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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以1917年作为“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并使“现代文学”成为一门与“近代文学”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学科”,等于以制度的方式将一种本来无法断开的绵延之物一分为二了。□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新文学并没有发生这种断裂,毋宁说是新文学史和学科划分制度本身制造了这种断裂。
一
在文学革命史写作上,文学革命的反对派往往也是文学革命派提供的那些“史实”的忠实复述者。例如钱基博在其1932年刊行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就完整抄录了胡适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的“自序”,这等于承认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叙述的真实性,正因如此,钱基博才在结尾处说:“自胡适之创白话文,所持以号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徐志摩以诗闻。”
不知其中“创”是否为“倡”之误。既然钱基博把胡适《尝试集自序》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当做文学革命的信史,那他至少会认为胡适乃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祖,因为《尝试集自序》谈的是胡适对白话诗的“尝试史”,而胡适在1920年8月为《尝试集》所写“再版自序”中亦肯定“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是最早”。
1935年,“新文学家们”以集体协作方式出版十大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他们依照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划定的范围和线索,把中国新文学规定为胡适“首倡白话文”之后出现的新文体,并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了中国新文学各个门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第一”的地位。
朱自清为“大系”《诗集》所撰“导言”开篇便称“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导言》中则称“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茅盾在为《小说一集》撰写“导言”时,亦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等等。最有趣的是鲁迅,他在为《小说二集》撰写“导言”时,连1917年之前的《新青年》似乎都懒得翻就顺手写道:“当[《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胡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
稍微翻阅一下1917年之前《新青年》的各卷各号,就会发现“薛琪瑛”这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因为她以“欧化的白话”(按: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周作人1918年之后的翻译“是国语的欧化的起点”,替周作人分配了一个“第一”的位置)翻译的王尔德的《意中人》可以说是《新青年》史上最长的文字,前后连载五期,从1915年10月一直到1916年10月,长达一年。鲁迅既知胡嘏,自然更知薛琪瑛,何况,薛琪瑛是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唯一为之写过“小传”的作者,他在1915年10月《新青年》1卷2号为薛琪瑛所译《意中人》写“记者识”云:“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盦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鲁迅非把薛琪瑛从新文学大系打发出去,才能确保新文学各门“第一”的名号属于“自己人”,不仅因为薛琪瑛比他们更早使用现代白话翻译文学作品,更因薛女士乃1917年之后的《新青年》恶言恶语攻击的“桐城谬种”的后人:庸盦,即清末改良派重要人物薛福成,而“吴挚父”(吴汝纶,字挚甫、至父)则不仅是清末桐城文派领袖,且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早期最重要的鼓动者。1915年10月的陈独秀称薛琪瑛为“吾国文言复兴之嚆矢”,虽然白纸黑字,却不符合1917年后《新青年》诸人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想象,何况,因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加入,《新青年》感染了桐城古文派与章太炎派之间由来已久的门派恩怨(所以《新青年》才对林纾和严复进行攻击,而林、严正是薛琪瑛的外公吴汝纶的门生)。如果“桐城谬种”的后人乃“中国文艺复兴之嚆矢”,那胡适等人就只能算“中国文艺复兴”之回音了。
1935年到1936年陆续出版的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以群体叙述的方式,将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变成了一个“历史共识”,它宣称在1917年《新青年》“首倡文学革命”之后,始有新文学的出现,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必须以1917年这一年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但这样的中国新文学史与其说是对白话文学演变的记述,毋宁说是因人设史,为的是以“五四”一代人为核心,构建一个“历史断裂”的神话:正因为有了“五四”一代人的发明,我们才幸运地拥有了“新文学”,以至我们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确立一个起始点的话,那就是1917年的《新青年》。我们暗中渴望是“新人”而不是“旧人”将我们带入“现代”,而以1917年为起始点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则迎合了我们的这种渴望——毋宁说它制造了这种渴望,因为新文学史的写作者正是这些“新人”自己。
二
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他们的“现代”。可当我们以“现代”一词来定义1917年之后的“新文学”时,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按胡适的说法,1917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类似欧洲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被认为是欧洲现代史的开端,因此1917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学才是现代文学。文艺复兴是欧洲从神化的“中世纪”进入世俗的“现代”的开始。但按西方的这种标准,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世俗的,早已进入“现代”,《诗三百篇》甚至比彼得拉克的新诗更有尘世味。于是,胡适又提出一项形式标准,即“俗语”文学的兴起。但文艺复兴时期所谓“俗语”,乃指对应于罗马帝国的官方语(拉丁语)的欧洲各地的民族语。“俗语”与拉丁语的区别是本族语和外语的区别。当胡适分别将“文言”和“白话”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和“俗语”时,他就将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用之间的关系误说成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此外,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俗语文学”的兴起乃是欧洲各民族从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主义分离出来而要求创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的语言—文学表征,而中国的文言比起白话来更适合建构民族主义。
但胡适一班人却是反对民族主义而主张世界主义的,且一直到晚年,胡适都是如此。1959年冬,他在分析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受到一些阻碍时,指出民族主义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足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就拿这桩语文改良或文字革命说罢,中国的执政者,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挠,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如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俗语文学”因为是民族主义的因而是现代的(就“民族—国家”是一种持续至今的现代形式而言),那么,中国的文言文学为何因是民族主义的而反倒是“古典的”?如果一定要按照西方文学的演化的次第来描述中国文学,那只能说,文言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时期是“现代的”,而白话文学推倒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文学时期则是“后现代的”,它大致相当于西方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标志是大众文化、包括“他妈的”(如鲁迅的《论“他妈的”》以及被新文化派从古旧书堆里翻出来并隆重推出的脏话满篇的《何典》)在内的亚文化凯旋进入文化权力的中心地带。的确,如果不乏历史想象力,我们大可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看到西方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的种种特征。
即便如此,以西方的文学史词汇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还是如同一个漂浮的能指在寻找一个漂浮的所指。例如胡适颇有把握的认为以西方现代诗为仿本创作的白话诗是现代诗,而欧美的现代主义诗歌(如意象派)却或许从中国古诗中发现了比“现代”还新的“后现代”。我们暂且将“比较文学”搁置一边,转而讨论一下中国“新文学家”和“新文学史家”关于“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定义。钱玄同为胡适《尝试集》作序云:“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尽管钱玄同在这里也提到了“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但他强调“以前的白话”完全不同于“现代的白话”,“‘乐府’、‘词’、‘曲’的白话,在今天看来,又成古语,和三代、汉唐的文言一样”。果真如此?为何他一下从“元曲”跳到“现代”,中间隔了明清两代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里,或许已产生了“现代的白话”和“现代的白话文学”?
