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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修辞的关注一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修辞研究不仅通过文学批评关注文学作品，还将文本“内”、“外”相关联，甚至扩展到文化批评、话语批评等领域，而“元批评”式的修辞分析还能将批评话语本身纳入研究视野。在２０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医学、园艺修辞被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所“共享”，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用，值得进行批评与“元批评”相结合的探究。医学、园艺修辞传达了现代主体基于秩序规划的“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通过二元对立格局，它们构建起“对立认同”，是现代变局中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话语修辞在认同的构建中意义重大，却也编织着意识形态的“神话”，值得进行反思性的审视。
关键词：医学、园艺修辞；认同；批评、“元批评”；现代性；话语修辞一、批评、“元批评”与修辞视野
在文艺理论的关注对象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作为言语运用策略的修辞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贺拉斯《诗艺》开启的所谓“修辞学批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传统直到１８世纪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主导类型，它强调关注创作者运用的“艺术策略”（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通过这种策略，作者得以吸引或影响读者对于文学作品表现对象的反应与接受。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批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修辞学批评”方法推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作者预期的表达效果在读者身上的实现，这正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古典意义上的劝导性修辞命意相合{1}。而这应当也就是艾布拉姆斯用“修辞”一词给这类批评方法命名的缘由。
若不拘囿于“修辞”在西方语境中的古典意涵，我们能够继续从其它诸多批评流派中找到修辞分析的视野。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客观批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2}将文学作品视作相对自足、独立的语言对象，并将文学、艺术语言与日常、科学语言区别开来，而前者内在审美特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各种修辞手段，譬如燕卜荪关注的“含混”（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瑞恰兹探讨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布鲁克斯强调的“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等等。后来的解构主义则将其解构批评的立场、方法与修辞视野结合起来，拒斥显在的“字面意义”，力图揭示“语言对其直接指涉意义的一切偏离”③。保罗·德·曼把逻辑性的“语法”与非逻辑性的“修辞”相区别，认为“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他“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这种修辞属性视为“文学本身”{4}。德·曼《阅读的寓言》通过对普鲁斯特、尼采、卢梭等著作的修辞分析，进行了解构批评的成功实践。
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由“内”到“外”的转向。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曾声言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作作调停工作”{1}。不过在他看来，“内”、“外”之间并不矛盾和对立，“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即为文本所固有，包含在文本内部”；而将文本“内”、“外”联系起来并使后者从前者中“开显”出来的门径正是立足于文本的修辞研究：“那些貌似外部的关系本身都需要一种修辞学的分析。”米勒认为，德·曼代表的解构批评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并不止于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而是“有了一个关于文学同历史、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的精心构想、阐述详尽的理论”{2}。
事实上，伴随着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及其研究对象的“扩容”，文学以外的世界已经被正面纳入批评和修辞分析的视野之中。罗兰·巴特的《神话学》（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以符号学方法对大众文化文本进行意识形态批评，这一理路与修辞问题密切相关，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推出的新译本也就直接将书名译作“神话修辞术”③。海登·怀特的《元史学》（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则开创性地对历史写作过程及其成形样态进行修辞学式的分析，通过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视角对１９世纪欧洲主流史学思想模式进行了描述。如此看来，修辞研究的视野早已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内部，而是关注到语言艺术的各种外部关系；在最初的文学批评之外，修辞研究还能与文化批评、话语批评等有效对接。
顺此思路，我们能否这样发问：同样以言语形态存在的批评本身是不是也能成为修辞研究的对象？这种“元批评”（ｍｅ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式的设想是要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对文艺评论、文艺思潮、理论话语等进行修辞分析。所谓的“元批评”通过研究“渗透于各种阅读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假定”，试图揭示批评话语中的各种观念与价值，“关注阐释和批评策略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标准／价值之间的关系”{4}；对批评话语进行修辞分析，也就是要从客体性的言语策略中探求观念、价值、意图这些主体性的意义世界。诚如舍勒所言，“历史是涌流，一种‘精神世界’慢慢地从中浮出、凝固、建构出来；我们必须从文献、丰碑、艺术品之中找出和把握这一‘世界’的意蕴和结构”{5}，而对于“文献、丰碑、艺术品”的“把握”本身（评论、批评）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涌动于其中的重要“文献”。可以说，修辞视野下的批评与“元批评”并行不悖、互相补充。
