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钱锺书在《围城》和《容安馆札记》等著作中多次论及陈三立诗歌，其看法颇受陈衍之影响，但也有驳辩。钱氏认为陈三立诗歌是具有艰深风格的诗人之诗，但诗学不精。其持论自有深到之处，亦偶现求全之偏。
　　关键词：钱锺书；陈三立；诗歌
　　宣统二年（1910）钱锺书出生时，陈三立已经五十八岁，《散原精舍诗》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陈三立去世，钱锺书都在长大、读书和求学之中，这两个年龄在祖孙之间的人，似乎没有晤面的可能——至少目前所见史料可以支持这一看法。在陈三立生前以及逝后，他都是作为“话题”出现在钱锺书的言谈和著作里的。
　　一
　　显然，作为旧诗宗师的陈三立，又于民国十年（1921）、十一年（1922）间与钱基博书信往来，撰写了钱维桢（钱锺书曾祖）家传，并被钱基博作为“同光体”头号诗人写入民国二十二年（1933）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学和大学时代的钱锺书，对他的诗歌应该已经寓目。《〈槐聚诗存〉序》中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1}其于当世名家如陈三立者，不应不闻不问。
　　在对陈三立诗歌作品的认知、评价方面，钱锺书与其父钱基博一样，都曾深受陈衍论述之影响。只是，钱基博取自《石遗室诗话》，彼时陈衍对陈三立还未心生不慊，论述多出褒赞；加之诗话为公开发表，陈衍亦可能有所保留，颇有吞而不吐之时。而钱锺书则更多是来自与晚年陈衍的促膝快谈，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阴历除夕，这时陈衍自居于广大教主，此种背后论人，自然多有胸臆之语，所以对陈三立多了吹求与贬抑。钱锺书《石语》记述陈衍之语云：“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近作稍平易，盖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丈言毕，抚掌大笑。”{2}黄曾樾所辑《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记陈衍民国十六年（1927）论陈三立诗歌之言云：“陈散原文胜于诗。”又云：“所谓高调者，音调响亮之谓也，如杜之‘风急天高’是矣。《散原精舍诗》则正与此相反。”又云：“《散原精舍诗》专事生涩，盖欲免俗、免熟，其用心苦矣。”③钱锺书《〈石语〉序》中说：自己所记，“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1}。综观黄、钱所记，如果说陈衍在黄曾樾面前评价陈三立诗歌还略有保留的话，五年之后与钱锺书对谈时，已经肆意排诋了。且不说八十年后人们爱散原诗胜过石遗诗，也不说那些沉忧孤愤之作是否就“千篇一律”，更不说“近作”“平易”是否一定是“老去才退”，单看他提出的“散原体”之“捷径”，即是“海行言语”，张口乱道。在《散原精舍诗》上下两卷中，固然有“花高柳大”，但只一次，即《王义门陶宾南两塾师各有赠答之什次韵赘其后》中“高花大柳照凄悲”{2}，更多的是“寒花”、“杂花”、“落花”、“飞花”、“黄花”、“花气”、“秃柳”、“万柳”、“堤柳”、“杨柳”、“榆柳”、“桃柳”、“僵柳”、“柳丝”、“柳蕊”、“柳条”之类，为历代诗人所常用；“柳暗”也曾出现过：“暗柳坏椽缚鬼魅。”③“乌鸦鸱枭”散原喜用，但“莺燕”之名亦随处可见，如“飘燕”、“莺燕”、“雏燕”、“莺燕黄鹂”、“燕鹊”、“燕雁”、“劳燕”、“燕子”、“柳莺”、“莺语”、“莺飞”、“莺鸠”、“啼莺”、“乳莺”、“莺鹂”、“黄莺”等，数量上不亚于“乌鸦鸱枭”。言兽时，陈三立是要常去请教“虎豹熊罴”的，什么“虎豹”、“豺虎”、“奔虎”、“龙虎”、“貔虎”、“猛虎”、“熊豹”、“熊罴”、“老罴”、“孤罴”等，一个都不少，就是陈衍以为说不得的“马牛”，出镜频率也比“犬豕”高。
