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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2004年底“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当局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加入北约、天然气价格、2017年后俄海军在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基地的驻留等问题上产生的争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围绕相对鲜为人知的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定性问题也是双方外交折冲的重要战场之一。
饥荒使大量人失去生命
1932～1933年，苏联的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及其他大片地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几乎殃及苏联2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关于这次饥荒在乌克兰肆虐的情形，在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形象的描述。前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坦德利亚科夫在小说《死亡》中写道：“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村的牲口因没有饲料都死光了，人们吃的是荨麻草和湖荻做的面包，独活草做的粥。不光在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是这样，整个国家处在1933年饥荒年之中。”据流亡西方的俄政论作家米·格里亚科夫1977年在柏林出版的《真实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一位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工作的工程师回忆，他在南方铁路工作时，站长让他负责每天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50节车皮搞专运，不得延误。“我一下没明白过来，什么是专运，原来是运输乌克兰各城市饿死的人的尸体。在哈尔科夫市哈罗特纳亚山的大学路，有一家医院，那里有十间棚屋和用铁蒺藜围起来的大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下的特工队把哈尔科夫各地的尸体运到这里来。到晚上，整个医院大院和棚屋被堆得满满的。夜里，车皮开来装运，装满尸体的列车直达挖好沟的地方。在南方铁路沿线有27个这种转运点。哈尔科夫每天夜里装满尸体的车皮达30节。在波尔塔瓦也不少，那里尸体像铁路枕木一样堆成垛，沿铁路线排开。”饥荒造成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苏联当局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把提及饥荒的消息称为“破坏活动”，予以严惩。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大饥荒50周年之际，从乌克兰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开始大规模纪念，美国当局开始关注。1984年12月，美众议院建立了有2名参议员、4名众议员、3名执行机关的代表和6名乌克兰社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政府拨款40万美元，以便“弄清苏维埃政府在乌克兰的悲剧，并让公众知晓此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在1932～1933年實施了针对乌克兰族的种族灭绝”。作为反制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对外关系部和宣传部曾大力宣传苏联农业成就。1987年，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纪念苏维埃政权在乌确立70周年的报告中首次承认乌1932～1933年在“个别地方发生过饥荒”。苏联解体后，俄乌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对饥荒定性和死亡人数上发生严重分歧。乌认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斯大林当局为了防止乌“民族分离主义爆发而没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俄则认为是大规模集体化导致了饥荒。乌总统尤先科认为，乌克兰因此亡故的人至少达1000万，而俄杜马则认为苏联公民死亡为700万左右。双方立场如此悬殊，那么饥荒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惨剧源于人祸天灾
第一，疾风暴雨般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的生产力。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农村集体化方针。当年底，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很多地方不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1928年1月，斯大林到西伯利亚地区巡视。斯大林多次召集地方领导开会，谴责他们征粮不力，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要求依法打击作为革命法制破坏者的富农和投机分子，打击基层的投机行为的纵容者和帮凶，惩办破坏征购统一战线的人，并立即动员党和苏维埃的所有报刊进行宣传，要求对富农给以无情打击。从1930年1月起，全盘集体化运动以非常迅猛的势头在全国铺开，由于上级定的指标太高，期限又短，加之各地的领导互相攀比，基层组织便利用行政手段，有的地方甚至采取武力威胁。集体化过程中，片面地求全逐大，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发出指令，要求农户把所有的牛、80％的生猪、60％的羊归公，财产充公一律不给补贴。于是，农民纷纷把自己的牲畜宰掉。仅1930年2～3月，全苏就杀掉1400万头牛，三分之一的猪和四分之一的羊。到集体化基本完成的年1933底，全国有五分之四的播种地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增长，反而使粮食生产急剧下降。集体化初期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降低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对饥荒的抵御能力，这是造成饥荒的深层原因。