中国２０世纪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正有着这类值得深入探究的修辞用例：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共享”着同样的修辞方式，它们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又不是孤立地出现，而是集中呈现了个性陈说与群体话语的高度投契。在将批评与“元批评”相结合的基础上，文本试图对这样的两类特性化修辞展开分析实践，进而指出特定历史语境下它们在公共认同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二、“痈疽”与“毒草”
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发端，虽然文学价值贫乏，却具有无可取代的文学史意义。小说中的两类修辞值得关注，它们在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化语境中被普遍运用，自“十七年”开始更是成为相对密集的修辞。它们体现着现代主体布局规划、建立秩序的勃勃雄心，是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的现代性变局之中构建认同的话语手段。
《班主任》的叙述主体常常“现身”，以一种“吁请”式的口吻发出呼唤，其间出现了颇有意味的修辞：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2}
“痈疽”类乎毒疮，是肌体表面的局部变异，它的病理特征很符合福柯指出的现代临床医学的诊疗特点：传统医学的问诊方式是“你怎么不舒服”，现代临床医学则会问“你哪里不舒服”，这是对疾病的空间化分类。③痈疽正是“局部”的，是“健壮躯体”上一个偶发性的异常。
是谁让宋宝琦这样的青少年成为“痈疽”的呢？作者同样运用了医学修辞：那些“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是被“四人帮”播下了“病菌”，染上了他们的“流毒”；“四人帮”“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这种对病原体和病理介质的强调也是临床医学式的，认定了外来异质物对躯体的空间性污染。
在《班主任》发表以后，所谓的“伤痕文学”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大量的创作、评论都围绕“揭批四人帮”的主题展开。当时的许多文艺批评话语也都“分享”了小说中的这类医学修辞：
中国人民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完美健康的肌体上会长出“四人帮”这样一个大毒瘤。{4}
这个广为传用的修辞甚至连远在他国的桑塔格也知道。她在１９７８年初发表的《作为隐喻的疾病》（“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一文中写道：“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5}“四人帮”是一个罪恶的局部，对洁净、无辜的整体造成了赘生性的破坏；就指认局部恶质及其负载的厌憎情感和灭除志愿而言，再没有比“毒瘤”更合适的比喻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创作和政论、文论中“毒草”、“香花”、“幼苗”这一类的园艺修辞。《牛虻》到底算不算是“毒草”呢，“应当怎样辨别香花和毒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这些是困扰小说人物的问题。在张俊石老师的心里，学生们都是“祖国的幼苗”和“花朵”，是已经被却又绝不该被“四人帮”的毒素侵害的。作为一名“园丁”，他不禁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他有着自己的“花园”理想与“造园”责任。
与“痈疽”相比，文学创作中的园艺修辞更突出地显示了时代话语影响的痕迹。在１９５７年，“香花”／“毒草”的对立范畴就已经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⑥在此后的各种政论、文论中，这组对立被不断巩固、渲染，成为知识界甚至整个社会“共享”的修辞。
“花”与“草”的分立尚不够，“造园者”的在场必然意味着某种“及物”（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的动作的介入。鲁迅也曾是一个“造园者”，他在２０年代就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1}。“浇花锄草”也就成为辨别“香花”／“毒草”的后续动作或目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必然是要经过精心甄别、筛汰和培育的，先要将“花”与“草”辨别开来，为合乎理想的幼苗创造洁净、安全的生长环境，甚至还要在成长起来的“花”中进行价值序列的排定。
１９７９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取了一组“十七年”间的小说，结集出版。这些作品一度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它们“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2}这本文集被取名为《重放的鲜花》，呼应了曾经“百花齐放”的文坛“盛况”。随着理想秩序的变动，“香花”与“毒草”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为这种界限分明的品类划定本就依附着一个人为设定的“造园”的“理想”，而所谓的理想秩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又是那么跳荡不定。园艺修辞在中国现代以来的知识文化界可算是渊源有自，又影响深远。
三、“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
这样两种颇具特色的个性化修辞不是偶见的孤例，它们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有着广泛的轨迹和共鸣，伴随着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医学、园艺修辞的使用者大都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思索者或实践者，这些修辞话语透露出的是现代主体在面对有待规划、整理的混乱格局时的“社会卫生学”（ｓｏｃｉ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理想与“造园”（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抱负③。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园艺修辞或可视作追求秩序的启蒙现代性{4}的表征。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5}，波德莱尔的这种体验为许多人所共有。本雅明在现代都市“来往的车辆行人中”感受到“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⑥。伯曼则直言现代性“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它有着“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的特性{7}。