　　钱锺书大约自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一年（1932）间从陈衍学诗，《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应该读过，“生涩奥衍”之标，“称雄海内”之誉，应该“言犹在耳”吧。可这个除夕他听到的却是陈衍一反常论的“予所不喜”、“亦自可厌”，前后反差如此之大，钱锺书作何感想？通观《石语》所录陈、钱对答之语，钱锺书多是补充、增益陈衍之话语，从未有拂逆之言，亦晚辈与长辈言语时“洗耳恭听”、顺说讨喜之常情。而对陈衍论散原诗歌之语，钱锺书未有应对，这是否可以看作钱锺书并不以为然，而只是“姑妄听之”呢？
　　从《石语》对话中钱锺书熟练征引、简赅评论陈衍、陈宝琛、江瀚、王闿运、陈锐、宋育仁、曾广钧等当时诗人这一点来看，他对陈三立诗歌应该十分熟悉，并有自己的评价；只是这评价如何，彼时他还不曾透露。
　　二
　　钱锺书再一次与人论诗言及陈三立，大概已经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马赛归舟之中，他遇到之前随使俄国、当时假道归国的冒景璠（1909-1988）。
　　冒景璠是冒广生（1873-1959）第三子，诗学江西一派，于陈三立极为推崇。民国十七年（1928）初，他与陈三立相接，写有《次韵赋呈散原先生》：“标题不废义熙年，此老悲吟剩问天。叔世衣冠愁共尽，多生怀抱付孤眠。每闻佳什惊潜采，才接高谈已别筵。莫向楼头看海色，万灵腾踔尚无边。”{4}所谓悲吟问天、多生怀抱、佳什潜采、别筵高谈等等，可以见出冒氏对陈三立之景仰。冒氏此诗所次之韵即陈三立民国十六年（1927）的《除夕作》，诗中“所忧直纳无穷世，敢死翻余自在眠”{5}二句，给冒景璠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十二年之后冒氏在《光宣杂咏》（冒景璠《叔子诗稿》系于民国三十年，而钱锺书和诗《槐聚诗存》系于民国二十八年；大概是冒氏先有数诗，不断增益，于民国三十年始写定者）中，直接引作咏“陈散原丈”一诗的前两句。1963年，已是陈三立病卒二十六年之后，冒景璠还写了一首《忆散原老人仍次前韵》：“嗒马质死罢挥斤，一恸西州过未曾。旷代难逢惟此老，平居永忆隔霜灯。摇天鬓影谁夸得？誓墓文词世勘能。唾弃钟垒尊盎缶，鸡鸣莫便误苍蝇。”⑥“旷代难逢惟此老”，对陈三立评价不可谓不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当两个年龄相若、才华横溢、爱好诗歌而又性情狂狷的年青人在归国轮船上相遇相识的时候，一场钟击鼓应的诗歌论辩开始了。关于钱、冒二人船上论诗的内容，可参阅冒景璠《马赛归舟与钱默存钟书论诗次其见赠韵赋柬两首》一诗{1}的记述，兹不具引。总之，钱锺书与冒景璠诗歌风格、诗学理想各自不同，但都对当时诗坛现状表现出不满，并有“树异军”、“拓诗界”的想法，讨论相当热烈，所谓的“篇什周旋角两雄”{2}，所谓的“回思谈艺欢，抗颜肆高辩。睥睨一世贤，意态何瑟涧”③，正是钱、冒二人对彼情彼景的追忆。
　　1940年，钱锺书在一首回复冒景璠的《得孝鲁诗却寄》诗里，对航船论诗也有一段稍微详细一点的回忆：“前年携妇归，得子为同航，翩然肯来顾，英气挹有芒。谓曾识名姓，睹我作旁行。对坐甲板上，各吐胸所藏。子囊浩无底，我亦勉倾筐。相与为大言，海若惊汪洋。哀时忽拊膺，此波看变桑。寻出诗卷示，鸷悍乌可当。散原若吷庵，批识烂丹黄。命我缀其后，如名附三王。别子何太夙，孑身落南荒。”{4}
