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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认识到“夫民者，万世之本也”的重要意义，于是一改秦以“尚威”为特点的多欲寡恩之治，转而倡导以安民为中心的仁政孝治。赐民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奖掖孝悌等政策措施皆为汉初统治者以“民之父母”形象實行的保民、安民之策。这些措施与汉初的建立郡国庙、分封同姓王等共同构成了汉“以孝治天下”的前奏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实际是对秦汉之际由文治替代武功，从“尚威”到“崇孝”为政思路转向的肯定和总结。汉代倡导孝治的实质仍然是为加强皇权统治服务的。
[关键词]尚威，崇孝，守威定功，仁政，汉初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8-0067-06
与秦之“尚威”政治不同，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倡导“以孝治天下”，这是学界周知的问题。然而，对于西汉开国之初推崇孝治的探讨，特别是关于汉初是如何走上孝治道路，汉初实行的政策措施与孝治的关系，以及汉初的孝治与黄老无为思想之间是如何交汇、转化等一系列问题却较少有人深入论及。①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围绕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探讨秦汉之际的政治是如何由“尚威”走向“崇孝”的。力图解析汉初所推行的各项治国之策的特点及其与汉“以孝治天下”的关系，以深化对汉代“崇孝”问题的理解。
一、秦汉之际为政思路的转变
秦汉之际，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并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其中自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之气运。与秦王嬴政从一国之王到主宰天下的六合之尊不同，刘邦起自布衣，曾“为泗上亭长”，②其势力的发展壮大，诚如赵翼所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变局，至是始定。”③可见，正是由于秦始皇“威虐毒痡”，不施仁政，不得民心的尚威政治，才造成了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和刘邦的发迹。
关于刘邦称帝问题，日本汉学家西嶋定生曾将其与秦始皇做过比较，指出：“始皇帝的皇帝称号是他亲自下令甄选而定，而汉王刘邦则是经过了由诸侯王推戴的形式才正式称帝的。这种称帝形式，被沿用于之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皇帝的即位仪式之中。这里也反映出了秦朝与汉朝皇帝观念所存在的微妙差别。”④西嶋先生的观点极具启发性，正是由于出身及称帝形式不同，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秦汉之际为政思路的渐次转变。
起自布衣，曾亲自参加过秦末农民起义的刘邦，深知天下小民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其早先入关时废秦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还是强调“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都使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⑤而且其在刚刚打败项羽后，就提出要“偃兵息民，天下大安”。①刘邦皆因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战略决策符合民心所向而步步为营，取得天下。
然而得到天下后，是否能够稳定大局，治理好天下，是问题的关键。秦末之乱，生民涂炭，面对困境，如何顺应民心，调整转变，尽快重建社会秩序，这都是汉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王上疏恳请刘邦称帝时曾提道：“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②在这里，诸侯王以“威动海内”和“威德”来形容刘邦一统天下的功绩及由此产生的威望。与此类似的是，“威德”一词也曾被用来形容秦始皇统一海内的赫赫战功及威望。③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无论秦始皇还是汉高祖，在打天下时，皆因以武力平定天下，让天下恢复统一安定而得到天下士民的普遍认同，所以才会被认作“功盛德厚”“德施四海”，④被冠以“威德”之赞誉。然而，在坐天下时，“威德”是否依然适用，是否依然能够得到天下的认同？这实际不言自明。那么，同样是因“威德”而得天下，为什么强秦速亡，而汉王朝会国运绵长？与秦相比，汉代统治者究竟进行了怎样的反思和调整，才得以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辙呢？汉初政治家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似乎可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⑤
贾谊在分析秦得天下后的政治局势时，已敏锐地觉察到，在经历了“兵革不休”的连年战乱后，渴望统一、安定是当时天下士民共同的心愿。因此，已经开创了天下统一大势，具有威望的秦始皇只要能够顺应民心，以文治替代武功，用休养生息的方式“以养四海”就能够得到民心、保有天下，就是做到“守威定功”了。可见，贾谊的“守威定功”思想主要是针对天下统一后，秦应适时调整思路，从打天下时“尚威”之思路转变为坐天下时顺应、安抚民心，巩固发展的思路而提出的。然而，秦始皇、秦二世皆行“废王道，立私权”⑥的霸道政治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贾谊进一步指出：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⑦
