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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布罗代尔在经历年鉴派史学传承与衍变的同时, 以独特的历史时间观构筑了其向往的史学大厦。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有多种多样的量度吗?历史学的时间观具有层次与多元性吗?对这些问题,布罗代尔以长时段理论给了我们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回答。长时段概念的提出,真正奠定了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开创的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这一理论,历史研究扩大了领域,它沟通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长时段理论也引起了传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被视为布罗代尔的结构史学和历史时间的三分法在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布罗代尔的提拔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希尔曾经给这本书以高度评价。他说“这本书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
一、长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
“结构”与“时间”构成了”长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结构”在长时段中居于首要地位,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各种结构和结构群的稳定和很少变动的历史。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人们也只有在结构的深层因素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对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布罗代尔认为,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人们也只有在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指出,正是这种蕴藏在市场经济底层的人们最基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结构,限制了社会表层各种经济活动的可能范围,而在15至18世纪,这些由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细节与杂事构成的限制,又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复杂事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在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形成的结构中,人们也可以认识到事件之反复发生的节奏或周期,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周期,也就是说,中时段—事态也是需要在结构中说明的。
长时段的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时间”,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是历史学家观察社会的尺度, 它不仅决定了过去的性质,而且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结构。布罗代尔指出,应该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三种不同的历史。短时段—事件只是犹如报刊记者报导的“惊人的新闻”,它们虽然在特定地域空间短时期变化迅猛,并对人类社会造成暂时影响,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深层海浪在表层掀起的浪花与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经济社会史适用于研究历史“局势”,即特定空间变化速度较慢,而对人类群体及其历史具有一定作用“周期性波动”,长时段—地理时间可以说是布罗代尔的首创,因为无论是以往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个体时间还是社会时间,都缺少对长时段历史现象的深入全面研究,所以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观点的产生。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长时段理论的多元历史观,使总体史增加了历史层次上的立体感,历史总体的研究对象从而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观中得到更加深刻地说明,而且,通过长时段的时间概念,历史和其它社会科学也找到了共同对话的基点。历史的今天是昨天的历史的延续,“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始于遥远的过去”。短时段与长时段虽然存在着尖锐的、深刻地矛盾,但布罗代尔却认为它们之间是应该相互转换、相互解释的“事件”,要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找到渊源,长时段也限制着个人活动的空间。“如果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到模式回到事件——就更符合我的见解。”当然,无论布罗代尔如何区分历史和历史时间,其多元历史时间观最为强调的还是长时段。他认为一切历史都要以长时段作为基础和转换,认为正是从这一个一半处于静止的状态的深层出发, 历史时间才裂化产生了成千上万个层次的。
二、“长时段”理论存在的问题
“长时段”理论的形成具有多种理论来源。文艺复兴后期起, 法国史学理论界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关注的传统，早期年鉴学派“总体史”观对政治史研究的突破、1932年亨利.贝尔和费弗尔提出的历史因果关系“偶然、必然和逻辑”分类法、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影响了“长时段”理论的产生。源出多头,问题难免,“长时段”理论在得到褒扬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批评。这里,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并坚持从长、中、短时段出发综合考察历史，坚持总体分析，但他对长时段的偏爱尤为突显。他一直强调“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但愿我们的邻居们在思考社会现象时能把他们的观察和研究纳入这条轨道。忽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和当代史研究。长时段主要以中世纪和早期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它很少涉及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事件,而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其缺乏。
第二：割裂总体史,或者说没有真正阐明三种历史时间及其代表的结构、局势、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布罗代尔虽然认为三种时段是应该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解说的,并且他也做出过零星的理论阐述,但事实是他在总体史的名义下,却割裂了历史。总体史好像被他分成互不相干的三块,缺少联系与统一,如“《地中海与菲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一书中的三个部分就似乎是互不相干、割裂开来的。人们看不出总体与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第三部分——政治史与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同传统史的区别。”
第三：认为它缺乏完整的、详实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总结出规律与法则。长时段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而它对总结历史规律的忽视,也导致历史研究的不完整。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下述观点的正确性:“理论不但不是教条,而是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立足点; 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并有公开告诉别人的责任。我尤其希望,历史学家自己要避免用僵硬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历史,但也要承认史学体系的存在,并要担负起分析这些体系的结构和演变的责任”。
第四：重视长时段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把自然、生态、物质、文明和社会心态的长时段历史放在历史的最深层次,认为它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这样,他的史学模式虽然以“地理历史结构主义”显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区别,而且尽管他否认自己的地理历史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的地理环境理论有共同特征,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极端强调长时段——地理时间在地理、气候对人类社会决定作用倾向的。结果在布罗代尔那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环境的限制下,就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三、结语:理论意义—价值与局限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从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时间因素以足够的重视,使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寻求历史规律的长久艰途中找到了领航的长明灯,它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为时間框架在史学实践中的应用寻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而它对空间框架的涉及,又为历史哲学的发展完善注入了积极的因素,使时空框架最终得以成型。同时,对方法论的指导同样显示了长时段理论的巨大价值—对三时段的划分无疑彰显了其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不足在所难免,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史学实践就为我们敲响了正确的看待“中”、“短”时段历史研究的警钟。
参考文献：
[1]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19页.
