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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由刘德华、梁家辉主演的电影《黑金》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名台湾黑帮首领大肆贿赂官员，企图“漂白”从政，并竞选“立委”，在与反黑专案组组长几番较量后，他最终被绳之以法。这部“触碰爆炸性题材”的电影正是当时台湾“黑金政治”的写照。
“黑道治县”
“黑金政治”是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指的是黑道与金钱全面介入政治。一方面，出身黑社会的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而取得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员的位置。他们从政后，靠贪污补回在选举中使用的资金，回馈黑道的支持。另一方面，政界人物包庇黑道人士，影响执法公正，甚至委托黑道代为处理“白道”不便出面的事务。具体到台湾，“黑金政治”在李登辉时期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国民党支持，帮黑社会贿选”和“黑社会贪污，让国民党收钱”两种方式。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有意怂恿地方黑恶势力、贪污腐败分子从政，并大加提携。这些“黑金”人物打着“民主、民意”的口号，在各地参选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迅速形成了所谓的“台湾地方派系”。国民党为“赢选举”、“保执政”，大力吸纳“地方派系”入党，黑白勾结日甚一日。而李登辉正是勾结“黑金”人物的头号政客。在他的统治下，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发生了一系列震动社会的“黑金”案件。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屏东县郑太吉案。
1990年，屏东县黑道老大郑太吉高票当选县“议员”，并被选为“副议长”，1992年又被补选为“议长”。眼看郑太吉成了屏东县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能够与民进党籍的县长分庭抗礼，国民党高层便吸收他加入国民党，企图依靠他的黑道力量从民进党手中夺回县长大权。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郑太吉横行乡里，公开叫嚣“杀人无罪”，开启了屏东县“黑道治县”的历史。
1994年11月14日，由于对《民众日报》批判“黑金”的报道不满，郑太吉派出10多名手下，持球棒闯入《民众日报》屏东分社，见到男记者就用球棒打，见到女记者就扇耳光，很多记者吓得从二楼跳窗逃命，一名怀孕6个月的女记者因此流产。事后，郑太吉以“议长”身份前去探望记者，语带玄机地说：“这歹徒的手脚好像不太利落啊。”案件发生后，屏东警方根本不敢办理此案。从此，屏东县再也找不到对郑太吉的负面报道，即使有几个大胆的记者想写文章骂一骂，也会立即接到郑太吉的警告电话：“你是不是懒得呼吸了？”
在屏东，郑太吉有一个自幼结识的好友钟源峰，两人曾合伙经营赌场，关系非常好。但1994年10月，钟源峰与他人合伙承接一家赌场经营，未依郑太吉之意缴纳每月20万元的“保护费”，引发郑太吉不满。不久，郑太吉亲信、“县议员”黄庆平遭到钟源峰手下羞辱，郑太吉觉得有失颜面，忿恨难忍，决定出手“教训”钟源峰。
1994年12月13日，郑太吉带齐人马，来到钟源峰经营的“好莱坞KTV”，准备狙杀钟源峰。谁知钟源峰并未出现。郑太吉便直接前往钟源峰的家中。第一次按门铃，应门的是钟源峰的母亲，钟母佯称钟源峰不在家，郑太吉等人假意离去，然后又回头重按门铃，这一次应门的正是钟源峰本人。钟源峰一开门，郑太吉首先开枪，两名手下又联手补射，3人共开16枪，钟源峰当场被打死。钟源峰的母亲在一旁苦苦哀求，但郑太吉根本没有理会。悲愤交加的钟母随后报案，指控“议长”郑太吉杀人。但是第二天，台湾各大报只敢报道钟源峰被杀，却不敢写凶手是谁。一直拖到1995年3月，郑太吉才因涉嫌枪击案被捕。入狱时，他还表示后悔没把钟母一起杀死。2000年8月，郑太吉在高雄监狱被枪决，成为台湾第一个遭枪决的地方“议长”。
“教父”当“立委”
另两起震惊台湾社会的“黑金”案件，分别是1997年的“关狗笼事件”和2001年的“小粘潜逃事件”。
彰化人罗福助是黑社会组织“天道盟”首任盟主，被称为台湾黑社会“教父”。1995年，在“立委”选举中，这名“黑道教父”竟然击败众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知名政治人物，当选“立委”，这在台湾引起极大震动，也正式标志着黑道进入“中央级”机构。1996年，民进党人认为罗福助是黑道人士，拒绝与他进行政党协商，罗福助便在民进党办公大楼前痛打民进党人邱义仁。此后，民进党人李文忠、简锡阶、王幸男、余政宪等相继遭到他的拳脚问候。
