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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2005年第2期刊发了李殿元、李君惠二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下限新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6期转载)。该文主张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论点新颖，论据颇能服人，余非常赞同，特撰此文予以支持。
鸦片战争虽然迫使中国社会形态开始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大致在《辛丑条约》后才基本完成。由于当时的清政府仍然控制着政权，因而其社会形态的变化较之于后来的辛亥革命，还说不上剧烈。只有辛亥革命，才真正引发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的君主时代向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时代，亦即近代历史阶段发生了猛烈的转变。
一、从政权结构看，共和政体不可动摇
在中国，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已沿袭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十分艰巨。还在辛亥革命前，为将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付诸实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壮大民主革命力量；与保皇派进行论战，批判君主立宪谬论，传播与捍卫民主共和思想；发动一系列反清革命武装起义。所以，当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军政府在独立各省纷纷建立起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负起了组建新政府的历史责任。他宣告：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国政体的国家”，“我们相信，……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责任，……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政体。孙中山将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定为“中华民国”，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中央领导机构，并颁布了确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促进了民主共和，为以后中国政体的非君主化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辛亥革命所完成的这一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对社会形态所波及的变化、变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是社会形态的分期点，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点理应确定在这里。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决定性地把中国政治推进到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在民主实践方面，民国初年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政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经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而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有选举权者仅占总人口的0．4％，覆盖面极窄，选出机构的职权也极有限，实际上只是一个点缀门面的咨询机构。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对于民主真实性的体现，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孙中山坚定地认为，所谓“民国”，就是主权在民，权能分治。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作了这样的比喻：共和国好比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都是办事人员，都是股东的公仆，“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还根据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民情、习俗和习惯均与欧美大不相同的特点，主张治理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已暴露出许多弊端的“三权分立”办法，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模式，即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基础上再加上考选和监督两权。这样，人民手里有政权，政府手里有治权，人民与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彼此平衡。统观民国时代的几十年历史，尽管未必实现了孙中山的初衷，而在形式上却的确是在朝此目标迈进的。
二、从思想观念看，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孙中山早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宣布过：“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为建立民国的宣传和建立民国后的实践中，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凡是妄图开历史倒车者，如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帝制复辟，无不在短时期内即被击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不长，甚至未能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极不充分，主权在民的体现很不够。在民国历史上执掌政权者，往往都是具有军事实力，背靠帝国主义的军阀人物。尽管如此，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牢固地深入人心，掌控实权者也往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建了国民党。国民党公开声明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强健而良善”之政党，“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下，国民党大力从事竞选活动。到1913年1月选举揭晓时，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392个多数席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起来仅占223席位。就在宋教仁准备出任总理，组织国民党内阁时，突遭政治谋杀。凶手是袁世凯指使的，但因为已是民国，袁世凯并不敢承认。
在北洋政府时代，袁世凯欲复辟帝制，连他的亲信陈宦、汤芗铭也通电反对并宣布独立，逼得袁世凯在惊恐中死去。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争”，上演了帝制复辟的丑剧，只有短短的工2天即告结束。共和制度虽然尚不完善，却已根深蒂固。
继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维持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设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虽然蒋介石是这个政府的独裁者，然而蒋介石也有在1927年、1931年、1948年三次被迫下野的经历。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就有李宗仁不听蒋介石“招呼”，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联合战线，竞选副总统成功之事。由此也可以说明，共和国毕竟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了。
三、从经济形态看，民族资本艰难崛起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深受鼓舞，虽然辛亥革命并没有根本扫除封建势力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但是民主共和的形式毕竟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不同程度地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推动产业革命，统一币制管理、规范度量衡的政策和法令，刺激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和振兴实业的巨大热情；“振兴实业”成为辛亥革命后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正如孙中山所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开发生产力则贫，以前 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生勃兴，盖可预卜。”
