群人中，Sam Altman还是不一样的，他宣称的是要“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