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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20年以来，盈余管理作为一种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或资源最优化而产生的会计行为，始终是众多会计学者重点的研究对象，而Freddie Mac财务重述等多个盈余操纵事件的曝光再次激发了盈余管理研究的热潮。基于CSSCI数据库中877篇以盈余管理为主题的现有文献，从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出发，分别以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整理并分析，发现学者们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与公司治理相结合的微观影响因素扩展到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宏观影响因素，同时总结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研究者明晰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发展脉络提供参考。
关键词：盈余管理;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1-0082-02
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以实现自身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1]。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安然事件、HPL财务舞弊等一系列国际盈余操縱事件的曝光，学者们着手对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至今已在其计量、动机、制约因素等方面有所建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外研究者所提出的盈余管理的概念可被归纳为三种观点，即“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披露管理”行为和“利润操纵”行为。国内研究者从管理层的动机角度提出的盈余管理的定义亦可被提炼为三种。但无论何种观点，都将伴随着公司会计信息失真、企业价值被高估等一系列损害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利益相关者收益的后果。因此，从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研究的文献，审视盈余管理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鉴证和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也有助于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视角出发，结合文献研究法，整理和分析我国学者当前对盈余管理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相关概念概述
国内外研究者所提出的盈余管理的概念可被归纳为三种观点，即“披露管理”行为、“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和“利润操纵”行为。第一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向利益相关者披露有效会计信息而进行的“披露管理”行为，Schipper（1989）、陈宇学（2001）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向利益相关者披露有用的决策信息，运用个人想法对会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策略性的调整[2]。第二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Scott（1999）、陈建歧（2001）提出，盈余管理是在不超出会计原则允许范围的情况下，适度选择会计政策以使得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3]。第三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利润操纵”行为，即Paul M Healy（1999）和魏明海（2000）提出的盈余管理是管理层通过安排真实活动等来修正财务报告，从而诱导利益相关者朝管理层设定的方向理解公司盈余或者影响以财务报告利润为基础的契约[4]。
二、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研究
通过对CSSCI数据库中近21年以来877篇盈余管理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最早出现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在2003年，且2003—2013年学者们主要对微观层面影响因素进行研究，2014年开始学者们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宏观层面，研究对象逐渐多元化。
1.微观因素。2003—2013年，学者们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微观因素的研究普遍是与公司内部治理相结合进行讨论，共有72篇文献，如黄文伴（2010）提出，企业流通股以及独立董事的比例、高管报酬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5]。在股权激励方面共有24篇文献，如许娟娟、陈志阳（2019）认为，股票期权的股权激励模式将导致更多盈余管理行为，二者呈正相关[6]。在高管特征方面，胡思佳（2020）认为，高管学术经历与盈余管理行为呈负相关[7]。另外，内部控制属于微观视角中相对前沿且关注度较高的领域，共计19篇文献。如杨旭东（2019）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波动性均显著负相关[8]。
2.宏观因素。2014年至今，学者们从宏观层面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媒体关注、制度环境、政治关联、经济周期等。
在众多外部监督手段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献中，共有12篇涉及媒体监督因素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也有学者分析了媒体关注与法治两种外部治理因素的关系及替代作用，如以李延喜为核心构成的师生合作网络在此方向研究较多。张婷婷、李延喜、曾伟强（2018）则将媒体报道的影响对象具体到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认为公司高层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会减少对公司真实活动的操纵行为，降低短暂性利益，即抑制了真实盈余管理[9]。在外部治理环境方面，李延喜、陈克兢（2014）认为，提升外部治理环境会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10]。
在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共有4篇文献表明外部制度建设有助于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如胡华夏、张娜（2018）认为，制度约束的作用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11]。在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目前共有7篇文献。如王乐、田高良、何畅（2019）认为，政治关联降低了制度的约束，而且能对盈余管理手段选择与ST公司“摘帽”的关系造成一定影响[12]。在经济周期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共有5篇文献检验了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如王红建、李青原、陈雅娜（2015）认为，在经济繁荣向上阶段，公司与行业盈利差异以及竞争压力会对公司操纵盈余产生关键影响[13]。
三、总结与展望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关注主要涉及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一是从债务契约、股权与利益相关者等领域分析;二是研究了媒体作为对法律这种外部监管机制的有益替代和补充机制，在公司治理与决策、抑制公司财务作假、优化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前面的文献分析已提到近年的研究视角正扩展到宏观层面，以李延喜为核心的师生网络对外部监督及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上述文献进行总结梳理后发现，近期的研究对象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且切入点更新颖也更具有现实意义，预计未来的盈余管理研究仍是会围绕着新的制约因素、新的动机等方面展开。另外，目前我国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作为师生合作网络出现而跨地域的合作较少，未来应不断推进高校间的交流合作以推进盈余管理研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25-35.
[2] Katherine Schipper.Commentary on Eam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1989.
[3] William R. Scott.财务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4] Healy P.M.，Wahlen J.M.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J].Accounting Horizons，1999.
[5] 黄文伴.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0，（6）：144-150.
[6] 许娟娟，陈志阳.股权激励模式、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上海金融，2019，（1）：42-49.
[7] 胡思佳.高管学术经历、监管距离与企业盈余管理[J].財会通讯，2020，（8）：42-45.
[8] 杨旭东.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波动性实证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12）：65-70.
[9] 张婷婷，李延喜，曾伟强.媒体关注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研究——一种治理盈余管理的新途径[J].管理评论，2018，（2）：25-41.
[10] 李延喜，陈克兢.终极控制人、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4，（9）：56-71.
[11] 胡华夏，张娜.制度环境、管理层能力与盈余管理[J].财会通讯，2018，（15）：56-59.
