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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微博等自媒体的诞生和崛起，网络文化进入“全民围观”时代。围观不仅仅在改变着社会话语权力，也在不断冲击着新闻行业，改变着新闻的价值评判标准，报道的非理性倾向逐渐消解着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人文关怀的缺失更导致新闻道德的沦陷，进而催生了新闻取向的种种嬗变。
【关键词】围观时代 新闻价值 新闻客观性 新闻道德
2010年10月，新浪网召开“微博大会”，宣称一年以来其微博用户已达5000万，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而随着微博的诞生和崛起，“围观”一词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大众视线，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2011年伊始，新华社便发表了以《新载体不断涌现，“全面围观”时代到来》为题的中国网络生态调查，指出“2010，自媒体异军突起，网络文化进入‘全民围观’时代……围观积聚力量，点击传递爱心”①；201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发布了《中国蓝皮书》，进一步指出“传统媒体发展变革，全媒体时代加速到来……围观正在改变中国”。
在这样一个“围观”时代，那些受到围观的人或事不仅仅引发庞大基数的网民群体卷战其中、或声讨或支援，也引发诸多的媒体牵涉其中、或发文或报道。围观不仅仅在改变着社会话语权力，也在催生着新闻取向的种种嬗变。
一、新闻价值的嬗变
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在传统新闻学概念中，新闻价值是选择报道事实的重要标准，主要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等因素。②
而在网络围观时代，不再单纯因为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而传播；而是因为第一传播（往往作为第一现场而存在，主要是以微博为代表“自媒体”的首发传播）本身导致的围观，赋予了事件被重视被报道的新闻价值。③也就是说，一些既不具备重要性也不具备显著性的事件，甚至“伪事件”，会因为围观者的云集而彰显、提升它的新闻价值，使其最终成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不可否认，很多被围观的话题涉及公民维权、公权监督、社会道德、法制公平等较为严肃且有较大社会意义的层面，如渭南书案、躲猫猫、宜黄强拆、日记局长、故宫门、被碾女童等被围观事件，均具有新闻价值；但也必须注意，有很多围观事件仅仅是出于群众的猎奇、娱乐心理，尤其体现为一些过于娱乐化的内容，如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等在网络上被围观的红人也渐渐成为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这些并不具备真正意义和价值的报道只会使新闻更加媚俗化。
或许有观点从受众角度出发，给这种新型的新闻价值观冠上“满足受众需求”的借口，但新闻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知晓欲，更在于给人以益处，有一定的教化和引导功能。这种单纯由关注度决定的“重要”并非真正的重要，也不具有真正的新闻价值。
二、新闻客观性的消解：报道的非理性倾向
网络“围观”在声讨社会、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过于偏激的行为。例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围观网友的抗议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波强过一波，还极尽想象以各类戏仿方式不断对其进行明批暗讽，尽情发泄对“官二代”特权的不满，呈现出当前严重的官民冲突现实。而这一态度也扩散到了传媒层面，国内诸多传统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都建立在围观群众的这些不满情绪之上，新京报、中新社、燕赵都市报等诸多较具威权性的媒体报道称：“肇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性，被保安和同学叫下车后并无任何歉意。在场许多同学证实，听到这名男子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当时的网络传播基本采取了这一版本，因为这最符合彼时网络情绪的需要。
然而，在记者王克勤的调查版本中，据目击者形容，肇事司机当时是很嚣张，但没有那句“有事你们告去”只有“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而南方周末编辑部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又发现了另一个版本：一位同学提供了李家的辩解称，撞到人后被吓坏了的李一帆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保卫，于是向其求助说“叔叔，我爸是李刚”。
这样看来，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三个甚至更多的版本。如何解读这些版本，就需引入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独创性的“症候阅读”的理论，要从各个新闻报道叙事文本中的空缺、误解、疏忽出发，加以“双重阅读”的同类比较方式，捕捉其所反映的深层含义和潜藏意义。
