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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新闻界，“话语”是一个理论界经常讨论而新闻实践又常常忽略的话题。后现代思想家福轲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话语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媒介话语关系，媒介话语成为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中介。《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就是直接在媒介话语的“干涉”和协凋下催生的。它是媒介话语回归受众的一个成功范例，《楚天金报》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它的话语协调功能在这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话语功能的发挥，是和一定的话语环境(话语场)分不开的。因此，要考察《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话语(功能)，就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场域中加以分析。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field)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话语场”则是指人与人的言语交流网络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说话人永远(包括未说话时)有影响力的话语积淀。话语场有超语言效应。人并未离开过话语场。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话语场。在《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里，实际上就同时存在了百姓的话语场、政府的话语场以及媒介自身的话语场。由于角色上的差异，三者的利益和功能有时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和百姓、媒体和受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三个不同的话语场也有其重合、交叉之处。这中间就需要媒介的话语场进行某些协调，才能使各个话语场正常发挥作用。在“社区对话”中，百姓和政府的对话得以进行并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正是直接得益于《楚天金报》话语场的这种协调功能。它成功找到了民众和政府之间利益的重合、交叉点，找到了双方的共同话题，从而形成了“以对话解决问题”这样民主公开的新闻信息(媒介)环境。
那么，在“社区对话”里，《楚天金报》是如何发挥其话语功能，找到百姓和政府话语场之间的“重合点”，完成这种调和与交融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其文本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也就是它“说了什么”和“怎样说”。顺此思路，我们对《楚天金报》“社区对话”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其有如下特征：
1．议题设置的贴近性和对应性。我们对2003～2006年“社区对话”中的12次“对话”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其对话现场的话题同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话内容都与百姓利益切肤相关，涉及社区环境建设、社区安全、社区居民孩子教育、农贸市场及食品卫生、妇女再就业、在汉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其中倍受百姓关注的话题经常重复出现。据统计，在抽样的12次“对话”中，有关社区环境建设的话题出现4次，社区安全话题出现3次，社区孩子教育话题出现2次，三者相加占总对话次数的75％，可见在“社区对话”中，越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越受关注；而在这些“热点”话题中，无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如房屋拆迁、违章建筑、油烟噪声、路灯、公厕、晒衣架、电线老化、社区偷窃、吃水、摊点违法占道、树木遮光、垃圾等问题，都一并纳入“社区对话”的范围，这充分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另一方面，“社区对话”讨论的话题也是武汉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当下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如社区文明建设、义务教育、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都是相同时间段内政府的工作重点。可见“社区对话”的话题与各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有一种内在的“照应”关系。
2．对话主体的广泛性和关联性。在“社区对话”里，参与对话的主体双方分别是各个社区和政府部门。从参与对话的社区看，具有范围广、数量多的特点。就我们抽样的12次“对话”中，参与对话的社区遍布武汉三镇，如汉阳区建桥街、翠微街等18个社区，汉口江汉区汉兴街常四社区、唐家墩街西桥社区、香江新村社区、北湖街、民权街等15个社区；武昌洪山区关山街长江社区、碧水社区、阳光社区等；短短12次“对话”，参与的社区数量就将近40个。此外，参与对话的还有外来打工人员、农民等一些弱势群体。可见参与对话的社区不论从地域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可观”的；从参加对话的政府部门看，几乎涵盖了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部门，涉及民政局、区委、政法委、街道办事处、公安、交管、城管、文化、劳动局、监察局、工会、工商联、妇联、建管站、宣传部、劳动局、就业局、劳动力市场、工委等部门。在“对话”中，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一些“重点”部门往往重复出现。如在12次对话中，区委参与了6次“对话”，交管、城关部门参与6次，民政局参与5次，宣传部参与5次，工委、街道办参与4次。不难看出，这些“高频率”参与对话的部门恰恰是社区常见问题的主管部门，并且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越高，该部门的“出场率”也就越高。显而易见，对话主体双方是“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一对应关系。