由于身兼“新文学史家”的新文学家们将他们本人开始白话创作的时刻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并且抢占了新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权,从而能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之见变成一种历史常识,因此,即便后来的新文学史家哪怕因在清末文学中突然发现了“现代”而仅仅想把“现代”的起始点由1917年上拨若干年,也像搬动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因为一旦“现代”被前移到清末,就等于承认旧制度开启了“现代文学”,势必大大弱化“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或“五四”一代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这种非学术的顾虑,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者们在该书《前言》一方面重申“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这一“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规定,一方面又谨小慎微地表示“‘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哪里是时间概念,分明是政治史概念),虽然他们承认“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已显示出学术价值,“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以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旧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这等于委婉承认“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1917年1月为起点的理由在于权力)。然而,紧随其后的句子又否定了以1917年1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随意性,强调“‘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尽管这里一连用了几个“现代”来定义“现代文学”,但并没有使“现代文学”的定义变得更清晰,因为何为“现代”、何时算作“现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三
钱钟书曾谈到意大利的一句嘲笑人的习语(“他发明了雨伞”):“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
奠定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传统的胡适当然不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但如果他要为自己或《新青年》诸人抢注“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的专利,则必须对他们之前的中国文学史进行选择性叙述,或干脆不谈清代的白话文学。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将自1872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为从桐城文派的古文到梁启超辈的半文半白的“新体”的演变,然后——作为一个崭新的开端——“首倡白话文学”并亲自开始“实验”白话文学的“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现了。
中国文学的演变脉络不是从“文言”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的线型轨迹,毋宁说这些文体是同时并存的。胡适刻意遗漏了许多同时发展的线索,例如清举人裘廷梁早在1897年就在报纸上大倡“崇白话而废文言”,而且他还并非唯一的倡导者。至于白话诗,林纾也写过,比胡适还早十几年,而且他并非最早之人。这也是胡适后来撰写《国语文学史》及其修订本《白话文学史》而止于唐宋白话的深层原因(《白话文学史》因此又被称为“半部文学史”)。如果他一直往下写,写到清代和民国前六年,那么,他将发现不仅有人早就在提倡白话文学,甚至白话文学的各门也早已被人一一“实验”过,不劳他来“首倡”和“实验”了,而这就将葬送他通过抢占新文学史的叙述权而为自己或“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争取到的“新文学开创者”的位置。
语言结构是超稳定的,它先于我们而存在,因为它正是思维结构本身,它使交往成为可能。那种认为“现代汉语”和“中国新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行说法基于这一非历史的臆断,即汉语和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一场“文体突变”或者“形式转换”,由此产生了“现代汉语”或“中国新文学”,仿佛在1917年之前的语文结构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在1917年之后突然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体。与其说这是一种基于史实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追求断裂的历史想象,是围绕五四运动构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个巨大的神话工程的语文—文学部分,它把以“世纪”为单位的长时段的语言变迁史(文言有文言的变迁史,白话有白话的变迁史)强行套入以“年”为单位的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史,因此它就把胡适个人或《新青年》一刊的文体骤变史描述成了汉语的变迁史。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如果不像胡适所做的那样把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第一首白话诗说成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首白话诗,把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说成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就会被认为是对“历史”的冒犯,尽管在胡适和鲁迅之前,在《新青年》之前,早就存在按胡适的定义完全可被称为“新文学”的文学作品。这种毫无历史根据却言之凿凿的说法经过不断的重复,就变成了一种积非成是的顽念。
四
前文曾引钱玄同为胡适《尝试集》所作的序,谓“现代的白话文学”乃“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现代文学”的定义一致(“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不过,若不标注时间,就难以判断以下几首诗到底何者属于“现代的白话”或者“新文学”:
《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想你想的肝肠断》
想你想的肝肠断
盼你盼的眼儿穿
你来了不觉的心撩乱
你去了泪珠儿只在腮边转
一寸寸柔肠
一阵阵心酸
都只为一点恩情和你割不断
都只为一点恩情和你割不断《一对鸟儿》
一对鸟儿在树上睡
不知趣的行人他把树推
惊醒鸟不成双来不成对
那鸟儿大睁着眼儿不敢睡
一个往南一个北飞
分散了几时再得重相会
是姻缘飞来飞去成双对《茉莉花》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
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