但这种变乱与不稳定仅仅是现代性的一维，甚至是继起性的一维。现代性首先是一种理性主体的觉醒，一种规划、布局的展开。这种对秩序的现代许诺却往往又遭遇挫折，引发自身的消解，于是又会有新一轮的构建尝试。这样的变奏与张力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特点，２０世纪的中国正是一个写照。医学、园艺修辞所折射的，就是其间对秩序、认同的构建性追求。
这两类修辞首先体现着分类基础上的规划意图。鲍曼认为，“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8}。医学修辞区分了一具健康的躯体和一处局部的异常，它的理想是治疗与清洁，通过对局部异物的清除恢复整体的正常状态，重建健康的秩序。园艺修辞区分的则是理性认定下“应该”和“不应”培植的对象，希望建立起一套合乎主体意图的对象序列。但仅仅分类是不够的，它只是手段，目的在于通过理性的权衡，而非感性的好恶，展开一个精心“设计、操纵、管理、建造”的过程，构建起理想的“卫生社会”或“花园”秩序。现实是“是”的维度，理想与抱负中的秩序是“应该”，那么理性的抉择就是“现实之法官，是裁定并力促应然（ｏｕｇｈｔ）高于是然（ｉｓ）的权威”{1}。
这种“应然”对“是然”的压倒意味着某种绝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格局。“现代智力和现代实践的主要构架是对立——准确地说，是二分”{2}，这种二分是强烈鲜明、边界清晰的：躯体“完美健康”，癌肿则一定是又“大”又“毒”；花儿是鲜香的，杂草也一定要“毒”。二分又是绝不对称的，它伴随着“弃物的生产”③。“弃物”就是理想与抱负下通过理性被鉴别为不应当存在的“他者”，是被对立、被压迫，最终要被灭除的对象。因而，“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都内含着一元吞噬另一元的动势，是一个不断趋近纯粹，却一直尚未达到的过程。
祖国的肌体“健壮”、“完美”，“四人帮”只是一个鄙陋的赘生物。虽然在价值判断上“小”到可鄙，但它也是一定要被清除的，因为对区分的执着始终与对混乱、感染的恐惧绞合在一起。健康的肌体与带毒、带菌的异物之间界限分明，“社会卫生学”就是一套防护、区隔、治理的策略——对“里面”、“外面”严格区分，强调疾病的外来性，同时“清扫内奸以御外敌”{4}；它“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5}。
对“造园者”而言，“花”与“杂草”之间的对立同样尖锐，遑论“毒草”了。“造园者”是“园丁”而非“看守员”，他以鲜明的态度和一整套技能干预事物的自生自长，“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并同时保留整个设计需要和限定的那些部分”⑥。５０年代，有论者甚至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浇花锄草”的“造园”方式，他还要让“毒草的尸体”成为“香花的肥料”，要“利用这种毒草去培植香花”，通过转化机制将“毒草”“翻转过来”，“帮助我们取得经验”，获取“思考和借鉴的资料”{7}。这种对园艺技术的精熟转用体现的是秩序创建过程中对效率的追求，将“弃物”转化为“益物”，更为理性、高效地巩固“造园”的理想规划。
医学、园艺修辞传达着现代主体建立其价值序列的理想与抱负。在２０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价值序列”的具体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但文艺创作与批评中医学、园艺修辞话语对其秩序性的标举、卫护却是一样的雄心勃勃。不论是对党派利益的维护，还是对社会主义创作风格的高扬（譬如“香花”与“毒草”），或者是对“文革”乱局的清算（譬如“痈疽”），这两类修辞都载录了“现代中国”的探索者曾经有过的构建性的志愿。虽然它们呈露着“丑恶”的对立一元，但也仅仅是呈露而已，对立力量被认为终将灰飞烟灭：这类修辞洋溢着乐观与胜利的豪情。在这一意义上，医学、园艺修辞是同一类心态的不同表征而已。
四、医学、园艺修辞与对立认同
医学、园艺修辞传达着秩序构建的意图，在现实的传播与接受中也凝合着新秩序。《班主任》等小说创作与相关评论话语中的这两类修辞就很好地体现了它们在公共认同构建中的作用：“痈疽”、“毒瘤”、“香花”、“毒草”成为转型时期意识形态话语与公共心理诉求的合流，它们是除旧立新、宣泄疏导的孔道，是“新时期”建设之初社会动员、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
一般认为，“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构建基于某种“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是对历时变迁中某种固有、稳定的文化属性与身份的确认。传统认知中的“认同”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围绕着“自我”这个稳固的核心，是一种类似于“我（们）是谁”式的追问。但是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认同“远远不是那种固定于某种本质化了的过去的东西，而是从属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性的‘演绎’（ｐｌａｙ）过程”，它不是“对于待发现的过去的某种‘恢复’”，而总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中通过记忆、叙事、神话等方式被建构起来{1}。这就是说，认同与单一、固定、自我封闭的“本质”无关，它是开放、生成性的，而非追索性的，它要在历史的话语流中被逐渐建构。
如果引入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安·斯维德勒（Ａｎｎ Ｓｗｉｄｌｅｒ）的理论，霍尔对认同的这种新理解正实现了文化影响模式从“由内而外”（“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到“由外而内”（“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的转变{2}。韦伯所代表的传统解释模式将文化的影响视作某种内在价值、理念（ｉｄｅａ）向行动者外在行为的投射，这是所谓“由内而外”的影响过程。斯维德勒则指出，关键的并非人内化了的信念（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而是人关于自身行为能对他人产生何种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ｓ）的认知③。通过对共同体中行动者行为意义的识读，那些外在的文化符码就会内化为个体的观念与惯习，这便是所谓的“由外而内”的文化影响。霍尔开启的“认同”的理解空间也正是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认同不再是某种内在于人的固有的身份标识，而是在公共交往中逐渐被读解、内化的话语建构。
医学、园艺修辞及其传达的“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正是“由外而内”构建认同的有效手段，这类基于二元对立的秩序规划开启了所谓的“对立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机制。与基于共通性的“同情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相异，“对立认同”是通过差异性的二元对立格局运作的。“同情认同”通过“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与听众建立亲情关系”，形成某种“情感共同体”；“对立认同”则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这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4}。也就是说，当我们共同反对某物，“我们”也就形成了“同仇敌忾”意义上的“对立认同”体。当“祖国的健壮躯体”和作为异质的“四人帮”对立起来，当“香花”和“毒草”对立起来，当后者成为一种“弃物”被不断压逼的时候，同为“弃物”对立面的“我们”反而凝合了。当“四人帮”被标定为众矢之的、“人民公敌”，当那些不合乎理想价值谱系的话语、创作被认定为“毒物”，那些事实上分处各种复杂矛盾与利益关系中的各方在确保自身安全、洁净、“正义”的考量上却变得高度一致，进而结成了同仇敌忾、发扬蹈厉的“我们”，共同清除异物、维护“理想”、施展“抱负”。