[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2006年12月，第62-63页.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19、107页.
[4]布罗代尔.《15至此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5][6][7]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09、119、107页.
[8]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转引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54、57页.
[9]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转引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59页
作者简介:
刘美霞（1986—），女，山西忻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
一、长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
“结构”与“时间”构成了”长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结构”在长时段中居于首要地位,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各种结构和结构群的稳定和很少变动的历史。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人们也只有在结构的深层因素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对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布罗代尔认为,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人们也只有在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指出,正是这种蕴藏在市场经济底层的人们最基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结构,限制了社会表层各种经济活动的可能范围,而在15至18世纪,这些由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细节与杂事构成的限制,又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复杂事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在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形成的结构中,人们也可以认识到事件之反复发生的节奏或周期,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周期,也就是说,中时段—事态也是需要在结构中说明的。
长时段的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时间”,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是历史学家观察社会的尺度, 它不仅决定了过去的性质,而且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结构。布罗代尔指出,应该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三种不同的历史。短时段—事件只是犹如报刊记者报导的“惊人的新闻”,它们虽然在特定地域空间短时期变化迅猛,并对人类社会造成暂时影响,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深层海浪在表层掀起的浪花与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经济社会史适用于研究历史“局势”,即特定空间变化速度较慢,而对人类群体及其历史具有一定作用“周期性波动”,长时段—地理时间可以说是布罗代尔的首创,因为无论是以往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个体时间还是社会时间,都缺少对长时段历史现象的深入全面研究,所以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观点的产生。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长时段理论的多元历史观,使总体史增加了历史层次上的立体感,历史总体的研究对象从而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观中得到更加深刻地说明,而且,通过长时段的时间概念,历史和其它社会科学也找到了共同对话的基点。历史的今天是昨天的历史的延续,“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始于遥远的过去”。短时段与长时段虽然存在着尖锐的、深刻地矛盾,但布罗代尔却认为它们之间是应该相互转换、相互解释的“事件”,要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找到渊源,长时段也限制着个人活动的空间。“如果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到模式回到事件——就更符合我的见解。”当然,无论布罗代尔如何区分历史和历史时间,其多元历史时间观最为强调的还是长时段。他认为一切历史都要以长时段作为基础和转换,认为正是从这一个一半处于静止的状态的深层出发, 历史时间才裂化产生了成千上万个层次的。
二、“长时段”理论存在的问题
“长时段”理论的形成具有多种理论来源。文艺复兴后期起, 法国史学理论界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关注的传统，早期年鉴学派“总体史”观对政治史研究的突破、1932年亨利.贝尔和费弗尔提出的历史因果关系“偶然、必然和逻辑”分类法、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影响了“长时段”理论的产生。源出多头,问题难免,“长时段”理论在得到褒扬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批评。这里,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并坚持从长、中、短时段出发综合考察历史，坚持总体分析，但他对长时段的偏爱尤为突显。他一直强调“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但愿我们的邻居们在思考社会现象时能把他们的观察和研究纳入这条轨道。忽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和当代史研究。长时段主要以中世纪和早期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它很少涉及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事件,而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其缺乏。
第二：割裂总体史,或者说没有真正阐明三种历史时间及其代表的结构、局势、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布罗代尔虽然认为三种时段是应该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解说的,并且他也做出过零星的理论阐述,但事实是他在总体史的名义下,却割裂了历史。总体史好像被他分成互不相干的三块,缺少联系与统一,如“《地中海与菲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一书中的三个部分就似乎是互不相干、割裂开来的。人们看不出总体与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第三部分——政治史与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同传统史的区别。”
第三：认为它缺乏完整的、详实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总结出规律与法则。长时段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而它对总结历史规律的忽视,也导致历史研究的不完整。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下述观点的正确性:“理论不但不是教条,而是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立足点; 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并有公开告诉别人的责任。我尤其希望,历史学家自己要避免用僵硬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历史,但也要承认史学体系的存在,并要担负起分析这些体系的结构和演变的责任”。
第四：重视长时段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把自然、生态、物质、文明和社会心态的长时段历史放在历史的最深层次,认为它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这样,他的史学模式虽然以“地理历史结构主义”显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区别,而且尽管他否认自己的地理历史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的地理环境理论有共同特征,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极端强调长时段——地理时间在地理、气候对人类社会决定作用倾向的。结果在布罗代尔那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环境的限制下,就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三、结语:理论意义—价值与局限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从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时间因素以足够的重视,使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寻求历史规律的长久艰途中找到了领航的长明灯,它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为时間框架在史学实践中的应用寻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而它对空间框架的涉及,又为历史哲学的发展完善注入了积极的因素,使时空框架最终得以成型。同时,对方法论的指导同样显示了长时段理论的巨大价值—对三时段的划分无疑彰显了其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不足在所难免,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史学实践就为我们敲响了正确的看待“中”、“短”时段历史研究的警钟。
参考文献：
[1]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19页.
[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2006年12月，第62-63页.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19、107页.
[4]布罗代尔.《15至此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5][6][7]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09、119、107页.
[8]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转引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54、57页.
[9]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转引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59页
作者简介:
刘美霞（1986—），女，山西忻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