3．对话形式的公开性和平等性。“社区对话”主要采取问答及讨论的形式，其大体操作模式为：百姓先就社区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接着相关部门针对百姓的“点题”一一做出回答，并做相关方针、政策解释。此外，每期对话几乎都有最高领导“拍板”，总结工作上的得失，并做出承诺等。这种面对面的交谈大大增加了问题和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也使百姓和领导的交流更民主、更平等。
4．对话结果的平衡性和满意度。每一期“对话”结束后，居民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如在讨论社区垃圾、环境、电线老化等问题时，相关部门当即拿出解决方案，暂时解决不了的，其上级领导现场“拍板”，督促“限期解决”；又如在“下岗女工再就业”的对话现场，不少下岗女工得以安排工作；再如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对话中，不少农民工当场领到工资等等。在为百姓排忧解难，充分满足百姓各种合理要求的同时，各级职能部门亦可借机对相关的方针政策等做充分解释说明，从而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和民众的误解和隔膜。最终，对话双方都满意而归，形成“双赢”的良好局面。
由以上分析看出，在“社区对话”里，虽然对话双方是百姓和政府，媒体看似“不存在”，而实际上，《楚天金报》作为媒介，它的话语场在整个话语体系中作为“红线”贯穿始终。它首先将百姓关心的话题变成报纸自身的兴趣点，进而转变成政府关注的话题，从而达到报纸、百姓和政府三方利益的“统一战线”，为后两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并把他们请到一起进行对话，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由此，《楚天金报》的媒体 角色由传统的“喉舌”变成了现在的直接“调解人”，而它是通过媒体自身的议程设置来找到百姓和政府话语场的交融点，从而完成这种“调解”的：
首先，对话之前，积极寻找百姓困难和政府工作的关联点，使对话成为可能。
在每一期“社区对话”里，都有“对话背景”的介绍。这看起来和对话现场似乎关系不大，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个“对话背景”的预设正是《楚天金报》的良苦用心所在，它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每一期对话之前，记者都首先深入各个社区进行调查，对百姓的实际困难和心声有一个翔实的了解；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样浅层次的情况搜集，而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提升”，找到百姓所反映的问题与政府部门的方针政策、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或“联系点”，接着《楚天金报》代表百姓直接和政府部门“交涉”，督促政府和百姓“对话”，使百姓的小事上升到社会的大事，使一些往往被忽略的小问题成为政府密切关心的“热点”。例如，江汉区汉兴街常四社区、洪山区关山街长江社区存在的店面减少造成不便、偷窃、树木遮光、垃圾等“芝麻”小事，因为和武汉市社区创建“883”行动计划密切相关，或者说二者是一对“矛盾共同体”，因此颇受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又如因为汉阳江堤乡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在市政府“武汉新区”开发建设项目范围内，该乡1．7万农民的就业、居住、农民医保、子女教育等一系列被“忽略”的问题也得到乡党委的密切关注；再如，由于武汉市启动“平安创建试点”工作，因此汉阳区翠微街8个社区的黑网吧、路灯、社区流动人员管理、狗患、小学生上学、放学安全等日常小事促动汉阳区委常委、宣传部、政法委、翠微街工委、街道办事处、公安、交管、城管、文化等部门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楚天金报》正是敏锐地找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结合点，并将矛盾双方——“配对”，不但引起双方的共同兴趣，而且提高了对话的针对性和公正性，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更直接、更有效。
这样，《楚天金报》通过这种“配对”，就使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上升到媒介报道的“议题”。我们知道，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构建自己的话语场并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它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影响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一言以蔽之，大众媒介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在“社区对话”里，《楚天金报》正是通过对议题的精心“设置”，分别构建了媒体、百姓、政府三方各自的议程——媒介议程、公共议程和政府议程，并因此而分别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话语场。由于媒体议程的协调，使百姓的议题影响政府的议题，而政府的议题也因此和百姓的议题相互碰撞并最终选成议题一致。在这里，议题“达成一致”也就是“对话的实现”，而“对话的实现”也就是三个话语场，即“共同话语场”部分重合的体现。
