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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过去就是好的，但至少有一点，过去我们在心灵上是更加宁静的。
我庆幸自己是个80后，曾经过过真正的春节。
那时我们有一整套流程，每年都要用心走一遍。这套流程全国各地各有特色甚至大相径庭，但重视与诚敬之心，是一致的。它代代相传，于是具备了历史的应然性，但又并不给人们一种不舒服的约束感，所以这套流程总体上让人感觉温暖而快乐。
这就是习俗。
我怀念它的同时，也承认习俗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日经济基础已经改变，很难勉强习俗原样停留。
当时的经济基础，概括起来大概是两点，一是短缺，二是农业社会微弱的人口流动性。
有记载的农业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绵延2000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短缺的，这种状况，在80后这一代成长起来后戛然而止，中国步入了历史上中国人最陌生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是，“真正”的春节也随之变得陌生，一去不返。
不能说过去就是好的，但至少有一点，过去我们在心灵上是更加宁静的。
在过去，农业是一种经验主义知识体系，耕作的好坏基于人对“天”的认识水平，而认识水平主要依靠天人相处的时间，这便决定了我们要“敬天法祖”，所以人会“越老越值钱”，祖宗总比我们高明。
所以，标志着“过年”正式开始的，是年三十上午早餐前要完成一件大事—祭祖。
家家户户养着至少一头猪，到过年前杀了，就有了一个猪头，加上新杀的鸡鸭，一瓶米酒，还有几块腐竹和几扎粉丝，在民间来说，就是祭祖的“太牢”了。
一家之主是祭祖的领头者，原来是我爷爷，后来我爸爸和叔叔分家之后，成了两家，他们兄弟就要各自当头，具“太牢”两份，摆在一处开阔的高地。先用黄纸点火，引燃香烛，插好之后，家长倒酒，举杯对着西方祝告，同时邀请列祖列宗回家享受丰盛的祭仪。
祭祖是在强调一种核心的伦理秩序，人们相信无论后人还是先人，都在同一个信念时空里共存着，各司其职。列祖列宗享受后人孝敬，也要履行他们在肉体消亡之后仍然继续的义务：每一位家长都会在祝告时要求他们看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读书”。
我是生长于粤北韶关的一个县的客家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般都居住在丘陵地带，因为作为外来者不可能占到更好的地方。丘陵贫瘠，天宇狭小，土地有限，农业条件差，更遑论商旅往来，所以人们不求致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够通过读书走向广阔天地，“光耀门楣”。
所以客家人重视教育，而且他们从来都坚信教育是公平的。
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考上的是中国顶尖学府，这在乡村舆论当中很了不起，但这个成绩跟我本身的智商关系不大，而是列祖列宗保佑之功，即便个人努力也是他们驱使的结果。之后我的堂妹、弟弟都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们返乡见到乡亲，都说是因为我们祭祖心诚，祖宗福荫后代了。
本文要讲到的习俗当中，唯有祭祖目前仍一以贯之，大家丝毫不敢大意。整个村子已成空村，人们都在县城或外地生活，但一到三十早上，必定在太阳初升之际派遣代表赶回来了。
家长祝告完毕，就放鞭炮，孩子们躲得远远的，响过之后，又都拢在一处，对着西天作揖。
在元宵节以前，如果发现有蚂蚱出现在厨房，家庭主妇们一般都会很虔诚地抓起来，放到一盘最好的菜上面去。我就见我母亲这样做过，她说，这是“祖宗回来了”。
吃过早餐，就该贴春联了。
春联一般是从市面上一两块钱一幅买来的，除了上下联和横批，还要在门楣上贴四五张小小的祝福语，像个小屁股帘。贴春联一点也不能马虎，因为没有胶水，当天早上在制作早餐的同时就会用红薯淀粉熬成浆糊。
一到过年就是我外祖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曾是小学校长，《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都读得滚瓜烂熟，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在村子里是响当当的“文化人”。他在门前的街道上摆开案板，铺纸研墨，有时翻古书现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大多数时候则自己创作。围观者的到来让他得意，写完给人读一遍，解释一下含义，看到别人听得一愣一愣，他脸上颇为满足，顺便还要讲讲自己的英雄史。
