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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高度密集的信息符号，能反映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历史文化、审美情趣。本文通过对于汉语与哈萨克语人名的结构、来源、命名方式比较，揭示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关键词：汉语 哈萨克语 人名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人名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用来互相区别的符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同其它语言现象一样，人名也是一个系统，其内部的形式和结构都有一定的规律。同时，人名系统也与外部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紧密的联系，因所处地域环境、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人名民俗，即区别于其他人类群体的人名文化模式。因此，人类的姓名是高度密集的信息符号，犹如一面镜子能折射出不同民族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历史文化、审美情趣的每个画面，有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人名的研究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已远远超出了人名本身。本文以汉语人名与哈萨克语人名的对比作为切入点，对于汉语与哈萨克语人名文化进行比较，对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进行探讨分析，以通过姓名这一窗口来了解汉族与哈萨克族的历史、语言、心理、宗教等文化，从而达到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汉哈文化的理解，促进汉文化与哈萨克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 汉、哈语人名结构差别及文化原因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人名也随之发生变化。人名由原始、简单到形式多样，结构日渐复杂。这种结构形式多样性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一个民族和人名文化内部，而且也表现在不同民族的姓名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人名的结构模式，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
汉语人名有名有姓，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有专用的姓。哈语人名没有专用的姓，采用父子连名的形式，本名与父名之间用间隔号。通过人名结构可以看出：汉语人名有专用姓，哈语人名无专用姓，汉、哈语人名完全相反的排列是汉、哈语人名最明显的的差异，这种差别体现的正是汉哈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汉族人的姓起源极早，且先于名，代表宗族和血缘关系，代代相传，形式上排于名之上，表示对于祖宗和先人的尊重。汉语人名的形式突出表现了汉民族个人隶属于本姓，姓高于名的思维特征和汉族人宗族思想浓重、崇尚大家庭的文化传统。
哈萨克族人名的结构、形式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两种文化和哈萨克原生文化之间的影响和借用，使现代哈萨克族姓名的排列次序并非受语言语法规定的原生亲名位置（即姓在前、名在后），而是受文化传播影响的次生亲名位置（即名在前、姓在后）。
二 汉、哈语人名来源之比较
1 汉语人名姓氏的来源
汉族的姓氏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①源于远古时的母系氏族社会，如：姜、姚等。②以古国为姓，如今天常见的齐、秦、吴等。③以官职、爵位、谥号为姓：周代有管理仓粮的官，当时露天粮仓被称为“庾”，有顶的粮仓称为“廪”，粮官的后裔则以“庾”、“廪”为姓；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后来则有以“公子”、“公孙”为姓；此外还有周文王之后姓文，宋武公之后姓武等。④源于帝王赐姓：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徐、邴、安、杜等十六姓皆被赐姓为李。⑤源于神话传说的姓，如龙、青鸟等。⑥以居住地为姓：如东郭、西郭等，类似的还有西门、东门等姓氏。⑦以职业为姓，如巫、陶等。⑧以崇拜的动物或植物为姓，如马、牛、熊、狐、杨、柳、花、梅等。此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来自少数民族译音的姓，如，宇文、白、包等。
2 哈萨克语人名的来源
哈萨克族以父名为姓，来源主要有本民族的人名，伊斯兰教信仰的真主尊号，还有来自阿拉伯语、俄罗斯语、蒙古语等的人名。哈萨克族用本民族语言要素命名的传统源于古代，在伊斯兰教未传入之前早已形成。这种传统与哈萨克族的生活环境、游牧生活有关。伊斯兰教在18世纪成为哈萨克族的主导宗教，伴随着伊斯兰教传入阿拉伯的文字、文化，对于哈萨克族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不少阿拉伯语词汇进入哈萨克语词汇，对于哈萨克族人名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哈语人名中有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在哈语中还可见到由蒙古语词构成的人名，这些人名一类是属于蒙古语和突厥语通用词，如，布拉（雄驼）、布喀（公牛）。另一类则是直接由蒙古语延用的，如阿依玛克、巴阳等。在哈萨克语中，有时也可见到甚至是完全照搬的俄罗斯人名，如波拉特耐、玛丽亚。