[12] 王乐，田高良，何畅.政治关联、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对ST公司“摘帽”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9，（4）：23-39.
[13] 王红建，李青原，陈雅娜.盈余管理、经济周期与产品市场竞争[J].会计研究，2015，（9）：44-51.
关键词：盈余管理;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1-0082-02
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以实现自身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1]。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安然事件、HPL财务舞弊等一系列国际盈余操縱事件的曝光，学者们着手对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至今已在其计量、动机、制约因素等方面有所建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外研究者所提出的盈余管理的概念可被归纳为三种观点，即“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披露管理”行为和“利润操纵”行为。国内研究者从管理层的动机角度提出的盈余管理的定义亦可被提炼为三种。但无论何种观点，都将伴随着公司会计信息失真、企业价值被高估等一系列损害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利益相关者收益的后果。因此，从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研究的文献，审视盈余管理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鉴证和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也有助于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视角出发，结合文献研究法，整理和分析我国学者当前对盈余管理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相关概念概述
国内外研究者所提出的盈余管理的概念可被归纳为三种观点，即“披露管理”行为、“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和“利润操纵”行为。第一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向利益相关者披露有效会计信息而进行的“披露管理”行为，Schipper（1989）、陈宇学（2001）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向利益相关者披露有用的决策信息，运用个人想法对会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策略性的调整[2]。第二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Scott（1999）、陈建歧（2001）提出，盈余管理是在不超出会计原则允许范围的情况下，适度选择会计政策以使得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3]。第三种观点是管理层出于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利润操纵”行为，即Paul M Healy（1999）和魏明海（2000）提出的盈余管理是管理层通过安排真实活动等来修正财务报告，从而诱导利益相关者朝管理层设定的方向理解公司盈余或者影响以财务报告利润为基础的契约[4]。
二、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研究
通过对CSSCI数据库中近21年以来877篇盈余管理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最早出现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在2003年，且2003—2013年学者们主要对微观层面影响因素进行研究，2014年开始学者们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宏观层面，研究对象逐渐多元化。
1.微观因素。2003—2013年，学者们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微观因素的研究普遍是与公司内部治理相结合进行讨论，共有72篇文献，如黄文伴（2010）提出，企业流通股以及独立董事的比例、高管报酬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5]。在股权激励方面共有24篇文献，如许娟娟、陈志阳（2019）认为，股票期权的股权激励模式将导致更多盈余管理行为，二者呈正相关[6]。在高管特征方面，胡思佳（2020）认为，高管学术经历与盈余管理行为呈负相关[7]。另外，内部控制属于微观视角中相对前沿且关注度较高的领域，共计19篇文献。如杨旭东（2019）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波动性均显著负相关[8]。
2.宏观因素。2014年至今，学者们从宏观层面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媒体关注、制度环境、政治关联、经济周期等。
在众多外部监督手段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献中，共有12篇涉及媒体监督因素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也有学者分析了媒体关注与法治两种外部治理因素的关系及替代作用，如以李延喜为核心构成的师生合作网络在此方向研究较多。张婷婷、李延喜、曾伟强（2018）则将媒体报道的影响对象具体到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认为公司高层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会减少对公司真实活动的操纵行为，降低短暂性利益，即抑制了真实盈余管理[9]。在外部治理环境方面，李延喜、陈克兢（2014）认为，提升外部治理环境会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10]。
在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共有4篇文献表明外部制度建设有助于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如胡华夏、张娜（2018）认为，制度约束的作用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11]。在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目前共有7篇文献。如王乐、田高良、何畅（2019）认为，政治关联降低了制度的约束，而且能对盈余管理手段选择与ST公司“摘帽”的关系造成一定影响[12]。在经济周期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共有5篇文献检验了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如王红建、李青原、陈雅娜（2015）认为，在经济繁荣向上阶段，公司与行业盈利差异以及竞争压力会对公司操纵盈余产生关键影响[13]。
三、总结与展望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关注主要涉及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一是从债务契约、股权与利益相关者等领域分析;二是研究了媒体作为对法律这种外部监管机制的有益替代和补充机制，在公司治理与决策、抑制公司财务作假、优化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前面的文献分析已提到近年的研究视角正扩展到宏观层面，以李延喜为核心的师生网络对外部监督及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上述文献进行总结梳理后发现，近期的研究对象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且切入点更新颖也更具有现实意义，预计未来的盈余管理研究仍是会围绕着新的制约因素、新的动机等方面展开。另外，目前我国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作为师生合作网络出现而跨地域的合作较少，未来应不断推进高校间的交流合作以推进盈余管理研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25-35.
[2] Katherine Schipper.Commentary on Eam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1989.
[3] William R. Scott.财务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4] Healy P.M.，Wahlen J.M.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J].Accounting Horizons，1999.
[5] 黄文伴.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0，（6）：144-150.
[6] 许娟娟，陈志阳.股权激励模式、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上海金融，2019，（1）：42-49.
[7] 胡思佳.高管学术经历、监管距离与企业盈余管理[J].財会通讯，2020，（8）：42-45.
[8] 杨旭东.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波动性实证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12）：65-70.
[9] 张婷婷，李延喜，曾伟强.媒体关注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研究——一种治理盈余管理的新途径[J].管理评论，2018，（2）：25-41.
[10] 李延喜，陈克兢.终极控制人、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4，（9）：56-71.
[11] 胡华夏，张娜.制度环境、管理层能力与盈余管理[J].财会通讯，2018，（15）：56-59.
[12] 王乐，田高良，何畅.政治关联、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对ST公司“摘帽”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9，（4）：23-39.
[13] 王红建，李青原，陈雅娜.盈余管理、经济周期与产品市场竞争[J].会计研究，2015，（9）：4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