罗福助和民进党交恶，这让国民党当局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对罗福助的暴行一再纵容。到后来，罗福助虽然名义上是无党籍“立委”，实际上已是国民党的同盟。
1997年8月，民进党“立委”廖学广骂了罗福助一句“黑道立委”，结果，廖学广在家中被绑架。绑匪把他挟持到山区，给他戴上手铐，塞进狗笼囚禁起来，笼外还贴上一张“替天行道”的大海报。被解救出来后，廖学广指控是罗福助干的。但警方查来查去，都只能查到绑架的是“天道盟”成员，始终无法证明罗福助本人动手把廖学广塞进狗笼。此案便不了了之。直到2012年，罗福助被控炒作股票、逃漏税及诈取他人土地，才被“最高法院”判刑4年。但是，当检方前往缉拿罗福助时，却发现罗福助已经逃亡，不知去向。
彰化还有一个黑道人物粘仲仁，他绰号“小粘”，控制了当地大部分砂石业，1994年当选彰化县“议员”，4年后登上“副议长”宝座，成为国民党部署在彰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任“副议长”期间，粘仲仁在黑白两道胡作非为，不仅向砂石业者索取保护费，还收容偷渡客，涉及多起杀人案。1997年，在一次扫黑行动中，粘仲仁被捕，被判刑20年。民进党上台后，2001年，粘仲仁以200万元新台币交保，获准保外就医。出狱后，粘仲仁弃保潜逃到厦门，继续从事恐吓勒索、收保护费等勾当。一天凌晨，粘仲仁带着一名同伙驾车到厦门市白鹭洲诺亚方舟夜总会索取粘仲仁带着一名同伙驾车到厦门市白鹭洲诺亚方舟夜总会索取保护费，并向这家夜总会连开两枪示威。由于这已是他第三次前来勒索，厦门公安干警早已在附近埋伏。粘仲仁见势不妙，仓皇开车逃离。在公安干警的追捕下，粘仲仁车速过快，撞上电线杆，重伤身亡。 “换一个政党上台”
李登辉不仅怂恿“黑金政治”蔓延发展，还对国民党内的反黑势力进行打压。马英九就因此而得罪李登辉。
1993年，马英九就任“法务部长”。他曾长期在蒋经国身边工作，深受蒋经国影响，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因此一上任就大力肃贪、查贿、扫黑。
当时，马英九看到一份资料，岛内各县市1994年新当选的“议员”中，有帮派、管训记录及刑事前科者共300人，超过“议员”总数的1/3，其中甚至有涉嫌杀人者。这份资料令马英九触目惊心，他决定开展“扫黑”行动，以“查贿选”为首要打击目标。在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的3年里，仅查贿选一项，便有7530人被起诉，而台湾总共才2000多万人口。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扫黑”的满意度高达88%，很多人称“从马英九身上总算看到了国民党的一线希望”。
马英九“扫黑”得罪了国民党内有黑道背景的“地方派系”，引起李登辉极度不满。1996年，李登辉撤掉马英九“法务部长”之职。
“黑金政治”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执政形象。岛内民众彻底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认为“除非换一个政党上台，否则不可能改变‘黑金政治’的局面”。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喊出了“我们只想要一个清白、安稳的社会环境”。3月18日，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冒雨来到竞选总部，声音哽咽地发表讲话，承认自己在选举中失败。这次败选意味着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失去执政地位，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遭到的最沉痛打击。正如吴敦义在一次接受专访时所反思的那样，“在蒋经国时代从未听说有‘黑金’问题，民进党推动‘政党轮替’时把国民党的‘黑金’问题作为一大理由，由此可知，国民党的‘黑金’就是在李登辉执政的12年中最猖獗。”
巨额党产糊涂账
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期间，建立了庞大的党营企业，资产过万亿，形成一个“超级财团”，涉及的领域包括石化、水泥、电子、电机、钢铁、建筑、金融、贸易、投资、文化等，无所不包。一名“立委”讽刺道：“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其他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企业所涵盖。”在李登辉时期，党营企业成为“黑金政治”的温床，既能提供资金帮助黑道人物竞选，又能吸纳黑道人物从政后从各地榨来的黑钱。
李登辉上台后，任用自己的亲信刘泰英掌管党产。刘泰英在台湾大学经济系读书时，李登辉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李登辉又恰巧和他一起攻读博士，成了他的同学。回到台湾后，刘泰英被称为“刘大嘴”，他曾在记者面前骂“媒体是猪、是苍蝇”。刘泰英的生活糜烂，自称“虔诚的佛门子弟”，却在台北设立了3处豪华招待所，还广收干女儿，他恬不知耻地说：“我在酒廊里也可以打坐、修佛。”