在贾谊看来，秦二世继位后，对于缺衣少食，“天下之嗷嗷”的穷苦百姓实行仁政是容易的，这实际也正是“新主之资也”。贾谊认为秦二世如能“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就可以满足百姓的愿望，赢得民心，也就是所谓的“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这则材料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实际是对前一则材料中“守威定功”思想的具体展开和解释。⑧ 如果我们仔细品读这则材料，看到贾谊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就会体味出贾谊对割除秦弊，完善汉政所付出的良苦用心。若我们再对照汉初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国之策，就会发现贾谊在这则材料中所分析和具体指出的秦二世未能实施而導致秦速亡的政策措施在汉初皆得到贯彻落实。可见，同样是以“威德”得天下的秦始皇和汉高祖，在治理天下时，选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也正如贾谊在《时变》一文中所指出的：“秦国失理，天下大败……是以大贤起之，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⑨秦始皇因“威德”而得天下，也因“威德”而失天下。于是，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反思、清算秦之“尚威”政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变化，适时扭转政策思路，转而提倡孝治。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实际是对秦汉之际为政思路、为政方式实现由“尚威”到“崇孝”转变的肯定和总结。这也为文景时期进一步推进孝治奠定了思想和实践上的基础。
二、“以孝治天下”在汉初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实践
与秦将打天下时所推崇的“威德”继续保留到坐天下时，并将其发挥至极致，形成“人人思乱”的暴虐政治不同，承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政权草创之际及时扭转为政思路，倡导“以孝治天下”，用以矫正秦以“尚威”为特点的弊政。在孝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一改秦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①的暴君形象，皆以“民之父母”②的形象君临天下，他们“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③试图通过施行惠民仁政来赢得民心，尽快恢复天下秩序。这也正如《尚书·洪范》所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④
曾经轻蔑儒生，“不修文学”，⑤得意于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途经鲁地时“以大牢祠孔子”。⑥刘邦隆重祭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这实际正是他试图在为政思路和为政方式上实现转向的一个标志。高祖刘邦曾于汉十一年下诏曰：“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⑦在此诏书中，刘邦表达了将天下看作一家，并希望刘姓宗庙可以世代不绝的想法。据此可见，刘邦已然将天下看作是刘姓天下，⑧将自己定位在天下家长的位置。
作为一家之长的刘邦率先在尊祖孝亲方面为天下做出表率。高祖六年夏五月丙午，下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⑨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以表达敬父心意。在父亲去世后，刘邦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⑩以表达对先祖的追思。此后，汉景帝也曾在其即位后下诏：“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11景帝要为文帝庙制作《昭德》舞，以彰显文帝大德，可见其对父祖传统的继承与传扬。因此，与秦废止谥法制度不同，汉代皇帝皆有谥号，且谥号中多有“孝”字。据《汉书·惠帝纪》引颜师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12汉代强调“孝子善述父之志”，这一方面说明汉代统治者一改秦始皇不可一世的，以“天神”自我定位的帝王观念，从神界回归人间，将自己定位在更加现实的人间天子、天下家长的身份地位，13希望家族子弟可以世代因循先辈敬祖孝亲的遗志与传统;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引领，昭示并影响全天下臣民仿效学习，形成全社会自上而下、协调一致的孝亲行为，以推进汉“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
由于刘邦的引领和表率作用，“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14在刘邦的带领下，从汉高祖到汉元帝永光四年，西汉六十八个郡国中，共建一百六十七座郡国庙。由此可见，汉代统治者对孝治的推崇和孝治思想在汉代社会付诸实践并逐步制度化的过程。