外祖父的创作，让他家的春联与别人家的显著不同。买来的春联，年年内容都是一样的：“炮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庆新年”，“春到平安宅，福临吉祥家”，“春风得意财源广，平安富贵家业兴”、“展鸿图得心应手，创大业马到成功”……这些都是联中经典，但又都是“俗联”，年年岁岁，千篇一律。甚至连书法的字体也一样，用笔都是圆润、肥胖，我把它称为“春联体”或“喜庆体”。
这种共同性，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态和价值观，以及维护这种共同生态和价值观的韧性。
“俗联”虽俗，在内容上几乎都是以“家”、“门”、“户”作为立意基础的，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主义的痕迹。事实上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形成，都是基于弱流动性之下的集体共存需要。所以今天当人们把一切传统节日都搞成一种消费狂欢节，强调个人享受和盘算的时候，这种节日就会显得相当怪异。
今天我的乡亲们都在县城生活，各自进入了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他们也不再贴春联，这跟共同生态已经消失有关。贴上去，嫌变旧之后很难撕干净。
过年，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至少要有一套新衣，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年关年关”，不从负债意义上去理解的话，一个肩扛着家庭责任的人，能不能够给每个家庭成员买一套过年新衣，是我们的“年关”的重要内涵。
现在回想儿时，对于新衣，我奶奶甚至比我们还着急。除了每个儿子要给她置办一套新衣之外，每个嫁出去的女儿也有此责任，因为过年的新衣能不能到位，直接指向一个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孝”。对于老人，这是一种在传统社群之中生活的脸面问题。之所以说“置办”而不是买，是因为社会曾经短缺到凭票买布，之后再送到裁缝店去剪裁成衣。 小孩就是一人一套，由父母购置。偶尔有亲戚生活稍微宽裕一点，他们会突然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额外的幸福，是一件自己快乐同时羡煞旁人的事情。我还记得大概是1990年，小舅舅在过年前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了一双“波鞋”（运动鞋），我们在舅舅家取了之后，一人一根木棍，一头一只鞋子，挑着回了自己家。
再贫穷的家庭也不会少了孩子的新衣，区别只在于购买时间的早晚，贫困的，就晚几天，因为到了年三十，价格就会大跌。我的父母一般会在过年前一周买回来，但不到时间不能穿，忍不住天天去看，拿出来往身上比一比。
大年三十这天，中午饭吃过就开始烧热水，洗澡。既是除夕，就要有一个仪式，把身上过去一年的风尘除去。把新衣都穿戴整齐之后，大家就会走到村子里人多的地方晃荡一圈，无论老幼，全部一身新衣，互相品评着对方，询问着价格和质料。
这种“盛况”，已经久违超过20载。90年代中期以后，物质上富足多了，街头巷尾也已经见不到“中国蓝”的布衣以及衣服上的补丁，所以人们对于过年的新衣也就不再讲究，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了。
前几年，我还坚持要我的父母过年前一定要去买一套新衣服，可惜后来也不了了之。
现在人们过年，过得“忘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而且大部分时候已经“不这样”了。比如放鞭炮，这是过年最核心的含义，传说认为，“年”是一头猛兽，毁坏庄稼，带来禽畜瘟疫，总之一切农业社会不好的事情，大概都跟它有关，放鞭炮是为了把它吓跑。
这谈不上迷信，整个民族的许多文化丛和价值观，都是以传说作为逻辑原点的，它构筑了与经济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思维方式。
我们那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是除夕夜24时，也就是大年初一零时，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我们叫做“开门”。这一刻把所有的门都敞开，让不好的东西出去，好的祥瑞进来。零点前早已把鞭炮挂好，只待零时，一起点火，万炮齐鸣，整个乡村世界没入一片巨响之中。我们那没有院子，村子的街道是一条条长长的平行线，各家各户成年的男性们在硝烟和爆炸中活蹦乱跳地点火，像是一场竞赛。