我本待不出门就把那鲜花儿采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怎及得他
我本待采一朵戴
又恐那看花人来骂
按今天标准,《想你想的肝肠断》、《一对鸟儿》和《茉莉花》更具“现代汉语”或“新文学”的特征,且难说它们没有“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 然而,《想你想的肝肠断》和《一对鸟儿》分别取自清乾隆六十年(1798)刻印的《霓裳续谱》和清嘉庆、道光年间刻印的《白雪遗音》(这两部俗曲总集共辑录当时广为流传的类似民歌时调达一千四百首),而《茉莉花》则最早刊于清乾隆年间出版的《裘白集》。《朋友》(又名《蝴蝶》)则取自胡适1920年出版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其创作时间为1916年8月。胡适本人在1920年8月《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则自称“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并把《蝴蝶》归于“很自由的新诗”之列。
如果残留着古体诗印记的《蝴蝶》被认为是“现代的”,而纯粹白话口语的《想你想的肝肠断》、《一对鸟儿》和《茉莉花》则被认为是“古代的”,那只说明“现代”这个词仅仅意味着一种自我赋予的“历史地位”。此外,我们必须警觉,当“敬惜字纸”的胡适把自己任何一篇写有整齐分行的白话句子的文字都作为“白话诗实验品”收入他的新文学史的史料库里时,早在他之前出现的大量白话诗的史料则要么被新文学史刻意湮灭,要么被当做“史前史”打发到“新文学史”之外,以便确立胡适等人的“第一”的历史地位。
100多年前的“现代的白话文学”姑且不论,只谈谈胡适的同代人,那些比他早几年或十几年创作白话诗但同样也没有出现在他的“新文学史”中的诗人们。为了把自己描绘成“最早做白话诗”的人,胡适还得避免谈及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以及文人创作的其他白话诗。这些诗歌当时流行于各地,有些诗歌集的发行量甚至超过百万本,当时在上海读小学和中学(1904—1910)的胡适当然学过这些“学堂乐歌”。仅举数例:
《黄河》
(1904年,杨度作)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何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共和国民》
(1912年,华航琛作)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
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
敦品励行重操节道德真紧要
体育工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
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
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胡适说中国缺乏长诗,更别说白话长诗了。但清末湖南维新派在长沙办的《湘报》就曾刊出我的乡前贤吴獬的数首白话长诗,例如发表在1898年第75号上的近百行的《大家想想歌》。原诗太长,仅录首节,以观其湘北地方语风格:
湖南来了徐学台有篇手谕谕秀才
说我们秀才会开导要叫百姓莫乱闹
乱闹的原因有几宗一宗游历要说通
二宗为的他传教平民教民不和好
三宗通商开码头不明枉自结冤仇
明人也要旁人说不说分明不晓得
有时,我想,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以1917年作为“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并使“现代文学”成为一门与“近代文学”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学科”,等于以制度的方式将一种本来无法断开的绵延之物一分为二了,1917年以前的文学归“近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去读,而不必了解1917年之后的文学,1917年之后的文学归“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去读,而不必了解1917年之前的文学。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一翻开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就看到胡适的“首倡”和“尝试”,而不知前人的“首倡”和“尝试”,于是就没有理由不认为胡适们开创了一个文学新时代,并把这种观点传给自己将来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使之在国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新文学并没有发生这种断裂,毋宁说是新文学史和学科划分制度本身制造了这种断裂。
五
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现代文学史把鲁迅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说成“中国新文学第一篇小说”,尽管胡适出于私念,更想把这一荣誉转赠给陈衡哲(莎菲)。1917年,这位瓦莎女子学院的中国留美生在美东中国留学生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一天》(后收入1928年她出版的小说集《小雨点》,前有胡适序,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但文学声誉日隆的鲁迅认为自己才是“第一”,而且,他在为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格外强调这一点。新文学史家夏志清像胡适一样对鲁迅的这种为夸大自己而不顾史实(胡适本人何尝不是如此)的非历史主义感到不满,在《新文学的传统》中说:“通常新文学史上,讲起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总推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民国七年5月号),连我自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也跟着这样说。我们所依据的权威是茅盾、鲁迅等人……事实上,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
他并且分析了鲁迅这样做的个中缘由:“鲁迅一向同《现代评论》、《新月》社的‘正人君子’不睦,凌叔华的小说只选了一篇《绣枕》。沈从文的一篇也选不上,虽然凭他30年代的成就,早期小说也应该选上一两篇的。陈衡哲是胡适‘最早的同志’,加上当时大家公认《狂人日记》是第一篇新小说,鲁迅如选上了《一日》,岂不非自贬身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鲁迅编选工作做得很马虎,根本没有参照《小雨点》这本书。但鲁迅把一些无名作家——赵景沄、林如稷、顾瓍、斐文中——的小说都选录了,陈衡哲当年‘女教授’、‘女作家’名气还蛮大的,《小雨点》他是一定看到的。”
但正如胡适第一首白话诗只是他个人的和《新青年》的第一首白话诗而决非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一样,无论陈衡哲的《一日》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只能算是他们各自的以及《科学》或《新青年》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断非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不过,夏志清对“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争夺“历史第一”荣誉所牵涉到的派系纠葛的分析,虽涉及了“历史的发明”这一问题,却依然拘泥守于“五四”一代人发明的“新文学史”所划定的时间范围,没有让自己的目光越过“文学史分期”的学科藩篱,投向更早时代的白话文学作品,在那里,他会发现比《一天》更早也更“现代”的白话小说,长篇短篇都有,但均不被列入“新文学史”,因为一旦被列入,则“中国现代小说史”将至少前移至晚清(就我掌握的可怜的报刊史料而言),而“五四”一代的新小说家不得不屈居“模仿者”的地位。