三 汉、哈语人名命名方式及文化背景之比较
姓名符号在文化深层上反映的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调适，它蕴含了个人或特定群体的生命价值、自然观念、信仰核心和亲族角色等。从人名的命名方式来分析，就可以发掘出不同民族人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汉族人的姓氏很多，名字数量无限，可自由组合。汉族人起名的原则是讲究名字的形、音、义的美感，选择寓意吉祥雅致的汉字。哈萨克族人的名字内容也十分丰富，讲究语音的和谐，富有节奏感，称呼时顺口悦耳。无论汉族人名还是哈萨克族人名，都深刻地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意蕴，有一定的规律，反映着父母对儿女的美好期望。
1 汉、哈人名在命名方式上的共同点
（1） 对于男性与女性共同的审美意蕴
对于男性，父母期望孩子刚强、健康、勇武，常用凶猛的动物、雄伟的山川、粗壮结实的石、树木之名来给男子起名。汉语人名有虎、龙、磊、劲松等，哈语人名有阿由拜（大熊）、吾尔曼（森林）、阿勒玛斯（钻石）、戳克拜（山顶）等。期望男孩健康长寿，汉语人名常取为寿龄、松年等，哈语人名如孟加沙尔（长命百岁）、沃穆尔吾扎克（长寿）。
对于女性，父母通常期望女孩美丽、能够长得如花似玉，通常用美丽的植物，特别是花草、仙女、日月星辰、珠宝玉石等来命名，这在汉、哈语人名中均有体现，反映了两个民族相同的审美观念和对日月的崇拜。汉语人名如菊仙、秋月等，哈语人名中有高哈尔（玉石）、努尔苏鲁（光一样的美丽）、阿依萨吾列（月光）等。父母还常用美丽的动物，特别是飞禽来给女孩子取名，哈语人名如卡尔勒阿西（燕子）、散杜阿什（百灵鸟）等，汉语人名中也有飞燕、美凤等。日月山川、飞禽走兽都是自然力的象征，无论汉、哈男名女名，均说明了两民族祖先对于大自然的山河树木、奇石怪崖等自然灵力的崇拜及审美情趣在人名中留下的痕迹。
（2） 重视人名的纪念意义
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对于家庭、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人们通常会以出生时间给孩子命名。汉族以出生年份的生肖起名如金龙、大虎、铁牛等，以出生的季节起名如春露、冬梅、秋月等，以出生时的节气、节日起名如冬至、小满等。哈萨克族以出生的月份起名如赫斯陶拜（冬季）、玛木尔（四月）等。
父母为了纪念孩子出生的地点或表示怀念故土、不忘民族祖籍，常以出生地、籍贯等地名起名，汉语人名如湘新、思蜀等，哈语人名如伊犁拜（伊犁富人）、坤耶斯拜（新源富人）等。
无论以出生时间、出生地还是以祖籍所在地为孩子命名，均体现了汉语人名与哈语人名所共同承担的纪念意义。
（3） 父母还常以出生顺序给孩子命名
以前汉族常以“伯”、“仲”、“叔”、“季”作男名的第一个字，表示排行，另外还有“大丫”、“二虎”等名字。哈萨克族可生育多个子女，他们常常为孩子起名为塞特尔（指第一个孩子）、肯杰（指最小的孩子）等。
（4） 汉、哈人名均能体现时代特征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给孩子起名也有了显著革新。汉语与哈语人名中都有描述社会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新词汇构成的人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名：解放、建国、阿扎提（解放的意思）、杰恩斯（胜利）等，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文革时期的人名：卫红、继革、卡赞卡扑（大锅）等，反映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举国上下的狂热；改革开放后，人们追求理想、知识、智慧等在人名中也有体现，如哲、博、硕在汉语人名中常出现，哈语人名叶尔肯（自由的）、马德尼亚提（文明）等，表达了广大人民在新时代的理想与追求。
2 汉、哈人名在命名方式上的差异
（1） 宗族性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汉、哈语人名中都可以看到宗族观念的影子，只是承担这项功能的载体不同。在哈语人名中，父称指出了最亲近的直系亲属关系（即父-子，父-女），所以哈语的父称是用来充当姓的社会功能的，指出人的亲属关系。
汉族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不仅反映在姓氏中，而且反映在名字中。汉族人名具有更强的宗族观念，自古以来，汉族人名中就存在“字辈”这一现象。所谓“字辈”，就是同一家族的同一代人的名字中除了姓氏相同之外，在名中还要有一个相同的字。这一传统在现代人名中仍然屡屡出现，可见汉族人的宗族观念影响之深远。
（2） 宗教性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在汉、哈语人名的发展史上，宗教对其都产生过影响，但显然对哈语人名的影响较大，而汉族人名受其影响较小。哈萨克族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这些宗教都在哈语人名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布尔汗（佛教一神名）、布维（巫师）。
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随后慢慢向周围扩展，伊斯兰教在哈萨克地区的传播，对哈萨克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人名。哈萨克人名中出现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如：阿合买提（阿拉伯语，赞誉之意）、加帕尔（阿拉伯语，靠力气夺取政权的人，威力无比）。这些名字都表达出穆斯林对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早期活动家的怀念和敬仰，表现出宗教的虔诚。
