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广西桂林人。他的鼎鼎大名，天下皆闻。
　　事实上，梁漱溟早年在他的《朝话》中，对自己便有过一番中肯的评价：“我的长处，归结言之，可有两点：一为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为不肯苟同于人。”
　　早在1916年，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在全国上下扬了一次大名。那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梁漱溟来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怕不行吧。蔡元培说，你不行，国内还有谁能行呢？你的连载文章《究元决疑论》我看过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很快就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报刊上很是热闹了一番。一则因为梁漱溟年轻，只有24岁；二则梁既没上过大学，更没留过洋，学问全靠自己钻研；三则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体现兼容并包之量。
　　梁漱溟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一站就是七年。他讲课，不拘一格，时而带学生进一破旧房屋，以房屋改造引导学生就东西方人处世哲学的差异发表议论；时而将学生引到街市上一个卖零散啤酒的去处，让学生看着那以各种姿态自得其乐地喝酒的人们，让他们进行一场东西方不同价值观的辨析。
　　1919年，他的著作《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同在北大，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胡适之讲授《中国哲学史》，马叙伦讲授《老庄哲学》，三驾马车，各行其道，成为沙滩红楼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大景观。
　　梁漱溟1921年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公开宣言：“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书8年中重印了8版，堪称首次倡导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经典。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读罢此书，专程登门拜访，与之切磋学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时，說他早就知道梁漱溟的大名，并说“很愿意听梁先生谈谈儒家道理”。一番交谈，泰戈尔称赞他是中国的“新儒家”。后来，“新儒家”还真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派，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著名学者为中坚力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初，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以非凡的执著精神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又一次成为中国朝野关注的知名人士。他从广东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办村治学院，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办《乡村建设》杂志，孜孜以求，从无倦怠。1936年，他的40万言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出版，阐述了他的从村治入手，探索一条民族自救改造中国的途径。在当时有学问的人大多往城里跑的情况下，他带着一帮忠实追随者，怀揣“振兴农业法丹麦，建设乡村救中华”的壮志，光头跣足，穿行垄亩，“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自然再次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当年任教北大时他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造访，每次给他开门的那个高个子青年，如今已经成了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同年而生的对中国农村问题都有独到研究的人物围炉夜话，促膝恳谈。毛泽东高屋建瓴，肯定了梁先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是对的，同时又指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二人时有论辩，了无拘束，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梁漱溟一生关注农民问题，又向以“不肯苟同于人”的面貌出现，以至建国之初与毛泽东在会场上发生的那次关于农民地位的争论，震动朝野。此后，梁先生被世人称为“一代直声”。
　　晚年的梁漱溟回顾自己一生，不禁大为感叹。他说自己有两个想不到，一是从未上过一天大学，却在中国最高学府站了七年讲坛；二是一生信佛，原本并不打算成家，结果不但如同俗人一般结了婚，而且还结了两次。梁先生一生奔波，却不忘著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中国文化要义》。1993年6月，《梁漱溟全集》问世，共8卷524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