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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米手机因青春版预购问题成为众矢之的，金山软件公司CEO雷军表示，小米跟国际厂商不在一个档次。随后，小米手机放弃饥饿营销方式，不限量购买，被称为国内创新手机先锋的小米开始走下神坛。同时百度、360奇虎等公司纷纷杀入低价智能手机阵营，一时热闹非凡。
这一事件已经说明，企业要转型升级，就要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然而面对转型升级，中国民营企业的创造力却很薄弱，难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国内民企普遍缺乏创造力？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原因：
创业和发展条件普遍先天不足
创造需要人才、技术、资金和经验等多方面的要素和条件。然而，中国的民企普遍诞生于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之下，并不具备良好的条件和优势。
中国民企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困境。中国民企的诞生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一切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个人能拥有的经济资源很少。在各种经济资源中，资金一直是困扰民企发展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内，国有银行只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提供融资，民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资金。后来，虽然放开了，而且也诞生了更多的银行，但是民企在融资方面仍然没有获得与国企同等的待遇。
政策和法治环境不好。长期以来，中国民企缺乏良好的配套政策和法治环境，与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直不能享有同等待遇。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才得到明显改善。投机倒把罪依然存在，金融、市政建设、能源等领域，至今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等不平等条约都制约着民营经济发展。
人才和技术缺失。创造需要人才和技术的支撑，缺乏人才和技术的支撑，要想创造就很难。人才方面，由于先天优势，政府、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能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民营企业在吸纳人才方面欠缺优势。另外，由于国内长期实施计划经济，技术资源更多掌握在国有企业，加之国内民营经济发展时间较短，民企缺乏技术优势和技术积累。
缺乏近代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较晚，清末民初才由欧美等西方传入中国，尤其是工业文明，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更短些。而英美等国家，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比中国早了几百年。而且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还经历了长期的停顿，建国以后，国家逐步对经济实行国有化，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因此中断了几十年。直至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的火种才得以复燃。
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对于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造本身需要一定的基础，而基础越好，创造的条件也就越好。比如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一直走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与其近代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有莫大关系。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持续动荡，政治变幻莫测，这样的时局无疑会严重制约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八年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内乱，这些事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甚至经济发展陷于停顿。“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在中国近代持续的社会动荡之下，经济和商业文明发展遭受重创，商业文明的传承甚至出现了断层和停顿。而经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一旦出现断层或停顿后，再要恢复就很艰难。
商业文明的积累对于商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技术、人才的积累和商业文化的积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商业文明的积累，商业制度、技术、人才、文化等方面就不可能取得发展和进步，从而弱化商业的创造力。
传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文化讲求中庸，中庸就是要跟别人一样，要随大流，要从众平常。在中庸的文化氛围影响下，社会和民众的心理会倾向于保守和封闭。几千年来，国人一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而且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有太多文化和先辈划定的条条框框，我们就在条条框框中不敢越雷池半步。当中规中矩、平庸俗常成为普世价值观，无疑会严重制约和束缚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几乎每一次的变革都遭遇了巨大阻力，无论是较早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还是较晚清末的戊戌变法，当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都非常大，戊戌变法也因为传统势力阻挠而告失败。在封建时代，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要做出一些改变都未必会成功。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创造形成的束缚力。
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与创造所倡导的个性与出奇正好相反，创造需要与众不同，需要脱离一般认识和常规思维。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和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使得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欠缺创造的理念和思维。
模仿成本低而创造成本高
创造和模仿相比，无疑创造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模仿的成本。比如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历时几年试验了1000多次才得以成功。现在一种新药从研制到上市，仅所花时间就要上10年。在现代的市场条件下，创造的经济成本非常巨大，有些产品的研发成本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而模仿就不一样了，从时间上来说，模仿一个产品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几十天甚至更短，尤其在当今技术条件下，一些新产品刚上市，仿制品紧跟着就会出现。从成本来说，模仿所花成本与创造成本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民企在创办之初，大多资金实力不强，甚至很多资金是筹借来的。因此，权衡利益得失，企业往往会选择模仿而不是创造。这样的利益导向就弱化了企业的创造积极性。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完善
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和力度还不够完善，使得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比如，现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投资要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盗版者制作一个光盘仅仅需要不到两块钱，一些文化影视产品刚上市，就会遭遇铺天盖地的盗版，甚至会导致正版经营者无法赢利。
这样的问题和现状危害极大，一方面会造成模仿和盗用别人的知识成果的行为毫无顾忌，另一方面会打击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信心。在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知识创造者的价值得不到良好体现，也会使他们失去创造的信心和动力。在这一点上，国内跟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欧美等国正因为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最大限度促进了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创造氛围，因此欧美等一些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科技前沿。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要完善立法，又要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只有分属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原有的分属立法已无法涵盖，满足不了现在以至未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另外，监管和查处力度不够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重要原因。当侵权者不能被有效惩戒，侵权现象就会屡禁不止。
缺乏战略规划和合理的资金投入
战略规划是企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目标，是企业制定经营策略的依据。但是国内民企普遍缺乏战略规划，在战略规划整体缺失的情况下，产品研发战略缺失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国内，研发型或技术先导型的企业并不多，大多是靠着模仿别人的产品和经营方式而生存。在这样的生存理念下，即便有研发这样的说法，而所谓的研发大多也只是改改款式、换换包装，真正从技术、性能和客户需求方面制定研发战略的企业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生产型企业中，制定产品研发战略的民营企业不足20%。既然连方向和计划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开展创造性工作。