话说回来,如此一个文学小集团(指“五四”新文学家群体),居然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白话诗人,第一个现代白话小说家,第一个现代白话散文家,第一个现代白话戏剧家,第一个“欧化的白话”的使用者……等等。如此之多的“历史第一”,着实令人感到可疑(此外,他们还第一个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第一个采取横排,第一个……),只能说,这无非是这一班人在“自己人”中间分配各种“第一”的历史称号而已。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依靠一己的才能凭空创造出一种现代文学语言,因为语言(例如白话)的演变是极其缓慢的。雍正元年的进士、天津人王又朴所撰的白话本《圣谕广训衍》(1726)在今日读来依然和北京口语差不多。兹录一段(“训子弟以禁非为”一节衍):“人人都有儿子兄弟,这些少年子弟们最要教训他,从古以来就教百姓们各自管各家的子弟,但凡乡庄村堡都有师傅们,逢着每月初一就讲说朝廷的法度与他们听,叫弟子们都要学好,又一年一遍考察子弟们的好歹,就是出兵在营伍中也都早晚告他,教他学好,所以人人都晓得爱好,不肯往坏处想,不肯往坏处走,这实在是风俗最好的了。”
尽管诸如《红楼梦》一类的白话小说不能归于“现代白话小说”,但清宣统二年(1910)7月创办的《小说月报》(其发行量达一万本)就一直在刊登现代(或者说“西式”)白话小说和白话翻译小说(里面有许多欧化句式),尤其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方面非常突出。例如1911年第1期发表的卓呆的《卖药童》,就以写景开始,其白话无疑也是“现代的”:“今天早晨,下了一回雨,立刻停了。此时,朝阳初升,光彩很薄,描写出晚秋的天气。那边一带贫民窟也很寂寞,大约劳动的人早出去做事去了……”小说的内容是有关一个卖药童的故事,决非“鸳鸯蝴蝶派”——这一贬称不过是“新文学史家”为贬低其历史地位的竞争者而采用的把戏。再说,胡适的《蝴蝶》为何就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新诗”?唯一的理由是《小说月报》上的现代白话小说出现于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而胡适本人则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传统。
《小说月报》上《卖药童》一类的清新自然的现代白话小说不少。而且,即便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正文之前还有一个文言引子)之后,也不能说《小说月报》上的那些现代白话小说家受了《狂人日记》的影响,例如《小说月报》1918年第12期刊登的汪剑虹的《鸾牒》只能说受了《卖药童》一类的小说的影响,它开篇也是一段景物描写,哪怕把它作为一篇当代小说刊登在2010年的文学刊物上,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在五年前,沪宁铁路所经过的地方,有一个乡镇叫什么龙潭。这龙潭镇上人家虽然无多风景,却还不恶。暮春三月的时候,白簌簌的梨花开得同雪一般。绿油油的浅草铺得和茵一样,掩映着几家茅店,煞是好看。那些风尘倦客、名利忙人,从这里经过的,都不免生出一种出尘之想。这一天,什么日子却记不清了,大约午后四点十五分钟时候,汽笛鸣鸣,从上海开来的火车到了……”
既然这些现代白话小说有的发表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有的虽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之后却与《新青年》文学圈子没有关系,那就不能说,《新青年》之前或之外的新小说家是因受了《新青年》的新文学主张的影响才转向新小说写作的,或是模仿了《新青年》上的新小说才学会写新小说的。如果非得这么说,就需要胡适的不必求证而“大胆假设”的勇气了。奇怪的是,常常把自己的白日梦当做历史现实的胡适却一再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考据癖和历史癖”。毋宁说《新青年》上的新文学本身就是模仿,正如比它更早的《小说月报》的新小说也是模仿,尽管每一代作家都在模仿之外分别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创新,但全部的创新不可能由同一批人在同一时间完成。只不过由于胡适这一代新文学家抢占了新文学史的叙述权,那些比《新青年》的“新文学家们”更早从事新文学写作的诗人和小说家才在“新文学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为这些后来的新文学家空出“第一”的位置。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一
在文学革命史写作上,文学革命的反对派往往也是文学革命派提供的那些“史实”的忠实复述者。例如钱基博在其1932年刊行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就完整抄录了胡适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的“自序”,这等于承认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叙述的真实性,正因如此,钱基博才在结尾处说:“自胡适之创白话文,所持以号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徐志摩以诗闻。”
不知其中“创”是否为“倡”之误。既然钱基博把胡适《尝试集自序》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当做文学革命的信史,那他至少会认为胡适乃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祖,因为《尝试集自序》谈的是胡适对白话诗的“尝试史”,而胡适在1920年8月为《尝试集》所写“再版自序”中亦肯定“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是最早”。
1935年,“新文学家们”以集体协作方式出版十大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他们依照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划定的范围和线索,把中国新文学规定为胡适“首倡白话文”之后出现的新文体,并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了中国新文学各个门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第一”的地位。
朱自清为“大系”《诗集》所撰“导言”开篇便称“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导言》中则称“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茅盾在为《小说一集》撰写“导言”时,亦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等等。最有趣的是鲁迅,他在为《小说二集》撰写“导言”时,连1917年之前的《新青年》似乎都懒得翻就顺手写道:“当[《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胡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