第二，强制性的、近乎掠夺式的粮食征购，导致农村粮食匮乏。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这一方针的核心，1928年编制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再次强调把发展重工业置于突出地位，集体化就是取得集体农庄生产的谷物的一大部分用于出口获得工业化所需外汇和设备的手段。自此，规模宏大的工业化在全苏各地展开，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人数量以每年200～250万人的速度递增。由于工业不能给农村市场提供充足的廉价工业品，加之苏联政府规定的谷物收购价格低，农民种粮无利可图，因而缩小了谷物种植面积或改种较为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这样，苏联工业化面临着原料不足、商品粮短缺和缺少出口换汇的粮食的窘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1932年出口粮食150万吨，1933～1934年出口210万吨。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联共(布)一方面加快了集体化的步伐，同时中央又成立了粮食征购委员会，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司法机关、国家保安部队。还建立了巡回法庭，以紧急审理拒不交售粮食的案件。各地征粮工作队不仅征走人们的余粮，甚至连口粮也被席卷罄尽。征粮过程中，违法乱纪、暴力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人们无比怀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对斯大林的领导充满怨言，“列宁在世时，我们有吃有穿，斯大林来了，我们受尽饥饿折磨”。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是造成1932～1933年饥荒的直接原因。
第三，苏联最高领导当局对农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斯大林的工业化加速战略，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之上，让农民为工业化多交一点“贡税”。出于这种目的，斯大林对各地发生饥荒的消息置若罔闻，并拒绝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饥荒问题，对向他报告实情的官员严加斥责。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哈尔科夫因歉收造成的极端困难，请示中央给以援助，但斯大林批评说：“听说，您，杰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家——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不行。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那里编故事，让傻子们读吧。”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对于粮食收购人员普遍对集体农庄庄员使用刑逼、体罚和打骂等手段感到愤慨，便给斯大林写信，请示他过问一下发生的这种事，并 调查指使征粮队员们这样做的人，斯大林反而指责农民搞“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无声的”战争，从事想把工人和红军搞垮的疲劳战。斯大林的这种态度，无疑给征粮队壮了胆，助了威，使他们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能搞到粮食，就可以采取任何极端手段。最高领导当局对饥荒不闻不问，甚至听之任之，是造成饥荒的又一重要原因。
此外，干旱使苏联粮食歉收。苏联耕地虽居世界之首，但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严酷，据统计，俄罗斯平原平均每2.7年便有一个旱年，加上水利建设设施薄弱，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干旱成为困扰苏俄农业的主要敌人。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就连续遇上1921、1924、1932～1933年的荒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此大背景下，作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自然是重点征粮地区。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秀尔要求“我们应该征尽农民的最后一粒粮，立即送到征购点。农民不劳动。他们寄希望于提前收获的谷物，并藏在地窖里。我们应该迫使他们打开地窖。”与别处征粮有所不同的是，在乌克兰还具有反对民族主义色彩。科秀尔在联共(布)17大发言时表示，“至于乌克兰，不能不关注乌共(布)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在制造和加深农村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方面扮演了特别角色，不能不说，党的14大以后，乌共(布)未能坚决地同民族主义倾向斗争”。为此，联共(布)曾先后派中央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波斯蒂舍夫负责乌克兰的征购。他们还采取行政手段，撤销了237名区委书记，249名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半数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当局还将不能完成征购任务的村镇列入“黑名单”，禁止饥馑地区的农民外出谋生，这一切都加剧了乌克兰地区的饥荒。
俄乌对此外交角力仍继续
乌克兰独立后，一些政党和社会组织经常举办纪念“大饥荒”各种纪念活动，但官方一直与此保持距离。直到2002年11月28日，乌议会通过了关于《实行纪念1932～1933年大饑荒死难者议会听证会》的决议。2003年5月，议会发出向人民呼吁书，宣布“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斯大林当局有意识制造的，公众和国际社会应对此世界历史上死难者最多之一的种族灭绝事实予以公开谴责”。不过，乌共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1932～1933年的饥荒是人民历史上悲惨的一页，不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承担责任，而且也有不良的气候原因。2003年9月，时任总统库奇马在58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与会国家支持乌的倡议，对1932～1933年大饥荒的死难者给予尊重，乌代表团还起草了决议，希望大会谴责大饥荒事件的种族灭绝行为，但大会没有采纳乌的决议，只是以独联体国家及其他国家自愿附议的形式通过了联合声明，说大饥荒是“乌克兰的民族悲剧”，并未使用种族灭绝的措辞。