可以看到，认同绝不仅是同一性的，它也依赖于差异和对立。其实，“同”与“异”本就是辩证统一、相反相成，对认同同一性的片面强调只是将其另一面遮蔽了而已。诚如学者所言，认同趋向某种“凝聚”，但“这种凝聚也暗示着一些与分别和分裂有关的规范”{5}。在通过认同“凝聚人心”的过程中，对破碎了的既有身份进行差异性的区隔认定是新一度认同构建的前提，“同一之所以被坚持、确证，正是因为分隔的存在。同一是对区隔的代偿”⑥。可以认为，“在通过想象确定异同，区分内外，分清彼我，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完全不相识、从来没有联系的人扭成一团，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修辞的作用是带根本性的”{1}。
在变幻无常的现代性乱局中，内蕴着秩序理想、规划抱负的医学、园艺修辞是重整变局、继续前行的手段，这种“转捩”意义正与《班主任》等“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相同。在霍尔看来，我们关于“认同”的发问应该从“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式的回溯、追索转变为“我们要成为谁”、“我们应该怎样自我呈现”式的前瞻{2}；“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要”与“应该”的能动性的前指图景——通过对对立物的反对，共同追求合乎价值标准的新秩序。医学、园艺修辞既是对历史的叙述，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它们将当下巩固在一个对立认同的转捩点上，积蓄向前的动力。
五、话语修辞与认同的构建
在对中国语境下的这两种修辞及其对立认同机制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话语修辞和认同的关系进行更为普泛性的论述。批评、“元批评”视野下的修辞分析实质上是聚焦于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视作对各类话语形式的批评分析。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在研究文化创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历史事件本身是一回事，对它们的呈现、解释则是另一回事，能指与所指之间能以不同的表征方式建立关联，而也正是对社会事件的集体表征方式影响到其意义的建构与认同。表征方式的选择与主体先在的价值立场和理解等相关，不同群体会就社会事件再现方式的选取进行“斗争”，因为这些叙述和建构中包含着话语的权力，能影响社会其他群体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进而影响到集体认同。③
用福柯的概念来说，对社会事件的表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对文化表征问题的研究绝不仅仅涉及本文关注的文学话语（文学批评的对象）、文论话语（“元批评”的对象——文艺批评话语），而是涵盖了极其广泛的话语形式。就像霍尔指出的那样，“话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分析中普遍使用的术语，任何一种意义、再现形式或是文化，只要被认为是构成性的，就可以用“话语”去指涉它。而所谓的“构成性”，是说各种话语形式界定了对于特定主体的形成或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而言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当的，规定了特定语境中何种知识是有用的、有关的以及“真实”的；同样是话语，它还界定了哪些“主体”具备它们特定的属性特征，也就是对身份的确证。{4}话语的这种能动性、建构性正与前文中提及的对“认同”的动态生成性理解相呼应，可见话语与认同的紧密关联。
话语表征的生成与运作有赖于一系列微妙的机制与策略，而这些正可以被理解为修辞。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勾勒了文艺理论研究中渊源有自的修辞视野及其不断拓展的轨迹。而在西方作为一门历史悠久、地位显要的学科，修辞学作为学科门类本身也经历着由“旧”到“新”的转变。在新修辞学家们看来，修辞是“某一施事群体通过对语词的运用促使其他群体形成态度或采取行动”{5}，它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劝说术或对语言的“文饰”，而是“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1}在这一视野下，作为人类文化表征形式的各类话语中也就自然充满了各种修辞策略。此外，旧修辞学的关注核心是基于有意识策划的“规劝”（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新修辞学则分外强调包含无意识因素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有修辞学家将这种认同比作一个“终点”（ｅｎｄｉｎｇ），人们是通过积极的自我行动不断趋近、最终到达那一位置：这一过程也就不再是基于外来说服机制的有意强加，而是主体自身动力的结果{2}。这样一种趋向“终点”式的认同，不正是霍尔强调的“我们要成为谁”、“我们应该怎样自我呈现”式的前瞻吗？可见修辞与认同的内在联系及其共享的动态生成性的能动属性，因而话语修辞在人类共同体中能够产生重大的作用力。
新修辞学家在论述修辞与认同的关系时，突出了其中的无意识元素和主体性维度：修辞构建的认同未必是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理性规划，同时却又具有积极的主动性、能动性。这看似矛盾的二维其实正揭示了话语修辞在构建认同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之“魅”。伊格尔顿曾经深刻地指出：“意识形态通常被认知为既是自然化又是普遍化的”，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机制”，将特殊、偶然的事物呈现得似乎“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不可改变”③。话语修辞也正是这般“不动声色”地发挥效应。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影响下，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人塑造成“主体”——仿佛自由的主体。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ｓｕｂｊｅｃｔ一词既指主体，又指属民，个人被意识形态“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4}。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修辞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唤动了主体性，却又不是刻意的、强制的，而是显得“温情脉脉”。因此，应当认识到，话语修辞建构起的认同虽然有“理所当然”的自然化色彩与积极主动的主体性成分，却也编织着罗兰·巴特揭示的意识形态的诸种“神话”，值得加以反思性的审视与“祛魅”。
