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俗，河北辛集人，1924年出生。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校长（副兵团级）等职。1987年4月在北京病逝。本文作者任志秋系任保俗之女。
　　我的面前摆着一篇66年前刊载在《人民文学》上的战地纪实文学作品——《在前进指挥所里》，作者是战地记者葛洛。文章讲述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金城防御战的故事（原载于1953年《人民文学》第3期，1953年底被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出版的《战斗在朝鲜前线》一书）。深度泛黄的纸张已经脆硬，指尖划过纸张稍重就会撕裂它;从左至右竖排、标准的繁体字，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走过的岁月……
　　在泛黄的纸张上清晰地记载着一个熟悉、亲切的名字“任保俗”，这是已离开我32年之久的父亲的名字！
　　时过境迁，在半个多世纪后，作为文中被报道主角的后代，我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回想儿时在部队大院的操场里看过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电影，其中很多故事竟是自己父亲的亲身经历，不免内心百感交集。
　　葛洛在文章一开始这样写道：
　　离发起攻击的时间还有一个来钟头，而战斗的各种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在作为团前进指挥所的这条坑道里，我们坐在桌子旁边，不时地看着表，等待着黄昏的来临。从坑道入口处射过来的白日的亮光，正在逐渐暗淡下去。我仿佛感到在这寂静的时间里，有千百颗战士的心正在剧烈地跳动着，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为着胜利。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副团长任保俗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拿起电话听筒。这是师长打来的电话（时任师长李德生）。电话的线路是这样良好，以致我坐在副团长的身旁，也能听得出师长令人愉悦的声音……
　　1951年7月10日，中朝美三方谈判在“三八线”上的开城拉开了序幕。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金城防御作战阶段。志愿军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由战略进攻转为阵地防御，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在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渐发展壮大自我。此阶段的“联合国军”也饱尝苦头，在连续遭到中朝军队的打击后开始实施战略防御。此时的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已形成军事对峙局面。
　　金城防御作战阶段初期，父亲所在的12军35师刚结束谷山休整不久。在历时4个多月的时间里，12军较为系统地开展了战役总结、思想教育等活动，实施了建制调整、兵力补充等措施，在休养生息的同时，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11月初，按志愿军总部部署，12军整建制离开谷山接替67军至金城地区驻守，并以昌道里为中心组织防御。
　　从1951年5月底开始，以李奇微、范弗里特为首的“联合国军”一面高举停战谈判的“讲和牌”，一面挥舞以“细菌战”“空中绞杀战”为名的杀人刀，企图以所谓的夏、秋季攻势换取谈判桌上的更多筹码，进一步把势力范围向“三八线”以北扩张。三方的谈判一直在持续中，战斗也从未停止过。
　　1952年6月，敌人先后向12军驻守区域“209”南侧高地、官岱里西侧无名高地、双岭洞西南侧无名高地和狐岘西南侧无名高地发起进攻，我英勇的志愿军予以坚决回击，一次又一次将敌人精心组织的攻势彻底挫败。
　　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打谈相济”的方针，更有力地配合板门店谈判，12军党委决定进一步争取主动，乘胜歼敌。接到任务后，时任35师师长李德生开始运筹接下来的战斗。选择什么样的地方作为突破口？怎样去突破？带着问题，李德生师长来到了师属各前沿阵地。
　　1952年7月底，时任104团副团长的父亲陪同李德生师长，又一次对作战一线的地形进行实地勘察，最终敲定座首洞东南“541”高地为进攻目标。