掌管党产后，刘泰英不仅“一人得道”，成了亿万富翁，而且周围的人也“鸡犬升天”，人人发财。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和刘泰英是生意合伙人，刘泰英把党营企业的10亿元新台币捐给尹衍梁的家族医院。台湾商界名人见到刘泰英，尊称他为“泰公”，组成一个政商勾结的“泰公党”，党产就在“泰公党”人马中间离奇地“转来转去”。例如，东帝士集团一块位于台北市林森北路的土地，开价15亿元新台币，刘泰英却用国民党投管会的名义，以33亿元新台币的高价买下；国民党在仁爱路高级地段的一块土地被刘泰英以90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卖给宏盛集团，但银行对该地块的估价至少为120亿元新台币。这一笔笔糊涂账，直到李登辉下台，才得到清算，2002年，刘泰英被捕。
拿下两名中常委
2000年败选后，国民党痛定思痛，积极进行改革，力图摆脱“地方派系”、切割“黑金政治”。
2005年8月，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在他的改革计划中，第一要务就是改变国民党的“黑金”形象。他用“清廉、勤政、爱民”来描述理想中的政党，叮嘱在地方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籍县市长“不要让国民党好不容易擦亮的招牌蒙羞”。此后，马英九邀请县市长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廉能宣誓”，县市长们在孙中山遗像前举起右手，宣誓“选举不买票，执政不贪污，问政不腐化”。国民党还成立了“廉能委员会”，对县市长实施党内监督。
2009年，马英九再次出任国民党主席。中常委杨吉雄被指在选举期间向选民送咸鱼，另一名中常委江达隆则被检举送红酒，马英九因此取消了两人的中常委资格。因贿选而失去中常委资格，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无先例。
2010年7月，马英九宣布成立“廉政署”。“廉政署”有三大功能：一是增强肃贪反贪的功效；二是防微杜渐，推动防贪工作；三是要符合民众期待与国际潮流。民调显示，岛内七成民众认可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肃贪的机构。
从2000年“政党轮替”开始，12年里，马英九几经努力，终于撕下了国民党身上的“黑金政治”标签，重树了一个“清廉、清新”的国民党形象。然而，“清廉防线”难修易毁，林益世案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许多台湾人都在问：国民党会第三次陷入腐败危机吗？
“黑道治县”
“黑金政治”是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指的是黑道与金钱全面介入政治。一方面，出身黑社会的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而取得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员的位置。他们从政后，靠贪污补回在选举中使用的资金，回馈黑道的支持。另一方面，政界人物包庇黑道人士，影响执法公正，甚至委托黑道代为处理“白道”不便出面的事务。具体到台湾，“黑金政治”在李登辉时期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国民党支持，帮黑社会贿选”和“黑社会贪污，让国民党收钱”两种方式。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有意怂恿地方黑恶势力、贪污腐败分子从政，并大加提携。这些“黑金”人物打着“民主、民意”的口号，在各地参选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迅速形成了所谓的“台湾地方派系”。国民党为“赢选举”、“保执政”，大力吸纳“地方派系”入党，黑白勾结日甚一日。而李登辉正是勾结“黑金”人物的头号政客。在他的统治下，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发生了一系列震动社会的“黑金”案件。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屏东县郑太吉案。
1990年，屏东县黑道老大郑太吉高票当选县“议员”，并被选为“副议长”，1992年又被补选为“议长”。眼看郑太吉成了屏东县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能够与民进党籍的县长分庭抗礼，国民党高层便吸收他加入国民党，企图依靠他的黑道力量从民进党手中夺回县长大权。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郑太吉横行乡里，公开叫嚣“杀人无罪”，开启了屏东县“黑道治县”的历史。