2005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提出，从当年起，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烛光晚会，纪念种族灭绝和政治镇压的死难者。2006年4月，在独联体国家外长会议上，乌外长塔拉修克建议把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在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列入日程，被俄外长拉夫罗夫以“苏联时期集体化的后果应该由历史学家来分析”为由拒绝。塔拉修克就此抱怨说，俄一方面“试图确立其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拒绝为它所继承的那个国家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2006年11月，乌最高拉达通过法律，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对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的侮辱和对乌克兰人民的尊严的伤害”。尤先科对该法做出修订，提出谁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对谁追究刑事责任。尤先科还发布总统令，把2008年作为1932～1933年乌大饥荒死难者纪念年，并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承认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目前，已经有包括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秘鲁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承认1932～1933年乌的大饥荒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或“种族灭绝行为”，但是国际组织或会议没做出这种决议，如200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3个国家通过《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的决议，未承认大饥荒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2008年5月，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只承认1932～1933年发生在乌俄的大饥荒是乌人民的悲剧。
2008年4月，俄国家杜马就饥荒发表专门声明，其中表示，“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饥荒是按照种族特征实施的。数百万苏联公民、各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成为牺牲品。这场悲剧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确定的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应该成为目前政治投机的对象。由于暴力集体化引起的饥荒使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许多地区(伏尔加河沿岸、中央黑土地区、北高加索、乌拉尔、克里米亚、西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受灾。由于饥荒和饥饿引起的疾病，1932～1933年这些地区有700万人死亡。”同年7月11日，根据俄代表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拒绝将乌提出把1932～1933年大饥荒列入大会的议程的要求。7月12日，俄总统梅德维杰夫在参观俄外交部树立的“苏联30年代饥荒死难者”纪念展览活动上表示，“这些指责(指乌对俄)是极其不道德的，是政治上的见风使舵”。这是俄官方最高领导人首次对乌举措发出的严厉评判。乌外交部再次发表谈话，指出“由于俄就大饥荒问题的对抗性立场，乌方再次强调，大饥荒悲剧原则上与斯大林专制制度缺乏效率的农业政策导致的前苏联领土上的大规模饥荒是不同的”。乌总统尤先科说，“我想再次强调，乌克兰不会指责1932～1933年的俄罗斯。我们指责已经不存在的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体制。”但据梅德维杰夫的表态判断，俄还难以完全接受尤先科的这些解释。看来，俄乌克兰围绕着1932～1933年饥荒定性的外交斗争还将继续。
责任编辑：王 栋
饥荒使大量人失去生命
1932～1933年，苏联的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及其他大片地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几乎殃及苏联2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关于这次饥荒在乌克兰肆虐的情形，在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形象的描述。前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坦德利亚科夫在小说《死亡》中写道：“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村的牲口因没有饲料都死光了，人们吃的是荨麻草和湖荻做的面包，独活草做的粥。不光在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是这样，整个国家处在1933年饥荒年之中。”据流亡西方的俄政论作家米·格里亚科夫1977年在柏林出版的《真实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一位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工作的工程师回忆，他在南方铁路工作时，站长让他负责每天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50节车皮搞专运，不得延误。“我一下没明白过来，什么是专运，原来是运输乌克兰各城市饿死的人的尸体。在哈尔科夫市哈罗特纳亚山的大学路，有一家医院，那里有十间棚屋和用铁蒺藜围起来的大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下的特工队把哈尔科夫各地的尸体运到这里来。到晚上，整个医院大院和棚屋被堆得满满的。夜里，车皮开来装运，装满尸体的列车直达挖好沟的地方。在南方铁路沿线有27个这种转运点。哈尔科夫每天夜里装满尸体的车皮达30节。在波尔塔瓦也不少，那里尸体像铁路枕木一样堆成垛，沿铁路线排开。”饥荒造成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苏联当局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把提及饥荒的消息称为“破坏活动”，予以严惩。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大饥荒50周年之际，从乌克兰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开始大规模纪念，美国当局开始关注。1984年12月，美众议院建立了有2名参议员、4名众议员、3名执行机关的代表和6名乌克兰社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政府拨款40万美元，以便“弄清苏维埃政府在乌克兰的悲剧，并让公众知晓此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在1932～1933年實施了针对乌克兰族的种族灭绝”。作为反制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对外关系部和宣传部曾大力宣传苏联农业成就。1987年，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纪念苏维埃政权在乌确立70周年的报告中首次承认乌1932～1933年在“个别地方发生过饥荒”。苏联解体后，俄乌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对饥荒定性和死亡人数上发生严重分歧。乌认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斯大林当局为了防止乌“民族分离主义爆发而没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俄则认为是大规模集体化导致了饥荒。乌总统尤先科认为，乌克兰因此亡故的人至少达1000万，而俄杜马则认为苏联公民死亡为700万左右。双方立场如此悬殊，那么饥荒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惨剧源于人祸天灾
