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12-0017-01
摘要：《诗经》“二南”诗歌基本格调是“情发有节”，故而恋歌数量不多，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雎》和《汉广》是“凤求凰”，《 摽有梅》是“凰求凤”，《野有死麕》是“凤凰相恋”，其意象的选择和组合也是丰富多彩，可谓“洋洋为乱矣”。
关键词:二南恋歌诗意象
一、引言
爱恋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民歌中一些健康而质朴的男女相恋之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恋歌在情发有节的“二南”诗中数量并不算多，可是也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雎》和《汉广》是“凤求凰”，《 摽有梅》是“凰求凤”，《野有死麕》是“凤凰相恋”。
二、恋歌类意象
首先，从这类诗歌的“象”来说，由于爱恋和婚姻相比在情感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要高得多，故而恋歌类诗歌的“象”也比婚姻类诗歌中的“象”复杂得多，有物象也有事象和理象，而且这三者是融合一体的。以《汉广》为例，第一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整章连用六个不可，极言求女之难。通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叙述，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凤求凰”的故事，“求游女”便成为一个事象，全诗其他的一切都围绕这个事象展开。而在陈述这样一件事件的前面，诗人采取了《诗经》中常见的一种方法，即比兴手法，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起兴，以乔木之不可休息引出游女之不可求思，乔木与游女都是出于南方的，且二者皆是不可得的东西，故而这句出于诗篇开头的诗句是兼用比兴的，“比”乃索物以托情，“理”的意味比较浓，故而“乔木”既属于物象同时也属于理象。后四句再言江汉之广永而不可泳方，与诗篇头两句一并形成了对“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加强阐释，“汉江”与“乔木”一样既属物象又属理象。
其次，从这类诗歌的“意”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便是爱恋中的男女百态，或求之不得而怅惘无奈如《汉广》“汉有游女，不可得思”，或女子不甘虚度青春而急求良人如《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或男女相恋的愉悦，既有《关雎》中琴瑟钟鼓的文质彬彬也有《野有死麕》中男女偷相私会的活泼生动。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恋歌类诗歌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即恋爱指向婚姻与恋爱指向当下的欢乐。如《关雎》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歌，既是爱恋诗，但其恋爱是直接指向婚姻的，淑女是好逑，好的配偶，要琴瑟友之也要钟鼓乐之，而且对象有明显的道德规范的限制，一方“君子”是指有德行的人，另一方“淑女”也是兼体貌之美与德行之善的，最后诗中虽有男女欢爱但又有着节制性，并不直接描写男女的恋爱行为，而是描写君子对淑女的渴慕和求之不得得苦恼以及对得到淑女后种种中规中矩的幻想。而如《野有死麕》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傅斯年先生在《诗经讲义稿》中也认为《野有死麕》与二南“情发有节”的整体风貌不符，诗中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不借助任何物象以表达情感而是大胆而热烈地描写男女二人私会的动人场景。爱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双面取向的特性使得“二南”爱恋诗在“意”上比婚姻类诗歌复杂得多也丰富的多。
从意象选择上说，恋歌类诗歌意象和婚姻类中婚嫁归宁小类的意象接近，但仍有不同，准确的说是“象”尽而“意”远，选择的“象”也是富含大自然气息和大自然生命力的事物，如《关雎》中关关鸣叫的雎鸠，《汉广》中蓬勃生长的乔木，《摽有梅》中果实累累欲坠的红梅，《野有死麕》中白茅包裹着的野鹿。然而与那些欢喜的婚礼和婚嫁归宁诗歌单纯对新人的祝福相比，爱恋确是五味相杂，有求之不得的迷茫，有渴望爱情的焦急也有处于爱恋之中的甜蜜，其“意”也就复杂多了。《关雎》有辗转反侧也有琴瑟相乐。《汉广》中的乔木，是不可休息，游女，是不可求思，汉江，是不可泳思。《摽有梅》中的梅子是所剩无几，其实七兮，其实三兮，象征着女子青春的消逝和爱情的不可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是白茅包之，而有女怀春则是吉士诱之。一片青春烂漫，其中的苦涩也由于青春的激情而带有独特的蜜甜。
最后，从意象的组合来说，恋歌类的意象组合也同样属于“集大成者”。既有如婚嫁归宁类中围绕少数意象反复吟咏，也有如妇思役夫类诗歌中取景于劳作生活而采用多个意象在空间的并列，同时也不乏弃妇悲歌类诗歌中的理象在事件陈述中的不断展开，且这三者也是融为一体的。以《关雎》为例， 诗中“关雎”和“荇荇菜”是被反复吟咏的，君子看到关雎成双成对而引起了对淑女的思慕，并以荇菜之难得比喻淑女之难求，以得采荇菜而想象与淑女幸福的婚后生活。然而除了这两个被反复吟咏的物象之外，诗中其他的背景物象在空间并列依次出现，河畔的关雎，河中随水而动的荇菜以及思慕淑女的君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君子思慕图”。同时其中也涵括了理象，左右流之的参差荇菜与求之不得的窈窕淑女之间有着同构的联系，而得采的荇菜也就象征着淑女归之于君子了，故而“荇菜”这一物象便属于理象，并且在事件的陈述内涵得以丰富。
三、结语
恋歌诗在“象”的选择、“意”的指向、意象的选择和意象的组合都极具特色，对后世此类诗歌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3]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年。
[4]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5]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月。
[7]朱熹、方玉润、朱杰人：《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月 。
[8]钱发平：《诗经的历史》，重庆出版社， 2006年3月出版。
[9]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月版。
