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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的设想。此前，克服当前欧债危机的政策选项已所剩不多。然而，无论是发行共同债券，还是让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都必须以欧元区内惟一没有风险的德国财政作为抵押。如今，欧元区的“经济老大”——德国不愿充当“救赎者”，更令这场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尽管德、法、意三国领导人同意在12月9日前提交一份旨在加强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欧盟条约修正方案，然而修宪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实难让处在极度恐慌中的投资者寄予厚望。自2009年12月爆发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曾经辉煌的欧洲为何如今却成为世界经济的尴尬？
闹“钱荒”的欧元区
如今，虽然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但从客观能量上看，欧元区仍然是当今世界的超强经济体，201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约占全球总量的22%。那么，似乎并“不差钱”的欧元区为什么会出现“钱荒”呢？
欧元区松弛的财政纪律，直接导致数个成员国的债务严重超标。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都曾明确规定了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标准趋同，但在实际执行上却难以严格掌握。2005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修改和拓宽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过度赤字”的定义，虽然增加了各国财政政策的自由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内部纪律的松弛，尤其是给那些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严重却需要维持巨额社会福利的成员国打开了不断增债的窗口。2010年，希腊因公共债务相当于该国GDP的142.8%，预算赤字高达10.5%而陷入国家破产危机，其主权信用评级已跌至全球最低水平；2011年11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步希腊后尘，公共债务高达1.9万亿欧元，为自身GDP的120%。不容乐观的是，作为本次危机中的主要“援手”，德国自身债务也已占到GDP的80%，2012年法国公共债务率也可能达到88%。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商业银行因对危机当事国债券的“敞口过大”而身陷困境，法国三家银行被穆迪公司下调了信用等级，欧债危机转向货币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也非常尴尬。任何一种完善的货币体系都需要央行和财政部一同保驾护航。危机来袭之时，央行可提供流动性，财政部则处理公共债务。然而，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欧洲央行也无法像各国央行那样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无法提供流动性。这一“似是而非”的体制缺陷在欧盟和全球经济上行期尚可掩盖成员国财政状况良莠不齐的事实，而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救市开支加大，赤字攀升，希腊等国资不抵债的“黑洞”便引起债券市场的强烈反应，造成国债收益率蹿升，融资成本一再被拉高，最终酿成全面债务危机。
国际投机者大举卖空希腊国债和欧元以从中牟利也让欧债危机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某些国家处境艰难，但那些我们一年半之前援助过的金融机构，却正利用这一点搞投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上限协议达成后，美联储决定实行“卖短（期）买长（期）”的国债扭曲操作政策。短期国债利率升高吸引大量美元回流，变相起到了为美国金融体系注资的效果，却导致欧元区出现流动性紧缩，欧洲银行业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苏格兰皇家银行等66家大银行难以凑足“金融稳定基金”(EFSF)所需的一万亿欧元，“钱荒”便真的到来了。
进退两难的欧盟
诚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扩大来得太晚了……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扩大又太急了”。当下围绕债务风波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一方面使欧元区经济“南”“北”两极的深刻矛盾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国家面对“进”（拆除财政和货币二元结构，统一欧元区各国财政）、“退”（建立退出机制，对“滥竽充数”的成员国实行“零容忍”）两种前景踌躇不决。
关键是，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因受制于欧盟模式的特性而难以迅速实现。
首先，交出财政主权意味着向欧洲联邦的方向迈出实质性一步，这与目前各国对一体化的认知不相吻合。由于无法摆脱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和文化特性的影响，欧盟的各种制度改进需要经过繁冗复杂的规则程序，甚至要经过各成员国议会批准或民众公投才能生效。如今，在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各国民众更加趋向保守化思想，对于欧洲统一的认同进一步下降，导致各国政府处置危机的决断力不足，向欧盟让渡主权的政策空间无疑将受到更大的限制。
其次，货币联盟促进了跨国贸易，降低了投资风险与换汇成本，顺应了扩张市场规模和实现区内资源最佳配置等生产力要求。如果部分危机国家被迫退出欧元区，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遭到破坏，德法等出口大户的贸易空间将大幅压缩，这一代价同样也是所有成员国无法承受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有成员国退出并重新发行本币，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新币势必快速贬值，从而使其原有债权进一步缩水，再度波及债权国财政，欧元汇率也将难以保持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可能会动乱不止。不仅如此，由于程序问题，退出欧元区同样需要走很长的谈判之路，对于处理眼下的债务危机可谓“远水不解近渴”。