回到中国语境中的医学、园艺修辞上来。可以认为，虽然这两种运作机制相似的话语修辞在现代性变局中具有建构集体认同、凝聚人心的历史意义，但若从悲观与反思性的一面看，它们又是单向度的、肤浅的话语形式，通过截然的二元对立与善恶划分，削弱着自我反思的深度。就像小说《班主任》，它可以是指向未来、鼓舞人心的，却也是极其肤浅、贫乏的。对医学、园艺修辞的这类反思，值得另文论述。{5}
【责任编辑付国锋】
关键词：医学、园艺修辞；认同；批评、“元批评”；现代性；话语修辞一、批评、“元批评”与修辞视野
在文艺理论的关注对象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作为言语运用策略的修辞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贺拉斯《诗艺》开启的所谓“修辞学批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传统直到１８世纪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主导类型，它强调关注创作者运用的“艺术策略”（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通过这种策略，作者得以吸引或影响读者对于文学作品表现对象的反应与接受。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批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修辞学批评”方法推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作者预期的表达效果在读者身上的实现，这正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古典意义上的劝导性修辞命意相合{1}。而这应当也就是艾布拉姆斯用“修辞”一词给这类批评方法命名的缘由。
若不拘囿于“修辞”在西方语境中的古典意涵，我们能够继续从其它诸多批评流派中找到修辞分析的视野。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客观批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2}将文学作品视作相对自足、独立的语言对象，并将文学、艺术语言与日常、科学语言区别开来，而前者内在审美特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各种修辞手段，譬如燕卜荪关注的“含混”（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瑞恰兹探讨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布鲁克斯强调的“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等等。后来的解构主义则将其解构批评的立场、方法与修辞视野结合起来，拒斥显在的“字面意义”，力图揭示“语言对其直接指涉意义的一切偏离”③。保罗·德·曼把逻辑性的“语法”与非逻辑性的“修辞”相区别，认为“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他“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这种修辞属性视为“文学本身”{4}。德·曼《阅读的寓言》通过对普鲁斯特、尼采、卢梭等著作的修辞分析，进行了解构批评的成功实践。
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由“内”到“外”的转向。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曾声言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作作调停工作”{1}。不过在他看来，“内”、“外”之间并不矛盾和对立，“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即为文本所固有，包含在文本内部”；而将文本“内”、“外”联系起来并使后者从前者中“开显”出来的门径正是立足于文本的修辞研究：“那些貌似外部的关系本身都需要一种修辞学的分析。”米勒认为，德·曼代表的解构批评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并不止于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而是“有了一个关于文学同历史、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的精心构想、阐述详尽的理论”{2}。
事实上，伴随着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及其研究对象的“扩容”，文学以外的世界已经被正面纳入批评和修辞分析的视野之中。罗兰·巴特的《神话学》（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以符号学方法对大众文化文本进行意识形态批评，这一理路与修辞问题密切相关，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推出的新译本也就直接将书名译作“神话修辞术”③。海登·怀特的《元史学》（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则开创性地对历史写作过程及其成形样态进行修辞学式的分析，通过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视角对１９世纪欧洲主流史学思想模式进行了描述。如此看来，修辞研究的视野早已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内部，而是关注到语言艺术的各种外部关系；在最初的文学批评之外，修辞研究还能与文化批评、话语批评等有效对接。
顺此思路，我们能否这样发问：同样以言语形态存在的批评本身是不是也能成为修辞研究的对象？这种“元批评”（ｍｅ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式的设想是要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对文艺评论、文艺思潮、理论话语等进行修辞分析。所谓的“元批评”通过研究“渗透于各种阅读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假定”，试图揭示批评话语中的各种观念与价值，“关注阐释和批评策略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标准／价值之间的关系”{4}；对批评话语进行修辞分析，也就是要从客体性的言语策略中探求观念、价值、意图这些主体性的意义世界。诚如舍勒所言，“历史是涌流，一种‘精神世界’慢慢地从中浮出、凝固、建构出来；我们必须从文献、丰碑、艺术品之中找出和把握这一‘世界’的意蕴和结构”{5}，而对于“文献、丰碑、艺术品”的“把握”本身（评论、批评）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涌动于其中的重要“文献”。可以说，修辞视野下的批评与“元批评”并行不悖、互相补充。
中国２０世纪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正有着这类值得深入探究的修辞用例：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共享”着同样的修辞方式，它们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又不是孤立地出现，而是集中呈现了个性陈说与群体话语的高度投契。在将批评与“元批评”相结合的基础上，文本试图对这样的两类特性化修辞展开分析实践，进而指出特定历史语境下它们在公共认同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二、“痈疽”与“毒草”
