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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各国艰难达成了解决债务危机的初步方案，这大大降低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但面对不断高涨的政府债务，欧元区各国将被迫在未来数年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并减少财政支出。由于政府支出降低和家庭消费减少，欧元区经济陷入“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加确实。
类似情况曾在1997年出现过。当时，东南亚各国在IMF干预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并努力削减政府债务。东盟五国的GDP在1998年萎缩了8.3％，在随后的几年中，增速恢复至大约3％－5％的水平上，但与危机之前7％－8％的增速相比，出现了大幅下滑。
而到2001年，受到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速回落至2％的区间，直到2004年以后，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东盟国家才真正回到了正常的经济增长区间。
东盟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中间出现反复也很正常。而与东盟相比，欧元区国家还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明显劣势，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相当令人忧虑。对于处于金融危机后正在缓慢恢复的全球经济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欧洲经济一旦陷入再度衰退，也意味着外部需求的减弱。当然，好消息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的增长，其中，消费对于整体经济的贡献率也变得更加明显。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投资和消费几乎贡献了全部的经济增量，净出口对GDP增速贡献则为零甚至为负。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季增长。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0.3％，消费贡献了其中的3.9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9.4％，消费的贡献率达到了4.5个百分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结构调整正在逐步见效。
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考察，一旦欧洲进入衰退，其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外部冲击足够大，是否会触发本国经济的脆弱点，而导致经济出现由外至内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衰退？面对这样的影响和风险，中国经济应该怎样应对？
FDI撤资影响有限
外部经济危机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肆虐全球的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曾经出现过大约20％－40％的下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商投资的下降并非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恶化，而是因为跨国企业需要在面对危机时减少风险敞口、收缩战线以及将利润转移至本土进行自我修复。
然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测算显示，在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欧洲企业的投资占比不足10％。这意味着即使欧洲投资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仍然是可控的。与此同时，中国持有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足够支撑欧洲企业可能的大规模撤资和利润提取。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欧洲企业的“战线收缩”已经开始。商务部表示，今年前九个月，欧盟27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1.84亿美元，同比下降1.8％。但与此同时，对华投资的亚洲十国/地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53.23亿美元，同比增长23.66％。
这样的鲜明对比，表明欧洲企业的“收缩”带有被动性质：由于本土经济乏力，加之企业赢利下滑之后的高层动荡，造成了企业必须放慢前进的步伐。
如果欧洲经济进一步萎缩，尤其是欧洲银行系统可能的重组造成企业的扩张能力下降，欧洲企业将可能进一步在中国减资甚至撤资。如果中国市场营运良好，这种可能性还是较低。更可能看到的一种情况是，如果母公司赢利受到影响，其在中国分支可能会被变卖，从而使其他国家企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国加大投资的外资企业，都获取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和收益。跨国企业如果对中国市场有长期的承诺，其在中国直接投资撤资部分会较为谨慎。因此这部分风险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中国出口受影响较大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之外，欧洲的衰退也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欧洲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中国出口的23％流向欧洲。一旦欧洲需求出现严重下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将遭遇负面影响。
当然，过度的担忧也是不可取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出口。
同时，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显得更加合理，欧洲虽居中国的头号出口目的地，但其份额并不是决定性的。美国、日本、亚洲其他经济体分别占据了中国出口份额的18％、8％和38％。这与十年前中国出口主要流向G3经济体相比，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变化：亚洲经济体的自身需求开始明显上升，这将为中国的出口提供灵活度。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出口商品主要由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为主，需求弹性较低，即使欧洲居民勒紧裤腰带时，非生活必需品将首先受到冲击，而“中国制造”受到的影响将较为迟滞，幅度也会较小。
更应警惕金融冲击
相对于以上两个渠道的冲击，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则更加值得关注。这样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欧洲银行业面临着大规模重组的可能，政府或者海外投资者也可能选择向这些金融机构注资。与本轮金融危机时美资金融机构面临的困境相同，重组谈判将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而重组中也将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部分金融机构甚至存在着破产的可能。