第一，疾风暴雨般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的生产力。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农村集体化方针。当年底，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很多地方不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1928年1月，斯大林到西伯利亚地区巡视。斯大林多次召集地方领导开会，谴责他们征粮不力，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要求依法打击作为革命法制破坏者的富农和投机分子，打击基层的投机行为的纵容者和帮凶，惩办破坏征购统一战线的人，并立即动员党和苏维埃的所有报刊进行宣传，要求对富农给以无情打击。从1930年1月起，全盘集体化运动以非常迅猛的势头在全国铺开，由于上级定的指标太高，期限又短，加之各地的领导互相攀比，基层组织便利用行政手段，有的地方甚至采取武力威胁。集体化过程中，片面地求全逐大，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发出指令，要求农户把所有的牛、80％的生猪、60％的羊归公，财产充公一律不给补贴。于是，农民纷纷把自己的牲畜宰掉。仅1930年2～3月，全苏就杀掉1400万头牛，三分之一的猪和四分之一的羊。到集体化基本完成的年1933底，全国有五分之四的播种地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增长，反而使粮食生产急剧下降。集体化初期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降低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对饥荒的抵御能力，这是造成饥荒的深层原因。
第二，强制性的、近乎掠夺式的粮食征购，导致农村粮食匮乏。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这一方针的核心，1928年编制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再次强调把发展重工业置于突出地位，集体化就是取得集体农庄生产的谷物的一大部分用于出口获得工业化所需外汇和设备的手段。自此，规模宏大的工业化在全苏各地展开，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人数量以每年200～250万人的速度递增。由于工业不能给农村市场提供充足的廉价工业品，加之苏联政府规定的谷物收购价格低，农民种粮无利可图，因而缩小了谷物种植面积或改种较为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这样，苏联工业化面临着原料不足、商品粮短缺和缺少出口换汇的粮食的窘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1932年出口粮食150万吨，1933～1934年出口210万吨。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联共(布)一方面加快了集体化的步伐，同时中央又成立了粮食征购委员会，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司法机关、国家保安部队。还建立了巡回法庭，以紧急审理拒不交售粮食的案件。各地征粮工作队不仅征走人们的余粮，甚至连口粮也被席卷罄尽。征粮过程中，违法乱纪、暴力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人们无比怀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对斯大林的领导充满怨言，“列宁在世时，我们有吃有穿，斯大林来了，我们受尽饥饿折磨”。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是造成1932～1933年饥荒的直接原因。
第三，苏联最高领导当局对农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斯大林的工业化加速战略，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之上，让农民为工业化多交一点“贡税”。出于这种目的，斯大林对各地发生饥荒的消息置若罔闻，并拒绝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饥荒问题，对向他报告实情的官员严加斥责。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哈尔科夫因歉收造成的极端困难，请示中央给以援助，但斯大林批评说：“听说，您，杰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家——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不行。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那里编故事，让傻子们读吧。”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对于粮食收购人员普遍对集体农庄庄员使用刑逼、体罚和打骂等手段感到愤慨，便给斯大林写信，请示他过问一下发生的这种事，并 调查指使征粮队员们这样做的人，斯大林反而指责农民搞“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无声的”战争，从事想把工人和红军搞垮的疲劳战。斯大林的这种态度，无疑给征粮队壮了胆，助了威，使他们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能搞到粮食，就可以采取任何极端手段。最高领导当局对饥荒不闻不问，甚至听之任之，是造成饥荒的又一重要原因。