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发端，虽然文学价值贫乏，却具有无可取代的文学史意义。小说中的两类修辞值得关注，它们在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化语境中被普遍运用，自“十七年”开始更是成为相对密集的修辞。它们体现着现代主体布局规划、建立秩序的勃勃雄心，是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的现代性变局之中构建认同的话语手段。
《班主任》的叙述主体常常“现身”，以一种“吁请”式的口吻发出呼唤，其间出现了颇有意味的修辞：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2}
“痈疽”类乎毒疮，是肌体表面的局部变异，它的病理特征很符合福柯指出的现代临床医学的诊疗特点：传统医学的问诊方式是“你怎么不舒服”，现代临床医学则会问“你哪里不舒服”，这是对疾病的空间化分类。③痈疽正是“局部”的，是“健壮躯体”上一个偶发性的异常。
是谁让宋宝琦这样的青少年成为“痈疽”的呢？作者同样运用了医学修辞：那些“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是被“四人帮”播下了“病菌”，染上了他们的“流毒”；“四人帮”“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这种对病原体和病理介质的强调也是临床医学式的，认定了外来异质物对躯体的空间性污染。
在《班主任》发表以后，所谓的“伤痕文学”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大量的创作、评论都围绕“揭批四人帮”的主题展开。当时的许多文艺批评话语也都“分享”了小说中的这类医学修辞：
中国人民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完美健康的肌体上会长出“四人帮”这样一个大毒瘤。{4}
这个广为传用的修辞甚至连远在他国的桑塔格也知道。她在１９７８年初发表的《作为隐喻的疾病》（“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一文中写道：“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5}“四人帮”是一个罪恶的局部，对洁净、无辜的整体造成了赘生性的破坏；就指认局部恶质及其负载的厌憎情感和灭除志愿而言，再没有比“毒瘤”更合适的比喻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创作和政论、文论中“毒草”、“香花”、“幼苗”这一类的园艺修辞。《牛虻》到底算不算是“毒草”呢，“应当怎样辨别香花和毒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这些是困扰小说人物的问题。在张俊石老师的心里，学生们都是“祖国的幼苗”和“花朵”，是已经被却又绝不该被“四人帮”的毒素侵害的。作为一名“园丁”，他不禁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他有着自己的“花园”理想与“造园”责任。
与“痈疽”相比，文学创作中的园艺修辞更突出地显示了时代话语影响的痕迹。在１９５７年，“香花”／“毒草”的对立范畴就已经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⑥在此后的各种政论、文论中，这组对立被不断巩固、渲染，成为知识界甚至整个社会“共享”的修辞。
“花”与“草”的分立尚不够，“造园者”的在场必然意味着某种“及物”（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的动作的介入。鲁迅也曾是一个“造园者”，他在２０年代就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1}。“浇花锄草”也就成为辨别“香花”／“毒草”的后续动作或目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必然是要经过精心甄别、筛汰和培育的，先要将“花”与“草”辨别开来，为合乎理想的幼苗创造洁净、安全的生长环境，甚至还要在成长起来的“花”中进行价值序列的排定。
１９７９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取了一组“十七年”间的小说，结集出版。这些作品一度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它们“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2}这本文集被取名为《重放的鲜花》，呼应了曾经“百花齐放”的文坛“盛况”。随着理想秩序的变动，“香花”与“毒草”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为这种界限分明的品类划定本就依附着一个人为设定的“造园”的“理想”，而所谓的理想秩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又是那么跳荡不定。园艺修辞在中国现代以来的知识文化界可算是渊源有自，又影响深远。
三、“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
这样两种颇具特色的个性化修辞不是偶见的孤例，它们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有着广泛的轨迹和共鸣，伴随着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医学、园艺修辞的使用者大都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思索者或实践者，这些修辞话语透露出的是现代主体在面对有待规划、整理的混乱格局时的“社会卫生学”（ｓｏｃｉ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理想与“造园”（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抱负③。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园艺修辞或可视作追求秩序的启蒙现代性{4}的表征。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5}，波德莱尔的这种体验为许多人所共有。本雅明在现代都市“来往的车辆行人中”感受到“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⑥。伯曼则直言现代性“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它有着“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的特性{7}。
但这种变乱与不稳定仅仅是现代性的一维，甚至是继起性的一维。现代性首先是一种理性主体的觉醒，一种规划、布局的展开。这种对秩序的现代许诺却往往又遭遇挫折，引发自身的消解，于是又会有新一轮的构建尝试。这样的变奏与张力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特点，２０世纪的中国正是一个写照。医学、园艺修辞所折射的，就是其间对秩序、认同的构建性追求。
