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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人际焦虑
工业革命之后，技术搭乘着经济的快车一路高歌猛进，我们似乎对技术一直赞不绝口。“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变未来”的口号形塑着我们对于技术的认知，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行为。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从“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这一个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对数字原住民和其他一些群体的观察，对技术带来的焦虑进行全面反思。
1.希望处于一直在线状态，又等待着被打扰
智能手机让我们处于24小时在线的状态。不仅自己一直在线，而且期待朋友们可以随时存线——这是一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契约，受到束缚的自我也始于此。孩子们无法独处，家长也被困。
移动科技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了“可暂停的人”，我们期待被打扰。面对面谈话经常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打扰”就是联络的开始。
2.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交叉，似乎又不交叉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打打杀杀，进入虚拟世界也是为了找朋友聊天。现实闯入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也可带进现实。一位年轻的女士在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并换上了假肢，这场事故之后，她对现实生活有些不习惯。于是她在游戏里创建了一个在线化身，这个化身也带有假肢并拥有虚拟的人际关系。在线时，她尝试着谈论她的假肢，通过这些虚拟的体验，她更加适应自己的身体。
人们只需连接移动设备，就能进入“混合人生”。在这里，你能感觉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似乎是交叉的，感觉自己是若干个身份流动、集合而成的整体，而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身份。当你能够在众多角色中自由游弋，你就找到了“自我”。
但是这两个空间又似乎不交叉，比如道歉和告白这两种时刻。有人认为，一切网络上的道歉既廉价又简单，你所做的只是打字说了句“抱歉”，在这种听不见声音的道歉里，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和可信度。只有亲自去说对小起才真的有意义。同样，我们在告白网站上匿名留言，能假装自己可以被别人所接纳，这些网站提供了一个新的幻想一一有人在倾听。其实这只是单方面的感情宣泄，这样的感情宣泄不需要与真人交互即可完成，这种告白看上去越来越像对话，情感宣泄看起来越来越像分享。
再同到道歉这个问题上来。科技模糊了告白和道歉的界限，很容易让我们忘记道歉的真正含义，不只是因为在线空间提供给他们一个面对其他人的廉价道歉的选择，同时也因为我们会认为道歉本身已与他人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行为可以影响到他人。
3.我们对多任务处理引以为傲，
又希望成为别人唯一的关注
2014年，就有报道称99%的成人会在一周的某些时刻同时使用两种信息媒介。每天人们平均会有2小时3分钟时间处于多任务处理状态。多任务处理是网络自我在线的三种状态之一，在多项研究中一直表现不佳，但是多任务处理仍然让自我感觉良好。因为网络设备允许我们在上面同时叠加更多的任务，因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感觉自己的时间被乘以了倍数。身体回馈一种引起多任务处理的神经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误导我们以为自己是極具成效和富有创造力的。我们对多任务处理引以为傲。
同时我们又有一种怀旧情绪，想回到短信交流时代。只因为短信交流不用像即时通讯那样，需要与其他窗口竞争注意力。
我们想要生活中少一些伪装，我们怀念面对面打交道，每次只专注做一件事情的世界。这听起来充满了辛辣讽刺的意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也曾经是最引以为豪的特征就足“一心多用”。
4.声音传递感情，渴望感情，却拒绝声音
声音传递感情，青少年逃离了电话，成年人也一样。
每个人都渴望感情，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声音从我们的生活中剥夺走呢？屏幕交流是一个可以反思、重新输入以及编辑的地方，这是一个隐藏的地方。在屏幕上我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成为的人那样去写，可以将其他人想象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构建他们。并且科技赋予我们速度，让人对速度有了更大的期待，聆听只会使节奏放慢。
不打电话，这是源于我们的“脆弱”，而不是“打扰”或是“被打扰”。
5.网络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又是束缚的空间
我们喜欢把手机带在身旁，只要有手机在，就不会孤独。同时，我们也成为了一个“潜行追踪”者。这种不违法的侵越，让人受宠若惊，也让人感到害怕。在潜行追踪之时，焦虑随之移植、繁衍。
“被潜行追踪”也成为常态。网络生活或许并不是一个做回自己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被记录，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人们才开始渐渐明白，在互联网上，删除和擦除只是隐喻。文件、照片、邮件和搜索历史只是从你的视线里删除和擦除。
我们害怕在虚拟世界中迷失了自我，我们希望机器人把我们从虚拟的实践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物理世界中，去和彼此进行真实的社会互动。事实会是这样吗？