虽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在汉民族中都曾相当普及，但对人名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儒学思想在人名中的体现却极为明显。汉民族长期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伦理道德观念，这使得汉族人名带有了强烈的儒学色彩，反映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等字在名字中频繁出现，反映阴阳五行学说的“金、木、水、火、土”等字也屡见不鲜。
（3） 汉族人名的避讳制度与变体形式
人名的避讳是汉、哈人名具有较大差异的特点之一，即避帝王名讳、避父亲名讳、避师长名讳。而对哈萨克族来说，不仅没有这种避讳，相反还以此为荣。为表示对伟人、名人和祖先的尊敬及敬仰，会特意用他们的名字为子女命名，如阿拜（哈萨克著名的作家）、阿布莱（哈族人群当中的英雄）。汉族人名的避讳制现象是因为在汉族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中，皇权和父权、王朝政治与宗法制伴生共存，这种现象表现在姓名上，就是帝王讳名制与宗法讳名制的伴生共存，这种讳名制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行为。汉族人名的避讳制导致了众多的人名变体。中国古代严格的避讳制使得人对皇帝、圣人、长者不能直呼其名，于是产生了名字的众多变体形式。如对皇帝，生前可称呼他的“尊号”、“年号”，死后可称呼他的“庙号”、“谥号”。此外，字、号也是中国古代人名的一大特点。这些纷繁复杂、名目繁多的人名变体形式在哈萨克人名中是没有的。汉、哈人名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体现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综上所述，无论汉、哈语人名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是相似还是相异，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不断探索研究，人名——这面文化的镜子会折射出更绚丽的光彩。
注：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建设中新疆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利用”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XJJC850001。
参考文献：
[1] 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2] 胡小梅、许及所：《论中国人名的文化内涵》，《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
[3] 马苏坤：《哈萨克族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新疆地方志》，1994年第2期。
[4] 黄中祥：《哈萨克族人名的社会特征》，《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蒋英，女，1977—，湖南湘乡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工作单位：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关键词：汉语 哈萨克语 人名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人名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用来互相区别的符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同其它语言现象一样，人名也是一个系统，其内部的形式和结构都有一定的规律。同时，人名系统也与外部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紧密的联系，因所处地域环境、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人名民俗，即区别于其他人类群体的人名文化模式。因此，人类的姓名是高度密集的信息符号，犹如一面镜子能折射出不同民族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历史文化、审美情趣的每个画面，有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人名的研究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已远远超出了人名本身。本文以汉语人名与哈萨克语人名的对比作为切入点，对于汉语与哈萨克语人名文化进行比较，对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进行探讨分析，以通过姓名这一窗口来了解汉族与哈萨克族的历史、语言、心理、宗教等文化，从而达到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汉哈文化的理解，促进汉文化与哈萨克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 汉、哈语人名结构差别及文化原因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人名也随之发生变化。人名由原始、简单到形式多样，结构日渐复杂。这种结构形式多样性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一个民族和人名文化内部，而且也表现在不同民族的姓名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人名的结构模式，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