其次，对话现场，将话语权交还给对话双方，化解矛盾，建立共识。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群众的各种实际困难若得不到及时解决，自然会归咎于政府。这样，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定矛盾；《楚天金报》“社区对话”则成功化解这种矛盾。形式上，它的“对话”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动市民被动的形式，也不是市民主动政府被动的“上访”形式，而是由媒介担当“红娘”的角色，让领导干部下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疾苦，与百姓面对面交流，变“上访”为“下访”，使对话始终在一种平和、公开、公正的和谐氛围中展开，为双方信息的上传下达找到了有效的途径。此外，“一问一答”的直接对话，实现“零距离”的人际传播，使百姓和政府都有充分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产生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这不但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避免了某些“二级传播”可能带来的误传现象，还扭转了以往政府占据话语优势的局面。这就有效疏导了群众和政府间的“可能的对立”，促成矛盾的“有效、友好”的解决。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主张按照相互“调整”(mutual a djustment)而非“劝服(pemuaslon)与抗拒(resistance)”来思考不同场域间的关系。顺此思路，各个不同的话语场域与可能产生变化的其他场域发生联系，势必遵循一种“共生共荣”的生存法则。《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无疑很好把握并运用了这一“生存法则”，它运用报纸自身话语场的协调功能，在百姓相政府这两个相互差异的话语场中巧妙地找到“交叉点”，使双方的话语场自动进行调节，从而保证对话的顺利完成。
再次，对话之后，三方话语场“视阈融合”，形成价值认同。
过去报纸在宣传政府工作时，常常是靠文件、会议资料进行机械“拷贝”，所言皆“空话、大话、套话”，很少真正触及群众真正关心的一一些热点、难点甚至是尖锐的话题；这就导致了媒介舆论监督流于表面化和空洞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媒体的责任意识不够。《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直接打破了这种大而空的作风，报纸的问题意识不再停留在“发现问题、调查问题”等腰面，而是细致深入地观察社会，既暴露了问题，又让政府有解决问题的机会。正如前面所述，每一期对话之后，百姓反映的各种问题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对话双方的满意度得到很好的平衡。由此，“社区”的各个不同话语场也达到了一种平衡：在对话中，在媒体的“协调”下，不论是百姓还政府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就使话语权在媒介、百姓和政府三方之间和谐、合理流动，而这种“流动”又促成三方话语场从“对立”、“差异”走向交融，最终呈现为一种“共生共融”的和谐状态。这种内部的转化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显然，三个原本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话语场一旦实现“视阈融合”，也就产生了一个三方共有的话语场：百姓、政府和媒介可以平等交流观点的媒介空间。在这里，《楚天金报》通过话语营造一个良好开放的媒介环境(话语场)，以促成信息自由而有序的流动。其直接效果固然如前面所说，“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而问接效果则是百姓因此在心目中树立起了对社会，政府的信任，进而上升到对媒介的信任，从而由自身实际利益的满足上升到一种价值认同。媒体的话语功能有效地改变着受众的生存状态，重构受众的生存意义。这或许正是《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 查国伟
话语功能的发挥，是和一定的话语环境(话语场)分不开的。因此，要考察《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话语(功能)，就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场域中加以分析。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field)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话语场”则是指人与人的言语交流网络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说话人永远(包括未说话时)有影响力的话语积淀。话语场有超语言效应。人并未离开过话语场。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话语场。在《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里，实际上就同时存在了百姓的话语场、政府的话语场以及媒介自身的话语场。由于角色上的差异，三者的利益和功能有时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和百姓、媒体和受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三个不同的话语场也有其重合、交叉之处。这中间就需要媒介的话语场进行某些协调，才能使各个话语场正常发挥作用。在“社区对话”中，百姓和政府的对话得以进行并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正是直接得益于《楚天金报》话语场的这种协调功能。它成功找到了民众和政府之间利益的重合、交叉点，找到了双方的共同话题，从而形成了“以对话解决问题”这样民主公开的新闻信息(媒介)环境。
那么，在“社区对话”里，《楚天金报》是如何发挥其话语功能，找到百姓和政府话语场之间的“重合点”，完成这种调和与交融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其文本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也就是它“说了什么”和“怎样说”。顺此思路，我们对《楚天金报》“社区对话”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其有如下特征：