一挂挂的鞭炮燃尽之后，总有一部分是哑火的，掉在地上，它们就是给孩子们的礼物。拎着一个袋子，沿街拾过去，谁的多，谁的大，次日早上拿出来见分晓。有时候捡起来的瞬间炸掉，也成为一种好玩的经历。那时的孩子们还会自制玩具，比如从废弃的自行车链条上拆卸下来一个个“8”字形的环，组合起来变成枪管，制作火药手枪，过年收获的鞭炮，就是一年里的弹药资源。那东西太危险，我没有玩过，但调皮的男孩就常常“窝藏”火药。
“开门”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但那时的孩子没有电子产品可玩，白天都是活蹦乱跳，大人们叫“飞马走石”，到了晚上就十分困倦。想参加“开门”，但总熬不到那一刻就睡了，用我父亲的说法是，“拿牙签把上下眼皮撑开你也过不了10点钟”。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了，奶奶就会过来掀被子，说再不起床，鞭炮都全让人拾完了，这才心急火燎地穿衣服。
除夕晚上一夜都要亮着灯，加上要等“开门”，所以乡亲们主要的节目还是看春节晚会。一个村子里，只有几家人有电视机，这几家人家里就变成了聚会场所，像录像厅一样热闹。实在挤不下这么多人，一部份就站在窗外往里看。
有些人在除夕当日还在忙农活，但初一这天则铁定除了喂养禽畜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干，穿着一身新衣，也舍不得下地。所以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安闲祥和的一天，哪怕一身债务的人，也敢于到处晃荡，没有人会说起借债还钱这种对彼此都晦气的事情。
这种所有人都没有负担，或者无视所有负担的轻松感，就是心灵宁静的最好体现。
离我们家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个习俗：初一这天只能吃素。我们闻听之后都很惊讶，过个年图什么？因为油水缺乏是普遍情况，过年的时候菜肴一般都是选最好的招呼，但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一样心甘情愿地坚守。
初二是妇女们回娘家的日子，所以这一天乡村社会里出现了很奇特的一个普遍景象：每家每户除了老人，剩下就是刚过来探望老人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而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去了别人家了。当然也有儿子打光棍或女儿没嫁出去的，是个例外。
湖南永州道县蚣坝镇，杨逢钱老人家五世同堂全家福。
这种成员调换，对于孩子们而言非常期待，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对你格外亲热。派利是主要是在这一天，从亲戚们手中接过他们的祝福和叮嘱，主要的叮嘱也是“好好读书”。
初三和初四，就各家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走亲戚，提着自制的油炸、汽蒸的零食上门去，然后又提一袋几乎一模一样的回来。
因为市场上、荷包里都短缺，那时很少购买年货，除了一点水果和瓜子，其它零食都是每家每户自制的，种类也是一样，不同的是手巧和手拙的媳妇做出来的口感差别很大。比如自制的米饼，有的酥松香脆，很受欢迎，有的就坚硬如石，无人问津。我叔叔有一次形容他大姨子制作的米饼“扔得死狗”（能把狗砸死），引来婶婶的不满。
孩子们的快乐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过年不用干农活。在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看来，那时候五六岁的孩子就要下地干农活“很不人道”，但以前这是普遍的现实，学校一年还要在寒暑分别放一次“农忙假”，让读书的孩子回去帮助家里春种秋收。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从小跟着实践，就是生存技艺的传承方式。
所以一到初五，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的某种失落情绪，因为这一天意味着“年”过去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大人们开始打扫门前的鞭炮碎片。，初一到初四都不准打扫，因为看上去红红火火讨人喜欢，但初五则必须打扫了，因为这叫“送穷”，把穷的原因都送出去，尽管自己并不知道原因。
“送穷”意味着流程的结束。全村的鞭炮碎片被集中堆到一堆，点火引燃，然后再用一挂鞭炮相送。有时过年下小雨，火堆可以冒着青烟烧上几天，偶尔还听到“噼啪”的炸响，炸得人心里无穷失落。
在这个县里，今日的“流程”，主要变成了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赌博，不分时候地不归家，归家也是低头玩手机，留得老人孤单惆怅。我的一位堂伯父说，人是回来了，魂儿没回来。