一旦某家欧洲重要银行陷入重组可能，全球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量，将减少与相关欧资金融机构的交易，这可能导致短期的流动性紧缩、风险头寸被动平仓，在极端情况下，欧洲金融机构将可能被迫召回“非承诺”贷款，这将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中国市场来看，中资金融机构也可能选择将部分欧资机构列入“不受欢迎名单”，并选择将相关交易头寸平仓，这将造成境内市场流动性的紧张以及风险偏好的下降，并造成恐慌效应。这样的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生过。这需要中国央行直接干预银行间市场，向多家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
目前，欧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整体的市场份额仍然较低，其资产占比也小于1％，只要监管当局密切关注市场走势，相关的流动性风险仍然可控。
而对于很多在海外进行融资的中资企业来说，这样的风险可能更加明显。由于海外市场美元融资成本较低、且美元存在长期贬值的预期，很多中资企业受到国内信贷趋紧的压力，选择在海外市场进行美元融资。如果这样的融资没有锁定成本，那么，突然的市场冲击可能造成中资企业的大面积财务压力。
从现状来看，中资企业主要选择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大离岸市场进行美元融资，其初始成本相对较低， 但由于相信美元融资成本将长期保持低位，很多企业没有锁定利率，却选择了基于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浮动利率付息方式，但如果美元流动性收紧，LIBOR也将上升，企业将被迫承担相对的高利率成本。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欧资银行在这两大离岸金融中心的债权分别为386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已经相当巨大。如果中资企业是这部分融资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那么，来自欧洲融资中心的流动性收紧，将造成中资企业“被催贷”和“被加价”的情况。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逆转，如果没有将汇率风险锁定，中资机构将出现大面积的汇兑损失，在利率和汇率双重挤压下，企业将难以止血。如果选择提前支付贷款来降低损失，则将造成大规模的海外美元购汇行为，这将进一步打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这样的风险也将被传导至境内，造成相关企业投资的下降。所以各部门快速协调来降低这种风险变得至关重要。
金融系统改革应加速
整体看，来自欧洲的需求冲击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过度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模型统计也显示，欧洲 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下降幅度仅为0.1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能够在欧洲经济的放缓中独善其身。
但过去数轮金融危机的经验已经证明，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实际上已经远远大于并快于来自实体经济的冲击。背后的原因包括金融创新和企业金融行为加深等各种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危机，虽然其影响力相当巨大，但在金融系统稳定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也相当迅速，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应将金融风险纳入一个重要的风险监测当中。金融创新在为企业创造新工具和新利润来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现行监管制度所看不到的风险。
抵御这样的风险，中国需要健全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并尽早出台整体金融改革的明确思路和执行目标。在很多结构问题的缠绕中，决策者应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的效应正在失效，其过度使用也会造成金融系统新的风险。在国内货币市场紧缩的状况下，中资企业到海外大幅融资就是一例。
在这种状况下，只靠堵截的方式已不可行，金融改革的意识必须加强。如果让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来倒逼改革，不仅将造成监管者的威信下降，也将造成金融和经济管理的失调。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类似情况曾在1997年出现过。当时，东南亚各国在IMF干预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并努力削减政府债务。东盟五国的GDP在1998年萎缩了8.3％，在随后的几年中，增速恢复至大约3％－5％的水平上，但与危机之前7％－8％的增速相比，出现了大幅下滑。
而到2001年，受到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速回落至2％的区间，直到2004年以后，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东盟国家才真正回到了正常的经济增长区间。
东盟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中间出现反复也很正常。而与东盟相比，欧元区国家还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明显劣势，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相当令人忧虑。对于处于金融危机后正在缓慢恢复的全球经济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欧洲经济一旦陷入再度衰退，也意味着外部需求的减弱。当然，好消息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的增长，其中，消费对于整体经济的贡献率也变得更加明显。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投资和消费几乎贡献了全部的经济增量，净出口对GDP增速贡献则为零甚至为负。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季增长。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0.3％，消费贡献了其中的3.9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9.4％，消费的贡献率达到了4.5个百分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结构调整正在逐步见效。
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考察，一旦欧洲进入衰退，其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外部冲击足够大，是否会触发本国经济的脆弱点，而导致经济出现由外至内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衰退？面对这样的影响和风险，中国经济应该怎样应对？
FDI撤资影响有限
外部经济危机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肆虐全球的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曾经出现过大约20％－40％的下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商投资的下降并非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恶化，而是因为跨国企业需要在面对危机时减少风险敞口、收缩战线以及将利润转移至本土进行自我修复。
然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测算显示，在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欧洲企业的投资占比不足10％。这意味着即使欧洲投资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仍然是可控的。与此同时，中国持有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足够支撑欧洲企业可能的大规模撤资和利润提取。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欧洲企业的“战线收缩”已经开始。商务部表示，今年前九个月，欧盟27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1.84亿美元，同比下降1.8％。但与此同时，对华投资的亚洲十国/地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53.23亿美元，同比增长23.66％。