在“症候阅读”的指导之下，不难看出上述三则新闻报道的版本体现着不同的事实真相。肇事者李一帆在撞人后是嚣张还是惊悚、有没有说“有本事你们告去”、在“我爸是李刚”之前有没有叫“叔叔”，都体现着不同的事实真相。
在传统新闻理论中，应采访利益冲突的双方及中立方，是媒体人的基本采访原则；报道、发布出的新闻也应公正地贯彻“客观性”原则，不加入自己的评论或观点。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大多数媒体却忽略和放弃了这个原则，急于站立场甚于查清事实。可以说，强烈想要发泄对“官二代”特权的不满的网络围观群众特意将“我爸是李刚”这一句从复杂的肇事车案中单独抽离出来；而国内诸多媒体被这一强烈的社会情绪所影响，自知或者不自知地站在了与民意一致的立场上，用带有这一偏向的新闻报道与围观群众一起共同完成了对“我爸是李刚”这句话的“特权化”象征的塑造。④可见，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新闻报道出现了显著的非理性倾向，作为新闻重要原则之一的客观性原则在渐渐被媒体忽略甚至是放弃。
三、新闻道德的沦陷：人文关怀的缺失
尽管“围观改变中国”的呼声越来越大，但仍应理性看待这一行为。围观又称“中国式围观”，在中国由来已久，一直被视为民族劣根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古有商鞅被车裂而群众闹市看热闹、肃顺被斩首而围观者争掷瓦砾；近代有鲁迅先生眼见国人麻木围观同胞被砍头而痛心疾首弃笔从戎；现今社会，围观的例子更是变本加厉不胜枚举：“八旬老头摔倒闹市，众人围观无人敢扶”、“南通闹市老妪被栏杆活活卡死，路人冷漠围观”、“公交司机被暴打，乘客冷漠无人报警”、“14岁少女被同学强奸，众多男生围观加油”、“讨薪女子欲跳楼，众人围观起哄劝跳”……如是种种，触目惊心。
而新闻媒体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又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呢？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就提出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诸多学者又发展出“新闻精神”理论，其中，人文精神是较为公认的新闻精神之一，也是新闻道德的重要要求之一。可悲的是，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诸多传媒和新闻从业人员也在渐渐地忘却和背离新闻道德。
例如，2010年2月，原是乞丐的“犀利哥”走红网络，被数万网民围观和热议，各大新闻媒体也迅速跟进，纷纷进行报道。在网络上的娱乐风潮逐渐消退之时，媒体却又联合当地救助部门“导演”了一系列“帮犀利哥寻找亲人”的新闻报道。面多诸多的媒体镜头和频繁的闪光灯，这名乞丐受到极大惊吓，“双腿颤抖，突然仰头长啸，然后沉默地流泪”。当他最终被亲人接回家时，新闻媒体一方面欢呼自己“人道主义”的胜利，一方面又转而报道“犀利哥不再犀利让网友失望”。这显然不是新闻媒体所标榜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恰恰是忽略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尊严。
在同样发生在2010年初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中，很多传媒在对这一事件报道时，也直接漠视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而是第一时间关注于跳楼人数的上升，用“连环跳”、“双连跳”等充满戏剧性的词汇抢夺观众的视线，报道中甚至含有期待着下一跳来刷新纪录的倾向，硬赋予残酷的人性话题以娱乐性，用人命铺就了传媒狂欢之路。除却对死亡数字的狂热关注外，煽情的渲染和对自杀的神秘化分析，也是此次关于富士康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的明显问题。不少传媒（不乏有一定公信力的传媒）采用调侃、戏谑的“分析”方式来报道、评论这种本有关生命的应受到敬畏的话题。⑤
新闻道德感的缺失不仅仅体现在对跳楼事件过后的戏谑态度，更直接体现在在这类事件发生前的态度。在“男子欲跳楼，众人围观起哄劝跳”这类围观事件中，往往不乏有记者扛着相机啃着面包“蹲点”楼下，以一种看似敬业的精神“坐等”事件的主人公们跳下来，从而收获又一篇新闻素材。这些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新闻行为，理应自我检讨。
综上所述，要想达成“围观改变中国”的美好理想，需建立新闻媒体的正确姿态，摆正新闻价值取向，坚持公正客观的报道、还新闻一个本色，并坚守新闻道德和新闻精神，发挥新闻的舆论引导和社会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①http://news.xinhuanet.com/2011
-01/05/c_12945001.htm
②吴生华，《“围观时代”的新闻价值》[J].《新闻实践》，2011（5）
③李良荣：《新闻学导论（修订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2
④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A].《南方传媒研究》,2010（27）[C].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12