相比起来，当年穷虽难“送”，人心富足。
我庆幸自己是个80后，曾经过过真正的春节。
那时我们有一整套流程，每年都要用心走一遍。这套流程全国各地各有特色甚至大相径庭，但重视与诚敬之心，是一致的。它代代相传，于是具备了历史的应然性，但又并不给人们一种不舒服的约束感，所以这套流程总体上让人感觉温暖而快乐。
这就是习俗。
我怀念它的同时，也承认习俗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日经济基础已经改变，很难勉强习俗原样停留。
当时的经济基础，概括起来大概是两点，一是短缺，二是农业社会微弱的人口流动性。
有记载的农业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绵延2000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短缺的，这种状况，在80后这一代成长起来后戛然而止，中国步入了历史上中国人最陌生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是，“真正”的春节也随之变得陌生，一去不返。
不能说过去就是好的，但至少有一点，过去我们在心灵上是更加宁静的。
“祖宗回来了”
在过去，农业是一种经验主义知识体系，耕作的好坏基于人对“天”的认识水平，而认识水平主要依靠天人相处的时间，这便决定了我们要“敬天法祖”，所以人会“越老越值钱”，祖宗总比我们高明。
所以，标志着“过年”正式开始的，是年三十上午早餐前要完成一件大事—祭祖。
家家户户养着至少一头猪，到过年前杀了，就有了一个猪头，加上新杀的鸡鸭，一瓶米酒，还有几块腐竹和几扎粉丝，在民间来说，就是祭祖的“太牢”了。
一家之主是祭祖的领头者，原来是我爷爷，后来我爸爸和叔叔分家之后，成了两家，他们兄弟就要各自当头，具“太牢”两份，摆在一处开阔的高地。先用黄纸点火，引燃香烛，插好之后，家长倒酒，举杯对着西方祝告，同时邀请列祖列宗回家享受丰盛的祭仪。
祭祖是在强调一种核心的伦理秩序，人们相信无论后人还是先人，都在同一个信念时空里共存着，各司其职。列祖列宗享受后人孝敬，也要履行他们在肉体消亡之后仍然继续的义务：每一位家长都会在祝告时要求他们看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读书”。
我是生长于粤北韶关的一个县的客家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般都居住在丘陵地带，因为作为外来者不可能占到更好的地方。丘陵贫瘠，天宇狭小，土地有限，农业条件差，更遑论商旅往来，所以人们不求致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够通过读书走向广阔天地，“光耀门楣”。
所以客家人重视教育，而且他们从来都坚信教育是公平的。
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考上的是中国顶尖学府，这在乡村舆论当中很了不起，但这个成绩跟我本身的智商关系不大，而是列祖列宗保佑之功，即便个人努力也是他们驱使的结果。之后我的堂妹、弟弟都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们返乡见到乡亲，都说是因为我们祭祖心诚，祖宗福荫后代了。
本文要讲到的习俗当中，唯有祭祖目前仍一以贯之，大家丝毫不敢大意。整个村子已成空村，人们都在县城或外地生活，但一到三十早上，必定在太阳初升之际派遣代表赶回来了。
家长祝告完毕，就放鞭炮，孩子们躲得远远的，响过之后，又都拢在一处，对着西天作揖。
在元宵节以前，如果发现有蚂蚱出现在厨房，家庭主妇们一般都会很虔诚地抓起来，放到一盘最好的菜上面去。我就见我母亲这样做过，她说，这是“祖宗回来了”。
春联的意义
吃过早餐，就该贴春联了。
春联一般是从市面上一两块钱一幅买来的，除了上下联和横批，还要在门楣上贴四五张小小的祝福语，像个小屁股帘。贴春联一点也不能马虎，因为没有胶水，当天早上在制作早餐的同时就会用红薯淀粉熬成浆糊。
一到过年就是我外祖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曾是小学校长，《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都读得滚瓜烂熟，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在村子里是响当当的“文化人”。他在门前的街道上摆开案板，铺纸研墨，有时翻古书现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大多数时候则自己创作。围观者的到来让他得意，写完给人读一遍，解释一下含义，看到别人听得一愣一愣，他脸上颇为满足，顺便还要讲讲自己的英雄史。
