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的“五子登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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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普普通通的人,干实实在在的事”
  1968年2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大漠深处,茫茫戈壁,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只有骆驼刺在寒风中摇曳。
  20岁的滕耕耕(现名滕飞)怀抱一腔热血参军来到这里。可是,一踏上这片荒芜土地,他的心就凉了半截。他甚至想,在这个鬼地方翻开军旅生活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
  他在入伍后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流露出一肚子的委屈和埋怨。
  滕代远接到滕耕耕的这封信,立刻就写了回信。
  耕儿:你的来信收到,我们很高兴。古人说,“金张掖,银酒泉”,形容它出产大米,很富足。我于1954年为修建兰新铁路事,路过张掖。想迄今铁路通车了,各种建设必定增多了,人民生活较前更好了。就是靠近沙漠地区,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望注意,不要感冒、生病。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兵爱兵,兵爱官,官爱兵,兵爱人民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要有)马上参加战斗,同敌人拼刺刀,英勇的(地)杀敌人的思想(准备),养成战斗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友。把我布衬领送你二条……愿你锻炼成钢,身体健康!
  父字
  1968年3月2日
  滕耕耕接到父亲的回信,反复琢磨仍有些不解,父亲为什么对这片条件恶劣的土地如此深情?
  滕代远担心滕耕耕经受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又连续几次写信启发教育他。他在信中告訴儿子:“1937年5月,我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带领工作组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冒死突围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这是一块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你要对得起牺牲的烈士们,为我们中国的尖端武器的发展,做出你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来。”“不要忘了读我送给你的毛主席著作和《雷锋日记》,要经常读,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普普通通的人,干实实在在的事。”
  滕耕耕被父亲的苦口婆心感动了,他开始认真阅读应征入伍时父亲送给他的《雷锋日记》。读着读着,想起了1963年父亲带他参观“雷锋同志事迹展览”时的情景。那时他才15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父亲就送给他几个字:“吃苦在前,不讲享受,当雷锋式的好战士。”


  他又想起入伍离开家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到了部队一定要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从此,滕耕耕努力践行父亲的要求。他拣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干,主动申请到炊事班当炊事员。1969年山东昌潍地区遭受海啸灾害,他把仅有的30元钱寄给了灾区,提干以来第一个月领了52元工资,除了上交15元伙食费外,都给了一个老母亲瘫痪、家庭有困难的干部……驻地邮局反映:“他经常给别人寄钱寄物,落款常用化名,他的亲戚朋友真多。”
  1970年10月8日,滕耕耕在执行公务时不幸身负重伤。由于脑颅骨严重损伤,一直昏迷不醒,被送到西安第四军医大抢救。国防工办通知家属速到部队探望。
  接到消息时,滕代远正在广州从化疗养院。他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蔡畅、康克清、张云逸、张鼎丞、陈奇涵、陈伯钧、李涛、郭天民、朱良才、周士弟、周纯全、林月琴、曾碧漪(古柏夫人)、李寿轩、熊伯涛、查国桢等20多位高级干部,都因林彪的“一号通令”,被“疏散”到这里“战备”。
  当时滕代远身体多病,因心情不好,加上脑供血不足和心脏不正常,引起偏瘫症,外出走路离不开手杖,也离不开林一的护理。
  谁去部队看孩子?滕代远和林一商量后决定请秘书卜占稳代表家属前去探望。卜占稳临走时,滕代远拄着拐杖送他到门口,非常严肃地交代:“老卜,你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不能拿我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牌子压人家。我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孩子能救活,要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做工作;二是如果实在没有希望了,那也没有什么,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党的孩子,一切按照部队上的规定办。”
  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滕耕耕凭着自己强壮的体魄,终于在昏迷20多天后脱险苏醒了。
  滕代远得知儿子救活了,反而很平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鼓励儿子要顽强地战胜病魔:“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过去你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完成任务不怕苦,现在还要加上一个‘不怕死’,死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阻挡你呢?”“吃饭要吃饱,也不要多吃”,“早晨和工间休息(要)参加早(做)操”,“再来广州军区总医院检查一下”,殷殷父爱,跃然纸上。
  滕耕耕以惊人的毅力,经过顽强的锻炼,不仅恢复了记忆力,而且体质也渐渐强健起来了。伤愈后,他马上就重新回到了西北大漠。
  1971年,滕耕耕到从化探亲,询问父亲是否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滕代远回答说参加了。
  “我们部队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说毛主席在全会上曾大声对你说:‘滕代远,你那时不是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嘛,叶德辉不是你杀掉的嘛!’”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叶德辉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杀他?”
