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当然是好东西，但法治思维也要清楚自己的边界，在该止步的地方要止步。教育中的“暴力”因素和虐待是要进行区分的，后者无疑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不宜界定过宽，否则就会摧毁教育。
　　我表哥是老家小镇上很有名的中学老师，他的特点是凶，扇学生巴掌是家常便饭。因为管得严，所以班级纪律好，升学率高，家长们争着把孩子往他的班里送，还要嘱咐，不听话就打，别惯着。
　　几年前的夏天，我回家时正赶上一大帮学生到他家里给他过生日，是一个刚送走的毕业班。我跟那些孩子开玩笑，我说姜老师打过你们吗？他们说打过啊，我说你们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了，还不报仇，找个僻静的地方拿麻袋往他脑袋上一套，打他一个鼻青脸肿，咋还跑来给他过生日呢？孩子们都乐了，那不能，老师管我们是为我们好。
　　我表哥还教过我一个高中同学的侄子，我也跟他聊过类似的话题，那孩子说，幸亏姜老师了，我那时候打游戏上瘾，要不是姜老师收拾我，我高中都考不上。
　　想起来要谈这些，是因为看到南京“虐童案”养母刑满出狱的消息。报道说，当事孩子和孩子的生母到监狱门口迎接，三人抱头痛哭，报道还提到了养母的监狱生活等等。结果，舆论砸锅了，从微博上的“大V”、“小散”到主流媒体的时评，一致采取了对“施暴者”决不宽恕的姿态，坚决反对“剧情发转”。有媒体发表评论，联系到刚刚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感慨徒法不足以自行，反教育中的暴力还任重道远。
　　舆论捍卫的其实是一种“政治正确”，可能出于好意，但当事人已经用行动清楚地表示了对这种好意的拒绝。
　　谈到教育，体罚是回避不开的。自古以来体罚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把对体罚的鄙夷和抵制变成社会性共识，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年龄稍长一点的，有几个人小时候没被打过几下的？对体罚，遭遇过体罚的人大多也是承认其正面效果的。在教育中，爱和感化当然是上选，可是讲道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管用，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怎么办？
　　无论如何也不能搞体罚，那些“圣母情结”爆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虐童案”中的养母被判刑，就是这种情绪的反应。可是，当事的孩子有撒谎的毛病，长期教育无效，这样的孩子，如果任由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错变大错，未来真地成为法律管束的对象，这样就好吗？你还别说，这正是某些人看待这个问题的逻辑的下半段。
　　何出此言？让我们再联系近期的社会热点之一校园暴力来看一下。因为带摄像功能的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一些触目惊心的校园暴力场面被大家看到了，可以想见，还有更多的暴力场面没有被看到。面对校园暴力，舆论的声音几乎一致要求要严惩不贷。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校园暴力要入刑，要降低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标准。果真如此的话，会有很多少年犯产生。
　　但不知道这些人士想过没有，对那些实施已达犯罪标准的暴力行为的青少年而言，按常理推断，这肯定不会是他们第一次犯错，之所以犯此大错，是因为此前所犯的小错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和纠正，是教育出了问题，失之过宽了。
　　平时无限推崇温情教育，对一切体罚坚决抵制，甚至把语言上过于严厉的表达也视为“暴力”，同时对最终酿成大错的青少年喊打喊杀，呼吁《刑法》的介入，这其实是矛盾的。这两种倾向既都是“圣母情结”的反映，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法治思维的滥用。
　　法治当然是好东西，但法治思维也要清楚自己的边界，在该止步的地方要止步。教育中的“暴力”因素和虐待是要进行区分的，后者无疑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不宜界定过宽，否则就会摧毁教育，不但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缩手缩脚，不敢管教，连家长的教育权也要受到限制。这样的教育环境会产生更多的“不良少年”，也就是说，法治若是对教师和家长管得过多，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要法治去管。
　　法治是好东西，但持法治思维的人士要谦虚，要懂得常识。法治社会，并不等于法治无处不在的社会；法治无处不在的社会，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