外祖父的创作，让他家的春联与别人家的显著不同。买来的春联，年年内容都是一样的：“炮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庆新年”，“春到平安宅，福临吉祥家”，“春风得意财源广，平安富贵家业兴”、“展鸿图得心应手，创大业马到成功”……这些都是联中经典，但又都是“俗联”，年年岁岁，千篇一律。甚至连书法的字体也一样，用笔都是圆润、肥胖，我把它称为“春联体”或“喜庆体”。
这种共同性，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态和价值观，以及维护这种共同生态和价值观的韧性。
“俗联”虽俗，在内容上几乎都是以“家”、“门”、“户”作为立意基础的，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主义的痕迹。事实上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形成，都是基于弱流动性之下的集体共存需要。所以今天当人们把一切传统节日都搞成一种消费狂欢节，强调个人享受和盘算的时候，这种节日就会显得相当怪异。
今天我的乡亲们都在县城生活，各自进入了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他们也不再贴春联，这跟共同生态已经消失有关。贴上去，嫌变旧之后很难撕干净。
新衣情结
过年，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至少要有一套新衣，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年关年关”，不从负债意义上去理解的话，一个肩扛着家庭责任的人，能不能够给每个家庭成员买一套过年新衣，是我们的“年关”的重要内涵。
现在回想儿时，对于新衣，我奶奶甚至比我们还着急。除了每个儿子要给她置办一套新衣之外，每个嫁出去的女儿也有此责任，因为过年的新衣能不能到位，直接指向一个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孝”。对于老人，这是一种在传统社群之中生活的脸面问题。之所以说“置办”而不是买，是因为社会曾经短缺到凭票买布，之后再送到裁缝店去剪裁成衣。 小孩就是一人一套，由父母购置。偶尔有亲戚生活稍微宽裕一点，他们会突然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额外的幸福，是一件自己快乐同时羡煞旁人的事情。我还记得大概是1990年，小舅舅在过年前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了一双“波鞋”（运动鞋），我们在舅舅家取了之后，一人一根木棍，一头一只鞋子，挑着回了自己家。
再贫穷的家庭也不会少了孩子的新衣，区别只在于购买时间的早晚，贫困的，就晚几天，因为到了年三十，价格就会大跌。我的父母一般会在过年前一周买回来，但不到时间不能穿，忍不住天天去看，拿出来往身上比一比。
大年三十这天，中午饭吃过就开始烧热水，洗澡。既是除夕，就要有一个仪式，把身上过去一年的风尘除去。把新衣都穿戴整齐之后，大家就会走到村子里人多的地方晃荡一圈，无论老幼，全部一身新衣，互相品评着对方，询问着价格和质料。
这种“盛况”，已经久违超过20载。90年代中期以后，物质上富足多了，街头巷尾也已经见不到“中国蓝”的布衣以及衣服上的补丁，所以人们对于过年的新衣也就不再讲究，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了。
前几年，我还坚持要我的父母过年前一定要去买一套新衣服，可惜后来也不了了之。
炮竹迎新
现在人们过年，过得“忘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而且大部分时候已经“不这样”了。比如放鞭炮，这是过年最核心的含义，传说认为，“年”是一头猛兽，毁坏庄稼，带来禽畜瘟疫，总之一切农业社会不好的事情，大概都跟它有关，放鞭炮是为了把它吓跑。
这谈不上迷信，整个民族的许多文化丛和价值观，都是以传说作为逻辑原点的，它构筑了与经济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思维方式。
我们那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是除夕夜24时，也就是大年初一零时，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我们叫做“开门”。这一刻把所有的门都敞开，让不好的东西出去，好的祥瑞进来。零点前早已把鞭炮挂好，只待零时，一起点火，万炮齐鸣，整个乡村世界没入一片巨响之中。我们那没有院子，村子的街道是一条条长长的平行线，各家各户成年的男性们在硝烟和爆炸中活蹦乱跳地点火，像是一场竞赛。
一挂挂的鞭炮燃尽之后，总有一部分是哑火的，掉在地上，它们就是给孩子们的礼物。拎着一个袋子，沿街拾过去，谁的多，谁的大，次日早上拿出来见分晓。有时候捡起来的瞬间炸掉，也成为一种好玩的经历。那时的孩子们还会自制玩具，比如从废弃的自行车链条上拆卸下来一个个“8”字形的环，组合起来变成枪管，制作火药手枪，过年收获的鞭炮，就是一年里的弹药资源。那东西太危险，我没有玩过，但调皮的男孩就常常“窝藏”火药。