关于郡国庙问题，西嶋定生先生曾经指出：“高祖以来，郡国庙是‘家族国家观念’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皇帝为人民之父，而汉帝国则是以皇帝为父的一个大家庭。汉朝廷认为，在郡国设立皇帝庙，并在地方官的管理下令人民去祭拜，是让皇权渗透地方的恰当手段。”15西嶋先生所言甚确，点明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实质及目标。在汉代社会，国被看作是家的延伸和扩大，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被视为一家之长，家国同构成为其时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建立郡国庙实际就是作为家长的汉代统治者向全天下倡导“孝子善述父之志”的观念，并以追思先祖、继承传统的方式凝聚人心、加强统治。因此，与秦统一天下后，否定了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提出的分封同姓子弟的做法不同，作为一家之长的汉高祖刘邦在开国之初，为了加强皇权，先以各种借口削除了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又“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①陆续分封九个同姓王，并杀白马立誓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②这虽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但从汉初分封的目的，是想通过加强刘姓宗室的血缘凝聚力屏藩刘姓宗庙世代不绝这点看，也是与汉代崇孝思想相符合的。
在孝治思想影响下，汉初统治者皆将天下看作一家，并以一家之长的身份，从“佐百姓之急”和“塞万民之望”③的思想出发，实行了一系列惠民、安民的政策措施。
首先，与秦推崇“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④的军功爵制不同，汉代的普通老百姓皆有可能获得爵位。汉惠帝即位后不久，就下令“赐民爵一级。……减田租，复十五税一”。⑤在汉代，每当皇帝即位、立太子，或是在国家庆典之日、祥瑞或灾荒来临之际，皇帝皆有可能通过赐民爵的方式施恩天下。西汉初年，无论高祖、惠帝，还是文景执政期间，都曾多次颁布赐民爵的诏令以扶持天下百姓。⑥得到民爵者则可享受减刑、减免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由于赐民爵在一定程度上惠及到小农的切实利益，因此惠帝被认作“可谓宽仁之主”，⑦文帝则被冠以“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⑧的美誉。 其次，在恢复经济生产和发展方面，与秦末“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的沉重赋役负担相比，西汉开国之初，高祖刘邦实行“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⑩的政策，以减轻小民的经济负担。又从“理民之道，地著为本”11的安民思想出发，陆续实行了“兵皆罢归家”和“复故爵田宅”12的安置措施，从而使大批士兵和逃亡流民重新获得土地，回归到农耕生产中。这不仅满足了天下士民希望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而且也为汉初恢复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刘邦之后的惠帝、文帝和景帝皆为“善述父之志”的孝子，他们继承、发扬了父祖慈惠孝亲的传统，皆从保民惠民的立场出发，以“为民父母”的身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安民之策，“举事无所变更”。13文景执政时期，文帝不仅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针对天下百姓疾苦发出“为民父母将何如？”14的感叹，而且多次减免田租。景帝也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15扶持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在孝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皆注重表彰、肯定有孝悌之行的人，并将他们作为社会榜样予以大力宣传。汉惠帝四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16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17于十二年三月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18汉初统治者下令选举并通过免除赋税徭役的方式表彰孝悌，嘉奖力田、三老和廉吏，这实际是要以他们作为社会表率，教化天下百姓孝顺友爱、踏实务农和保持廉洁，以深入推行汉“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
正是在汉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孝治思想与孝治实践紧密结合，贯彻到汉初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到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和重塑统治秩序的作用。至此，我们要问汉政到底是如何从秦之“尚威”的政治中走出来，又是如何走进孝治的呢？
三、“守威定功”：仁政、孝治与无为的结合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以武力平定海内，开创了天下一统的皇帝制国家，这为他赢得了“千古一帝”的赞誉，然而这也使其愈发膨胀。秦皇施政尚威暴虐，即便在天下刚刚统一后，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之际，秦始皇，秦二世依然无视民心所向，不改其政，一意孤行，不仅“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且“繁刑严诛、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①秦皇的多欲寡恩使得原本对秦政满怀期待的天下百姓大失所望、痛苦不堪，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由顺民变为暴民，走上反叛之路，于是“海内愁怨，遂用溃畔”。②