　　“散原若吷庵，批识烂丹黄。”他们果然谈到了陈三立！而且这种讨论在次年得以继续。民国二十八年（1939），冒景璠以读近人诗集题句并附以长书寄示钱锺书，这些题诗应该就是《叔子诗稿》中系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七绝组诗《光宣杂咏》二十九首。虽然这组诗中题陈三立、陈衍各只一首，但从钱锺书《槐聚诗存》系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和诗《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盍各异同奉酬十绝》来看，二陈及相互间的关系应是所媵“长书”的主要内容。一个亲炙陈衍的教诲，一个是陈三立的拥趸，两人间一定有一场精彩论辩。可惜冒氏“长书”无从获睹，他到底谈到哪些问题，“刺激”着钱锺书竟然“奉酬十绝”，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钱锺书“奉酬十绝”所表达的意见中，至少有二点与陈三立有关：一，第三首“论《近代诗钞》所选散原初集诗”：“嗜好原如面目分，舍长取短亦深文。自关耆旧无新语，选外兰亭序未闻。”{5}以为陈衍《近代诗钞》所选陈三立诗乃是“舍长取短”，未见精华。《近代诗钞》共选陈三立诗约二百七十题，数量可谓不少，但其择选则有漫不经心之嫌，这一点只要看下选诗的年代分布就可一目了然。陈衍所选，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多，共三十四题（《散原精舍诗》本年共七十一题），其中有十四首在《散原精舍诗》中是挨着的，一刀切了过来。而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四年（1915）的七年中，一首未选。如此选诗，怎称严肃？陈三立本人对陈衍所选也颇为“不喜”，以为所取多为“清切之作”⑥，而散原精舍诗正是不愿也不能清切之作。二，第四、五首论及陈衍对陈三立之不满：“比拟梧门颇失公，过庭家学语相同。哑然数典参傍证，意取诗坛两录中。”“人情乡曲惯阿私，论学町畦到品诗。福建江西森对垒，为君远溯考亭时。”{7}以为一方面陈衍不能意平于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以朱武位置自己、将陈三立点作宋江，同时也渊源于闽、赣对垒的乡曲阿私传统。
　　钱、冒之间的讨论不但促成钱锺书写作《谈艺录》{8}，还使钱锺书在《围城》中以冒景璠为人物原型塑造了“董斜川”，并让他在小说里大张散原诗。
　　《围城》第三章写了一场馆子里的聚会，座上苏文纨向董斜川请教“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斜川乘机大谈其诗人“排行榜”：“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1}这“陵谷山原”，自然是钱锺书依据前说、参以己意的一个发明创造，但“当然是陈散原第一”的论调，则无疑是冒景璠一贯主张的夸饰性表达。现实中钱锺书与冒景璠的诗学理想有很大差异，他并不认同冒景璠的“散原第一”，这一立场在小说中是通过方鸿渐的感受来表达的：“鸿渐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口边卖弄。”{2}这种略带调侃的叙述腔调当然就是钱锺书彼时对陈三立的认知立场。
　　《围城》里的董斜川一通诗学宏论之后还不肯罢手，又“傲然靠在椅背上”，让众人传观他的诗作：“纸上写着七八首近体诗，格调很老成。辞军事参赞回国那首诗有：‘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可是有几句像：‘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虬’；‘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意思非常晦涩。鸿渐没读过《散原精舍诗》，还竭力思索这些字句的来源。他想芦竹并没起火，照东西不甚可能，何况‘凄悲’是探海灯都照不见的。‘数子’明明指朋友并非小孩子，朋友怎可以‘提携’？一万只乌鸦看中诗人几根白头发，难道‘乱发如鸦窠’，要宿在他头上？心里疑惑，不敢发问，怕斜川笑自己外行人不通。”③
　　这一段里的数句诗，大概是杨绛代钱锺书拟就的{4}，其中后面“意思非常晦涩”的六句，按照小说的提示，其“字句”应“来源”于《散原精舍诗》，意即仿照陈三立的诗歌写成。