1994年11月14日，由于对《民众日报》批判“黑金”的报道不满，郑太吉派出10多名手下，持球棒闯入《民众日报》屏东分社，见到男记者就用球棒打，见到女记者就扇耳光，很多记者吓得从二楼跳窗逃命，一名怀孕6个月的女记者因此流产。事后，郑太吉以“议长”身份前去探望记者，语带玄机地说：“这歹徒的手脚好像不太利落啊。”案件发生后，屏东警方根本不敢办理此案。从此，屏东县再也找不到对郑太吉的负面报道，即使有几个大胆的记者想写文章骂一骂，也会立即接到郑太吉的警告电话：“你是不是懒得呼吸了？”
在屏东，郑太吉有一个自幼结识的好友钟源峰，两人曾合伙经营赌场，关系非常好。但1994年10月，钟源峰与他人合伙承接一家赌场经营，未依郑太吉之意缴纳每月20万元的“保护费”，引发郑太吉不满。不久，郑太吉亲信、“县议员”黄庆平遭到钟源峰手下羞辱，郑太吉觉得有失颜面，忿恨难忍，决定出手“教训”钟源峰。
1994年12月13日，郑太吉带齐人马，来到钟源峰经营的“好莱坞KTV”，准备狙杀钟源峰。谁知钟源峰并未出现。郑太吉便直接前往钟源峰的家中。第一次按门铃，应门的是钟源峰的母亲，钟母佯称钟源峰不在家，郑太吉等人假意离去，然后又回头重按门铃，这一次应门的正是钟源峰本人。钟源峰一开门，郑太吉首先开枪，两名手下又联手补射，3人共开16枪，钟源峰当场被打死。钟源峰的母亲在一旁苦苦哀求，但郑太吉根本没有理会。悲愤交加的钟母随后报案，指控“议长”郑太吉杀人。但是第二天，台湾各大报只敢报道钟源峰被杀，却不敢写凶手是谁。一直拖到1995年3月，郑太吉才因涉嫌枪击案被捕。入狱时，他还表示后悔没把钟母一起杀死。2000年8月，郑太吉在高雄监狱被枪决，成为台湾第一个遭枪决的地方“议长”。
“教父”当“立委”
另两起震惊台湾社会的“黑金”案件，分别是1997年的“关狗笼事件”和2001年的“小粘潜逃事件”。
彰化人罗福助是黑社会组织“天道盟”首任盟主，被称为台湾黑社会“教父”。1995年，在“立委”选举中，这名“黑道教父”竟然击败众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知名政治人物，当选“立委”，这在台湾引起极大震动，也正式标志着黑道进入“中央级”机构。1996年，民进党人认为罗福助是黑道人士，拒绝与他进行政党协商，罗福助便在民进党办公大楼前痛打民进党人邱义仁。此后，民进党人李文忠、简锡阶、王幸男、余政宪等相继遭到他的拳脚问候。
罗福助和民进党交恶，这让国民党当局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对罗福助的暴行一再纵容。到后来，罗福助虽然名义上是无党籍“立委”，实际上已是国民党的同盟。
1997年8月，民进党“立委”廖学广骂了罗福助一句“黑道立委”，结果，廖学广在家中被绑架。绑匪把他挟持到山区，给他戴上手铐，塞进狗笼囚禁起来，笼外还贴上一张“替天行道”的大海报。被解救出来后，廖学广指控是罗福助干的。但警方查来查去，都只能查到绑架的是“天道盟”成员，始终无法证明罗福助本人动手把廖学广塞进狗笼。此案便不了了之。直到2012年，罗福助被控炒作股票、逃漏税及诈取他人土地，才被“最高法院”判刑4年。但是，当检方前往缉拿罗福助时，却发现罗福助已经逃亡，不知去向。
彰化还有一个黑道人物粘仲仁，他绰号“小粘”，控制了当地大部分砂石业，1994年当选彰化县“议员”，4年后登上“副议长”宝座，成为国民党部署在彰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任“副议长”期间，粘仲仁在黑白两道胡作非为，不仅向砂石业者索取保护费，还收容偷渡客，涉及多起杀人案。1997年，在一次扫黑行动中，粘仲仁被捕，被判刑20年。民进党上台后，2001年，粘仲仁以200万元新台币交保，获准保外就医。出狱后，粘仲仁弃保潜逃到厦门，继续从事恐吓勒索、收保护费等勾当。一天凌晨，粘仲仁带着一名同伙驾车到厦门市白鹭洲诺亚方舟夜总会索取粘仲仁带着一名同伙驾车到厦门市白鹭洲诺亚方舟夜总会索取保护费，并向这家夜总会连开两枪示威。由于这已是他第三次前来勒索，厦门公安干警早已在附近埋伏。粘仲仁见势不妙，仓皇开车逃离。在公安干警的追捕下，粘仲仁车速过快，撞上电线杆，重伤身亡。 “换一个政党上台”
李登辉不仅怂恿“黑金政治”蔓延发展，还对国民党内的反黑势力进行打压。马英九就因此而得罪李登辉。
1993年，马英九就任“法务部长”。他曾长期在蒋经国身边工作，深受蒋经国影响，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因此一上任就大力肃贪、查贿、扫黑。
当时，马英九看到一份资料，岛内各县市1994年新当选的“议员”中，有帮派、管训记录及刑事前科者共300人，超过“议员”总数的1/3，其中甚至有涉嫌杀人者。这份资料令马英九触目惊心，他决定开展“扫黑”行动，以“查贿选”为首要打击目标。在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的3年里，仅查贿选一项，便有7530人被起诉，而台湾总共才2000多万人口。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扫黑”的满意度高达88%，很多人称“从马英九身上总算看到了国民党的一线希望”。
马英九“扫黑”得罪了国民党内有黑道背景的“地方派系”，引起李登辉极度不满。1996年，李登辉撤掉马英九“法务部长”之职。