最后，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也是造成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欧盟当局在“顺周期”尚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所作为，而在出台“反周期”调控措施时却缺少高度集中的监管或问责能力。各成员国不愿“有难同当”，各项对策都着眼于缓解短期震荡，借新债还旧债，导致竞争力低下和产业结构落后等长期性挑战得不到正视。一句话，法律上已经捆绑在一起的欧元区经济体消极地谋求“独善其身”，而无心在“债务寒冬”中抱团取暖。欧洲“统一之梦”所依托的超国家主义思想正在遭受经济民族主义的严重侵蚀。
经济全球化的失衡
从20世界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其主导力量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追求无限利润的资本、技术、制造、资源、信息和服务业跨国公司。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之同时加速，甚至还为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包括单一货币在内的深化区域联合的重大举施难以完全实现，又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无关系。
全球化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信息网络技术普及深刻地改变了大众的政治诉求方式，极大地催生了全球性民主化潮流，与西方社会高度民主相伴而生的民粹主义也开始发酵。竞选者为取悦选民而一再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则“贪得无厌”，导致公共支出一再打破与财政收入的平衡，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在欧盟各国，福利支出主要由养老金、医疗卫生、家庭补贴、失业金、住房支出等九项内容组成。1980年以来，九个项目的支出规模不断提高，平均每十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包括目前陷入主权债务风波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13个欧洲国家中，财政的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平均19.4%升至2008年的23.8%。过度的社会保障还造成人口红利锐减、老龄化严重、积极就业不足和生产率下降。事实表明，过度民主同样会限制经济增长。
不同于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的走向，当代经济全球化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正在形成新兴经济体和众多发展中地区反转过来影响西方财富中心的新型关系格局，前宗主国、发达国家对外转嫁自身危机的国际条件已大不如前，却日益面临具有人力和自然资源后发优势的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力竞争。“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法则悄然发生改变。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欧元区经济，总体上趋于消费形态，居民储蓄率偏低，实体产业投资不足，结构性改革步伐踟蹰，可持续性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
此轮全球化要求实现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内的生产力全要素最佳配置。相较于北美、东亚地区，欧元区的实际劳动力流动状况不佳。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在南欧拉丁圈国家与西、北欧日耳曼区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人口流动障碍。此外，面对外来竞争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来的压力，西、北欧地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挪威布雷维克枪击案一类的极端“排外”和“仇外”事件。在经济不振、债务缠身的不利境况之下，如何克服在本质上反全球化的社会情绪，同样是困扰欧盟成员国的一大难题。
闹“钱荒”的欧元区
如今，虽然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但从客观能量上看，欧元区仍然是当今世界的超强经济体，201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约占全球总量的22%。那么，似乎并“不差钱”的欧元区为什么会出现“钱荒”呢？
欧元区松弛的财政纪律，直接导致数个成员国的债务严重超标。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都曾明确规定了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标准趋同，但在实际执行上却难以严格掌握。2005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修改和拓宽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过度赤字”的定义，虽然增加了各国财政政策的自由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内部纪律的松弛，尤其是给那些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严重却需要维持巨额社会福利的成员国打开了不断增债的窗口。2010年，希腊因公共债务相当于该国GDP的142.8%，预算赤字高达10.5%而陷入国家破产危机，其主权信用评级已跌至全球最低水平；2011年11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步希腊后尘，公共债务高达1.9万亿欧元，为自身GDP的120%。不容乐观的是，作为本次危机中的主要“援手”，德国自身债务也已占到GDP的80%，2012年法国公共债务率也可能达到88%。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商业银行因对危机当事国债券的“敞口过大”而身陷困境，法国三家银行被穆迪公司下调了信用等级，欧债危机转向货币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也非常尴尬。任何一种完善的货币体系都需要央行和财政部一同保驾护航。危机来袭之时，央行可提供流动性，财政部则处理公共债务。然而，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欧洲央行也无法像各国央行那样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无法提供流动性。这一“似是而非”的体制缺陷在欧盟和全球经济上行期尚可掩盖成员国财政状况良莠不齐的事实，而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救市开支加大，赤字攀升，希腊等国资不抵债的“黑洞”便引起债券市场的强烈反应，造成国债收益率蹿升，融资成本一再被拉高，最终酿成全面债务危机。