西汉伊始，百废待兴。面对“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③的状况，汉初的政治家皆围绕如何顺应、安抚民心以安天下问题建言献策。刘邦执政时期，政治家陆贾提出：“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④他认为“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⑤因此“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⑥并以“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⑦为例说明“武让而德兴”⑧和“怀德者众归之”⑨的深刻道理。文帝时期的贾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他认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指出“仁义者，明君之性也。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犹以为大数也”。⑩由此可见，重民思想不仅是陆贾、贾谊所倡导的，而且他们皆在重民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仁政赢得民心的重要性。
那究竟如何为政才算德治、仁政呢？陆贾举出“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11“曾、闵以仁成大孝”12的例子，赞赏虞舜和曾、闵这样具有孝行的典范人物，认为孝行与仁政关系密切。贾谊则指出：“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认为：“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也;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身，则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13贾谊把居官与居家相互比拟，将为政做官与家族治理联系起来，将君民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把事君比作事父，把慈民比作爱子，正所谓父慈子孝，这正是贾谊所认同的为政之道。
在父慈子孝为政思想影响下，陆贾、贾谊所主张的德治、仁政皆强调作为一家之长的主政者自身的品行及表率作用。陆贾认为：“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14贾谊则指出：“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15所谓上行下效，可见作为一国之君，同时也是一家之长的主政者首先做到为善、行仁政，并“率之以道”“率之以义”“率之以忠”“率之以信”的重要示范作用。
在汉政初兴，力求割除秦弊，顺应民心，重建社会秩序的迫切要求下，汉初统治者皆一改秦皇的暴虐形象，力圖以慈父形象君临天下，他们以身作则，勤政爱民，注重与民休息，并实行了一系列以惠民、安民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惠帝谥号“孝惠帝”，文帝谥号“孝文帝”。据《汉书·惠帝纪》《汉书·文帝纪》应劭注所言：“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16“谥法‘慈惠爱民曰文’。”①惠帝、文帝谥号中的“惠”与“文”皆与慈民、惠民有关，可见顺应民意、保民惠民，强调父慈子孝之治确为汉初所推崇的为政方式。班固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②正是这种以安民为中心的仁政孝治得到天下认同的有力证明。 此外，关于汉初黄老无为而治与儒家的关系问题，劳干先生曾发表过议论：“汉代的人谈黄老，着重在政治，那就‘黄’的成分比‘老’多了。‘黄老之治’概略说来是道家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但儒家并不是完全反对无为，甚至法家也曾讲无为而治，所不同的只是程度问题。道家之无为讲的是完全不做;儒家则是‘恭己以正天下’……所以中国历来的政治中，主张改革的一定是儒家和法家，道家因为主张一切无为，就认为改革是多事了。”③的确如此，由于道家思想在为政方面的消极性，决定了其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久之计，更不能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的想法比较温和，希望在文化融合社会整合過程里，逐渐达成政治上的融合”。④汉初的黄老思想在强调安定社会和重建社会秩序层面与儒家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成为汉初儒道合流的一个交汇点。而且劳干先生指出，儒家并不完全反对无为，（儒家与道家的无为）所不同的只是程度问题。儒家的无为强调“恭己以正天下”。所谓“恭己以正天下”，实际就是强调作为一家之长的统治者，要率先修德正身，自身正，然后才能正天下，这与汉初提倡的父慈子孝的为政思路十分契合。因此汉初的黄老思想作为一种短暂的过渡性思想，很快即被极具包容性的儒家孝治所融合、替代。可见，“道家消极和法家积极两种极端相反的意态之间， 正是儒家温和中庸的态度”⑤才是最切实可行的。
总之，文帝时期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实际是结合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和其自身经历，针对秦因失民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强调以“佐百姓之急”和“塞万民之望”为中心的施政方针。是对汉初割除秦弊，改变秦在坐天下时仍实行“尚威”政治，从无为到以文治替代武功，转而“崇孝”为政方式的肯定和总结。《汉书·景帝纪》篇末班固赞，云：“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⑥这一赞颂实际也是对汉初孝治政策运用得当，赢得民心，使西汉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的一个有力证明。