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精神，也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临时政府倡导国货运动得到了基层社会的广泛响应，人民群众为爱国热情所鼓舞，消费国货，抵制洋货，使得不少民族工业“生意发达，日不暇给”。临时政府极力鼓动发展工商，兴办实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通响应。上海在民族实业家荣氏兄弟的带动下，兴起和发展了一大批民族工业：长沙，“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许多工业新建筑在全国各地兴起。一些工商业者组织起“维持土货会”，积极展开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一些为宣传实业，为实业界提供信息的刊物，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实业团体，纷纷出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动向，反映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积极努力。
临时政府在推动和保护工商业方面，“以保护人民财产为急务”，规定“凡在民国范围内的人民，所有一切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临时约法》第6条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这就使私有财产受到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财产有了法律的保护，从而刺激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崛起。
为了维护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临时政府农商部不仅取消旧时的各种封建垄断专权和不良陋规，积极鼓励私人投资，还明确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及改良者拥有专利权，对成绩卓著的商办企业进行奖励。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限定购用洋货，使用国货。同时，积极选派国货参与对外交流。1914年，中国政府选派产品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展出8000余件产品。其中苏杭的染织品，景德镇、宜兴、博山的陶瓷品，河北、山东、甘肃、河南的毛毡，湖北织布局的棉麻织物以及工艺美术品如北京的雕漆器、景泰兰，天津的象山雕刻和银制器皿等，都获得博览会的好评。这就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了国货产品与洋货的竞争力，鼓舞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
在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对诸如棉花、油籽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催化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从事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奶牛家禽等的资本主义农业有所发展。比较先进的生产结构、经济方式和生产力不断地得到采纳和利用，中国农民在民国时期虽然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却的确是在缓慢地向自然经济告别。
四、从文化教育看，新文化思潮狂飙突进
辛亥革命驱逐了皇帝，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改朝换代的把戏。这为文化教育结构的转换与创造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形态，使以民主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渗透于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理论形态的文化现象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他们把这种文化精神注入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使之成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群众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思潮。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建立了传播和弘扬资产阶级文化的设施或载体，并使这种设施成为社会的主导建筑，而且还表现为这种文化观念对深层文化现象或文化结构的重大影响和改变。
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冲击，最重要的方面是表现在它建构了一套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为核心的民主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忠君观念、道德观念、本末观念、义利观念等不再是人们进行思维、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惟一和不可动摇的标准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着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特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旗帜，使科学与民主开始真正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田之中。其中，人权思想的高扬与独立人格的呼唤，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正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报馆、书局、邮政及新闻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普及，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与科技事业迅速发展，新知识、新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大力推广与传播，新式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体育设施、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广泛兴起，这对提高亿万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人格尊严的妇女开始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临时政府劝禁缠足令的下达，观念的渐变与更新，使妇女就学、就业、参政形成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女青年不再满足于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取婚姻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广大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的解放。
临时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即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时课程之标准》，规定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等等，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教育符合共和国的宗旨，废止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制度，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改革旧教育。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首开了招收女生同校的先例。教育开始真正体现出它的民主共和精神。
新的教育方针、制度培养出了新的学生。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首先是学生们自发地行动起来，以他们的言行，主动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为共和政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继承，而且赋予“共和国国民以主人身份干预时政”的现代意义，表现出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青年学子捍卫国家主权、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要求。
五、从社会习俗看，移风易俗席卷社会
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限期剪去辫发；劝禁女子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改变称呼，等等。这些规定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