　　站在104团1营主阵地望去，“541”高地的基本轮廓映入眼帘。它位于敌“525”阵地东北侧，长约400米，是敌军主阵地轿岩山向东延伸的一条狭长的山梁，与我方相距约500米，最近距离仅三四百米，敌我双方几乎能看到对面活动的身影。周围峰峦迭起，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遮挡住了前往“525”高地的通道。高地以南是敌人联成一串的几个阵地，高地东临北汉江，脚下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公路，是敌人运输弹药、粮食的唯一供给运输线。谁控制住“541”高地，谁就能扼住对方的咽喉，控制公路乃至运输要道上的致命点。
　　“541”高地由李承晚的精锐部队京畿师（又称首都师）的26团3营驻守，所以敌人又称其为“京畿山”。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自恃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优良的新式武器，依托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形，像个牛皮糖一样死黏在这里。
　　反击的突破点选好了，接下来是谁来担当重任的问题了。李德生师长略加思索，随即把目光锁定在了师主力部队104团。
　　104团是一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襄樊城头、淮海平原、长江天塹到挺进大西南，战功显赫。1949年11月解放西南战役打响，104团作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200里，率先攻下重庆门户綦江县城。团前卫营犹如利剑直捣国民党军用机场白市驿，随后和友邻部队一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重庆上空，摧毁了蒋介石以西南为防线构筑的蒋家王朝的最后堡垒。1951年3月，104团随志愿军三兵团跨过鸭绿江，接着便投入到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在攻克加里山土耳其劲旅、堵截自隐里南逃的美23团和法国营等战斗中，104团均有出色的表现。1951年4月，104团率先占领了光大古地区，为全军发起进攻杀出了一条血路，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攻打“541”高地，若用104团，一定能够克敌制胜。 　　师党委很快批准了作战方案。翌日，时任104团副团长的父亲奉命来到了师指挥所。李德生师长望着这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心里充满了信任。
　　父亲14岁参军，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小八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父亲经历了反扫荡和大生产运动的艰苦磨练。解放战争中，父亲在鲁西南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里一路厮杀，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善于组织协调的军政复合型干部。西南战役时攻重庆、打成都，父亲冲锋陷阵，勇克顽敌。1950年初，父亲在川东一带参加剿匪，他孤身一人深入匪穴，配合攻山部队一举端掉土匪的老窝，为维护重庆及周边新政权的稳定和老百姓的安宁作出了贡献。正因为他的勇敢、机智和出色的军事才能，李德生师长在入朝整编前亲自到军部侦察营将其调入麾下，并委以重任。
　　入朝作战使他有了更多的历练，尤其是第五次战役中自隐里北山之战，在时任团长常国华身负重伤无法指揮时，他挺身而出，带领两个营向敌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一鼓作气俘敌200多名。
　　金城防御战的序幕刚刚拉开，104团继任团长曹国瑛即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师党委研究决定，由时任副团长的父亲主持全团党政工作。
　　李德生师长简要传达了师党委的决定，以及对攻占“541”高地的部署后，面带微笑地说：“任务清楚没，有信心吗？”父亲理了一下帽子，干脆利落地回答一声：“有信心，请师长放心！”
　　经过一番讨论，师部同意了团里的建议，决定让104团4连担任主攻。4连建制齐全、朝气蓬勃，极富战斗力，连长屈海群，也以机智灵活、作战勇猛著称。
　　父亲选定104团1营营部主阵地“539”为前沿指挥所，也就是葛洛在文章标题中所指的“前进指挥所”。父亲命令1营营部机关、作战参谋以及通讯员等一律归己调配使用，随时听从调遣，执行命令。

　　敌情分析、地形勘察、战前动员、兵力布局、给养调配……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冲锋的日子就要到了，虽然父亲早已身经百战，一向镇定自若的他此刻却有一点小小的反常，他的心里有个清秀、恬静的影子总也挥之不去，那就是在师部防疫办公室工作的李希——我的母亲。