　　“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虬”。“泼眼”指光或某种事物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像水一样泼向双眼。这个词极富表现力，宋人诗中已经常用。陈三立《秋日同李亦元刑部杨彦规薛次申两观察泛舟玄武湖作》云：“泼眼乱晴翠。”《恪士招集小舫泝流至西方寺侧纵眺客为濮青士仇绳之两诗叟赵仲弢观察及余凡四人》云：“苍翠泼眼暝烟涨。”{5}都是用来形容绿色（“翠”）扑面而来、铺天盖地的那种感觉。“空明”，陈三立有“湖水空明一片秋”⑥之句。至于“睡鸭”，黄庭坚虽然赋有《睡鸭》诗，但陈三立诗里只有“小山乱凫鸭”、“航移残冻鸭”{7}，就是不见“睡鸭”。“蟠胸秘怪”化自“蟠胸万怪那能驯”、“撑肠祕怪斗蛟螭”，类似的表达还有“怪事蟠胸中”、“蟠胸书传数人豪”等{8}，“蟠胸”是陈三立诗中常用的一个词。“媚潜虬”作为一个短语，陈三立诗中没有出现过，倒是陈衍在《读乙庵山居图自题诗三叠其韵》中曾经写道：“好吟媚潜虬。”{9}但“媚”字，是陈三立最喜欢用的字之一，仅“自媚”一词就出现了数次，比较早的是在名作《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中：“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10}陈寅恪也用“自媚”写出了我最爱吟诵的那句诗：“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11} 　　“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前一句直接化用陈三立《过黄州因忆癸巳岁与杨叔乔屠敬山汪穰卿社耆同游》中“提携数子经行处”一句{12}。“提携”一词陈三立多次使用，如“独公提携谓我好”、“提携孤愤到荒山”、“提携万影立黄昏”{1}等等。“苦竹”陈三立用过几次，如“分凉苦竹根”、“离离苦竹夹寒塘”{2}等。不过，此“苦竹”是植物实名，并不带有人心投射之色彩。而“哀芦”“苦竹”连用则从未出现在陈三立的诗中——本来“芦”、“竹”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差异，很难出现在同一幅场景中，此处所拟“哀芦苦竹”有点不太合理——甚至“哀芦”一词陈三立似乎就未曾使用过。其实，陈三立似乎不太喜欢在植物等没有情感的事物名词前面加上一个表达情绪的词，如“哀”、“苦”等，这太直白了，他更倾向于从事物的外观特征出发来描绘它们，如马上要提到的“高花大柳”。“照凄悲”直接截自《王义门陶宾南两塾师各有赠答之什次韵赘其后》：“高花大柳照凄悲。”③不过很显然，《围城》所拟此句诗中“照凄悲”三个字并非重点，它只是一个起兴之词，为的是暗示“高花大柳”。小说的这句拟诗与前引民国二十一年（1932）除夕的陈、钱快谈构成一种互文，以呼应陈衍对陈三立诗歌的批评。
　　“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陈三立诗中有时候用“过雁”一词，如“吟楼过雁悲”、“袅袅高云过雁残”、“一片晴楼过雁天”{4}等，但很显然“身轻一雁过”化用的是杜甫“身轻一鸟过”这一诗歌史上的名句。“鬓丝摇影”毫无疑问源自《和肯堂雪夜之作》“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5}。范当世诗冒景璠亦十分称赏，其《题范伯子诗》第一首云：“通州三范皆黄土，伯子诗篇千首存。神理绵绵不可接，却从纸上招吟魂。”⑥范当世光绪三十一年（1905）去世，所谓“不可接”也。陈三立诗中“两人鬓影自摇天”一句大受冒景璠的赞赏，他在1972年的口号组诗中即曾化用此句，诗云：“中书君岂不中书？考献征文政要渠。怅望燕云阻携手，摇天鬓影嗒焉孤。”此为遥怀钱锺书之作。诗后注云：“‘两人鬓影自摇天’，散原赠范伯子诗，昔与君喜诵之。”{7}看来钱锺书对“鬓影摇天”是很熟的。“摇”是陈三立最喜用的诗语之一，《散原精舍诗》中俯首皆拾：“孤鬓暝相摇”、“乍惊灿烂摇窗册”、“十年江海摇怀抱”、“霜鬓摇旗影”、“暗灯摇鼠鬣”、“千林日脚摇眸尽”{8}等。