在汉代父慈子孝思想影响下，儒家思想不仅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独尊地位，而且汉代百姓皆由秦末反叛的暴民逐渐变为顺民，甚至孝子，安心拥护、维系刘姓天下。与秦的短寿相比，有汉一代享国长久，倡导“以孝治天下”应该是汉人在为政方式上比秦人更显高超的一种表现。然而，汉代倡导孝治依然是一种为政手段，其实施的目的依然是为加强皇权统治服务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汉初为了加强皇权所分封的同姓王，后因其势力威胁到中央皇权，经吴楚七国之乱后，又逐渐被削除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简介】巴晓津，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晋史、汉晋伦理政治史、伦理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关键词]尚威，崇孝，守威定功，仁政，汉初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8-0067-06
与秦之“尚威”政治不同，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倡导“以孝治天下”，这是学界周知的问题。然而，对于西汉开国之初推崇孝治的探讨，特别是关于汉初是如何走上孝治道路，汉初实行的政策措施与孝治的关系，以及汉初的孝治与黄老无为思想之间是如何交汇、转化等一系列问题却较少有人深入论及。①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围绕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探讨秦汉之际的政治是如何由“尚威”走向“崇孝”的。力图解析汉初所推行的各项治国之策的特点及其与汉“以孝治天下”的关系，以深化对汉代“崇孝”问题的理解。
一、秦汉之际为政思路的转变
秦汉之际，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并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其中自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之气运。与秦王嬴政从一国之王到主宰天下的六合之尊不同，刘邦起自布衣，曾“为泗上亭长”，②其势力的发展壮大，诚如赵翼所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变局，至是始定。”③可见，正是由于秦始皇“威虐毒痡”，不施仁政，不得民心的尚威政治，才造成了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和刘邦的发迹。
关于刘邦称帝问题，日本汉学家西嶋定生曾将其与秦始皇做过比较，指出：“始皇帝的皇帝称号是他亲自下令甄选而定，而汉王刘邦则是经过了由诸侯王推戴的形式才正式称帝的。这种称帝形式，被沿用于之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皇帝的即位仪式之中。这里也反映出了秦朝与汉朝皇帝观念所存在的微妙差别。”④西嶋先生的观点极具启发性，正是由于出身及称帝形式不同，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秦汉之际为政思路的渐次转变。
起自布衣，曾亲自参加过秦末农民起义的刘邦，深知天下小民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其早先入关时废秦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还是强调“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都使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⑤而且其在刚刚打败项羽后，就提出要“偃兵息民，天下大安”。①刘邦皆因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战略决策符合民心所向而步步为营，取得天下。
然而得到天下后，是否能够稳定大局，治理好天下，是问题的关键。秦末之乱，生民涂炭，面对困境，如何顺应民心，调整转变，尽快重建社会秩序，这都是汉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王上疏恳请刘邦称帝时曾提道：“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②在这里，诸侯王以“威动海内”和“威德”来形容刘邦一统天下的功绩及由此产生的威望。与此类似的是，“威德”一词也曾被用来形容秦始皇统一海内的赫赫战功及威望。③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无论秦始皇还是汉高祖，在打天下时，皆因以武力平定天下，让天下恢复统一安定而得到天下士民的普遍认同，所以才会被认作“功盛德厚”“德施四海”，④被冠以“威德”之赞誉。然而，在坐天下时，“威德”是否依然适用，是否依然能够得到天下的认同？这实际不言自明。那么，同样是因“威德”而得天下，为什么强秦速亡，而汉王朝会国运绵长？与秦相比，汉代统治者究竟进行了怎样的反思和调整，才得以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辙呢？汉初政治家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似乎可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⑤
贾谊在分析秦得天下后的政治局势时，已敏锐地觉察到，在经历了“兵革不休”的连年战乱后，渴望统一、安定是当时天下士民共同的心愿。因此，已经开创了天下统一大势，具有威望的秦始皇只要能够顺应民心，以文治替代武功，用休养生息的方式“以养四海”就能够得到民心、保有天下，就是做到“守威定功”了。可见，贾谊的“守威定功”思想主要是针对天下统一后，秦应适时调整思路，从打天下时“尚威”之思路转变为坐天下时顺应、安抚民心，巩固发展的思路而提出的。然而，秦始皇、秦二世皆行“废王道，立私权”⑥的霸道政治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贾谊进一步指出：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⑦