“开门”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但那时的孩子没有电子产品可玩，白天都是活蹦乱跳，大人们叫“飞马走石”，到了晚上就十分困倦。想参加“开门”，但总熬不到那一刻就睡了，用我父亲的说法是，“拿牙签把上下眼皮撑开你也过不了10点钟”。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了，奶奶就会过来掀被子，说再不起床，鞭炮都全让人拾完了，这才心急火燎地穿衣服。
从初一到初五
除夕晚上一夜都要亮着灯，加上要等“开门”，所以乡亲们主要的节目还是看春节晚会。一个村子里，只有几家人有电视机，这几家人家里就变成了聚会场所，像录像厅一样热闹。实在挤不下这么多人，一部份就站在窗外往里看。
有些人在除夕当日还在忙农活，但初一这天则铁定除了喂养禽畜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干，穿着一身新衣，也舍不得下地。所以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安闲祥和的一天，哪怕一身债务的人，也敢于到处晃荡，没有人会说起借债还钱这种对彼此都晦气的事情。
这种所有人都没有负担，或者无视所有负担的轻松感，就是心灵宁静的最好体现。
离我们家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个习俗：初一这天只能吃素。我们闻听之后都很惊讶，过个年图什么？因为油水缺乏是普遍情况，过年的时候菜肴一般都是选最好的招呼，但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一样心甘情愿地坚守。
初二是妇女们回娘家的日子，所以这一天乡村社会里出现了很奇特的一个普遍景象：每家每户除了老人，剩下就是刚过来探望老人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而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去了别人家了。当然也有儿子打光棍或女儿没嫁出去的，是个例外。
这种成员调换，对于孩子们而言非常期待，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对你格外亲热。派利是主要是在这一天，从亲戚们手中接过他们的祝福和叮嘱，主要的叮嘱也是“好好读书”。
初三和初四，就各家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走亲戚，提着自制的油炸、汽蒸的零食上门去，然后又提一袋几乎一模一样的回来。
因为市场上、荷包里都短缺，那时很少购买年货，除了一点水果和瓜子，其它零食都是每家每户自制的，种类也是一样，不同的是手巧和手拙的媳妇做出来的口感差别很大。比如自制的米饼，有的酥松香脆，很受欢迎，有的就坚硬如石，无人问津。我叔叔有一次形容他大姨子制作的米饼“扔得死狗”（能把狗砸死），引来婶婶的不满。
孩子们的快乐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过年不用干农活。在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看来，那时候五六岁的孩子就要下地干农活“很不人道”，但以前这是普遍的现实，学校一年还要在寒暑分别放一次“农忙假”，让读书的孩子回去帮助家里春种秋收。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从小跟着实践，就是生存技艺的传承方式。
所以一到初五，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的某种失落情绪，因为这一天意味着“年”过去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大人们开始打扫门前的鞭炮碎片。，初一到初四都不准打扫，因为看上去红红火火讨人喜欢，但初五则必须打扫了，因为这叫“送穷”，把穷的原因都送出去，尽管自己并不知道原因。
“送穷”意味着流程的结束。全村的鞭炮碎片被集中堆到一堆，点火引燃，然后再用一挂鞭炮相送。有时过年下小雨，火堆可以冒着青烟烧上几天，偶尔还听到“噼啪”的炸响，炸得人心里无穷失落。
在这个县里，今日的“流程”，主要变成了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赌博，不分时候地不归家，归家也是低头玩手机，留得老人孤单惆怅。我的一位堂伯父说，人是回来了，魂儿没回来。
相比起来，当年穷虽难“送”，人心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