机器人时代的新型亲密关系
雪莉通过对机器人时代行为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社交机器人时代的技术焦虑——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我们怎么对待这些社交机器人呢？
通过观察发现，儿童为他们的玩具赋予了生命，而且还在它们“死后”为它们写慕志铭，在线悼念电子宠物蛋。这种在线悼念场所的意义，不仅仅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表达情感的渠道，这相当于承认，悼念电子生命是合适的，人们觉得“那里”确实有什么尔西值得悼念。
稍大一点有认知能力的孩子会以生物和机器的双重性看待电子宠物。测试者贝尔德做了一个实验。要求被试者拎着三样东西：一个芭比，一个菲比（电子宠物），一只真的沙鼠。测试者可以倒拎着芭比，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测试者却不会用这种方法去虐待小沙鼠。至于“菲比”，人们会倒拎着它30几秒，当它开始哭闹并说自己很害怕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感到内疚并把它正立过来。
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认为人类的痛苦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由某种刺激引起的身体痛苦；第二层是这种生理感受所引发的伴随性情绪，是生理痛苦的内在表现。菲比说“我很害怕”时，这表明它已经跨越了生理反应和内在情感表现的界限。当人们倒拎着菲比时，就像对待一只动物般让人感受到痛苦。我们正在以生物和机器的双重性来看待电子物品，这种复杂性提供合理性。 在雪莉参加《机器人保姆，老龄护理中的人工智能》研讨会时，有人提出：“照顾”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机器人行动上可以照料我们，但心理上却无法关心我们。他们将“照顾”视为一种行动，而非一种感情。
我们已经进入机器人时代
在机器人时代，你的身体是由硅、铁还是肉组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孩子都在电脑和所谓人的特质中间，划上一条神圣的分界线。而如今这条神圣的分界线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事情变成了完成工作。这就是机器人时代的行为主义，并且我们还在生产着这种行为主义。这种行为是有心理风险的
一直以来，宠物都被认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它可以教育孩子们懂得什么是责任和承诺。电子宠物可以让孩子们在感情上依赖它而无需对他负责。这样孩子们学会了以一种自私的方式产生感情依赖。
机器人的陪伴似乎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交易，但它却把我们放逐到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对人产生依附感是有风险的事情，他让我们可能饱受被拒绝的痛苦，但它同時也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深刻了解对方。孩子在成长中需要与人交往，才能获得建立亲密关系和换位思考的能力；而和机器人的互动，则学习不到这些。在养老院里，老人也喜欢机器人的陪伴，向它们“吐露心声”。它们的模拟倾听，恰好满足人性中被倾听的诉求，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被理解的，提供一种“冷安慰”。
社交机器人最开始可能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机器，它也可能转变成“家庭一员”。因为我们会对它们产生心理依附感。这种依附感改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人类在机器人面前十分脆弱，因此机器人不再是无害的娱乐。
最终，社交机器人的技术会使人失望，因为它承诺的是它不能兑现的东西。他承诺给人类带来友谊，但是它只能带来表演。
当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时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从机器人的镜子中看到自我，把爱视为一种行为的表演呢？
共谋无奈的结局
以上种种都是由机器带来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正在和机器进行一场“共谋”。养育一台机器的经历，把我们塑造成了他们的父母，这种新型的关系生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路线，吸引着我们成为机器的“共谋者”，并不断维持这样的观点：这些机器人是有感知能力的，甚至是有同情心的。这种共谋使机器有了生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写道：一切欺骗都可以说是附魔。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一旦它开始施展魔法，就会被人认为是同类。这就是迷惑、欺诈。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斯娜认为，面孔的出现可以触发人类的“道德契约感”。一名机器人的脸就是一名教唆者，他怂恿我们去设想：我们可以和机器人进行换位思考。我们被吸引着进入一场必然的共谋。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网络带止了人际交往，而机器人却被视为重塑这种人际交往的方法。科技已经异化了我们，而机器人会治疗病态的社会？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在这样新型的独处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新型的亲密关系，而经验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也日益加深。
我们为互联网技术所困，寄希望于机器人技术拯救我们的交往。事实证明，更高级的技术也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焦虑，因为它正是焦虑之源。