另外，创造性工作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国内多数民企没有制定合理的研发资金预算和投入计划，中小民企更是如此。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很难开展创造性工作。
这一事件已经说明，企业要转型升级，就要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然而面对转型升级，中国民营企业的创造力却很薄弱，难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国内民企普遍缺乏创造力？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原因：
创业和发展条件普遍先天不足
创造需要人才、技术、资金和经验等多方面的要素和条件。然而，中国的民企普遍诞生于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之下，并不具备良好的条件和优势。
中国民企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困境。中国民企的诞生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一切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个人能拥有的经济资源很少。在各种经济资源中，资金一直是困扰民企发展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内，国有银行只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提供融资，民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资金。后来，虽然放开了，而且也诞生了更多的银行，但是民企在融资方面仍然没有获得与国企同等的待遇。
政策和法治环境不好。长期以来，中国民企缺乏良好的配套政策和法治环境，与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直不能享有同等待遇。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才得到明显改善。投机倒把罪依然存在，金融、市政建设、能源等领域，至今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等不平等条约都制约着民营经济发展。
人才和技术缺失。创造需要人才和技术的支撑，缺乏人才和技术的支撑，要想创造就很难。人才方面，由于先天优势，政府、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能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民营企业在吸纳人才方面欠缺优势。另外，由于国内长期实施计划经济，技术资源更多掌握在国有企业，加之国内民营经济发展时间较短，民企缺乏技术优势和技术积累。
缺乏近代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较晚，清末民初才由欧美等西方传入中国，尤其是工业文明，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更短些。而英美等国家，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比中国早了几百年。而且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还经历了长期的停顿，建国以后，国家逐步对经济实行国有化，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因此中断了几十年。直至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的火种才得以复燃。
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对于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造本身需要一定的基础，而基础越好，创造的条件也就越好。比如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一直走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与其近代商业文明的熏陶和积累有莫大关系。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持续动荡，政治变幻莫测，这样的时局无疑会严重制约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八年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内乱，这些事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甚至经济发展陷于停顿。“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在中国近代持续的社会动荡之下，经济和商业文明发展遭受重创，商业文明的传承甚至出现了断层和停顿。而经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一旦出现断层或停顿后，再要恢复就很艰难。
商业文明的积累对于商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技术、人才的积累和商业文化的积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商业文明的积累，商业制度、技术、人才、文化等方面就不可能取得发展和进步，从而弱化商业的创造力。
传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文化讲求中庸，中庸就是要跟别人一样，要随大流，要从众平常。在中庸的文化氛围影响下，社会和民众的心理会倾向于保守和封闭。几千年来，国人一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而且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有太多文化和先辈划定的条条框框，我们就在条条框框中不敢越雷池半步。当中规中矩、平庸俗常成为普世价值观，无疑会严重制约和束缚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几乎每一次的变革都遭遇了巨大阻力，无论是较早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还是较晚清末的戊戌变法，当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都非常大，戊戌变法也因为传统势力阻挠而告失败。在封建时代，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要做出一些改变都未必会成功。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创造形成的束缚力。
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与创造所倡导的个性与出奇正好相反，创造需要与众不同，需要脱离一般认识和常规思维。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和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使得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欠缺创造的理念和思维。
模仿成本低而创造成本高
创造和模仿相比，无疑创造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模仿的成本。比如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历时几年试验了1000多次才得以成功。现在一种新药从研制到上市，仅所花时间就要上10年。在现代的市场条件下，创造的经济成本非常巨大，有些产品的研发成本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而模仿就不一样了，从时间上来说，模仿一个产品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几十天甚至更短，尤其在当今技术条件下，一些新产品刚上市，仿制品紧跟着就会出现。从成本来说，模仿所花成本与创造成本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民企在创办之初，大多资金实力不强，甚至很多资金是筹借来的。因此，权衡利益得失，企业往往会选择模仿而不是创造。这样的利益导向就弱化了企业的创造积极性。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完善
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和力度还不够完善，使得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比如，现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投资要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盗版者制作一个光盘仅仅需要不到两块钱，一些文化影视产品刚上市，就会遭遇铺天盖地的盗版，甚至会导致正版经营者无法赢利。
这样的问题和现状危害极大，一方面会造成模仿和盗用别人的知识成果的行为毫无顾忌，另一方面会打击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信心。在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知识创造者的价值得不到良好体现，也会使他们失去创造的信心和动力。在这一点上，国内跟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欧美等国正因为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最大限度促进了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创造氛围，因此欧美等一些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科技前沿。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要完善立法，又要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只有分属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原有的分属立法已无法涵盖，满足不了现在以至未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另外，监管和查处力度不够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重要原因。当侵权者不能被有效惩戒，侵权现象就会屡禁不止。
缺乏战略规划和合理的资金投入
战略规划是企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目标，是企业制定经营策略的依据。但是国内民企普遍缺乏战略规划，在战略规划整体缺失的情况下，产品研发战略缺失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国内，研发型或技术先导型的企业并不多，大多是靠着模仿别人的产品和经营方式而生存。在这样的生存理念下，即便有研发这样的说法，而所谓的研发大多也只是改改款式、换换包装，真正从技术、性能和客户需求方面制定研发战略的企业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生产型企业中，制定产品研发战略的民营企业不足20%。既然连方向和计划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开展创造性工作。
另外，创造性工作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国内多数民企没有制定合理的研发资金预算和投入计划，中小民企更是如此。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很难开展创造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