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了社会的移风易俗。《时报》曾这样描绘当时风尚的变迁：“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从中可见当时的移风易俗是普及乃至席卷全社会的。它带来了人们在婚姻、家庭、恋爱、求职、教育、礼仪、衣着、娱乐、消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甚至 精神、气质、风貌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作为封建大清国服饰标志的辫子的剪除，带来了易服潮流的兴起。孙中山亲自创制了中山装。这种朴实、庄重的新式服装很快在国内文职官员和学生中流传开来。服饰破除了等级，既结合传统又面对实际，面向世界，有助于人们追赶西方文明潮流。
辛亥革命后提倡“文明结婚”，也就是所谓“新式结婚”。丧葬礼俗也在去掉迷信色彩，体现出纪念亡者、寄托哀思的现代丧葬意识。这类礼仪趋于简朴，不仅是对旧婚丧礼俗讲面子、比排场的否定，也是对旧婚丧礼俗中许多象征迷信色彩的繁琐仪式的否定，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观念趋于更加文明、科学、合理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社会风俗变动，虽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兴新灭旧的表演，而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移风易俗确实逐渐深入到社会每个领域甚至每个角落，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习俗开始取代旧的、腐朽的、讲究等级的封建习俗。
六、从国家发展归宿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所必然
以上的分析已充分表明，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其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全方位的。这种变迁的影响之大，波及之深入，不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任何一次运动所能取代的。只要我们承认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封建专制的王朝，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期便不能不以辛亥革命为划分点。既然“历史学上”的“近代”通常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疑也当以辛亥革命为起点。
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以及封建主义幽灵的顽固性，使中华民国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府。故而孙中山临终亦不无遗憾：“革命尚未成功。”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建立的北洋政府，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虽然打的都是共和国的旗号，实质上却都是军人独载的政府，这也就是为何民国建立后而内战不息的原因所在。只是因为民主共和的思想已广泛深入人心，历史亦不可能再开倒车，所以共和国的基本框架未能改变。不过，这样由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三者结合的政府，又怎能完成历史赋予资产阶级应当完成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重任，使中国富强、独立起来呢?
既然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和富强，它就必然应当让位于新兴的、比它更加进步的阶级。此时，世界上兴起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种理论。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实践早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国。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只能短暂地占据历史舞台38年，中国近代史也就只有38年，这应该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1]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8页，第5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6]《孙中山选集》第956页，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l卷第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6页，第39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4页。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参见李殿元著：《共和之梦——孙中山传》第140—1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新陈代谢》，上海《时报》1912年1月2日。
[11]《辞海》“近代”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德阳教育学院副教授
鸦片战争虽然迫使中国社会形态开始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大致在《辛丑条约》后才基本完成。由于当时的清政府仍然控制着政权，因而其社会形态的变化较之于后来的辛亥革命，还说不上剧烈。只有辛亥革命，才真正引发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的君主时代向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时代，亦即近代历史阶段发生了猛烈的转变。
一、从政权结构看，共和政体不可动摇
在中国，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已沿袭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十分艰巨。还在辛亥革命前，为将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付诸实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壮大民主革命力量；与保皇派进行论战，批判君主立宪谬论，传播与捍卫民主共和思想；发动一系列反清革命武装起义。所以，当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军政府在独立各省纷纷建立起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负起了组建新政府的历史责任。他宣告：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国政体的国家”，“我们相信，……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责任，……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政体。孙中山将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定为“中华民国”，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中央领导机构，并颁布了确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促进了民主共和，为以后中国政体的非君主化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辛亥革命所完成的这一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对社会形态所波及的变化、变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是社会形态的分期点，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点理应确定在这里。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决定性地把中国政治推进到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在民主实践方面，民国初年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政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经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而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有选举权者仅占总人口的0．4％，覆盖面极窄，选出机构的职权也极有限，实际上只是一个点缀门面的咨询机构。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对于民主真实性的体现，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孙中山坚定地认为，所谓“民国”，就是主权在民，权能分治。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作了这样的比喻：共和国好比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都是办事人员，都是股东的公仆，“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还根据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民情、习俗和习惯均与欧美大不相同的特点，主张治理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已暴露出许多弊端的“三权分立”办法，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模式，即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基础上再加上考选和监督两权。这样，人民手里有政权，政府手里有治权，人民与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彼此平衡。统观民国时代的几十年历史，尽管未必实现了孙中山的初衷，而在形式上却的确是在朝此目标迈进的。