摘自民意与传播研究所
工业革命之后，技术搭乘着经济的快车一路高歌猛进，我们似乎对技术一直赞不绝口。“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变未来”的口号形塑着我们对于技术的认知，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行为。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从“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这一个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对数字原住民和其他一些群体的观察，对技术带来的焦虑进行全面反思。
1.希望处于一直在线状态，又等待着被打扰
智能手机让我们处于24小时在线的状态。不仅自己一直在线，而且期待朋友们可以随时存线——这是一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契约，受到束缚的自我也始于此。孩子们无法独处，家长也被困。
移动科技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了“可暂停的人”，我们期待被打扰。面对面谈话经常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打扰”就是联络的开始。
2.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交叉，似乎又不交叉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打打杀杀，进入虚拟世界也是为了找朋友聊天。现实闯入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也可带进现实。一位年轻的女士在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并换上了假肢，这场事故之后，她对现实生活有些不习惯。于是她在游戏里创建了一个在线化身，这个化身也带有假肢并拥有虚拟的人际关系。在线时，她尝试着谈论她的假肢，通过这些虚拟的体验，她更加适应自己的身体。
人们只需连接移动设备，就能进入“混合人生”。在这里，你能感觉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似乎是交叉的，感觉自己是若干个身份流动、集合而成的整体，而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身份。当你能够在众多角色中自由游弋，你就找到了“自我”。
但是这两个空间又似乎不交叉，比如道歉和告白这两种时刻。有人认为，一切网络上的道歉既廉价又简单，你所做的只是打字说了句“抱歉”，在这种听不见声音的道歉里，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和可信度。只有亲自去说对小起才真的有意义。同样，我们在告白网站上匿名留言，能假装自己可以被别人所接纳，这些网站提供了一个新的幻想一一有人在倾听。其实这只是单方面的感情宣泄，这样的感情宣泄不需要与真人交互即可完成，这种告白看上去越来越像对话，情感宣泄看起来越来越像分享。
再同到道歉这个问题上来。科技模糊了告白和道歉的界限，很容易让我们忘记道歉的真正含义，不只是因为在线空间提供给他们一个面对其他人的廉价道歉的选择，同时也因为我们会认为道歉本身已与他人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行为可以影响到他人。
3.我们对多任务处理引以为傲，
又希望成为别人唯一的关注
2014年，就有报道称99%的成人会在一周的某些时刻同时使用两种信息媒介。每天人们平均会有2小时3分钟时间处于多任务处理状态。多任务处理是网络自我在线的三种状态之一，在多项研究中一直表现不佳，但是多任务处理仍然让自我感觉良好。因为网络设备允许我们在上面同时叠加更多的任务，因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感觉自己的时间被乘以了倍数。身体回馈一种引起多任务处理的神经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误导我们以为自己是極具成效和富有创造力的。我们对多任务处理引以为傲。
同时我们又有一种怀旧情绪，想回到短信交流时代。只因为短信交流不用像即时通讯那样，需要与其他窗口竞争注意力。
我们想要生活中少一些伪装，我们怀念面对面打交道，每次只专注做一件事情的世界。这听起来充满了辛辣讽刺的意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也曾经是最引以为豪的特征就足“一心多用”。
4.声音传递感情，渴望感情，却拒绝声音
声音传递感情，青少年逃离了电话，成年人也一样。
每个人都渴望感情，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声音从我们的生活中剥夺走呢？屏幕交流是一个可以反思、重新输入以及编辑的地方，这是一个隐藏的地方。在屏幕上我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成为的人那样去写，可以将其他人想象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构建他们。并且科技赋予我们速度，让人对速度有了更大的期待，聆听只会使节奏放慢。
不打电话，这是源于我们的“脆弱”，而不是“打扰”或是“被打扰”。
5.网络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又是束缚的空间
我们喜欢把手机带在身旁，只要有手机在，就不会孤独。同时，我们也成为了一个“潜行追踪”者。这种不违法的侵越，让人受宠若惊，也让人感到害怕。在潜行追踪之时，焦虑随之移植、繁衍。
“被潜行追踪”也成为常态。网络生活或许并不是一个做回自己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被记录，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人们才开始渐渐明白，在互联网上，删除和擦除只是隐喻。文件、照片、邮件和搜索历史只是从你的视线里删除和擦除。
我们害怕在虚拟世界中迷失了自我，我们希望机器人把我们从虚拟的实践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物理世界中，去和彼此进行真实的社会互动。事实会是这样吗？
机器人时代的新型亲密关系