1．议题设置的贴近性和对应性。我们对2003～2006年“社区对话”中的12次“对话”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其对话现场的话题同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话内容都与百姓利益切肤相关，涉及社区环境建设、社区安全、社区居民孩子教育、农贸市场及食品卫生、妇女再就业、在汉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其中倍受百姓关注的话题经常重复出现。据统计，在抽样的12次“对话”中，有关社区环境建设的话题出现4次，社区安全话题出现3次，社区孩子教育话题出现2次，三者相加占总对话次数的75％，可见在“社区对话”中，越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越受关注；而在这些“热点”话题中，无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如房屋拆迁、违章建筑、油烟噪声、路灯、公厕、晒衣架、电线老化、社区偷窃、吃水、摊点违法占道、树木遮光、垃圾等问题，都一并纳入“社区对话”的范围，这充分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另一方面，“社区对话”讨论的话题也是武汉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当下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如社区文明建设、义务教育、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都是相同时间段内政府的工作重点。可见“社区对话”的话题与各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有一种内在的“照应”关系。
2．对话主体的广泛性和关联性。在“社区对话”里，参与对话的主体双方分别是各个社区和政府部门。从参与对话的社区看，具有范围广、数量多的特点。就我们抽样的12次“对话”中，参与对话的社区遍布武汉三镇，如汉阳区建桥街、翠微街等18个社区，汉口江汉区汉兴街常四社区、唐家墩街西桥社区、香江新村社区、北湖街、民权街等15个社区；武昌洪山区关山街长江社区、碧水社区、阳光社区等；短短12次“对话”，参与的社区数量就将近40个。此外，参与对话的还有外来打工人员、农民等一些弱势群体。可见参与对话的社区不论从地域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可观”的；从参加对话的政府部门看，几乎涵盖了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部门，涉及民政局、区委、政法委、街道办事处、公安、交管、城管、文化、劳动局、监察局、工会、工商联、妇联、建管站、宣传部、劳动局、就业局、劳动力市场、工委等部门。在“对话”中，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一些“重点”部门往往重复出现。如在12次对话中，区委参与了6次“对话”，交管、城关部门参与6次，民政局参与5次，宣传部参与5次，工委、街道办参与4次。不难看出，这些“高频率”参与对话的部门恰恰是社区常见问题的主管部门，并且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越高，该部门的“出场率”也就越高。显而易见，对话主体双方是“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一对应关系。
3．对话形式的公开性和平等性。“社区对话”主要采取问答及讨论的形式，其大体操作模式为：百姓先就社区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接着相关部门针对百姓的“点题”一一做出回答，并做相关方针、政策解释。此外，每期对话几乎都有最高领导“拍板”，总结工作上的得失，并做出承诺等。这种面对面的交谈大大增加了问题和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也使百姓和领导的交流更民主、更平等。
4．对话结果的平衡性和满意度。每一期“对话”结束后，居民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如在讨论社区垃圾、环境、电线老化等问题时，相关部门当即拿出解决方案，暂时解决不了的，其上级领导现场“拍板”，督促“限期解决”；又如在“下岗女工再就业”的对话现场，不少下岗女工得以安排工作；再如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对话中，不少农民工当场领到工资等等。在为百姓排忧解难，充分满足百姓各种合理要求的同时，各级职能部门亦可借机对相关的方针政策等做充分解释说明，从而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和民众的误解和隔膜。最终，对话双方都满意而归，形成“双赢”的良好局面。
由以上分析看出，在“社区对话”里，虽然对话双方是百姓和政府，媒体看似“不存在”，而实际上，《楚天金报》作为媒介，它的话语场在整个话语体系中作为“红线”贯穿始终。它首先将百姓关心的话题变成报纸自身的兴趣点，进而转变成政府关注的话题，从而达到报纸、百姓和政府三方利益的“统一战线”，为后两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并把他们请到一起进行对话，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由此，《楚天金报》的媒体 角色由传统的“喉舌”变成了现在的直接“调解人”，而它是通过媒体自身的议程设置来找到百姓和政府话语场的交融点，从而完成这种“调解”的：
首先，对话之前，积极寻找百姓困难和政府工作的关联点，使对话成为可能。
在每一期“社区对话”里，都有“对话背景”的介绍。这看起来和对话现场似乎关系不大，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个“对话背景”的预设正是《楚天金报》的良苦用心所在，它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每一期对话之前，记者都首先深入各个社区进行调查，对百姓的实际困难和心声有一个翔实的了解；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样浅层次的情况搜集，而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提升”，找到百姓所反映的问题与政府部门的方针政策、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或“联系点”，接着《楚天金报》代表百姓直接和政府部门“交涉”，督促政府和百姓“对话”，使百姓的小事上升到社会的大事，使一些往往被忽略的小问题成为政府密切关心的“热点”。例如，江汉区汉兴街常四社区、洪山区关山街长江社区存在的店面减少造成不便、偷窃、树木遮光、垃圾等“芝麻”小事，因为和武汉市社区创建“883”行动计划密切相关，或者说二者是一对“矛盾共同体”，因此颇受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又如因为汉阳江堤乡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在市政府“武汉新区”开发建设项目范围内，该乡1．7万农民的就业、居住、农民医保、子女教育等一系列被“忽略”的问题也得到乡党委的密切关注；再如，由于武汉市启动“平安创建试点”工作，因此汉阳区翠微街8个社区的黑网吧、路灯、社区流动人员管理、狗患、小学生上学、放学安全等日常小事促动汉阳区委常委、宣传部、政法委、翠微街工委、街道办事处、公安、交管、城管、文化等部门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楚天金报》正是敏锐地找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结合点，并将矛盾双方——“配对”，不但引起双方的共同兴趣，而且提高了对话的针对性和公正性，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更直接、更有效。