汉语人名有名有姓，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有专用的姓。哈语人名没有专用的姓，采用父子连名的形式，本名与父名之间用间隔号。通过人名结构可以看出：汉语人名有专用姓，哈语人名无专用姓，汉、哈语人名完全相反的排列是汉、哈语人名最明显的的差异，这种差别体现的正是汉哈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汉族人的姓起源极早，且先于名，代表宗族和血缘关系，代代相传，形式上排于名之上，表示对于祖宗和先人的尊重。汉语人名的形式突出表现了汉民族个人隶属于本姓，姓高于名的思维特征和汉族人宗族思想浓重、崇尚大家庭的文化传统。
哈萨克族人名的结构、形式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两种文化和哈萨克原生文化之间的影响和借用，使现代哈萨克族姓名的排列次序并非受语言语法规定的原生亲名位置（即姓在前、名在后），而是受文化传播影响的次生亲名位置（即名在前、姓在后）。
二 汉、哈语人名来源之比较
1 汉语人名姓氏的来源
汉族的姓氏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①源于远古时的母系氏族社会，如：姜、姚等。②以古国为姓，如今天常见的齐、秦、吴等。③以官职、爵位、谥号为姓：周代有管理仓粮的官，当时露天粮仓被称为“庾”，有顶的粮仓称为“廪”，粮官的后裔则以“庾”、“廪”为姓；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后来则有以“公子”、“公孙”为姓；此外还有周文王之后姓文，宋武公之后姓武等。④源于帝王赐姓：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徐、邴、安、杜等十六姓皆被赐姓为李。⑤源于神话传说的姓，如龙、青鸟等。⑥以居住地为姓：如东郭、西郭等，类似的还有西门、东门等姓氏。⑦以职业为姓，如巫、陶等。⑧以崇拜的动物或植物为姓，如马、牛、熊、狐、杨、柳、花、梅等。此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来自少数民族译音的姓，如，宇文、白、包等。
2 哈萨克语人名的来源
哈萨克族以父名为姓，来源主要有本民族的人名，伊斯兰教信仰的真主尊号，还有来自阿拉伯语、俄罗斯语、蒙古语等的人名。哈萨克族用本民族语言要素命名的传统源于古代，在伊斯兰教未传入之前早已形成。这种传统与哈萨克族的生活环境、游牧生活有关。伊斯兰教在18世纪成为哈萨克族的主导宗教，伴随着伊斯兰教传入阿拉伯的文字、文化，对于哈萨克族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不少阿拉伯语词汇进入哈萨克语词汇，对于哈萨克族人名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哈语人名中有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在哈语中还可见到由蒙古语词构成的人名，这些人名一类是属于蒙古语和突厥语通用词，如，布拉（雄驼）、布喀（公牛）。另一类则是直接由蒙古语延用的，如阿依玛克、巴阳等。在哈萨克语中，有时也可见到甚至是完全照搬的俄罗斯人名，如波拉特耐、玛丽亚。
三 汉、哈语人名命名方式及文化背景之比较
姓名符号在文化深层上反映的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调适，它蕴含了个人或特定群体的生命价值、自然观念、信仰核心和亲族角色等。从人名的命名方式来分析，就可以发掘出不同民族人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汉族人的姓氏很多，名字数量无限，可自由组合。汉族人起名的原则是讲究名字的形、音、义的美感，选择寓意吉祥雅致的汉字。哈萨克族人的名字内容也十分丰富，讲究语音的和谐，富有节奏感，称呼时顺口悦耳。无论汉族人名还是哈萨克族人名，都深刻地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意蕴，有一定的规律，反映着父母对儿女的美好期望。
1 汉、哈人名在命名方式上的共同点
（1） 对于男性与女性共同的审美意蕴
对于男性，父母期望孩子刚强、健康、勇武，常用凶猛的动物、雄伟的山川、粗壮结实的石、树木之名来给男子起名。汉语人名有虎、龙、磊、劲松等，哈语人名有阿由拜（大熊）、吾尔曼（森林）、阿勒玛斯（钻石）、戳克拜（山顶）等。期望男孩健康长寿，汉语人名常取为寿龄、松年等，哈语人名如孟加沙尔（长命百岁）、沃穆尔吾扎克（长寿）。
对于女性，父母通常期望女孩美丽、能够长得如花似玉，通常用美丽的植物，特别是花草、仙女、日月星辰、珠宝玉石等来命名，这在汉、哈语人名中均有体现，反映了两个民族相同的审美观念和对日月的崇拜。汉语人名如菊仙、秋月等，哈语人名中有高哈尔（玉石）、努尔苏鲁（光一样的美丽）、阿依萨吾列（月光）等。父母还常用美丽的动物，特别是飞禽来给女孩子取名，哈语人名如卡尔勒阿西（燕子）、散杜阿什（百灵鸟）等，汉语人名中也有飞燕、美凤等。日月山川、飞禽走兽都是自然力的象征，无论汉、哈男名女名，均说明了两民族祖先对于大自然的山河树木、奇石怪崖等自然灵力的崇拜及审美情趣在人名中留下的痕迹。
（2） 重视人名的纪念意义
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对于家庭、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人们通常会以出生时间给孩子命名。汉族以出生年份的生肖起名如金龙、大虎、铁牛等，以出生的季节起名如春露、冬梅、秋月等，以出生时的节气、节日起名如冬至、小满等。哈萨克族以出生的月份起名如赫斯陶拜（冬季）、玛木尔（四月）等。
父母为了纪念孩子出生的地点或表示怀念故土、不忘民族祖籍，常以出生地、籍贯等地名起名，汉语人名如湘新、思蜀等，哈语人名如伊犁拜（伊犁富人）、坤耶斯拜（新源富人）等。
无论以出生时间、出生地还是以祖籍所在地为孩子命名，均体现了汉语人名与哈语人名所共同承担的纪念意义。
（3） 父母还常以出生顺序给孩子命名
以前汉族常以“伯”、“仲”、“叔”、“季”作男名的第一个字，表示排行，另外还有“大丫”、“二虎”等名字。哈萨克族可生育多个子女，他们常常为孩子起名为塞特尔（指第一个孩子）、肯杰（指最小的孩子）等。