在贾谊看来，秦二世继位后，对于缺衣少食，“天下之嗷嗷”的穷苦百姓实行仁政是容易的，这实际也正是“新主之资也”。贾谊认为秦二世如能“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就可以满足百姓的愿望，赢得民心，也就是所谓的“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这则材料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实际是对前一则材料中“守威定功”思想的具体展开和解释。⑧ 如果我们仔细品读这则材料，看到贾谊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就会体味出贾谊对割除秦弊，完善汉政所付出的良苦用心。若我们再对照汉初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国之策，就会发现贾谊在这则材料中所分析和具体指出的秦二世未能实施而導致秦速亡的政策措施在汉初皆得到贯彻落实。可见，同样是以“威德”得天下的秦始皇和汉高祖，在治理天下时，选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也正如贾谊在《时变》一文中所指出的：“秦国失理，天下大败……是以大贤起之，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⑨秦始皇因“威德”而得天下，也因“威德”而失天下。于是，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反思、清算秦之“尚威”政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变化，适时扭转政策思路，转而提倡孝治。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实际是对秦汉之际为政思路、为政方式实现由“尚威”到“崇孝”转变的肯定和总结。这也为文景时期进一步推进孝治奠定了思想和实践上的基础。
二、“以孝治天下”在汉初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实践
与秦将打天下时所推崇的“威德”继续保留到坐天下时，并将其发挥至极致，形成“人人思乱”的暴虐政治不同，承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政权草创之际及时扭转为政思路，倡导“以孝治天下”，用以矫正秦以“尚威”为特点的弊政。在孝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一改秦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①的暴君形象，皆以“民之父母”②的形象君临天下，他们“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③试图通过施行惠民仁政来赢得民心，尽快恢复天下秩序。这也正如《尚书·洪范》所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④
曾经轻蔑儒生，“不修文学”，⑤得意于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途经鲁地时“以大牢祠孔子”。⑥刘邦隆重祭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这实际正是他试图在为政思路和为政方式上实现转向的一个标志。高祖刘邦曾于汉十一年下诏曰：“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⑦在此诏书中，刘邦表达了将天下看作一家，并希望刘姓宗庙可以世代不绝的想法。据此可见，刘邦已然将天下看作是刘姓天下，⑧将自己定位在天下家长的位置。
作为一家之长的刘邦率先在尊祖孝亲方面为天下做出表率。高祖六年夏五月丙午，下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⑨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以表达敬父心意。在父亲去世后，刘邦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⑩以表达对先祖的追思。此后，汉景帝也曾在其即位后下诏：“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11景帝要为文帝庙制作《昭德》舞，以彰显文帝大德，可见其对父祖传统的继承与传扬。因此，与秦废止谥法制度不同，汉代皇帝皆有谥号，且谥号中多有“孝”字。据《汉书·惠帝纪》引颜师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12汉代强调“孝子善述父之志”，这一方面说明汉代统治者一改秦始皇不可一世的，以“天神”自我定位的帝王观念，从神界回归人间，将自己定位在更加现实的人间天子、天下家长的身份地位，13希望家族子弟可以世代因循先辈敬祖孝亲的遗志与传统;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引领，昭示并影响全天下臣民仿效学习，形成全社会自上而下、协调一致的孝亲行为，以推进汉“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
由于刘邦的引领和表率作用，“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14在刘邦的带领下，从汉高祖到汉元帝永光四年，西汉六十八个郡国中，共建一百六十七座郡国庙。由此可见，汉代统治者对孝治的推崇和孝治思想在汉代社会付诸实践并逐步制度化的过程。
关于郡国庙问题，西嶋定生先生曾经指出：“高祖以来，郡国庙是‘家族国家观念’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皇帝为人民之父，而汉帝国则是以皇帝为父的一个大家庭。汉朝廷认为，在郡国设立皇帝庙，并在地方官的管理下令人民去祭拜，是让皇权渗透地方的恰当手段。”15西嶋先生所言甚确，点明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实质及目标。在汉代社会，国被看作是家的延伸和扩大，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被视为一家之长，家国同构成为其时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建立郡国庙实际就是作为家长的汉代统治者向全天下倡导“孝子善述父之志”的观念，并以追思先祖、继承传统的方式凝聚人心、加强统治。因此，与秦统一天下后，否定了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提出的分封同姓子弟的做法不同，作为一家之长的汉高祖刘邦在开国之初，为了加强皇权，先以各种借口削除了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又“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①陆续分封九个同姓王，并杀白马立誓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②这虽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但从汉初分封的目的，是想通过加强刘姓宗室的血缘凝聚力屏藩刘姓宗庙世代不绝这点看，也是与汉代崇孝思想相符合的。