  “叶德辉是清朝的一个翰林,等于今天的大知识分子。他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农民运动。农民协会成立后,召开公审大会,给叶德辉戴上高帽子,宣判了他的死刑。叶德辉真是死有余辜。”
  滕代远回答了儿子的提问后,紧接着说,“不该打听的事不要打听,党的保密制度是很严格的。有的事烂在肚里也不能说。”
  在荒无人烟的西北,滕耕耕一干就是15年,留下了15张立功受奖登记表,群众都称赞他是“活雷锋”。1978年,他被国防科工委授予“学雷锋先进个人标兵”,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滕耕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经常参加重要活动。1978年5月,他出席全军的一个重要会议,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把他叫到面前,仔细地端详他,深情地说:“我与你爸爸是老战友了,你要继承你爸爸的红军本色。”
  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教诲,使滕耕耕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要一辈子按父亲说的,做普普通通的人,干实实在在的事。宁愿当一名普通公民,绝不和高干子女攀比职务的高低。
  1983年,滕耕耕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放弃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和回北京的机会,主动申请来到了广西边防前线。他不愿意戴着父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母親是全国政协委员和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改名滕飞,决心一切从新的工作单位开始,一切从零开始,重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又一个回北京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但他却主动申请到地处南海斗争最前哨的海军榆林基地。1988年他又4次打报告要求到西沙工作,组织上没有批准,送他到北京国防大学深造。国防大学毕业后,他再次申请到西沙。1995年4月,滕飞如愿以偿,被调到海军西沙水警区,来到了人称“南海戈壁”的珊瑚岛……
  滕飞的事迹逐渐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湖南日报》《海南日报》《新民晚报》《人民海军》等报刊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滕飞在部队时被授予上校军衔,正团职。退役后转业到广东粤海石油公司工作。现已退休。
  “万不能挪用公款、贪污浪费”
  1968年8月5日上午,雾霭沉沉。
  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站台上,停着一列绿皮客车,车厢上挂着用红布制作的长幅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三大革命的熔炉里去锻炼!”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豪言口号震耳欲聋。首都第四批800多名知识青年,将从这里启程奔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
  在知识青年的队伍里,就有滕代远的第五个儿子滕久昕,当时他还不满17岁。
  站台上,满怀激情的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互相鼓励。
  站台外,近千名前来送行的家长被拦阻,不允许进入站台,就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和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林一也不能例外。
  家长们愤怒了:为什么不让我们送送孩子!