“万鸦窥”几乎直用“作健逢辰领元老，下窥城郭万鸦沉”{9}。因为张之洞曾经质疑过“作健”一句，以为“元老”怎能为人所“领”，遂引起近代诗坛上对“作健逢辰领元老”一句的纷纭聚讼，陈衍《石遗室诗话》、俞大纲《寥音阁诗话》、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沈其光《瓶粟斋诗话》等，均有载记，简直可称作“领元老诗案”矣。这一桩公案也引起钱锺书的兴趣，他在《容安馆札记》第三十七则中说：“宋人诗好倒装字句，如东坡《甘露寺》云：‘泗水逸周鼎，渭城辞汉盘。’《试院煎茶》云：‘分无玉碗奉蛾眉。’同光体效之，故《石遗诗话》载散原‘作健逢辰领元老’之句为张文襄所嘲，谓：‘元老安得为人所领？’”{10}钱锺书否定了张之洞的质疑。所以《围城》这一句拟诗，有可能是想借“万鸦窥”引起读者对当年这桩公案的回味。当然，“窥”字亦为陈三立所喜用，如“蛛网井栏窥客散”、“窥人今肯近阑干”、“窥襟了了半池水”、“年年窥我鬓丝白”、“象罔环窥一穗灯”、“万象窥胸大”{11}等等。
　　小说通过“意思非常晦涩”一句，基本上重复了《石语》中陈衍对陈三立诗歌“艰深”的指责，可以看出当年陈衍论诗对钱锺书的影响仍在。但从小说中方鸿渐“芦竹并没起火”等等的思考来看，我们只能说：他真的不懂诗。以如此修养之方鸿渐来说明陈诗之“艰深”，似乎倒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三
　　钱锺书未曾专门表达过对陈三立诗歌的意见，但在他的论述里，也偶尔会“捎及”散原诗歌。
　　（一）谭元春诗字法时与陈三立近似
　　钱锺书《谈艺录》第二十九则论竟陵派自作诗多不成语、而论诗则“识趣幽微”，在论及谭元春五古“近东野之瘦”时，顺带着说：“《拜伯敬墓过其五弟家》之‘磬声如世短，墨迹引心遐’，《斋堂秋宿》之‘虫响如成世’，又酷肖陈散原。”{1}指谭诗之句法、造意，有与陈三立肖近者，大概是针对陈三立“已听虫移世”{2}这样的句子而言的。而《容安馆札记》第三十七则专论谭元春诗时，摘句指出两人“字法”之相似：“伯敬求清远，友夏务幽深，笔力较钟遒健，肌理较钟密栗，而才俭学陋，意愈悠晦，语愈谬涩，师承多出孟东野，字法时时似陈散原，亦一奇也。卷十四《郊寒辨》略云：‘貌险神坦，志栗气泽，入其题如入一岩壑，测其旨如测一卦象’云云。诗如《弥沱寺答周安期》云：‘杯深钟告夜，瓶下井知秋。’《喜碧佛再至园中》云：‘良宵收旷野，饥岁乐闲身。’《喜袁田祖就馆沙市》云：‘客灯添近事，朝报遂初心。’《喜徐公穆远访》云：‘交道停乡梦，秋心纳远闻。’《送济甫》云：‘野蔬趋隔岁，高烛略深更。’《玉泉闲步忆同伯敬旧游》云：‘土膏漠漠融新雪，塔影萧萧学夕阳。’《斋堂秋宿》云：‘斋明钦夜气，天静沃秋凉。’用字吊诡杜撰，似通非通，入散原集中可乱楮叶。”③所摘多系《谭友夏合集》点评者徐汧、张泽眼中的名句。钱锺书所谓的“用字”，无疑是指所摘各句中的动词，所谓“诗眼”之字，如告、知、收、乐、添、遂、停、纳、趋、略、融、学、钦、沃等，在钱锺书看来，这些用字过于生造，至于“谬涩”，他以“吊诡杜撰，似通非通”八字拟谭元春，而“入散原集中可乱楮叶”一句，可以看出他对散原精舍诗中“用字”的不满意。确实，钱锺书所摘各句中的收、停、趋、略、学、钦等字，几近“不通”，索解无从，可谓硬使。但散原诗中之用字炼字，要比谭元春规矩得多，“生涩”有之，“谬涩”则无与。比如塔影“学”夕阳这样莫名其妙、不通乱道的句子，散原集中根本看不到。再比如“纳”字的使用，陈三立《秋日同李亦元刑部杨彦规薛次申两观察泛舟玄武湖作》云：“层楼纳飞光。”《哭顾石公》云：“世变纳孤琖。”{4}都很容易理解。 　　（二）隆观易诗与陈三立绝异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二十五则论隆观易诗：“隆氏宁乡人，向于《傅钝安遗著》中见其姓名，极推其七律，谓陈散原诗所从出，心窃怪之，今虽未睹全集，已断知傅氏之为谰语。祗《销食录》卷四言，因读蓝鹿洲集论诗数百字，陈右铭观察亟为欣赏，命伯严公子钞录以为把玩，后集中有《留别右铭伯严》、《怀伯严》诸诗，足征文字因缘也……《销食录》论经史诗文皆皮相耳食，多坐衙语。