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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和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对主粮转基因种植商业化的安全性“开绿灯”的国家。2010年1月3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政府又明确提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此后,对于转基因粮食生产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百名学者谏言全国人大提出异议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一封由130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挂号信从海淀区中关村邮局寄到全国人大。信件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曾经给前总理上书引发全国对“三农”关注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人起草,主要诉求是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保护中国粮食安全。
联名学者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是建议全国人大立即责成国务院取消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批准证书,并立即停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第二条建议是全国人大立刻组织专门委员会开展调查研究,着手准备对转基因科研和应用立法,新法出台之前,不得推进转基因新品种商业化生产,国内进口、经销转基因种子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混乱局面必须立即禁止;第三条建议是在立法中要确立国家主导转基因技术研发、试验、转基因种子推广应用,转基因种子试验和种植要告知生产者,转基因食物进入市场要告知消费者,种子经营要专营,转基因主粮化必须要由全国人民充分讨论并由全国人大决定。
130名学者对于硕大的中国学者队伍来说并不算多,尤其是对于国家已经同意并出台相关文件提出异议,难道只是为了出个风头造个舆论这么简单吗?
国外反对转基因粮食声音从未停止
一场关于转基因茄子的争论在印度闹得热火朝天。一些抗议者穿着茄子状服装走上街头,甚至打出“转基因茄子滚出印度,孟山都滚出印度”的标语。美国孟山都是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比较多的国家。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2009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全部面积的91%、85%和88%。可是,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对主粮——小麦进行转基因的商业化种植。前几年,有人曾向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申请进行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但却遭到农民协会的强烈反对,要求该公司撤回申请。
不少法国人认为,转基因技术虽能提高作物产量或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等,但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法国民间有些团体经常组织起来去破坏转基因试验田。法国政府允许转基因作物在国内种植,但却做了一系列严格规定。2008年年初,法国宣布暂停种植国内唯一的转基因作物——孟山都研发的转基因玉米。
与我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和韩国,人口的增多导致粮食的需求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们和欧盟国家一样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也设置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转基因容易造就“超级害虫”
其他国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组织为何对转基因如此谨慎?130名学者为何对转基因这么敏感?
转基因就是将某些功能性基因片断植入农作物基因组织内,于是,新的作物品种就有了“特异功能”基因,包括抗虫、抗病基因,或使作物更大、更重、更营养的高产优产基因。然而,大自然并不一定喜欢这些“功能”。比如转入抗虫蛋白基因的粮食作物,成为害虫们的“毒药”。但总有虫吃了转基因作物不一定死,甚至发生基因突变,诞生“超级害虫”。即使“虫为食亡”,那么吃害虫的益虫会不会死呢?吃虫的鸟、蛙呢?吃鸟、蛙的更大动物呢?这些问题恐怕目前还无解。无怪乎美国在转基因作物的农田中,故意夹种小片正常作物,为害虫们“网开一面”,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还曾出现“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即使是最近被各大网站都炒作的愿意带头吃转基因大米的水稻专家袁隆平也说过:“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商业化种植后果难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决定实行粮食生产的基因作物工业化种植,实现高产多卖。在这之前,阿根廷农业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的剩余。1996年,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美国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现身。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此后,孟山都开始收取种子的专利费。转基因大豆的机器播种方式,使得害虫和杂草泛滥。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科学家研究发现,‘抗农达’不仅伤害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
阿根廷的这种改造使得大规模的森林为大豆田让路,传统的作物为大豆让路,机器替代人工,农民一贫如洗,不得不逃到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同上升的是阿根廷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仅为5%,1998年变为30%,到2002年增至51%。
看了阿根廷的经历,难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出这样极端的话语:“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
(据《当代健康报》)
百名学者谏言全国人大提出异议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一封由130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挂号信从海淀区中关村邮局寄到全国人大。信件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曾经给前总理上书引发全国对“三农”关注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人起草,主要诉求是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保护中国粮食安全。
联名学者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是建议全国人大立即责成国务院取消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批准证书,并立即停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第二条建议是全国人大立刻组织专门委员会开展调查研究,着手准备对转基因科研和应用立法,新法出台之前,不得推进转基因新品种商业化生产,国内进口、经销转基因种子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混乱局面必须立即禁止;第三条建议是在立法中要确立国家主导转基因技术研发、试验、转基因种子推广应用,转基因种子试验和种植要告知生产者,转基因食物进入市场要告知消费者,种子经营要专营,转基因主粮化必须要由全国人民充分讨论并由全国人大决定。
130名学者对于硕大的中国学者队伍来说并不算多,尤其是对于国家已经同意并出台相关文件提出异议,难道只是为了出个风头造个舆论这么简单吗?
国外反对转基因粮食声音从未停止
一场关于转基因茄子的争论在印度闹得热火朝天。一些抗议者穿着茄子状服装走上街头,甚至打出“转基因茄子滚出印度,孟山都滚出印度”的标语。美国孟山都是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比较多的国家。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2009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全部面积的91%、85%和88%。可是,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对主粮——小麦进行转基因的商业化种植。前几年,有人曾向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申请进行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但却遭到农民协会的强烈反对,要求该公司撤回申请。
不少法国人认为,转基因技术虽能提高作物产量或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等,但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法国民间有些团体经常组织起来去破坏转基因试验田。法国政府允许转基因作物在国内种植,但却做了一系列严格规定。2008年年初,法国宣布暂停种植国内唯一的转基因作物——孟山都研发的转基因玉米。
与我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和韩国,人口的增多导致粮食的需求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们和欧盟国家一样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也设置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转基因容易造就“超级害虫”
其他国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组织为何对转基因如此谨慎?130名学者为何对转基因这么敏感?
转基因就是将某些功能性基因片断植入农作物基因组织内,于是,新的作物品种就有了“特异功能”基因,包括抗虫、抗病基因,或使作物更大、更重、更营养的高产优产基因。然而,大自然并不一定喜欢这些“功能”。比如转入抗虫蛋白基因的粮食作物,成为害虫们的“毒药”。但总有虫吃了转基因作物不一定死,甚至发生基因突变,诞生“超级害虫”。即使“虫为食亡”,那么吃害虫的益虫会不会死呢?吃虫的鸟、蛙呢?吃鸟、蛙的更大动物呢?这些问题恐怕目前还无解。无怪乎美国在转基因作物的农田中,故意夹种小片正常作物,为害虫们“网开一面”,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还曾出现“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即使是最近被各大网站都炒作的愿意带头吃转基因大米的水稻专家袁隆平也说过:“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商业化种植后果难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决定实行粮食生产的基因作物工业化种植,实现高产多卖。在这之前,阿根廷农业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的剩余。1996年,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美国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现身。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此后,孟山都开始收取种子的专利费。转基因大豆的机器播种方式,使得害虫和杂草泛滥。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科学家研究发现,‘抗农达’不仅伤害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
阿根廷的这种改造使得大规模的森林为大豆田让路,传统的作物为大豆让路,机器替代人工,农民一贫如洗,不得不逃到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同上升的是阿根廷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仅为5%,1998年变为30%,到2002年增至51%。
看了阿根廷的经历,难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出这样极端的话语:“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
(据《当代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