这两类修辞首先体现着分类基础上的规划意图。鲍曼认为，“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8}。医学修辞区分了一具健康的躯体和一处局部的异常，它的理想是治疗与清洁，通过对局部异物的清除恢复整体的正常状态，重建健康的秩序。园艺修辞区分的则是理性认定下“应该”和“不应”培植的对象，希望建立起一套合乎主体意图的对象序列。但仅仅分类是不够的，它只是手段，目的在于通过理性的权衡，而非感性的好恶，展开一个精心“设计、操纵、管理、建造”的过程，构建起理想的“卫生社会”或“花园”秩序。现实是“是”的维度，理想与抱负中的秩序是“应该”，那么理性的抉择就是“现实之法官，是裁定并力促应然（ｏｕｇｈｔ）高于是然（ｉｓ）的权威”{1}。
这种“应然”对“是然”的压倒意味着某种绝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格局。“现代智力和现代实践的主要构架是对立——准确地说，是二分”{2}，这种二分是强烈鲜明、边界清晰的：躯体“完美健康”，癌肿则一定是又“大”又“毒”；花儿是鲜香的，杂草也一定要“毒”。二分又是绝不对称的，它伴随着“弃物的生产”③。“弃物”就是理想与抱负下通过理性被鉴别为不应当存在的“他者”，是被对立、被压迫，最终要被灭除的对象。因而，“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都内含着一元吞噬另一元的动势，是一个不断趋近纯粹，却一直尚未达到的过程。
祖国的肌体“健壮”、“完美”，“四人帮”只是一个鄙陋的赘生物。虽然在价值判断上“小”到可鄙，但它也是一定要被清除的，因为对区分的执着始终与对混乱、感染的恐惧绞合在一起。健康的肌体与带毒、带菌的异物之间界限分明，“社会卫生学”就是一套防护、区隔、治理的策略——对“里面”、“外面”严格区分，强调疾病的外来性，同时“清扫内奸以御外敌”{4}；它“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5}。
对“造园者”而言，“花”与“杂草”之间的对立同样尖锐，遑论“毒草”了。“造园者”是“园丁”而非“看守员”，他以鲜明的态度和一整套技能干预事物的自生自长，“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并同时保留整个设计需要和限定的那些部分”⑥。５０年代，有论者甚至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浇花锄草”的“造园”方式，他还要让“毒草的尸体”成为“香花的肥料”，要“利用这种毒草去培植香花”，通过转化机制将“毒草”“翻转过来”，“帮助我们取得经验”，获取“思考和借鉴的资料”{7}。这种对园艺技术的精熟转用体现的是秩序创建过程中对效率的追求，将“弃物”转化为“益物”，更为理性、高效地巩固“造园”的理想规划。
医学、园艺修辞传达着现代主体建立其价值序列的理想与抱负。在２０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价值序列”的具体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但文艺创作与批评中医学、园艺修辞话语对其秩序性的标举、卫护却是一样的雄心勃勃。不论是对党派利益的维护，还是对社会主义创作风格的高扬（譬如“香花”与“毒草”），或者是对“文革”乱局的清算（譬如“痈疽”），这两类修辞都载录了“现代中国”的探索者曾经有过的构建性的志愿。虽然它们呈露着“丑恶”的对立一元，但也仅仅是呈露而已，对立力量被认为终将灰飞烟灭：这类修辞洋溢着乐观与胜利的豪情。在这一意义上，医学、园艺修辞是同一类心态的不同表征而已。
四、医学、园艺修辞与对立认同
医学、园艺修辞传达着秩序构建的意图，在现实的传播与接受中也凝合着新秩序。《班主任》等小说创作与相关评论话语中的这两类修辞就很好地体现了它们在公共认同构建中的作用：“痈疽”、“毒瘤”、“香花”、“毒草”成为转型时期意识形态话语与公共心理诉求的合流，它们是除旧立新、宣泄疏导的孔道，是“新时期”建设之初社会动员、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
一般认为，“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构建基于某种“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是对历时变迁中某种固有、稳定的文化属性与身份的确认。传统认知中的“认同”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围绕着“自我”这个稳固的核心，是一种类似于“我（们）是谁”式的追问。但是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认同“远远不是那种固定于某种本质化了的过去的东西，而是从属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性的‘演绎’（ｐｌａｙ）过程”，它不是“对于待发现的过去的某种‘恢复’”，而总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中通过记忆、叙事、神话等方式被建构起来{1}。这就是说，认同与单一、固定、自我封闭的“本质”无关，它是开放、生成性的，而非追索性的，它要在历史的话语流中被逐渐建构。
如果引入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安·斯维德勒（Ａｎｎ Ｓｗｉｄｌｅｒ）的理论，霍尔对认同的这种新理解正实现了文化影响模式从“由内而外”（“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到“由外而内”（“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的转变{2}。韦伯所代表的传统解释模式将文化的影响视作某种内在价值、理念（ｉｄｅａ）向行动者外在行为的投射，这是所谓“由内而外”的影响过程。斯维德勒则指出，关键的并非人内化了的信念（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而是人关于自身行为能对他人产生何种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ｓ）的认知③。通过对共同体中行动者行为意义的识读，那些外在的文化符码就会内化为个体的观念与惯习，这便是所谓的“由外而内”的文化影响。霍尔开启的“认同”的理解空间也正是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认同不再是某种内在于人的固有的身份标识，而是在公共交往中逐渐被读解、内化的话语建构。
医学、园艺修辞及其传达的“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正是“由外而内”构建认同的有效手段，这类基于二元对立的秩序规划开启了所谓的“对立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机制。与基于共通性的“同情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相异，“对立认同”是通过差异性的二元对立格局运作的。“同情认同”通过“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与听众建立亲情关系”，形成某种“情感共同体”；“对立认同”则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这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4}。也就是说，当我们共同反对某物，“我们”也就形成了“同仇敌忾”意义上的“对立认同”体。当“祖国的健壮躯体”和作为异质的“四人帮”对立起来，当“香花”和“毒草”对立起来，当后者成为一种“弃物”被不断压逼的时候，同为“弃物”对立面的“我们”反而凝合了。当“四人帮”被标定为众矢之的、“人民公敌”，当那些不合乎理想价值谱系的话语、创作被认定为“毒物”，那些事实上分处各种复杂矛盾与利益关系中的各方在确保自身安全、洁净、“正义”的考量上却变得高度一致，进而结成了同仇敌忾、发扬蹈厉的“我们”，共同清除异物、维护“理想”、施展“抱负”。