至谓宋以欧文忠、范文正为文章宗匠，学者从风，故诗□于三代三唐为独正。又谓宋文胜唐，宋诗不如唐，以唐代诗文皆有六朝余习故。又云国朝诗教之存而不绝，赖沈归愚……诗极庸肤，一无可采。《销食录》卷四自云三十以前专学少陵，三十以后专学玉局。《六百日通》卷六推渔洋为无乖三百篇……持尔许论者，与散原宗尚，真如风马牛矣。”又云：“《罘罳草堂诗集》四卷，光绪三年陈宝箴刊，序谓其诗语妙类子瞻，而归宿山谷云云。盖湘人之早学宋诗者，亦是曾涤生以后风气。诗不深峻，与散原绝异。傅氏之言，亦如《石遗室诗话》谓散原学薛浪语耳。”{5}
　　义宁陈氏父子与隆观易之交接，缘于馆师廖树蘅之推誉，遂有光绪三年（1877）九月，隆氏往赴甘肃，过长沙，寓于陈氏闲园，陈三立奉父命“款留数日，极文酒谈宴之乐”{1}。辞别之际，陈宝箴留下隆氏诗稿，以防路途艰远，中途丢失，并为删选刊行。光绪五年（1879）诗集始成，而隆观易已于上年十月病卒于甘肃，未能得见。隆观易少时以诗受知于曾国藩，并多有游从，亦承曾氏论诗宗宋之旨，于苏轼用力较深。陈宝箴喜山谷诗，故序中有“语言之妙类大苏，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世之号为能诗者未易而有也”{2}之推崇。彼时陈三立正处于王闿运汉魏六朝派的笼罩之下，还未能赏及山谷诗，所以他在所撰《隆观易传》中只云：“观易既归，益放其意为诗，自比苏轼、陈师道。”③并未提及隆诗的山谷气象。
　　傅熊湘初见《罘罳草堂诗集》，即以为陈三立乃“承其流者”，他多次言及此论。《钝安脞录》卷一：“无誉诗以七言律为最工，散原盖亦承其流者。”卷三又云：“盖近世以宋诗鸣而流风沾溉一代者，首推义宁陈伯严。伯严之尊人右铭中丞，实始刊卧侯《罘罳草堂集》，其时为光绪三年，序中推许甚至。则卧侯者，殆亦伯严诗派之所从出也。余故尝持此论。”《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云：“宁乡隆观易著《罘罳草堂诗集》，三立之父宝箴时官于湘，为之刊行，疑亦散原诗所从出，其气味亦相近也。”{4}且不说隆集刊行之际，陈三立诗歌还未宗尚山谷，就是后来陈三立杠起山谷大旗号召天下的时候，又何必去咀嚼一个宗尚宋诗、未成家即于三十九岁病逝的诗人作品，而不直指本心，摩读山谷集、少陵集呢？我想，陈三立的诗歌视野和诗学趣味还不至于如此之低狭，去承隆氏之流。其气味偶有相近，殆因皆祈向宋诗，一苏一黄；来子玄孙，面目难免有相似之处。但整体看来，隆观易诗缺乏陈三立的沉郁、生涩。钱锺书之驳斥论述，允称知音。
　　（三）陈三立诗似薛季宣之论为“无稽之谈”
　　前引钱氏《容安馆札记》论隆观易诗同时斥及的“散原学薛浪语”，乃是陈衍的“独得之秘”。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伯严生涩处与薛士龙（季宣）乃绝相似，无人知者。尝持浪语诗示人，以证此说，无不谓然。”{5}所编《近代诗钞》的诗人评语亦云：“散原为诗……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⑥题夏敬观诗卷时又提及此论：“命词薛浪语，命笔梅宛陵。散原实兼之，君乃与代兴。”{7}可见是陈衍论散原诗的得意发现。
　　可钱锺书对陈衍的得意发现不以为然。他在《容安馆札记》第二百八十四则中说：“《石遗诗话》谓散原诗似士龙，耳食之徒转相称述。予二十年前即不解其说，今再籀绎，益信为无稽之谈。散原诗竟体艰深，士龙则斑驳不纯；散原多用涩字，士龙则偶用涩事；散原自是诗人之诗，士龙则经生之尚有诗情者。蹇吃笨重，气不能举，词不能达，风格远在止斋、水心之下……卷四《元夕》：‘月娥云镜暗。’按：士龙好用此等俗字。同卷《月夜郊行》云：‘月娥添夜明。’卷七《月下酿醪》云：‘高髻月娥呈素面。’散原避之惟恐不远者。”{8}人有以“学人之诗”称浪语，而钱锺书界之为“经生之尚有诗情者”，是连“学人之诗”的标签都不愿意贴给他，至讥为“蹇吃笨重，气不能举，词不能达”，很是瞧他不起。