稍微翻阅一下1917年之前《新青年》的各卷各号,就会发现“薛琪瑛”这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因为她以“欧化的白话”(按: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周作人1918年之后的翻译“是国语的欧化的起点”,替周作人分配了一个“第一”的位置)翻译的王尔德的《意中人》可以说是《新青年》史上最长的文字,前后连载五期,从1915年10月一直到1916年10月,长达一年。鲁迅既知胡嘏,自然更知薛琪瑛,何况,薛琪瑛是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唯一为之写过“小传”的作者,他在1915年10月《新青年》1卷2号为薛琪瑛所译《意中人》写“记者识”云:“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盦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鲁迅非把薛琪瑛从新文学大系打发出去,才能确保新文学各门“第一”的名号属于“自己人”,不仅因为薛琪瑛比他们更早使用现代白话翻译文学作品,更因薛女士乃1917年之后的《新青年》恶言恶语攻击的“桐城谬种”的后人:庸盦,即清末改良派重要人物薛福成,而“吴挚父”(吴汝纶,字挚甫、至父)则不仅是清末桐城文派领袖,且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早期最重要的鼓动者。1915年10月的陈独秀称薛琪瑛为“吾国文言复兴之嚆矢”,虽然白纸黑字,却不符合1917年后《新青年》诸人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想象,何况,因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加入,《新青年》感染了桐城古文派与章太炎派之间由来已久的门派恩怨(所以《新青年》才对林纾和严复进行攻击,而林、严正是薛琪瑛的外公吴汝纶的门生)。如果“桐城谬种”的后人乃“中国文艺复兴之嚆矢”,那胡适等人就只能算“中国文艺复兴”之回音了。
1935年到1936年陆续出版的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以群体叙述的方式,将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变成了一个“历史共识”,它宣称在1917年《新青年》“首倡文学革命”之后,始有新文学的出现,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必须以1917年这一年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但这样的中国新文学史与其说是对白话文学演变的记述,毋宁说是因人设史,为的是以“五四”一代人为核心,构建一个“历史断裂”的神话:正因为有了“五四”一代人的发明,我们才幸运地拥有了“新文学”,以至我们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确立一个起始点的话,那就是1917年的《新青年》。我们暗中渴望是“新人”而不是“旧人”将我们带入“现代”,而以1917年为起始点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则迎合了我们的这种渴望——毋宁说它制造了这种渴望,因为新文学史的写作者正是这些“新人”自己。
二
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他们的“现代”。可当我们以“现代”一词来定义1917年之后的“新文学”时,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按胡适的说法,1917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类似欧洲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被认为是欧洲现代史的开端,因此1917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学才是现代文学。文艺复兴是欧洲从神化的“中世纪”进入世俗的“现代”的开始。但按西方的这种标准,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世俗的,早已进入“现代”,《诗三百篇》甚至比彼得拉克的新诗更有尘世味。于是,胡适又提出一项形式标准,即“俗语”文学的兴起。但文艺复兴时期所谓“俗语”,乃指对应于罗马帝国的官方语(拉丁语)的欧洲各地的民族语。“俗语”与拉丁语的区别是本族语和外语的区别。当胡适分别将“文言”和“白话”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和“俗语”时,他就将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用之间的关系误说成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此外,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俗语文学”的兴起乃是欧洲各民族从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主义分离出来而要求创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的语言—文学表征,而中国的文言比起白话来更适合建构民族主义。
但胡适一班人却是反对民族主义而主张世界主义的,且一直到晚年,胡适都是如此。1959年冬,他在分析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受到一些阻碍时,指出民族主义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足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就拿这桩语文改良或文字革命说罢,中国的执政者,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挠,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如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俗语文学”因为是民族主义的因而是现代的(就“民族—国家”是一种持续至今的现代形式而言),那么,中国的文言文学为何因是民族主义的而反倒是“古典的”?如果一定要按照西方文学的演化的次第来描述中国文学,那只能说,文言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时期是“现代的”,而白话文学推倒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文学时期则是“后现代的”,它大致相当于西方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标志是大众文化、包括“他妈的”(如鲁迅的《论“他妈的”》以及被新文化派从古旧书堆里翻出来并隆重推出的脏话满篇的《何典》)在内的亚文化凯旋进入文化权力的中心地带。的确,如果不乏历史想象力,我们大可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看到西方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的种种特征。
即便如此,以西方的文学史词汇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还是如同一个漂浮的能指在寻找一个漂浮的所指。例如胡适颇有把握的认为以西方现代诗为仿本创作的白话诗是现代诗,而欧美的现代主义诗歌(如意象派)却或许从中国古诗中发现了比“现代”还新的“后现代”。我们暂且将“比较文学”搁置一边,转而讨论一下中国“新文学家”和“新文学史家”关于“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定义。钱玄同为胡适《尝试集》作序云:“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尽管钱玄同在这里也提到了“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但他强调“以前的白话”完全不同于“现代的白话”,“‘乐府’、‘词’、‘曲’的白话,在今天看来,又成古语,和三代、汉唐的文言一样”。果真如此?为何他一下从“元曲”跳到“现代”,中间隔了明清两代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里,或许已产生了“现代的白话”和“现代的白话文学”?