可以看到，认同绝不仅是同一性的，它也依赖于差异和对立。其实，“同”与“异”本就是辩证统一、相反相成，对认同同一性的片面强调只是将其另一面遮蔽了而已。诚如学者所言，认同趋向某种“凝聚”，但“这种凝聚也暗示着一些与分别和分裂有关的规范”{5}。在通过认同“凝聚人心”的过程中，对破碎了的既有身份进行差异性的区隔认定是新一度认同构建的前提，“同一之所以被坚持、确证，正是因为分隔的存在。同一是对区隔的代偿”⑥。可以认为，“在通过想象确定异同，区分内外，分清彼我，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完全不相识、从来没有联系的人扭成一团，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修辞的作用是带根本性的”{1}。
在变幻无常的现代性乱局中，内蕴着秩序理想、规划抱负的医学、园艺修辞是重整变局、继续前行的手段，这种“转捩”意义正与《班主任》等“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相同。在霍尔看来，我们关于“认同”的发问应该从“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式的回溯、追索转变为“我们要成为谁”、“我们应该怎样自我呈现”式的前瞻{2}；“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要”与“应该”的能动性的前指图景——通过对对立物的反对，共同追求合乎价值标准的新秩序。医学、园艺修辞既是对历史的叙述，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它们将当下巩固在一个对立认同的转捩点上，积蓄向前的动力。
五、话语修辞与认同的构建
在对中国语境下的这两种修辞及其对立认同机制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话语修辞和认同的关系进行更为普泛性的论述。批评、“元批评”视野下的修辞分析实质上是聚焦于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视作对各类话语形式的批评分析。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在研究文化创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历史事件本身是一回事，对它们的呈现、解释则是另一回事，能指与所指之间能以不同的表征方式建立关联，而也正是对社会事件的集体表征方式影响到其意义的建构与认同。表征方式的选择与主体先在的价值立场和理解等相关，不同群体会就社会事件再现方式的选取进行“斗争”，因为这些叙述和建构中包含着话语的权力，能影响社会其他群体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进而影响到集体认同。③
用福柯的概念来说，对社会事件的表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对文化表征问题的研究绝不仅仅涉及本文关注的文学话语（文学批评的对象）、文论话语（“元批评”的对象——文艺批评话语），而是涵盖了极其广泛的话语形式。就像霍尔指出的那样，“话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分析中普遍使用的术语，任何一种意义、再现形式或是文化，只要被认为是构成性的，就可以用“话语”去指涉它。而所谓的“构成性”，是说各种话语形式界定了对于特定主体的形成或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而言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当的，规定了特定语境中何种知识是有用的、有关的以及“真实”的；同样是话语，它还界定了哪些“主体”具备它们特定的属性特征，也就是对身份的确证。{4}话语的这种能动性、建构性正与前文中提及的对“认同”的动态生成性理解相呼应，可见话语与认同的紧密关联。
话语表征的生成与运作有赖于一系列微妙的机制与策略，而这些正可以被理解为修辞。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勾勒了文艺理论研究中渊源有自的修辞视野及其不断拓展的轨迹。而在西方作为一门历史悠久、地位显要的学科，修辞学作为学科门类本身也经历着由“旧”到“新”的转变。在新修辞学家们看来，修辞是“某一施事群体通过对语词的运用促使其他群体形成态度或采取行动”{5}，它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劝说术或对语言的“文饰”，而是“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1}在这一视野下，作为人类文化表征形式的各类话语中也就自然充满了各种修辞策略。此外，旧修辞学的关注核心是基于有意识策划的“规劝”（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新修辞学则分外强调包含无意识因素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有修辞学家将这种认同比作一个“终点”（ｅｎｄｉｎｇ），人们是通过积极的自我行动不断趋近、最终到达那一位置：这一过程也就不再是基于外来说服机制的有意强加，而是主体自身动力的结果{2}。这样一种趋向“终点”式的认同，不正是霍尔强调的“我们要成为谁”、“我们应该怎样自我呈现”式的前瞻吗？可见修辞与认同的内在联系及其共享的动态生成性的能动属性，因而话语修辞在人类共同体中能够产生重大的作用力。
新修辞学家在论述修辞与认同的关系时，突出了其中的无意识元素和主体性维度：修辞构建的认同未必是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理性规划，同时却又具有积极的主动性、能动性。这看似矛盾的二维其实正揭示了话语修辞在构建认同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之“魅”。伊格尔顿曾经深刻地指出：“意识形态通常被认知为既是自然化又是普遍化的”，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机制”，将特殊、偶然的事物呈现得似乎“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不可改变”③。话语修辞也正是这般“不动声色”地发挥效应。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影响下，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人塑造成“主体”——仿佛自由的主体。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ｓｕｂｊｅｃｔ一词既指主体，又指属民，个人被意识形态“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4}。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修辞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唤动了主体性，却又不是刻意的、强制的，而是显得“温情脉脉”。因此，应当认识到，话语修辞建构起的认同虽然有“理所当然”的自然化色彩与积极主动的主体性成分，却也编织着罗兰·巴特揭示的意识形态的诸种“神话”，值得加以反思性的审视与“祛魅”。
回到中国语境中的医学、园艺修辞上来。可以认为，虽然这两种运作机制相似的话语修辞在现代性变局中具有建构集体认同、凝聚人心的历史意义，但若从悲观与反思性的一面看，它们又是单向度的、肤浅的话语形式，通过截然的二元对立与善恶划分，削弱着自我反思的深度。就像小说《班主任》，它可以是指向未来、鼓舞人心的，却也是极其肤浅、贫乏的。对医学、园艺修辞的这类反思，值得另文论述。{5}
【责任编辑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