　　薛季宣为南宋大儒，为永嘉学派之倡重事功者，四十而卒，传世有《浪语集》三十五卷（四库本），卷四至十四为诗。其《李长吉诗集序》云：“其诗著矣，上世或讥以伤艳，走窃谓不然。世固有若轻而甚重者，长吉诗是也。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飏纤丽，盖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锦绣，辉焕白日。虽难以御疗寒饥，终不以是故不为世宝。”{1}其论诗宗旨大体可见，与散原宗尚自是不同。
　　粗翻《浪语集》一过，其诗写得比较平庸柔弱，不论语言抑或立意；五言时有乐府气息，七言律诗相对硬朗一些。与散原精舍诗歌相比，整体上要“熟俗”得多，世人讥长吉诗之“伤艳”，或即可移于《浪语集》。不仅钱锺书所检“月娥”一词，是散原眼中的“俗”词，它如卷四《游竹陵善权洞二首》：“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寒食雨》：“柳眉颦绿发，花泪湿朱颜。”《酴醾雨后》：“雪飞香霰集，龙斗玉云浮。”卷五《大雪》：“梅藏香骨瘦。”卷七《过樊山》：“妆罢美人梅破额，愁成行客柳牵肠。”《和许簿牡丹二首》：“檀心知有谢来无。”《蓼花》：“岸移晴漪飘仙袂，叶起丹霞照玉容。”卷八《读鬼诗拟作二首》：“青铜蚀破菱花面，慵惊乌云绾髻鬟。”此等“俗艳之语”，在散原精舍诗中很难看到。另外像卷七《落梅》：“东风一夕报春来。”同卷《社日》：“年去年来春复秋”这样俗滑无力的句子，都在散原摒弃之列。所以钱锺书以为陈衍“散原诗似士龙”的论断为“无稽之谈”，确为的论。
　　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陈三立刚去世之后，周达已经质疑陈衍此论了：“如何擬浪語，皮相論豈篤。”{2}不过陈衍之所以有此“发现”，也有其原因。《浪语集》中，确有一些诗句与散原精舍诗类似。如卷七《樊口候参政暮归》：“摇兀孤舟东复西。”同卷《闻中司还旆清旦逾樊岭候之不遇自黄子矶乘舟而归》：“啼规夹岸切愁肠”中“切”字的使用。卷十《芦花》：“淡荡闲塘摇夕阳”中“摇”字的使用。卷八《宿大城寺》：“新蝉无数咽秋声。”《闻蝉》：“新蝉无数咽琅玕。”卷十《痁疾中元式示诗走笔次韵》：“豁尔脱沉疴，翛然洗烦襟。何当漾轻舠，相与从茂林。”同卷五古《送张漕还停舟樊港访退谷》一诗，都大有散原风味，但也仅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而已。 　　以常理而论，钱锺书讥为“耳食之徒转相称述”者，当不会指其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里论陈三立诗时，就转述了陈衍“与薛士龙季宣绝似”之论。窃以为有可能是胡先骕，他的《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有散原“后乃学山谷而杂以薛浪语”之论③；或者指徐珂，《清稗类钞》卷八有“陈伯严诗避俗避熟”一条，即将《石遗室诗话》所语原锅端上。
　　（四）陈三立“诗学不精”
　　《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九十七则论阮大铖诗，谈及民国十七年（1928）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咏怀堂诗》上陈三立、章太炎等人的题词：“三十年前，是书方印行，见散原、太炎诸人题词，极口叹赏。胡丈步曾复撰跋，据章言取而讽咏，殊不解佳处安在。今年端午（庚子），胡丈以诗稿六七册属删定，忽忆集之此书，因复批寻，乃知实得法于钟谭而学殖较富，遂以奥古缘饰其纤仄，欲不瘦又不俗。凡学竟陵而耻寒窘者，大率如此……陈、章二老诗学不精，胡丈识既未高，强作解事。又于晚明诗体了无所知，遂少见而多所怪耳。”{4}
　　1986年《谈艺录》增补时，钱锺书又说：“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曰：‘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有曰：‘具体储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非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5}