二、从思想观念看，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孙中山早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宣布过：“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为建立民国的宣传和建立民国后的实践中，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凡是妄图开历史倒车者，如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帝制复辟，无不在短时期内即被击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不长，甚至未能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极不充分，主权在民的体现很不够。在民国历史上执掌政权者，往往都是具有军事实力，背靠帝国主义的军阀人物。尽管如此，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牢固地深入人心，掌控实权者也往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建了国民党。国民党公开声明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强健而良善”之政党，“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下，国民党大力从事竞选活动。到1913年1月选举揭晓时，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392个多数席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起来仅占223席位。就在宋教仁准备出任总理，组织国民党内阁时，突遭政治谋杀。凶手是袁世凯指使的，但因为已是民国，袁世凯并不敢承认。
在北洋政府时代，袁世凯欲复辟帝制，连他的亲信陈宦、汤芗铭也通电反对并宣布独立，逼得袁世凯在惊恐中死去。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争”，上演了帝制复辟的丑剧，只有短短的工2天即告结束。共和制度虽然尚不完善，却已根深蒂固。
继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维持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设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虽然蒋介石是这个政府的独裁者，然而蒋介石也有在1927年、1931年、1948年三次被迫下野的经历。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就有李宗仁不听蒋介石“招呼”，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联合战线，竞选副总统成功之事。由此也可以说明，共和国毕竟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了。
三、从经济形态看，民族资本艰难崛起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深受鼓舞，虽然辛亥革命并没有根本扫除封建势力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但是民主共和的形式毕竟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不同程度地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推动产业革命，统一币制管理、规范度量衡的政策和法令，刺激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和振兴实业的巨大热情；“振兴实业”成为辛亥革命后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正如孙中山所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开发生产力则贫，以前 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生勃兴，盖可预卜。”
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精神，也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临时政府倡导国货运动得到了基层社会的广泛响应，人民群众为爱国热情所鼓舞，消费国货，抵制洋货，使得不少民族工业“生意发达，日不暇给”。临时政府极力鼓动发展工商，兴办实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通响应。上海在民族实业家荣氏兄弟的带动下，兴起和发展了一大批民族工业：长沙，“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许多工业新建筑在全国各地兴起。一些工商业者组织起“维持土货会”，积极展开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一些为宣传实业，为实业界提供信息的刊物，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实业团体，纷纷出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动向，反映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积极努力。
临时政府在推动和保护工商业方面，“以保护人民财产为急务”，规定“凡在民国范围内的人民，所有一切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临时约法》第6条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这就使私有财产受到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财产有了法律的保护，从而刺激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崛起。
为了维护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临时政府农商部不仅取消旧时的各种封建垄断专权和不良陋规，积极鼓励私人投资，还明确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及改良者拥有专利权，对成绩卓著的商办企业进行奖励。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限定购用洋货，使用国货。同时，积极选派国货参与对外交流。1914年，中国政府选派产品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展出8000余件产品。其中苏杭的染织品，景德镇、宜兴、博山的陶瓷品，河北、山东、甘肃、河南的毛毡，湖北织布局的棉麻织物以及工艺美术品如北京的雕漆器、景泰兰，天津的象山雕刻和银制器皿等，都获得博览会的好评。这就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了国货产品与洋货的竞争力，鼓舞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
在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对诸如棉花、油籽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催化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从事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奶牛家禽等的资本主义农业有所发展。比较先进的生产结构、经济方式和生产力不断地得到采纳和利用，中国农民在民国时期虽然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却的确是在缓慢地向自然经济告别。
四、从文化教育看，新文化思潮狂飙突进
辛亥革命驱逐了皇帝，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改朝换代的把戏。这为文化教育结构的转换与创造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形态，使以民主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渗透于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理论形态的文化现象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他们把这种文化精神注入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使之成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群众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思潮。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建立了传播和弘扬资产阶级文化的设施或载体，并使这种设施成为社会的主导建筑，而且还表现为这种文化观念对深层文化现象或文化结构的重大影响和改变。