　　1952年初，“联合国军”悍然违反国际公约实施细菌战。2月，35师驻地发现美飞机投下特别炸弹，里面有老鼠、跳蚤、苍蝇等，并从这些物体中检验出伤寒等病毒。志愿军总部立即组建了军、师、团各级建制的防疫机构，母亲因为有些文化，入伍后又一直表现不错，被调到35师防疫办公室，负责搜集和上报师部及所属各单位的疫情，组织清除驻地周围环境，安排人员防护医治。师防疫办主任由李德生师长亲自担任，各团防疫办则由副团长负责，104团防疫办主任由父亲兼任。在工作中，父亲和母亲相互有了好感。别看父亲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神勇无比，但遇到这事却十分腼腆，一直没有挑破这层窗户纸。而周围的首长和战友们早已看出了苗头，暗地里合计着撮合这对年轻人。
　　1952年夏日的一个清晨，李德生师长按常规听了我母亲的工作汇报后，关心地询问起两个人的感情问题，一语点破：“他是师里最年轻的团长，打仗勇敢，为人诚信，这样的人你不嫁要嫁谁！”母亲没有直接回答，一脸羞涩地离开了师部办公室。窗户纸虽已被师首长捅破，但过了好些日子，两人还没找到机会“缘定终身”。
　　眼看着攻占“541”高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父亲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对着电话另一端的母亲说：“就要开战了，这场战斗任务很艰巨，也很危险，对我是非常重要的考验，如果我能打胜平安回来，我俩就确定恋爱关系;如果没有攻下高地或者我牺牲了，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事儿……”

　　听着这质朴而热烈的肺腑之言，母亲再没有推辞的理由。一次特殊的战地求婚成功了！没有机会花前月下，没有时间甜言蜜语，战地为凭，日月为证，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这就是身为志愿军战士真挚朴素的情怀，可以想象即将奔赴战场的父亲那一刻是怎样的激动和幸福……
　　一切就绪，只待一声号令。
　　副团长燃起一支香烟，在一条矮凳上坐下来。他年轻的略显消瘦的面孔上，呈现出一种坚毅而镇静的表情，这是一个具有充足自信力的指挥员在激烈的战斗前所惯有的表情。几分钟的沉默以后，他吐出一口烟雾，唇边浮起一个沉思的微笑。
　　一些年轻的战士挤坐在一起。蜡烛的光亮映照出他们一张张健康的脸孔。他们在热烈地谈着话，谈话的内容也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一个河南口音的通讯员，正在向大家介绍他的战斗经验，他兴奋的语调和紧张的手势，都紧紧地吸引着每个通讯员和电话员的注意力……
　　战前的指挥所里是如此平静、安宁。父亲微笑着吸着香烟，年轻的战士们谈笑风生，观察员、通讯员、电话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值守，从容而淡定，表现了智者的胸有成竹和勇者的无畏无惧。
　　此刻的前沿阵地前，4连长屈海群早已在凌晨带着突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陡峭的山崖，绕过布满照明雷、挂雷和地雷的障碍区埋伏下来。这里的一切屈连长太熟悉了。他在师、团领导的带领下，曾不止一次地实地观察过，对敌军的障碍设置、火力部署、防线结构甚至这里的植被和地貌，都了如指掌。突击队一行已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整整潜伏了一个白天。 　　观察员们除了在观察孔跟前担任监视敌人任务的那一个以外，其他人都围坐在子弹箱跟前，兴奋的谈话声也从他们中间传出来：“喂，你们猜一猜看，”一个年轻的观察员向大家提出问题，“十个美国鬼子，把守一个山头，我们志愿军战士冲上去了。打出一排手榴弹，给报销了六个。又扫了一梭子冲锋枪，揍倒了三个。这时山头上还有几个美国鬼子？”一个观察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有一个。”“不对。”“为什么？六个加三个是九个，十个去九个不是还有一个吗？”提问题的观察员两手向膝盖上一拍：“嘿，算你没有把那些美国怂包兵估量透。山头上是十个人，被我们打死了九个，剩下的一个还不吓得屁滚尿流地溜掉了，他哪有胆量站在山头上不跑呀！”接着是一阵轰然的笑声。
　　看到这里我有点忍俊不禁。这个观察员可真是父亲一手带出的兵。小时候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有一天却破例聊起他当年应试侦察兵时，连长考他的问题：树上十只鸟，开枪打中一只掉下来后，树上还剩几只鸟？我的一个姐姐嘴快，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还剩九只。”父亲笑着说：“怎么可能呢？枪声一响，其余的鸟不就飞走了吗？”我们姐妹几个自然是嬉笑成一团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黄昏在期待中悄悄降临，发起攻击的时刻就要到了。父亲看着表，当时针指向19点时，他果断地向值班参谋们发出命令：“通知各个火力队，炮火开始！”刹那间一颗绿色信号弹飞向上空，加强炮营32门大炮齐声怒吼着直射“541”高地，顿时敌人的阵地火光冲天，一片鬼哭狼嚎。