⑤陈力丹：《2011-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2
（作者：均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传媒学院2011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围观时代 新闻价值 新闻客观性 新闻道德
2010年10月，新浪网召开“微博大会”，宣称一年以来其微博用户已达5000万，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而随着微博的诞生和崛起，“围观”一词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大众视线，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2011年伊始，新华社便发表了以《新载体不断涌现，“全面围观”时代到来》为题的中国网络生态调查，指出“2010，自媒体异军突起，网络文化进入‘全民围观’时代……围观积聚力量，点击传递爱心”①；201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发布了《中国蓝皮书》，进一步指出“传统媒体发展变革，全媒体时代加速到来……围观正在改变中国”。
在这样一个“围观”时代，那些受到围观的人或事不仅仅引发庞大基数的网民群体卷战其中、或声讨或支援，也引发诸多的媒体牵涉其中、或发文或报道。围观不仅仅在改变着社会话语权力，也在催生着新闻取向的种种嬗变。
一、新闻价值的嬗变
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在传统新闻学概念中，新闻价值是选择报道事实的重要标准，主要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等因素。②
而在网络围观时代，不再单纯因为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而传播；而是因为第一传播（往往作为第一现场而存在，主要是以微博为代表“自媒体”的首发传播）本身导致的围观，赋予了事件被重视被报道的新闻价值。③也就是说，一些既不具备重要性也不具备显著性的事件，甚至“伪事件”，会因为围观者的云集而彰显、提升它的新闻价值，使其最终成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不可否认，很多被围观的话题涉及公民维权、公权监督、社会道德、法制公平等较为严肃且有较大社会意义的层面，如渭南书案、躲猫猫、宜黄强拆、日记局长、故宫门、被碾女童等被围观事件，均具有新闻价值；但也必须注意，有很多围观事件仅仅是出于群众的猎奇、娱乐心理，尤其体现为一些过于娱乐化的内容，如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等在网络上被围观的红人也渐渐成为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这些并不具备真正意义和价值的报道只会使新闻更加媚俗化。
或许有观点从受众角度出发，给这种新型的新闻价值观冠上“满足受众需求”的借口，但新闻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知晓欲，更在于给人以益处，有一定的教化和引导功能。这种单纯由关注度决定的“重要”并非真正的重要，也不具有真正的新闻价值。
二、新闻客观性的消解：报道的非理性倾向
网络“围观”在声讨社会、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过于偏激的行为。例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围观网友的抗议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波强过一波，还极尽想象以各类戏仿方式不断对其进行明批暗讽，尽情发泄对“官二代”特权的不满，呈现出当前严重的官民冲突现实。而这一态度也扩散到了传媒层面，国内诸多传统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都建立在围观群众的这些不满情绪之上，新京报、中新社、燕赵都市报等诸多较具威权性的媒体报道称：“肇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性，被保安和同学叫下车后并无任何歉意。在场许多同学证实，听到这名男子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当时的网络传播基本采取了这一版本，因为这最符合彼时网络情绪的需要。
然而，在记者王克勤的调查版本中，据目击者形容，肇事司机当时是很嚣张，但没有那句“有事你们告去”只有“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而南方周末编辑部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又发现了另一个版本：一位同学提供了李家的辩解称，撞到人后被吓坏了的李一帆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保卫，于是向其求助说“叔叔，我爸是李刚”。
这样看来，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三个甚至更多的版本。如何解读这些版本，就需引入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独创性的“症候阅读”的理论，要从各个新闻报道叙事文本中的空缺、误解、疏忽出发，加以“双重阅读”的同类比较方式，捕捉其所反映的深层含义和潜藏意义。