此外，干旱使苏联粮食歉收。苏联耕地虽居世界之首，但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严酷，据统计，俄罗斯平原平均每2.7年便有一个旱年，加上水利建设设施薄弱，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干旱成为困扰苏俄农业的主要敌人。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就连续遇上1921、1924、1932～1933年的荒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此大背景下，作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自然是重点征粮地区。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秀尔要求“我们应该征尽农民的最后一粒粮，立即送到征购点。农民不劳动。他们寄希望于提前收获的谷物，并藏在地窖里。我们应该迫使他们打开地窖。”与别处征粮有所不同的是，在乌克兰还具有反对民族主义色彩。科秀尔在联共(布)17大发言时表示，“至于乌克兰，不能不关注乌共(布)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在制造和加深农村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方面扮演了特别角色，不能不说，党的14大以后，乌共(布)未能坚决地同民族主义倾向斗争”。为此，联共(布)曾先后派中央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波斯蒂舍夫负责乌克兰的征购。他们还采取行政手段，撤销了237名区委书记，249名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半数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当局还将不能完成征购任务的村镇列入“黑名单”，禁止饥馑地区的农民外出谋生，这一切都加剧了乌克兰地区的饥荒。
俄乌对此外交角力仍继续
乌克兰独立后，一些政党和社会组织经常举办纪念“大饥荒”各种纪念活动，但官方一直与此保持距离。直到2002年11月28日，乌议会通过了关于《实行纪念1932～1933年大饑荒死难者议会听证会》的决议。2003年5月，议会发出向人民呼吁书，宣布“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斯大林当局有意识制造的，公众和国际社会应对此世界历史上死难者最多之一的种族灭绝事实予以公开谴责”。不过，乌共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1932～1933年的饥荒是人民历史上悲惨的一页，不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承担责任，而且也有不良的气候原因。2003年9月，时任总统库奇马在58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与会国家支持乌的倡议，对1932～1933年大饥荒的死难者给予尊重，乌代表团还起草了决议，希望大会谴责大饥荒事件的种族灭绝行为，但大会没有采纳乌的决议，只是以独联体国家及其他国家自愿附议的形式通过了联合声明，说大饥荒是“乌克兰的民族悲剧”，并未使用种族灭绝的措辞。
2005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提出，从当年起，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烛光晚会，纪念种族灭绝和政治镇压的死难者。2006年4月，在独联体国家外长会议上，乌外长塔拉修克建议把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在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列入日程，被俄外长拉夫罗夫以“苏联时期集体化的后果应该由历史学家来分析”为由拒绝。塔拉修克就此抱怨说，俄一方面“试图确立其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拒绝为它所继承的那个国家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2006年11月，乌最高拉达通过法律，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对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的侮辱和对乌克兰人民的尊严的伤害”。尤先科对该法做出修订，提出谁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对谁追究刑事责任。尤先科还发布总统令，把2008年作为1932～1933年乌大饥荒死难者纪念年，并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承认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目前，已经有包括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秘鲁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承认1932～1933年乌的大饥荒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或“种族灭绝行为”，但是国际组织或会议没做出这种决议，如200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3个国家通过《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的决议，未承认大饥荒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2008年5月，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只承认1932～1933年发生在乌俄的大饥荒是乌人民的悲剧。
2008年4月，俄国家杜马就饥荒发表专门声明，其中表示，“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饥荒是按照种族特征实施的。数百万苏联公民、各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成为牺牲品。这场悲剧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确定的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应该成为目前政治投机的对象。由于暴力集体化引起的饥荒使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许多地区(伏尔加河沿岸、中央黑土地区、北高加索、乌拉尔、克里米亚、西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受灾。由于饥荒和饥饿引起的疾病，1932～1933年这些地区有700万人死亡。”同年7月11日，根据俄代表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拒绝将乌提出把1932～1933年大饥荒列入大会的议程的要求。7月12日，俄总统梅德维杰夫在参观俄外交部树立的“苏联30年代饥荒死难者”纪念展览活动上表示，“这些指责(指乌对俄)是极其不道德的，是政治上的见风使舵”。这是俄官方最高领导人首次对乌举措发出的严厉评判。乌外交部再次发表谈话，指出“由于俄就大饥荒问题的对抗性立场，乌方再次强调，大饥荒悲剧原则上与斯大林专制制度缺乏效率的农业政策导致的前苏联领土上的大规模饥荒是不同的”。乌总统尤先科说，“我想再次强调，乌克兰不会指责1932～1933年的俄罗斯。我们指责已经不存在的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体制。”但据梅德维杰夫的表态判断，俄还难以完全接受尤先科的这些解释。看来，俄乌克兰围绕着1932～1933年饥荒定性的外交斗争还将继续。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