　　屈海群连长带领突击队发起了冲锋，仅用了6分半钟就攻下了阵地，全歼京畿师守敌一个排。通到山包上的电话线路架通了，屈连长从刚刚占领的阵地上打来了电话。听到首攻告捷的消息，一直镇定自若的父亲也激动了。
　　当副团长从参谋手中接过电话听筒的时候，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激动的表情。他放大声音说：“请代表我向战士们表示慰问。他们都打得很好，很顽强。你可以向打得最好的同志们宣布，我马上向团评功委員会给他们请功……”
　　山包上的情况通过观察员的报告及时地反映到指挥所里来，父亲的命令通过通讯联络网迅速地传送给各兵种的指挥员，并被坚决地加以执行，战斗越打越激烈。
　　被打昏头的敌人开始意识到了危机，接下来的反攻一次比一次疯狂，攻占、反攻占、再攻占，双方在拉锯式地反复较量争夺。敌人的炮火铺天盖地般倾泻下来，“541”高地被打成了一片焦土。通往高地的路被网状式的火力死死封住，暂时切断了突击队的后援和运输，指挥所也被激烈的炮火封锁，一度与阵地失去联系。敌增援部队从周边几个阵地赶来如潮水般涌向我们的战士。激战至黄昏时刻，104团伤亡惨重，子弹打完了，手雷扔光了，我方阵地上只剩下两名同志：卫生员牟元礼和三排副排长杨春增。

　　十六岁的小卫生员牟元礼，他在我们的印象里还完全是个小孩子，但是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他一身五任地完成了卫生员、通讯员、观察员、运输员和战斗员的任务，用缴获的自动步枪打死了三个敌人……
　　三排副排长杨春增，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董存瑞型的不朽战士，在战前交给团党委的决心书上他写道：“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了……有我一个人在，决不让阵地失守……必要的时候……我决心献出我自己……”英雄的誓言实现了。
　　……成群的敌人已经拥上阵地。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拿着一颗高级手榴弹冲进敌群，拉响了这颗高级手榴弹，与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烈士们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为后续增援部队的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战机，为104团取得“541”高地的最后胜利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面对敌人兵力雄厚、凶猛疯狂的态势，指挥所里的父亲及时调整战术，命令屈海群将部队按小组划分，化整为零，以各小组为单位连续不断地向“541”高地发起进攻，在保存实力减少伤亡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增援阵地。新的战术很快奏效，我们的战士突破封锁终于冲上去了。望着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战友，后续部队的同志喊着“报仇”的口号猛烈射击，一堆堆敌人在发红滚烫的枪管下丧命。敌人被英雄的志愿军战士打退，阵地终于守住了！
　　我和副团长一起来到观察孔跟前，这时太阳已经从东边的山头上升起来了。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山林和河流，看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在那昨晚还是激烈战场的小山包上，现在却显得空前的沉寂。从望远镜里望过去，密布的弹坑犹如一张张沉默的巨口，残缺的树干横七竖八地歪倒着。那些大部分已经坍塌的工事里，现在也看不到一点动静。没有炮声，也没有战斗的呐喊。但是在这寂静的时刻，战士们壮烈的誓语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他们英雄的姿态仍然活现在我的眼前。
　　……发生在这个小山包上的不朽的事迹是不该被遗忘的！

　　“541”高地，这是一座面积不到五公顷的小小的山包，是朝鲜战场上千万个普通小山包中的一个，当时即使是在最详尽的军用地图上也无法找到它的名字。但是104团的勇士们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创造了一个奇迹。8月5日至7日，三天惨烈的战斗，歼敌600余人。美联社记者曾发文形容这场战斗，说炮弹把通向京畿山的战壕打得像奇怪的坟墓，南朝鲜士兵尸横遍野……