在“症候阅读”的指导之下，不难看出上述三则新闻报道的版本体现着不同的事实真相。肇事者李一帆在撞人后是嚣张还是惊悚、有没有说“有本事你们告去”、在“我爸是李刚”之前有没有叫“叔叔”，都体现着不同的事实真相。
在传统新闻理论中，应采访利益冲突的双方及中立方，是媒体人的基本采访原则；报道、发布出的新闻也应公正地贯彻“客观性”原则，不加入自己的评论或观点。而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大多数媒体却忽略和放弃了这个原则，急于站立场甚于查清事实。可以说，强烈想要发泄对“官二代”特权的不满的网络围观群众特意将“我爸是李刚”这一句从复杂的肇事车案中单独抽离出来；而国内诸多媒体被这一强烈的社会情绪所影响，自知或者不自知地站在了与民意一致的立场上，用带有这一偏向的新闻报道与围观群众一起共同完成了对“我爸是李刚”这句话的“特权化”象征的塑造。④可见，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新闻报道出现了显著的非理性倾向，作为新闻重要原则之一的客观性原则在渐渐被媒体忽略甚至是放弃。
三、新闻道德的沦陷：人文关怀的缺失
尽管“围观改变中国”的呼声越来越大，但仍应理性看待这一行为。围观又称“中国式围观”，在中国由来已久，一直被视为民族劣根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古有商鞅被车裂而群众闹市看热闹、肃顺被斩首而围观者争掷瓦砾；近代有鲁迅先生眼见国人麻木围观同胞被砍头而痛心疾首弃笔从戎；现今社会，围观的例子更是变本加厉不胜枚举：“八旬老头摔倒闹市，众人围观无人敢扶”、“南通闹市老妪被栏杆活活卡死，路人冷漠围观”、“公交司机被暴打，乘客冷漠无人报警”、“14岁少女被同学强奸，众多男生围观加油”、“讨薪女子欲跳楼，众人围观起哄劝跳”……如是种种，触目惊心。
而新闻媒体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又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呢？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就提出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诸多学者又发展出“新闻精神”理论，其中，人文精神是较为公认的新闻精神之一，也是新闻道德的重要要求之一。可悲的是，在这个全民围观时代，诸多传媒和新闻从业人员也在渐渐地忘却和背离新闻道德。
例如，2010年2月，原是乞丐的“犀利哥”走红网络，被数万网民围观和热议，各大新闻媒体也迅速跟进，纷纷进行报道。在网络上的娱乐风潮逐渐消退之时，媒体却又联合当地救助部门“导演”了一系列“帮犀利哥寻找亲人”的新闻报道。面多诸多的媒体镜头和频繁的闪光灯，这名乞丐受到极大惊吓，“双腿颤抖，突然仰头长啸，然后沉默地流泪”。当他最终被亲人接回家时，新闻媒体一方面欢呼自己“人道主义”的胜利，一方面又转而报道“犀利哥不再犀利让网友失望”。这显然不是新闻媒体所标榜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恰恰是忽略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尊严。
在同样发生在2010年初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中，很多传媒在对这一事件报道时，也直接漠视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而是第一时间关注于跳楼人数的上升，用“连环跳”、“双连跳”等充满戏剧性的词汇抢夺观众的视线，报道中甚至含有期待着下一跳来刷新纪录的倾向，硬赋予残酷的人性话题以娱乐性，用人命铺就了传媒狂欢之路。除却对死亡数字的狂热关注外，煽情的渲染和对自杀的神秘化分析，也是此次关于富士康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的明显问题。不少传媒（不乏有一定公信力的传媒）采用调侃、戏谑的“分析”方式来报道、评论这种本有关生命的应受到敬畏的话题。⑤
新闻道德感的缺失不仅仅体现在对跳楼事件过后的戏谑态度，更直接体现在在这类事件发生前的态度。在“男子欲跳楼，众人围观起哄劝跳”这类围观事件中，往往不乏有记者扛着相机啃着面包“蹲点”楼下，以一种看似敬业的精神“坐等”事件的主人公们跳下来，从而收获又一篇新闻素材。这些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新闻行为，理应自我检讨。
综上所述，要想达成“围观改变中国”的美好理想，需建立新闻媒体的正确姿态，摆正新闻价值取向，坚持公正客观的报道、还新闻一个本色，并坚守新闻道德和新闻精神，发挥新闻的舆论引导和社会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①http://news.xinhuanet.com/2011
-01/05/c_12945001.htm
②吴生华，《“围观时代”的新闻价值》[J].《新闻实践》，2011（5）
③李良荣：《新闻学导论（修订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2
④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A].《南方传媒研究》,2010（27）[C].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12
⑤陈力丹：《2011-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2
（作者：均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传媒学院2011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