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冲击，最重要的方面是表现在它建构了一套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为核心的民主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忠君观念、道德观念、本末观念、义利观念等不再是人们进行思维、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惟一和不可动摇的标准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着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特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旗帜，使科学与民主开始真正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田之中。其中，人权思想的高扬与独立人格的呼唤，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正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报馆、书局、邮政及新闻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普及，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与科技事业迅速发展，新知识、新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大力推广与传播，新式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体育设施、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广泛兴起，这对提高亿万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人格尊严的妇女开始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临时政府劝禁缠足令的下达，观念的渐变与更新，使妇女就学、就业、参政形成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女青年不再满足于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取婚姻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广大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的解放。
临时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即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时课程之标准》，规定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等等，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教育符合共和国的宗旨，废止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制度，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改革旧教育。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首开了招收女生同校的先例。教育开始真正体现出它的民主共和精神。
新的教育方针、制度培养出了新的学生。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首先是学生们自发地行动起来，以他们的言行，主动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为共和政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继承，而且赋予“共和国国民以主人身份干预时政”的现代意义，表现出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青年学子捍卫国家主权、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要求。
五、从社会习俗看，移风易俗席卷社会
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限期剪去辫发；劝禁女子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改变称呼，等等。这些规定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
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了社会的移风易俗。《时报》曾这样描绘当时风尚的变迁：“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从中可见当时的移风易俗是普及乃至席卷全社会的。它带来了人们在婚姻、家庭、恋爱、求职、教育、礼仪、衣着、娱乐、消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甚至 精神、气质、风貌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作为封建大清国服饰标志的辫子的剪除，带来了易服潮流的兴起。孙中山亲自创制了中山装。这种朴实、庄重的新式服装很快在国内文职官员和学生中流传开来。服饰破除了等级，既结合传统又面对实际，面向世界，有助于人们追赶西方文明潮流。
辛亥革命后提倡“文明结婚”，也就是所谓“新式结婚”。丧葬礼俗也在去掉迷信色彩，体现出纪念亡者、寄托哀思的现代丧葬意识。这类礼仪趋于简朴，不仅是对旧婚丧礼俗讲面子、比排场的否定，也是对旧婚丧礼俗中许多象征迷信色彩的繁琐仪式的否定，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观念趋于更加文明、科学、合理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社会风俗变动，虽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兴新灭旧的表演，而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移风易俗确实逐渐深入到社会每个领域甚至每个角落，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习俗开始取代旧的、腐朽的、讲究等级的封建习俗。
六、从国家发展归宿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所必然
以上的分析已充分表明，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其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全方位的。这种变迁的影响之大，波及之深入，不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任何一次运动所能取代的。只要我们承认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封建专制的王朝，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期便不能不以辛亥革命为划分点。既然“历史学上”的“近代”通常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疑也当以辛亥革命为起点。
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以及封建主义幽灵的顽固性，使中华民国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府。故而孙中山临终亦不无遗憾：“革命尚未成功。”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建立的北洋政府，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虽然打的都是共和国的旗号，实质上却都是军人独载的政府，这也就是为何民国建立后而内战不息的原因所在。只是因为民主共和的思想已广泛深入人心，历史亦不可能再开倒车，所以共和国的基本框架未能改变。不过，这样由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三者结合的政府，又怎能完成历史赋予资产阶级应当完成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重任，使中国富强、独立起来呢?
既然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和富强，它就必然应当让位于新兴的、比它更加进步的阶级。此时，世界上兴起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种理论。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实践早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国。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只能短暂地占据历史舞台38年，中国近代史也就只有38年，这应该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1]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8页，第5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6]《孙中山选集》第956页，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l卷第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6页，第39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4页。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参见李殿元著：《共和之梦——孙中山传》第140—1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新陈代谢》，上海《时报》1912年1月2日。
[11]《辞海》“近代”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德阳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