　　“以王孟意趣”为章太炎题词。“具体储韦”为陈三立题词，云：“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1}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刊于《学衡》民国十一年（1922）第6期，所论与章太炎题词基本为同一思路。
　　在钱锺书的论述中，阮大铖乃是“取径于竟陵”{2}，只因“学殖较富”，遂能以“奥古缘饰其纤仄”③。但阮氏“绝口不道钟谭”{4}，而是在《与杨朗陵秋夕论诗》中故标高格：“大雅丧千载，追琢拟何适。时尚奚足云，所严在古昔。斋心望云天，柴桑如可即……天不生此翁，六义或几息。厥后王与储，微言增羽翮……异代晞发生，泠泠濑中石……舍是皆洳沮，偶汇亦沟洫。胜国兼本朝，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濛如未辟。”{5}诗中标举“古昔”之陶潜、王维、储光羲、谢翱，而“时尚”则不足云。此“时尚”当指王、李之七子与钟、谭之竟陵。钱锺书认为，此其“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⑥，“圆海以陶谢王韦字面掩其钟谭手法”{7}，陈、章诸老未能深察晚明一代诗歌流变之轨迹，“遂为所卖”，中了阮大铖的“障眼法”，以为其诗歌上接陶谢储韦，其实，“其衣钵传之竟陵，五律尤烧灰可辨”{8}。晚清一代诗人如陈三立者，于明诗确乎是不上眼的，他们学习的典范大多为宋、唐诗人，不能像遍览明清别集的钱锺书那样剔明阮大铖的渊源所自，亦在意想之中。陈三立只是专心作诗，而不是志在“谈艺”，所以读书有时难免只是“观其大略”，侧重一己之观感，而非细绎其微，辨明彼此之承传。更何况阮大铖之作确可以归入胡先骕所言的陶谢王孟储韦这一“自然派”中，虽然钱锺书批评阮氏学陶为“装模作样”，但仅就其诗歌文本而言，还有与陶谢王孟类似之处，这就难怪陈、章、胡诸人连类言之了。
　　总之，陈三立诗歌当为钱锺书所熟读，在钱氏眼中，散原精舍诗是具有“艰深”风格的“诗人之诗”，只是，这种“艰深”并不为其所喜。“诗学不精”之讽，源自钱锺书的“学人”眼光，但我们不能因为陈三立疏于对诗学流脉的观察考辨，就否定他对具体诗人作品的阅读把握——在这一方面，陈三立常常显示出“直指本心”的能力。
　　（特别感谢范旭仑先生，他对《容安馆札记》的精细阅读，为找寻钱锺书的陈三立论述提供了重要线索。）
　　【责任编辑 穆海亮】
　　作者简介：李开军，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
　　①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136页。
　　{2}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421页。
　　{3}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1550页。
　　{4}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422页。
　　{5} 阮大铖：《咏怀堂戊寅诗》卷下，《咏怀堂诗》，民国十七年（1928）中央大学排印本。
　　{6}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422页。
　　{7}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1551页。
　　{8}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1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