[10]吕华亮：《〈诗经〉名物的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5]夏传才：《诗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摘要：《诗经》“二南”诗歌基本格调是“情发有节”，故而恋歌数量不多，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雎》和《汉广》是“凤求凰”，《 摽有梅》是“凰求凤”，《野有死麕》是“凤凰相恋”，其意象的选择和组合也是丰富多彩，可谓“洋洋为乱矣”。
关键词:二南恋歌诗意象
一、引言
爱恋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民歌中一些健康而质朴的男女相恋之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恋歌在情发有节的“二南”诗中数量并不算多，可是也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雎》和《汉广》是“凤求凰”，《 摽有梅》是“凰求凤”，《野有死麕》是“凤凰相恋”。
二、恋歌类意象
首先，从这类诗歌的“象”来说，由于爱恋和婚姻相比在情感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要高得多，故而恋歌类诗歌的“象”也比婚姻类诗歌中的“象”复杂得多，有物象也有事象和理象，而且这三者是融合一体的。以《汉广》为例，第一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整章连用六个不可，极言求女之难。通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叙述，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凤求凰”的故事，“求游女”便成为一个事象，全诗其他的一切都围绕这个事象展开。而在陈述这样一件事件的前面，诗人采取了《诗经》中常见的一种方法，即比兴手法，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起兴，以乔木之不可休息引出游女之不可求思，乔木与游女都是出于南方的，且二者皆是不可得的东西，故而这句出于诗篇开头的诗句是兼用比兴的，“比”乃索物以托情，“理”的意味比较浓，故而“乔木”既属于物象同时也属于理象。后四句再言江汉之广永而不可泳方，与诗篇头两句一并形成了对“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加强阐释，“汉江”与“乔木”一样既属物象又属理象。
其次，从这类诗歌的“意”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便是爱恋中的男女百态，或求之不得而怅惘无奈如《汉广》“汉有游女，不可得思”，或女子不甘虚度青春而急求良人如《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或男女相恋的愉悦，既有《关雎》中琴瑟钟鼓的文质彬彬也有《野有死麕》中男女偷相私会的活泼生动。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恋歌类诗歌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即恋爱指向婚姻与恋爱指向当下的欢乐。如《关雎》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歌，既是爱恋诗，但其恋爱是直接指向婚姻的，淑女是好逑，好的配偶，要琴瑟友之也要钟鼓乐之，而且对象有明显的道德规范的限制，一方“君子”是指有德行的人，另一方“淑女”也是兼体貌之美与德行之善的，最后诗中虽有男女欢爱但又有着节制性，并不直接描写男女的恋爱行为，而是描写君子对淑女的渴慕和求之不得得苦恼以及对得到淑女后种种中规中矩的幻想。而如《野有死麕》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傅斯年先生在《诗经讲义稿》中也认为《野有死麕》与二南“情发有节”的整体风貌不符，诗中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不借助任何物象以表达情感而是大胆而热烈地描写男女二人私会的动人场景。爱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双面取向的特性使得“二南”爱恋诗在“意”上比婚姻类诗歌复杂得多也丰富的多。
从意象选择上说，恋歌类诗歌意象和婚姻类中婚嫁归宁小类的意象接近，但仍有不同，准确的说是“象”尽而“意”远，选择的“象”也是富含大自然气息和大自然生命力的事物，如《关雎》中关关鸣叫的雎鸠，《汉广》中蓬勃生长的乔木，《摽有梅》中果实累累欲坠的红梅，《野有死麕》中白茅包裹着的野鹿。然而与那些欢喜的婚礼和婚嫁归宁诗歌单纯对新人的祝福相比，爱恋确是五味相杂，有求之不得的迷茫，有渴望爱情的焦急也有处于爱恋之中的甜蜜，其“意”也就复杂多了。《关雎》有辗转反侧也有琴瑟相乐。《汉广》中的乔木，是不可休息，游女，是不可求思，汉江，是不可泳思。《摽有梅》中的梅子是所剩无几，其实七兮，其实三兮，象征着女子青春的消逝和爱情的不可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是白茅包之，而有女怀春则是吉士诱之。一片青春烂漫，其中的苦涩也由于青春的激情而带有独特的蜜甜。
最后，从意象的组合来说，恋歌类的意象组合也同样属于“集大成者”。既有如婚嫁归宁类中围绕少数意象反复吟咏，也有如妇思役夫类诗歌中取景于劳作生活而采用多个意象在空间的并列，同时也不乏弃妇悲歌类诗歌中的理象在事件陈述中的不断展开，且这三者也是融为一体的。以《关雎》为例， 诗中“关雎”和“荇荇菜”是被反复吟咏的，君子看到关雎成双成对而引起了对淑女的思慕，并以荇菜之难得比喻淑女之难求，以得采荇菜而想象与淑女幸福的婚后生活。然而除了这两个被反复吟咏的物象之外，诗中其他的背景物象在空间并列依次出现，河畔的关雎，河中随水而动的荇菜以及思慕淑女的君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君子思慕图”。同时其中也涵括了理象，左右流之的参差荇菜与求之不得的窈窕淑女之间有着同构的联系，而得采的荇菜也就象征着淑女归之于君子了，故而“荇菜”这一物象便属于理象，并且在事件的陈述内涵得以丰富。
三、结语
恋歌诗在“象”的选择、“意”的指向、意象的选择和意象的组合都极具特色，对后世此类诗歌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3]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年。
[4]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5]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月。
[7]朱熹、方玉润、朱杰人：《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月 。
[8]钱发平：《诗经的历史》，重庆出版社， 2006年3月出版。
[9]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月版。
[10]吕华亮：《〈诗经〉名物的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5]夏传才：《诗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