　　战后，104团4连荣立集体一等功;杨春增烈士被朝方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荣获朝鲜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并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战士胡志先记特等功;连长屈海群、卫生员牟元礼各记一等功。《人民文学》、新华社和朝鲜战地媒体等纷纷到104团实地采访并做了宣传报道。 　　“541”高地一战，在战前周密布置的基础上成功地运用了依托坑道、步炮密切协同、小兵群多次补充、逼近敌阵潜伏等战术，创造了小分队积极防御作战的范例，后来被多本军事书收录或引用。战后不久，我的父亲被正式提拔为104团团长。

　　1953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都要早一些，金达莱花也似乎开得更旺更艳。4月一个明媚的清晨，在朝鲜东海岸元山，104团的驻地热闹起来了。这一天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大喜日子，战友们有的帮忙打扫新房，有的帮忙找红颜色的纸张和布条，不知道是谁在哪里弄到了一些朝鲜老百姓做的土酒，喜庆的气氛四处洋溢。新房安在简陋的坑道里，在洁白清香的金达莱花的簇拥下，母亲走进了洞房。团参谋长崔明礼特地找了一台美式照相机（战利品），为这对战地伉俪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结婚照，让我们这些后代能一睹他们当年的风采和幸福无比的笑容。
　　看完了这篇战地报道，我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作者葛洛是何许人也？能把枯燥的战斗场面写得如此鲜活，引人入胜，富有感染力，绝对是大家之作。因此，我想找到他并了解他的欲望越来越强。2019年7月初，在翻看家中老照片时，一张摄于1952年座首洞，父亲与四个穿着志愿军军服的战友的合影照片让我如获至宝。母亲对着照片从左至右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可右边第一个人她却不认识，说一直在打听这人是谁，但十几年了都没问到。几天后再次说到这个话题，母亲突然轻轻说了一句，会不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葛洛？一句话提醒了我，细想还真有可能，时间、地点都能对上，而且部队的老人都说不认识，那就极可能是临时去104团的外单位的人。在互联网、电话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葛洛生前在北京的部下。对方很快认定了，那个人就是葛洛本人，照片一定是他跟随父亲实地采访期间拍的。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才知道原来作者葛洛不仅是志愿军总部派到朝鲜前线的战地记者，而且是著名作家。1938年他奔赴延安，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曾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创作组组长、《人民文学》《诗刊》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等，难怪他的文字功底那么扎实，文章写得那么出彩！
　　据母亲回忆，父亲说曾经有记者到前线采访，师部要求他提供自己的事迹材料，父亲说了一句“那有啥好写的”就回绝了。记者就跟随着进了坑道团指挥所直至战斗结束，于是就有了内容如此真实感人、文字水平如此之高的战地报道。
　　对于《在前进指挥所里》的解读全部结束，我像是完成了一次时空穿越，走进抗美援朝战场，来到104团和父亲身旁，感受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非常感谢葛洛前辈冒着生命危险赴前沿阵地跟踪采访，并用生花的妙笔做了精彩报道;更感谢在那场战斗中站在父亲身后的首长、一同坚守指挥所的战友和一次次冲向高地的勇士们。正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辈的付出，才换来了我們今天幸福的生活。
　　回顾不是为了邀功，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继往开来，用革命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为传承红色基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既是父辈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 君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