由于身兼“新文学史家”的新文学家们将他们本人开始白话创作的时刻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并且抢占了新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权,从而能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之见变成一种历史常识,因此,即便后来的新文学史家哪怕因在清末文学中突然发现了“现代”而仅仅想把“现代”的起始点由1917年上拨若干年,也像搬动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因为一旦“现代”被前移到清末,就等于承认旧制度开启了“现代文学”,势必大大弱化“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或“五四”一代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这种非学术的顾虑,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者们在该书《前言》一方面重申“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这一“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规定,一方面又谨小慎微地表示“‘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哪里是时间概念,分明是政治史概念),虽然他们承认“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已显示出学术价值,“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以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旧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这等于委婉承认“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1917年1月为起点的理由在于权力)。然而,紧随其后的句子又否定了以1917年1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随意性,强调“‘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尽管这里一连用了几个“现代”来定义“现代文学”,但并没有使“现代文学”的定义变得更清晰,因为何为“现代”、何时算作“现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三
钱钟书曾谈到意大利的一句嘲笑人的习语(“他发明了雨伞”):“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
奠定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传统的胡适当然不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但如果他要为自己或《新青年》诸人抢注“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的专利,则必须对他们之前的中国文学史进行选择性叙述,或干脆不谈清代的白话文学。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将自1872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为从桐城文派的古文到梁启超辈的半文半白的“新体”的演变,然后——作为一个崭新的开端——“首倡白话文学”并亲自开始“实验”白话文学的“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现了。
中国文学的演变脉络不是从“文言”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的线型轨迹,毋宁说这些文体是同时并存的。胡适刻意遗漏了许多同时发展的线索,例如清举人裘廷梁早在1897年就在报纸上大倡“崇白话而废文言”,而且他还并非唯一的倡导者。至于白话诗,林纾也写过,比胡适还早十几年,而且他并非最早之人。这也是胡适后来撰写《国语文学史》及其修订本《白话文学史》而止于唐宋白话的深层原因(《白话文学史》因此又被称为“半部文学史”)。如果他一直往下写,写到清代和民国前六年,那么,他将发现不仅有人早就在提倡白话文学,甚至白话文学的各门也早已被人一一“实验”过,不劳他来“首倡”和“实验”了,而这就将葬送他通过抢占新文学史的叙述权而为自己或“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争取到的“新文学开创者”的位置。
语言结构是超稳定的,它先于我们而存在,因为它正是思维结构本身,它使交往成为可能。那种认为“现代汉语”和“中国新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行说法基于这一非历史的臆断,即汉语和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一场“文体突变”或者“形式转换”,由此产生了“现代汉语”或“中国新文学”,仿佛在1917年之前的语文结构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在1917年之后突然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体。与其说这是一种基于史实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追求断裂的历史想象,是围绕五四运动构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个巨大的神话工程的语文—文学部分,它把以“世纪”为单位的长时段的语言变迁史(文言有文言的变迁史,白话有白话的变迁史)强行套入以“年”为单位的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史,因此它就把胡适个人或《新青年》一刊的文体骤变史描述成了汉语的变迁史。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如果不像胡适所做的那样把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第一首白话诗说成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首白话诗,把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说成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就会被认为是对“历史”的冒犯,尽管在胡适和鲁迅之前,在《新青年》之前,早就存在按胡适的定义完全可被称为“新文学”的文学作品。这种毫无历史根据却言之凿凿的说法经过不断的重复,就变成了一种积非成是的顽念。
四