这样，《楚天金报》通过这种“配对”，就使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上升到媒介报道的“议题”。我们知道，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构建自己的话语场并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它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影响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一言以蔽之，大众媒介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在“社区对话”里，《楚天金报》正是通过对议题的精心“设置”，分别构建了媒体、百姓、政府三方各自的议程——媒介议程、公共议程和政府议程，并因此而分别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话语场。由于媒体议程的协调，使百姓的议题影响政府的议题，而政府的议题也因此和百姓的议题相互碰撞并最终选成议题一致。在这里，议题“达成一致”也就是“对话的实现”，而“对话的实现”也就是三个话语场，即“共同话语场”部分重合的体现。
其次，对话现场，将话语权交还给对话双方，化解矛盾，建立共识。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群众的各种实际困难若得不到及时解决，自然会归咎于政府。这样，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定矛盾；《楚天金报》“社区对话”则成功化解这种矛盾。形式上，它的“对话”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动市民被动的形式，也不是市民主动政府被动的“上访”形式，而是由媒介担当“红娘”的角色，让领导干部下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疾苦，与百姓面对面交流，变“上访”为“下访”，使对话始终在一种平和、公开、公正的和谐氛围中展开，为双方信息的上传下达找到了有效的途径。此外，“一问一答”的直接对话，实现“零距离”的人际传播，使百姓和政府都有充分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产生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这不但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避免了某些“二级传播”可能带来的误传现象，还扭转了以往政府占据话语优势的局面。这就有效疏导了群众和政府间的“可能的对立”，促成矛盾的“有效、友好”的解决。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主张按照相互“调整”(mutual a djustment)而非“劝服(pemuaslon)与抗拒(resistance)”来思考不同场域间的关系。顺此思路，各个不同的话语场域与可能产生变化的其他场域发生联系，势必遵循一种“共生共荣”的生存法则。《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无疑很好把握并运用了这一“生存法则”，它运用报纸自身话语场的协调功能，在百姓相政府这两个相互差异的话语场中巧妙地找到“交叉点”，使双方的话语场自动进行调节，从而保证对话的顺利完成。
再次，对话之后，三方话语场“视阈融合”，形成价值认同。
过去报纸在宣传政府工作时，常常是靠文件、会议资料进行机械“拷贝”，所言皆“空话、大话、套话”，很少真正触及群众真正关心的一一些热点、难点甚至是尖锐的话题；这就导致了媒介舆论监督流于表面化和空洞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媒体的责任意识不够。《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直接打破了这种大而空的作风，报纸的问题意识不再停留在“发现问题、调查问题”等腰面，而是细致深入地观察社会，既暴露了问题，又让政府有解决问题的机会。正如前面所述，每一期对话之后，百姓反映的各种问题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对话双方的满意度得到很好的平衡。由此，“社区”的各个不同话语场也达到了一种平衡：在对话中，在媒体的“协调”下，不论是百姓还政府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就使话语权在媒介、百姓和政府三方之间和谐、合理流动，而这种“流动”又促成三方话语场从“对立”、“差异”走向交融，最终呈现为一种“共生共融”的和谐状态。这种内部的转化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显然，三个原本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话语场一旦实现“视阈融合”，也就产生了一个三方共有的话语场：百姓、政府和媒介可以平等交流观点的媒介空间。在这里，《楚天金报》通过话语营造一个良好开放的媒介环境(话语场)，以促成信息自由而有序的流动。其直接效果固然如前面所说，“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而问接效果则是百姓因此在心目中树立起了对社会，政府的信任，进而上升到对媒介的信任，从而由自身实际利益的满足上升到一种价值认同。媒体的话语功能有效地改变着受众的生存状态，重构受众的生存意义。这或许正是《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 查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