（4） 汉、哈人名均能体现时代特征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给孩子起名也有了显著革新。汉语与哈语人名中都有描述社会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新词汇构成的人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名：解放、建国、阿扎提（解放的意思）、杰恩斯（胜利）等，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文革时期的人名：卫红、继革、卡赞卡扑（大锅）等，反映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举国上下的狂热；改革开放后，人们追求理想、知识、智慧等在人名中也有体现，如哲、博、硕在汉语人名中常出现，哈语人名叶尔肯（自由的）、马德尼亚提（文明）等，表达了广大人民在新时代的理想与追求。
2 汉、哈人名在命名方式上的差异
（1） 宗族性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汉、哈语人名中都可以看到宗族观念的影子，只是承担这项功能的载体不同。在哈语人名中，父称指出了最亲近的直系亲属关系（即父-子，父-女），所以哈语的父称是用来充当姓的社会功能的，指出人的亲属关系。
汉族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不仅反映在姓氏中，而且反映在名字中。汉族人名具有更强的宗族观念，自古以来，汉族人名中就存在“字辈”这一现象。所谓“字辈”，就是同一家族的同一代人的名字中除了姓氏相同之外，在名中还要有一个相同的字。这一传统在现代人名中仍然屡屡出现，可见汉族人的宗族观念影响之深远。
（2） 宗教性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在汉、哈语人名的发展史上，宗教对其都产生过影响，但显然对哈语人名的影响较大，而汉族人名受其影响较小。哈萨克族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这些宗教都在哈语人名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布尔汗（佛教一神名）、布维（巫师）。
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随后慢慢向周围扩展，伊斯兰教在哈萨克地区的传播，对哈萨克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人名。哈萨克人名中出现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如：阿合买提（阿拉伯语，赞誉之意）、加帕尔（阿拉伯语，靠力气夺取政权的人，威力无比）。这些名字都表达出穆斯林对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早期活动家的怀念和敬仰，表现出宗教的虔诚。
虽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在汉民族中都曾相当普及，但对人名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儒学思想在人名中的体现却极为明显。汉民族长期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伦理道德观念，这使得汉族人名带有了强烈的儒学色彩，反映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等字在名字中频繁出现，反映阴阳五行学说的“金、木、水、火、土”等字也屡见不鲜。
（3） 汉族人名的避讳制度与变体形式
人名的避讳是汉、哈人名具有较大差异的特点之一，即避帝王名讳、避父亲名讳、避师长名讳。而对哈萨克族来说，不仅没有这种避讳，相反还以此为荣。为表示对伟人、名人和祖先的尊敬及敬仰，会特意用他们的名字为子女命名，如阿拜（哈萨克著名的作家）、阿布莱（哈族人群当中的英雄）。汉族人名的避讳制现象是因为在汉族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中，皇权和父权、王朝政治与宗法制伴生共存，这种现象表现在姓名上，就是帝王讳名制与宗法讳名制的伴生共存，这种讳名制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行为。汉族人名的避讳制导致了众多的人名变体。中国古代严格的避讳制使得人对皇帝、圣人、长者不能直呼其名，于是产生了名字的众多变体形式。如对皇帝，生前可称呼他的“尊号”、“年号”，死后可称呼他的“庙号”、“谥号”。此外，字、号也是中国古代人名的一大特点。这些纷繁复杂、名目繁多的人名变体形式在哈萨克人名中是没有的。汉、哈人名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体现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综上所述，无论汉、哈语人名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是相似还是相异，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不断探索研究，人名——这面文化的镜子会折射出更绚丽的光彩。
注：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建设中新疆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利用”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XJJC850001。
参考文献：
[1] 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2] 胡小梅、许及所：《论中国人名的文化内涵》，《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
[3] 马苏坤：《哈萨克族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新疆地方志》，1994年第2期。
[4] 黄中祥：《哈萨克族人名的社会特征》，《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蒋英，女，1977—，湖南湘乡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工作单位：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