前文曾引钱玄同为胡适《尝试集》所作的序,谓“现代的白话文学”乃“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现代文学”的定义一致(“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不过,若不标注时间,就难以判断以下几首诗到底何者属于“现代的白话”或者“新文学”:
《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想你想的肝肠断》
想你想的肝肠断
盼你盼的眼儿穿
你来了不觉的心撩乱
你去了泪珠儿只在腮边转
一寸寸柔肠
一阵阵心酸
都只为一点恩情和你割不断
都只为一点恩情和你割不断《一对鸟儿》
一对鸟儿在树上睡
不知趣的行人他把树推
惊醒鸟不成双来不成对
那鸟儿大睁着眼儿不敢睡
一个往南一个北飞
分散了几时再得重相会
是姻缘飞来飞去成双对《茉莉花》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
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
我本待不出门就把那鲜花儿采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怎及得他
我本待采一朵戴
又恐那看花人来骂
按今天标准,《想你想的肝肠断》、《一对鸟儿》和《茉莉花》更具“现代汉语”或“新文学”的特征,且难说它们没有“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 然而,《想你想的肝肠断》和《一对鸟儿》分别取自清乾隆六十年(1798)刻印的《霓裳续谱》和清嘉庆、道光年间刻印的《白雪遗音》(这两部俗曲总集共辑录当时广为流传的类似民歌时调达一千四百首),而《茉莉花》则最早刊于清乾隆年间出版的《裘白集》。《朋友》(又名《蝴蝶》)则取自胡适1920年出版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其创作时间为1916年8月。胡适本人在1920年8月《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则自称“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并把《蝴蝶》归于“很自由的新诗”之列。
如果残留着古体诗印记的《蝴蝶》被认为是“现代的”,而纯粹白话口语的《想你想的肝肠断》、《一对鸟儿》和《茉莉花》则被认为是“古代的”,那只说明“现代”这个词仅仅意味着一种自我赋予的“历史地位”。此外,我们必须警觉,当“敬惜字纸”的胡适把自己任何一篇写有整齐分行的白话句子的文字都作为“白话诗实验品”收入他的新文学史的史料库里时,早在他之前出现的大量白话诗的史料则要么被新文学史刻意湮灭,要么被当做“史前史”打发到“新文学史”之外,以便确立胡适等人的“第一”的历史地位。
100多年前的“现代的白话文学”姑且不论,只谈谈胡适的同代人,那些比他早几年或十几年创作白话诗但同样也没有出现在他的“新文学史”中的诗人们。为了把自己描绘成“最早做白话诗”的人,胡适还得避免谈及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以及文人创作的其他白话诗。这些诗歌当时流行于各地,有些诗歌集的发行量甚至超过百万本,当时在上海读小学和中学(1904—1910)的胡适当然学过这些“学堂乐歌”。仅举数例:
《黄河》
(1904年,杨度作)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何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共和国民》
(1912年,华航琛作)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
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
敦品励行重操节道德真紧要
体育工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
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
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胡适说中国缺乏长诗,更别说白话长诗了。但清末湖南维新派在长沙办的《湘报》就曾刊出我的乡前贤吴獬的数首白话长诗,例如发表在1898年第75号上的近百行的《大家想想歌》。原诗太长,仅录首节,以观其湘北地方语风格:
湖南来了徐学台有篇手谕谕秀才
说我们秀才会开导要叫百姓莫乱闹
乱闹的原因有几宗一宗游历要说通
二宗为的他传教平民教民不和好
三宗通商开码头不明枉自结冤仇
明人也要旁人说不说分明不晓得
有时,我想,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以1917年作为“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并使“现代文学”成为一门与“近代文学”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学科”,等于以制度的方式将一种本来无法断开的绵延之物一分为二了,1917年以前的文学归“近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去读,而不必了解1917年之后的文学,1917年之后的文学归“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去读,而不必了解1917年之前的文学。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一翻开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就看到胡适的“首倡”和“尝试”,而不知前人的“首倡”和“尝试”,于是就没有理由不认为胡适们开创了一个文学新时代,并把这种观点传给自己将来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使之在国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新文学并没有发生这种断裂,毋宁说是新文学史和学科划分制度本身制造了这种断裂。
五
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现代文学史把鲁迅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说成“中国新文学第一篇小说”,尽管胡适出于私念,更想把这一荣誉转赠给陈衡哲(莎菲)。1917年,这位瓦莎女子学院的中国留美生在美东中国留学生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一天》(后收入1928年她出版的小说集《小雨点》,前有胡适序,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但文学声誉日隆的鲁迅认为自己才是“第一”,而且,他在为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格外强调这一点。新文学史家夏志清像胡适一样对鲁迅的这种为夸大自己而不顾史实(胡适本人何尝不是如此)的非历史主义感到不满,在《新文学的传统》中说:“通常新文学史上,讲起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总推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民国七年5月号),连我自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也跟着这样说。我们所依据的权威是茅盾、鲁迅等人……事实上,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