这样的鲜明对比，表明欧洲企业的“收缩”带有被动性质：由于本土经济乏力，加之企业赢利下滑之后的高层动荡，造成了企业必须放慢前进的步伐。
如果欧洲经济进一步萎缩，尤其是欧洲银行系统可能的重组造成企业的扩张能力下降，欧洲企业将可能进一步在中国减资甚至撤资。如果中国市场营运良好，这种可能性还是较低。更可能看到的一种情况是，如果母公司赢利受到影响，其在中国分支可能会被变卖，从而使其他国家企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国加大投资的外资企业，都获取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和收益。跨国企业如果对中国市场有长期的承诺，其在中国直接投资撤资部分会较为谨慎。因此这部分风险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中国出口受影响较大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之外，欧洲的衰退也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欧洲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中国出口的23％流向欧洲。一旦欧洲需求出现严重下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将遭遇负面影响。
当然，过度的担忧也是不可取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出口。
同时，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显得更加合理，欧洲虽居中国的头号出口目的地，但其份额并不是决定性的。美国、日本、亚洲其他经济体分别占据了中国出口份额的18％、8％和38％。这与十年前中国出口主要流向G3经济体相比，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变化：亚洲经济体的自身需求开始明显上升，这将为中国的出口提供灵活度。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出口商品主要由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为主，需求弹性较低，即使欧洲居民勒紧裤腰带时，非生活必需品将首先受到冲击，而“中国制造”受到的影响将较为迟滞，幅度也会较小。
更应警惕金融冲击
相对于以上两个渠道的冲击，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则更加值得关注。这样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欧洲银行业面临着大规模重组的可能，政府或者海外投资者也可能选择向这些金融机构注资。与本轮金融危机时美资金融机构面临的困境相同，重组谈判将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而重组中也将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部分金融机构甚至存在着破产的可能。
一旦某家欧洲重要银行陷入重组可能，全球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量，将减少与相关欧资金融机构的交易，这可能导致短期的流动性紧缩、风险头寸被动平仓，在极端情况下，欧洲金融机构将可能被迫召回“非承诺”贷款，这将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中国市场来看，中资金融机构也可能选择将部分欧资机构列入“不受欢迎名单”，并选择将相关交易头寸平仓，这将造成境内市场流动性的紧张以及风险偏好的下降，并造成恐慌效应。这样的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生过。这需要中国央行直接干预银行间市场，向多家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
目前，欧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整体的市场份额仍然较低，其资产占比也小于1％，只要监管当局密切关注市场走势，相关的流动性风险仍然可控。
而对于很多在海外进行融资的中资企业来说，这样的风险可能更加明显。由于海外市场美元融资成本较低、且美元存在长期贬值的预期，很多中资企业受到国内信贷趋紧的压力，选择在海外市场进行美元融资。如果这样的融资没有锁定成本，那么，突然的市场冲击可能造成中资企业的大面积财务压力。
从现状来看，中资企业主要选择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大离岸市场进行美元融资，其初始成本相对较低， 但由于相信美元融资成本将长期保持低位，很多企业没有锁定利率，却选择了基于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浮动利率付息方式，但如果美元流动性收紧，LIBOR也将上升，企业将被迫承担相对的高利率成本。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欧资银行在这两大离岸金融中心的债权分别为386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已经相当巨大。如果中资企业是这部分融资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那么，来自欧洲融资中心的流动性收紧，将造成中资企业“被催贷”和“被加价”的情况。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逆转，如果没有将汇率风险锁定，中资机构将出现大面积的汇兑损失，在利率和汇率双重挤压下，企业将难以止血。如果选择提前支付贷款来降低损失，则将造成大规模的海外美元购汇行为，这将进一步打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这样的风险也将被传导至境内，造成相关企业投资的下降。所以各部门快速协调来降低这种风险变得至关重要。
金融系统改革应加速
整体看，来自欧洲的需求冲击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过度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模型统计也显示，欧洲 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下降幅度仅为0.1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能够在欧洲经济的放缓中独善其身。
但过去数轮金融危机的经验已经证明，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实际上已经远远大于并快于来自实体经济的冲击。背后的原因包括金融创新和企业金融行为加深等各种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危机，虽然其影响力相当巨大，但在金融系统稳定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也相当迅速，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应将金融风险纳入一个重要的风险监测当中。金融创新在为企业创造新工具和新利润来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现行监管制度所看不到的风险。
抵御这样的风险，中国需要健全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并尽早出台整体金融改革的明确思路和执行目标。在很多结构问题的缠绕中，决策者应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的效应正在失效，其过度使用也会造成金融系统新的风险。在国内货币市场紧缩的状况下，中资企业到海外大幅融资就是一例。
在这种状况下，只靠堵截的方式已不可行，金融改革的意识必须加强。如果让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来倒逼改革，不仅将造成监管者的威信下降，也将造成金融和经济管理的失调。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