“黑金政治”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执政形象。岛内民众彻底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认为“除非换一个政党上台，否则不可能改变‘黑金政治’的局面”。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喊出了“我们只想要一个清白、安稳的社会环境”。3月18日，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冒雨来到竞选总部，声音哽咽地发表讲话，承认自己在选举中失败。这次败选意味着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失去执政地位，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遭到的最沉痛打击。正如吴敦义在一次接受专访时所反思的那样，“在蒋经国时代从未听说有‘黑金’问题，民进党推动‘政党轮替’时把国民党的‘黑金’问题作为一大理由，由此可知，国民党的‘黑金’就是在李登辉执政的12年中最猖獗。”
巨额党产糊涂账
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期间，建立了庞大的党营企业，资产过万亿，形成一个“超级财团”，涉及的领域包括石化、水泥、电子、电机、钢铁、建筑、金融、贸易、投资、文化等，无所不包。一名“立委”讽刺道：“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其他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企业所涵盖。”在李登辉时期，党营企业成为“黑金政治”的温床，既能提供资金帮助黑道人物竞选，又能吸纳黑道人物从政后从各地榨来的黑钱。
李登辉上台后，任用自己的亲信刘泰英掌管党产。刘泰英在台湾大学经济系读书时，李登辉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李登辉又恰巧和他一起攻读博士，成了他的同学。回到台湾后，刘泰英被称为“刘大嘴”，他曾在记者面前骂“媒体是猪、是苍蝇”。刘泰英的生活糜烂，自称“虔诚的佛门子弟”，却在台北设立了3处豪华招待所，还广收干女儿，他恬不知耻地说：“我在酒廊里也可以打坐、修佛。”
掌管党产后，刘泰英不仅“一人得道”，成了亿万富翁，而且周围的人也“鸡犬升天”，人人发财。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和刘泰英是生意合伙人，刘泰英把党营企业的10亿元新台币捐给尹衍梁的家族医院。台湾商界名人见到刘泰英，尊称他为“泰公”，组成一个政商勾结的“泰公党”，党产就在“泰公党”人马中间离奇地“转来转去”。例如，东帝士集团一块位于台北市林森北路的土地，开价15亿元新台币，刘泰英却用国民党投管会的名义，以33亿元新台币的高价买下；国民党在仁爱路高级地段的一块土地被刘泰英以90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卖给宏盛集团，但银行对该地块的估价至少为120亿元新台币。这一笔笔糊涂账，直到李登辉下台，才得到清算，2002年，刘泰英被捕。
拿下两名中常委
2000年败选后，国民党痛定思痛，积极进行改革，力图摆脱“地方派系”、切割“黑金政治”。
2005年8月，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在他的改革计划中，第一要务就是改变国民党的“黑金”形象。他用“清廉、勤政、爱民”来描述理想中的政党，叮嘱在地方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籍县市长“不要让国民党好不容易擦亮的招牌蒙羞”。此后，马英九邀请县市长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廉能宣誓”，县市长们在孙中山遗像前举起右手，宣誓“选举不买票，执政不贪污，问政不腐化”。国民党还成立了“廉能委员会”，对县市长实施党内监督。
2009年，马英九再次出任国民党主席。中常委杨吉雄被指在选举期间向选民送咸鱼，另一名中常委江达隆则被检举送红酒，马英九因此取消了两人的中常委资格。因贿选而失去中常委资格，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无先例。
2010年7月，马英九宣布成立“廉政署”。“廉政署”有三大功能：一是增强肃贪反贪的功效；二是防微杜渐，推动防贪工作；三是要符合民众期待与国际潮流。民调显示，岛内七成民众认可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肃贪的机构。
从2000年“政党轮替”开始，12年里，马英九几经努力，终于撕下了国民党身上的“黑金政治”标签，重树了一个“清廉、清新”的国民党形象。然而，“清廉防线”难修易毁，林益世案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许多台湾人都在问：国民党会第三次陷入腐败危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