在孝治思想影响下，汉初统治者皆将天下看作一家，并以一家之长的身份，从“佐百姓之急”和“塞万民之望”③的思想出发，实行了一系列惠民、安民的政策措施。
首先，与秦推崇“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④的军功爵制不同，汉代的普通老百姓皆有可能获得爵位。汉惠帝即位后不久，就下令“赐民爵一级。……减田租，复十五税一”。⑤在汉代，每当皇帝即位、立太子，或是在国家庆典之日、祥瑞或灾荒来临之际，皇帝皆有可能通过赐民爵的方式施恩天下。西汉初年，无论高祖、惠帝，还是文景执政期间，都曾多次颁布赐民爵的诏令以扶持天下百姓。⑥得到民爵者则可享受减刑、减免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由于赐民爵在一定程度上惠及到小农的切实利益，因此惠帝被认作“可谓宽仁之主”，⑦文帝则被冠以“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⑧的美誉。 其次，在恢复经济生产和发展方面，与秦末“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的沉重赋役负担相比，西汉开国之初，高祖刘邦实行“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⑩的政策，以减轻小民的经济负担。又从“理民之道，地著为本”11的安民思想出发，陆续实行了“兵皆罢归家”和“复故爵田宅”12的安置措施，从而使大批士兵和逃亡流民重新获得土地，回归到农耕生产中。这不仅满足了天下士民希望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而且也为汉初恢复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刘邦之后的惠帝、文帝和景帝皆为“善述父之志”的孝子，他们继承、发扬了父祖慈惠孝亲的传统，皆从保民惠民的立场出发，以“为民父母”的身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安民之策，“举事无所变更”。13文景执政时期，文帝不仅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针对天下百姓疾苦发出“为民父母将何如？”14的感叹，而且多次减免田租。景帝也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15扶持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在孝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皆注重表彰、肯定有孝悌之行的人，并将他们作为社会榜样予以大力宣传。汉惠帝四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16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17于十二年三月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18汉初统治者下令选举并通过免除赋税徭役的方式表彰孝悌，嘉奖力田、三老和廉吏，这实际是要以他们作为社会表率，教化天下百姓孝顺友爱、踏实务农和保持廉洁，以深入推行汉“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
正是在汉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孝治思想与孝治实践紧密结合，贯彻到汉初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到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和重塑统治秩序的作用。至此，我们要问汉政到底是如何从秦之“尚威”的政治中走出来，又是如何走进孝治的呢？
三、“守威定功”：仁政、孝治与无为的结合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以武力平定海内，开创了天下一统的皇帝制国家，这为他赢得了“千古一帝”的赞誉，然而这也使其愈发膨胀。秦皇施政尚威暴虐，即便在天下刚刚统一后，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之际，秦始皇，秦二世依然无视民心所向，不改其政，一意孤行，不仅“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且“繁刑严诛、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①秦皇的多欲寡恩使得原本对秦政满怀期待的天下百姓大失所望、痛苦不堪，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由顺民变为暴民，走上反叛之路，于是“海内愁怨，遂用溃畔”。②
西汉伊始，百废待兴。面对“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③的状况，汉初的政治家皆围绕如何顺应、安抚民心以安天下问题建言献策。刘邦执政时期，政治家陆贾提出：“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④他认为“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⑤因此“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⑥并以“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⑦为例说明“武让而德兴”⑧和“怀德者众归之”⑨的深刻道理。文帝时期的贾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他认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指出“仁义者，明君之性也。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犹以为大数也”。⑩由此可见，重民思想不仅是陆贾、贾谊所倡导的，而且他们皆在重民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仁政赢得民心的重要性。