雪莉通过对机器人时代行为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社交机器人时代的技术焦虑——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我们怎么对待这些社交机器人呢？
通过观察发现，儿童为他们的玩具赋予了生命，而且还在它们“死后”为它们写慕志铭，在线悼念电子宠物蛋。这种在线悼念场所的意义，不仅仅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表达情感的渠道，这相当于承认，悼念电子生命是合适的，人们觉得“那里”确实有什么尔西值得悼念。
稍大一点有认知能力的孩子会以生物和机器的双重性看待电子宠物。测试者贝尔德做了一个实验。要求被试者拎着三样东西：一个芭比，一个菲比（电子宠物），一只真的沙鼠。测试者可以倒拎着芭比，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测试者却不会用这种方法去虐待小沙鼠。至于“菲比”，人们会倒拎着它30几秒，当它开始哭闹并说自己很害怕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感到内疚并把它正立过来。
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认为人类的痛苦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由某种刺激引起的身体痛苦；第二层是这种生理感受所引发的伴随性情绪，是生理痛苦的内在表现。菲比说“我很害怕”时，这表明它已经跨越了生理反应和内在情感表现的界限。当人们倒拎着菲比时，就像对待一只动物般让人感受到痛苦。我们正在以生物和机器的双重性来看待电子物品，这种复杂性提供合理性。 在雪莉参加《机器人保姆，老龄护理中的人工智能》研讨会时，有人提出：“照顾”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机器人行动上可以照料我们，但心理上却无法关心我们。他们将“照顾”视为一种行动，而非一种感情。
我们已经进入机器人时代
在机器人时代，你的身体是由硅、铁还是肉组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孩子都在电脑和所谓人的特质中间，划上一条神圣的分界线。而如今这条神圣的分界线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事情变成了完成工作。这就是机器人时代的行为主义，并且我们还在生产着这种行为主义。这种行为是有心理风险的
一直以来，宠物都被认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它可以教育孩子们懂得什么是责任和承诺。电子宠物可以让孩子们在感情上依赖它而无需对他负责。这样孩子们学会了以一种自私的方式产生感情依赖。
机器人的陪伴似乎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交易，但它却把我们放逐到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对人产生依附感是有风险的事情，他让我们可能饱受被拒绝的痛苦，但它同時也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深刻了解对方。孩子在成长中需要与人交往，才能获得建立亲密关系和换位思考的能力；而和机器人的互动，则学习不到这些。在养老院里，老人也喜欢机器人的陪伴，向它们“吐露心声”。它们的模拟倾听，恰好满足人性中被倾听的诉求，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被理解的，提供一种“冷安慰”。
社交机器人最开始可能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机器，它也可能转变成“家庭一员”。因为我们会对它们产生心理依附感。这种依附感改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人类在机器人面前十分脆弱，因此机器人不再是无害的娱乐。
最终，社交机器人的技术会使人失望，因为它承诺的是它不能兑现的东西。他承诺给人类带来友谊，但是它只能带来表演。
当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时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从机器人的镜子中看到自我，把爱视为一种行为的表演呢？
共谋无奈的结局
以上种种都是由机器带来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正在和机器进行一场“共谋”。养育一台机器的经历，把我们塑造成了他们的父母，这种新型的关系生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路线，吸引着我们成为机器的“共谋者”，并不断维持这样的观点：这些机器人是有感知能力的，甚至是有同情心的。这种共谋使机器有了生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写道：一切欺骗都可以说是附魔。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一旦它开始施展魔法，就会被人认为是同类。这就是迷惑、欺诈。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斯娜认为，面孔的出现可以触发人类的“道德契约感”。一名机器人的脸就是一名教唆者，他怂恿我们去设想：我们可以和机器人进行换位思考。我们被吸引着进入一场必然的共谋。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网络带止了人际交往，而机器人却被视为重塑这种人际交往的方法。科技已经异化了我们，而机器人会治疗病态的社会？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在这样新型的独处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新型的亲密关系，而经验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也日益加深。
我们为互联网技术所困，寄希望于机器人技术拯救我们的交往。事实证明，更高级的技术也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焦虑，因为它正是焦虑之源。
摘自民意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