  人群骚动起来,车站工作人员无法阻止,只好被迫放行。
  “哗……”像潮水一样,家长们挤上了站台。刚刚还笑声朗朗的孩子们,一见家长来了,纷纷哭着奔了过来,相互拥抱。在列车乘务人员的再三催促下,学生们才进了车厢。此时,车厢里孩子们的哭声越来越大,站台上的家长们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车上车下,哭声震天,以至于把开车的铃声都盖住了。
  列车在一片哭声中启动了,驶向那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草原。
  钢铁汉子滕代远在站台上强忍不舍之情,没有说话。回到家中,他拉着林一的手:“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见妻子更是难受,滕代远又安慰她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一点,但我们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孩子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
  列车上的滕久昕,抹去眼泪,自己鼓励自己。
  他忘不了,父亲在《上山下乡申请表》中填写的8个字“完全同意,坚决支持”。
  他忘不了,妈妈戴着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桌子上,手把手教他怎样拿针,怎样用顶指,怎样缝被褥……
  他忘不了,父亲亲手把缴获日军的一条黄呢军毡打在他的背包里。
  他更忘不了,父亲的叮嘱:“到了边疆,要很好地团结当地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注意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听毛主席的话,把自己锻炼成一名革命接班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滕久昕对于在草原上遇到的困难,表现得还真有些“大无畏”。他刚被分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和宝力格牧场哈日戈壁分场,就迎来了一场暴风雨的考验。
  那一天,滕久昕终于看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湛蓝的天空,宁静的云朵,清新的空气,广袤的大地。放眼望去,那浓郁的绿色层层叠叠,恰似波浪,成群的牛羊在远处若隐若现,零星的蒙古包像绽放的白菊花点缀其间。第一次见到大草原的滕久昕兴奋得像一个孩子,踏着松软地毯一般的草地,向远处奔去。
  骤然间,乌云滚滚,黄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滕久昕转眼间被淋了个透心凉,忙跑回牧民吉布森家里,披上父亲给他带来的黄呢军毯,还是冷得直发抖。
  牧民吉布森立即端出热乎乎的奶茶,还有香气扑鼻的奶皮子送到滕久昕手上,让他暖暖身子。滕久昕顿时感到像在父母身边一样温暖,十分感动。
  “这点困难算什么!”滕久昕对慈祥、淳朴的吉布森一家说,“我要把青春奉献给大草原!”
  从此后,善良、真诚的吉布森,手把手地教滕久昕放牧、接生羊羔,教他打扫羊圈,教他骑马骑骆驼。
  在困难面前,滕久昕没有退缩,没有气馁。只学了几个月,就能独立放牧了。第二年,他和另外3个知青独立承包了1000只羊,开始了真正的放牧生活。滕代远对这个从未离开父母的小儿子总是不放心,经常用书信来勉励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滕代远的5个儿子都在外地。书信往来成了父子之间感情联络的重要渠道,成了滕代远教育孩子的主要手段。他在给滕久昕的所有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你要和普通工人、农民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
  每次小儿子有进步,滕代远不仅及时鼓励,还经常通报给其他几个儿子。
  1968年12月22日,滕代远在给三儿子滕久明的信中写道:“久昕来信称他牧羊500多头,现到1500多头,又发了骆驼。他是4人一个蒙古(包)的户主,他们组织了学习小组,坚持了学习,每周开生活会一次,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滕久明接到父亲的信,马上就给五弟写信鼓励。
  父母和哥哥们的鼓励、支持,给滕久昕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他终于熬过了那几年的寂寞和孤独。
  1970年,滕久昕应征入伍,当上了一名铁道兵战士,在鄂西大山里打隧道、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做贡献。
  1971年9月,部队首长派滕久昕到北京出差。几位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他回来了,都跑来叙旧,为他接风洗尘。为了感谢同学们盛情款待,临走时,滕久昕在莫斯科餐厅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花了六七十元钱,这在当时来说,相当于一个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
  对于此事,滕久昕没有多想,他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沒啥关系。在一次通信中,他无意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滕代远看到这封信,心中一震。他想:一个刚入伍的战士,一个月的津贴费才6元,哪来的六七十元积蓄?既然是因公出差,有可能挪用了公家的出差费。如果真是如此,问题就严重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滕代远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举一反三,教育几个儿子。他立即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给儿子寄去60元;二是给滕久昕部队的领导写信,主动承担教育失职之责,并请部队领导对其儿子严肃批评教育;三是给几个儿子写信,通报此事,引起全家人的警惕,并要求他们一起帮助教育弟弟。
  他在给滕久昕的亲笔信中写道:“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同时,还严厉要求小儿子写出检讨,认识不到位,检讨不深刻,决不让过关。