那究竟如何为政才算德治、仁政呢？陆贾举出“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11“曾、闵以仁成大孝”12的例子，赞赏虞舜和曾、闵这样具有孝行的典范人物，认为孝行与仁政关系密切。贾谊则指出：“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认为：“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也;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身，则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13贾谊把居官与居家相互比拟，将为政做官与家族治理联系起来，将君民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把事君比作事父，把慈民比作爱子，正所谓父慈子孝，这正是贾谊所认同的为政之道。
在父慈子孝为政思想影响下，陆贾、贾谊所主张的德治、仁政皆强调作为一家之长的主政者自身的品行及表率作用。陆贾认为：“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14贾谊则指出：“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15所谓上行下效，可见作为一国之君，同时也是一家之长的主政者首先做到为善、行仁政，并“率之以道”“率之以义”“率之以忠”“率之以信”的重要示范作用。
在汉政初兴，力求割除秦弊，顺应民心，重建社会秩序的迫切要求下，汉初统治者皆一改秦皇的暴虐形象，力圖以慈父形象君临天下，他们以身作则，勤政爱民，注重与民休息，并实行了一系列以惠民、安民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惠帝谥号“孝惠帝”，文帝谥号“孝文帝”。据《汉书·惠帝纪》《汉书·文帝纪》应劭注所言：“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16“谥法‘慈惠爱民曰文’。”①惠帝、文帝谥号中的“惠”与“文”皆与慈民、惠民有关，可见顺应民意、保民惠民，强调父慈子孝之治确为汉初所推崇的为政方式。班固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②正是这种以安民为中心的仁政孝治得到天下认同的有力证明。 此外，关于汉初黄老无为而治与儒家的关系问题，劳干先生曾发表过议论：“汉代的人谈黄老，着重在政治，那就‘黄’的成分比‘老’多了。‘黄老之治’概略说来是道家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但儒家并不是完全反对无为，甚至法家也曾讲无为而治，所不同的只是程度问题。道家之无为讲的是完全不做;儒家则是‘恭己以正天下’……所以中国历来的政治中，主张改革的一定是儒家和法家，道家因为主张一切无为，就认为改革是多事了。”③的确如此，由于道家思想在为政方面的消极性，决定了其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久之计，更不能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的想法比较温和，希望在文化融合社会整合過程里，逐渐达成政治上的融合”。④汉初的黄老思想在强调安定社会和重建社会秩序层面与儒家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成为汉初儒道合流的一个交汇点。而且劳干先生指出，儒家并不完全反对无为，（儒家与道家的无为）所不同的只是程度问题。儒家的无为强调“恭己以正天下”。所谓“恭己以正天下”，实际就是强调作为一家之长的统治者，要率先修德正身，自身正，然后才能正天下，这与汉初提倡的父慈子孝的为政思路十分契合。因此汉初的黄老思想作为一种短暂的过渡性思想，很快即被极具包容性的儒家孝治所融合、替代。可见，“道家消极和法家积极两种极端相反的意态之间， 正是儒家温和中庸的态度”⑤才是最切实可行的。
总之，文帝时期贾谊提出的“守威定功”思想实际是结合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和其自身经历，针对秦因失民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强调以“佐百姓之急”和“塞万民之望”为中心的施政方针。是对汉初割除秦弊，改变秦在坐天下时仍实行“尚威”政治，从无为到以文治替代武功，转而“崇孝”为政方式的肯定和总结。《汉书·景帝纪》篇末班固赞，云：“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⑥这一赞颂实际也是对汉初孝治政策运用得当，赢得民心，使西汉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的一个有力证明。
在汉代父慈子孝思想影响下，儒家思想不仅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独尊地位，而且汉代百姓皆由秦末反叛的暴民逐渐变为顺民，甚至孝子，安心拥护、维系刘姓天下。与秦的短寿相比，有汉一代享国长久，倡导“以孝治天下”应该是汉人在为政方式上比秦人更显高超的一种表现。然而，汉代倡导孝治依然是一种为政手段，其实施的目的依然是为加强皇权统治服务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汉初为了加强皇权所分封的同姓王，后因其势力威胁到中央皇权，经吴楚七国之乱后，又逐渐被削除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简介】巴晓津，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晋史、汉晋伦理政治史、伦理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