国际投机者大举卖空希腊国债和欧元以从中牟利也让欧债危机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某些国家处境艰难，但那些我们一年半之前援助过的金融机构，却正利用这一点搞投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上限协议达成后，美联储决定实行“卖短（期）买长（期）”的国债扭曲操作政策。短期国债利率升高吸引大量美元回流，变相起到了为美国金融体系注资的效果，却导致欧元区出现流动性紧缩，欧洲银行业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苏格兰皇家银行等66家大银行难以凑足“金融稳定基金”(EFSF)所需的一万亿欧元，“钱荒”便真的到来了。
进退两难的欧盟
诚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扩大来得太晚了……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扩大又太急了”。当下围绕债务风波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一方面使欧元区经济“南”“北”两极的深刻矛盾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国家面对“进”（拆除财政和货币二元结构，统一欧元区各国财政）、“退”（建立退出机制，对“滥竽充数”的成员国实行“零容忍”）两种前景踌躇不决。
关键是，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因受制于欧盟模式的特性而难以迅速实现。
首先，交出财政主权意味着向欧洲联邦的方向迈出实质性一步，这与目前各国对一体化的认知不相吻合。由于无法摆脱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和文化特性的影响，欧盟的各种制度改进需要经过繁冗复杂的规则程序，甚至要经过各成员国议会批准或民众公投才能生效。如今，在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各国民众更加趋向保守化思想，对于欧洲统一的认同进一步下降，导致各国政府处置危机的决断力不足，向欧盟让渡主权的政策空间无疑将受到更大的限制。
其次，货币联盟促进了跨国贸易，降低了投资风险与换汇成本，顺应了扩张市场规模和实现区内资源最佳配置等生产力要求。如果部分危机国家被迫退出欧元区，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遭到破坏，德法等出口大户的贸易空间将大幅压缩，这一代价同样也是所有成员国无法承受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有成员国退出并重新发行本币，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新币势必快速贬值，从而使其原有债权进一步缩水，再度波及债权国财政，欧元汇率也将难以保持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可能会动乱不止。不仅如此，由于程序问题，退出欧元区同样需要走很长的谈判之路，对于处理眼下的债务危机可谓“远水不解近渴”。
最后，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也是造成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欧盟当局在“顺周期”尚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所作为，而在出台“反周期”调控措施时却缺少高度集中的监管或问责能力。各成员国不愿“有难同当”，各项对策都着眼于缓解短期震荡，借新债还旧债，导致竞争力低下和产业结构落后等长期性挑战得不到正视。一句话，法律上已经捆绑在一起的欧元区经济体消极地谋求“独善其身”，而无心在“债务寒冬”中抱团取暖。欧洲“统一之梦”所依托的超国家主义思想正在遭受经济民族主义的严重侵蚀。
经济全球化的失衡
从20世界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其主导力量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追求无限利润的资本、技术、制造、资源、信息和服务业跨国公司。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之同时加速，甚至还为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包括单一货币在内的深化区域联合的重大举施难以完全实现，又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无关系。
全球化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信息网络技术普及深刻地改变了大众的政治诉求方式，极大地催生了全球性民主化潮流，与西方社会高度民主相伴而生的民粹主义也开始发酵。竞选者为取悦选民而一再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则“贪得无厌”，导致公共支出一再打破与财政收入的平衡，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在欧盟各国，福利支出主要由养老金、医疗卫生、家庭补贴、失业金、住房支出等九项内容组成。1980年以来，九个项目的支出规模不断提高，平均每十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包括目前陷入主权债务风波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13个欧洲国家中，财政的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平均19.4%升至2008年的23.8%。过度的社会保障还造成人口红利锐减、老龄化严重、积极就业不足和生产率下降。事实表明，过度民主同样会限制经济增长。
不同于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的走向，当代经济全球化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正在形成新兴经济体和众多发展中地区反转过来影响西方财富中心的新型关系格局，前宗主国、发达国家对外转嫁自身危机的国际条件已大不如前，却日益面临具有人力和自然资源后发优势的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力竞争。“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法则悄然发生改变。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欧元区经济，总体上趋于消费形态，居民储蓄率偏低，实体产业投资不足，结构性改革步伐踟蹰，可持续性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
此轮全球化要求实现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内的生产力全要素最佳配置。相较于北美、东亚地区，欧元区的实际劳动力流动状况不佳。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在南欧拉丁圈国家与西、北欧日耳曼区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人口流动障碍。此外，面对外来竞争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来的压力，西、北欧地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挪威布雷维克枪击案一类的极端“排外”和“仇外”事件。在经济不振、债务缠身的不利境况之下，如何克服在本质上反全球化的社会情绪，同样是困扰欧盟成员国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