  1971年10月11日他在给二儿子的信中说:“久昕因事到北京住了几天,到苏联饭馆(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到全聚德吃烤鸭。我要他今后注意,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不知道。好像借公款200元,用了60元,我已送他60元归还公家。万不能挪用公款、贪污浪费。”
  1972年3月13日他又在给三儿子的信中写道:“小利(滕久昕的乳名)好多花钱,大少爷脾气厉害,你要多劝说他一下。”
  滕久昕接到父亲的来信,思想一时想不通,特别是对信中写的“挪用公款”“贪污浪费”“被糖衣炮弹打中了还不知道”等一些说法接受不了。他认为父亲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紧接着,几个哥哥都来信帮助他认识这个问题,部队首长也和他谈心。与此同时,他反复阅读《雷锋日记》,逐渐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有了认识,并就这件事发生前后的思想状况,如实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了在广州从化的父母亲。
  滕代远看了后,在他的思想汇报上用红铅笔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
  1972年7月10日,滕代远夫妇又联名给滕久昕写信说:“干部子女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望你对这个缺点提高认识,如果从此真正知道节约的重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当然很高兴。”
  1973年6月,部队整编,滕久昕被调到铁道兵十五师七十五团修理连。部队领导知道滕代远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一个孩子,特意给滕久昕几天假,批准他到新单位报到之前,先回家看看。
  部队首长告诉滕久昕:“你爸爸是咱铁道兵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们都是他的部下,理应经常去看看老首长。可是一去就挨尅:‘不在部队好好带你的兵,跑来干什么?’你回家一定替我们问候老首长啊。”
  滕久昕进了家门,滕代远特别高兴,拉着手问长问短。
  不一会儿,滕代远又问:“什么时间去新单位报到?”
  “过几天。”
  “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
  当天中午,滕久昕和父亲一起吃罢饭,下午就到新单位报到去了。
  滕代远对小儿子还是放心不下,1973年6月16日又写信说道:“你要和普通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是高干子弟。在艰苦朴素方面应成为‘标兵’。”
  1974年五一节,滕代远肺炎刚愈,在滕久昕的搀扶下,到中山公园参加群众庆祝活动。坐在前排最左边的陈云看到坐在最右边的滕代远,就离开座位,走了过来,坐到了滕代远的身边,两位久违的老战友紧靠在一起,谈得十分亲热。
  演出散场时,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等许多老同志都过来向滕代远亲切问候,滕代远则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大家谈笑风生,十分融洽。这时,王洪文也过来要握手,滕代远心中厌恶,脸色冷漠。李先念只好给介绍了一下,滕代远无奈勉强与王洪文碰了一下手,一言不发,匆匆离去。
  回到家里,滕代远因为见到不少老战友,开始很兴奋。过了一阵,他喟然长叹了一声:“现在老同志也不多了!”
  滕久昕问:“与您握手的那个年轻人是谁?”
  滕代远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说:“我不认识他!”
  滕久昕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又说:“李先念伯伯不是给您介绍过吗?”
  滕代远的脸色陡然一变,提起拐杖往地板上猛杵:“我不认识他!我就是不认识他!”
  停顿了一会儿,滕代远缓了缓气,神色严峻地说:“孩子啊,认识一个人容易,认清一个人不容易。记住,讲话要三思而讲,要谨慎。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1974年11月4日,滕代远给滕久昕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给儿子们的最后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你加入党组织快一年了,不要骄傲。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不久,滕代远的病情每况愈下。中央的老同志和亲人们都劝他,调一个孩子到身边来吧。他仍然不同意,总是那句话:“他们都有工作,不要回来了。”
  1974年11月30日17时,滕久昕随着母亲林一来到了北京医院探视父亲。这时,滕代远已经完全丧失了说话能力,到了弥留之际。他一见到妻子和儿子,顿时激动不已,吃力地比划着双手,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家人始终无法听懂。他急了,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谁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滕久昕急忙换了一枝铅笔,重新翻开一张纸,请父亲把字写大一些。终于,铅笔下显示出两个字:“服务”。
  滕久昕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儿子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他紧贴着父亲的耳朵说:“爸爸,你是要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会这样做的,您放心吧!”
  滕代远眼含热泪点点头,抑制不住的欣慰掩盖了凄楚的病容,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第二天清晨,滕代远告别了他热爱的人民,溘然离去。
  这位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留给后人的临终遗书只有两个字:服务!而这两个字也牢牢地印在了他的5个孩子的心中。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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