他并且分析了鲁迅这样做的个中缘由:“鲁迅一向同《现代评论》、《新月》社的‘正人君子’不睦,凌叔华的小说只选了一篇《绣枕》。沈从文的一篇也选不上,虽然凭他30年代的成就,早期小说也应该选上一两篇的。陈衡哲是胡适‘最早的同志’,加上当时大家公认《狂人日记》是第一篇新小说,鲁迅如选上了《一日》,岂不非自贬身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鲁迅编选工作做得很马虎,根本没有参照《小雨点》这本书。但鲁迅把一些无名作家——赵景沄、林如稷、顾瓍、斐文中——的小说都选录了,陈衡哲当年‘女教授’、‘女作家’名气还蛮大的,《小雨点》他是一定看到的。”
但正如胡适第一首白话诗只是他个人的和《新青年》的第一首白话诗而决非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一样,无论陈衡哲的《一日》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只能算是他们各自的以及《科学》或《新青年》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断非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不过,夏志清对“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争夺“历史第一”荣誉所牵涉到的派系纠葛的分析,虽涉及了“历史的发明”这一问题,却依然拘泥守于“五四”一代人发明的“新文学史”所划定的时间范围,没有让自己的目光越过“文学史分期”的学科藩篱,投向更早时代的白话文学作品,在那里,他会发现比《一天》更早也更“现代”的白话小说,长篇短篇都有,但均不被列入“新文学史”,因为一旦被列入,则“中国现代小说史”将至少前移至晚清(就我掌握的可怜的报刊史料而言),而“五四”一代的新小说家不得不屈居“模仿者”的地位。
话说回来,如此一个文学小集团(指“五四”新文学家群体),居然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白话诗人,第一个现代白话小说家,第一个现代白话散文家,第一个现代白话戏剧家,第一个“欧化的白话”的使用者……等等。如此之多的“历史第一”,着实令人感到可疑(此外,他们还第一个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第一个采取横排,第一个……),只能说,这无非是这一班人在“自己人”中间分配各种“第一”的历史称号而已。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依靠一己的才能凭空创造出一种现代文学语言,因为语言(例如白话)的演变是极其缓慢的。雍正元年的进士、天津人王又朴所撰的白话本《圣谕广训衍》(1726)在今日读来依然和北京口语差不多。兹录一段(“训子弟以禁非为”一节衍):“人人都有儿子兄弟,这些少年子弟们最要教训他,从古以来就教百姓们各自管各家的子弟,但凡乡庄村堡都有师傅们,逢着每月初一就讲说朝廷的法度与他们听,叫弟子们都要学好,又一年一遍考察子弟们的好歹,就是出兵在营伍中也都早晚告他,教他学好,所以人人都晓得爱好,不肯往坏处想,不肯往坏处走,这实在是风俗最好的了。”
尽管诸如《红楼梦》一类的白话小说不能归于“现代白话小说”,但清宣统二年(1910)7月创办的《小说月报》(其发行量达一万本)就一直在刊登现代(或者说“西式”)白话小说和白话翻译小说(里面有许多欧化句式),尤其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方面非常突出。例如1911年第1期发表的卓呆的《卖药童》,就以写景开始,其白话无疑也是“现代的”:“今天早晨,下了一回雨,立刻停了。此时,朝阳初升,光彩很薄,描写出晚秋的天气。那边一带贫民窟也很寂寞,大约劳动的人早出去做事去了……”小说的内容是有关一个卖药童的故事,决非“鸳鸯蝴蝶派”——这一贬称不过是“新文学史家”为贬低其历史地位的竞争者而采用的把戏。再说,胡适的《蝴蝶》为何就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新诗”?唯一的理由是《小说月报》上的现代白话小说出现于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而胡适本人则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传统。
《小说月报》上《卖药童》一类的清新自然的现代白话小说不少。而且,即便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正文之前还有一个文言引子)之后,也不能说《小说月报》上的那些现代白话小说家受了《狂人日记》的影响,例如《小说月报》1918年第12期刊登的汪剑虹的《鸾牒》只能说受了《卖药童》一类的小说的影响,它开篇也是一段景物描写,哪怕把它作为一篇当代小说刊登在2010年的文学刊物上,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在五年前,沪宁铁路所经过的地方,有一个乡镇叫什么龙潭。这龙潭镇上人家虽然无多风景,却还不恶。暮春三月的时候,白簌簌的梨花开得同雪一般。绿油油的浅草铺得和茵一样,掩映着几家茅店,煞是好看。那些风尘倦客、名利忙人,从这里经过的,都不免生出一种出尘之想。这一天,什么日子却记不清了,大约午后四点十五分钟时候,汽笛鸣鸣,从上海开来的火车到了……”
既然这些现代白话小说有的发表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有的虽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之后却与《新青年》文学圈子没有关系,那就不能说,《新青年》之前或之外的新小说家是因受了《新青年》的新文学主张的影响才转向新小说写作的,或是模仿了《新青年》上的新小说才学会写新小说的。如果非得这么说,就需要胡适的不必求证而“大胆假设”的勇气了。奇怪的是,常常把自己的白日梦当做历史现实的胡适却一再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考据癖和历史癖”。毋宁说《新青年》上的新文学本身就是模仿,正如比它更早的《小说月报》的新小说也是模仿,尽管每一代作家都在模仿之外分别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创新,但全部的创新不可能由同一批人在同一时间完成。只不过由于胡适这一代新文学家抢占了新文学史的叙述权,那些比《新青年》的“新文学家们”更早从事新文学写作的诗人和小说家才在“新文学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为这些后来的新文学家空出“第一”的位置。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