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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在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封红色家书：“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文笔流畅，字迹潇洒，这是1935年3月，刘伯坚英勇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
刘伯坚，原名刘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6岁入私塾，后就读于国民小学。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1926年，刘伯坚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应到苏联“考察”的冯玉祥之邀，回国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他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挖出来的部队，发展党的力量，对国民联军的一些官兵有不小的影响。如赵博生、董振堂等都受到刘伯坚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使这支军队在进入陕甘、进军豫西、配合北伐军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4月，他在西安同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我党活动转入地下。刘伯坚奉命离开国民联军，前往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7月，刘伯坚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刘伯坚回国后，党派他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次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参与策划、组织了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中央军委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并任命刘伯坚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对红5军团进行整顿和训练，使其在以后的反“围剿”、围攻赣州等战役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在苏区老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刘伯坚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田方向突围。在突围战中，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左腿负伤，被敌人俘虏，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
粤军军阀为了炫耀所谓的胜利，故意押着身负重伤又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大余青菜街（今建国路）走过，借此威吓群众，瓦解刘伯坚的斗志。但在移狱路上，刘伯坚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接着，粤军军阀又进行刑讯逼供，刘伯坚抱定了以身殉主义的信念，拒不开口。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说刘伯坚暂时脱党以便获得自由，刘伯坚严词拒绝，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
3月20日，刘伯坚被国民党军法处宣布了死刑。行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后要葬在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刘伯坚在监狱中总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写给兄嫂，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并叮嘱他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三个儿子。最后一封是写给妻子的绝命书。
刘伯坚、王叔振二人结婚后，革命工作使他们聚少离多，但无论走到哪里，刘伯坚总习惯给妻子写上一封家书。家书的内容反复说着两件事，一是鼓励妻子继续坚持革命，二是希望妻子能够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随着局势的紧迫，二人联系越来越少。
这封写于3月20日的绝命书，成了刘伯坚生前最后的文字。短短一百多字，饱含着对未来革命事业的期待、对亲人的牵挂、对个人生死的淡然。“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伯坚内心的信念毫无動摇，仍在嘱托自己的结发妻子继承遗志，继续革命;期盼三个儿子长大成人，仍然能继续他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并不知道，他的妻子王叔振没有看到他的书信，也没有再看到他们的孩子。1934年5月，夫妻二人从江西于都分手之后，王叔振就去了福建工作。在刘伯坚就义前夕，王叔振带领闽西游击队突围成功，转移到福建长汀四都乡，不久后被错误地秘密处死。然而，幸运的是，刘伯坚的三个儿子都存活下来。1936年长子刘虎生被大嫂梁凤笙交给了周恩来，1949年二儿子刘豹生在江西瑞金找到，1953年刘熊生在闽西找到。
刘伯坚的遗书流传下来。1936年，他的书信被辗转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上世纪60年代，回忆起来还动情地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1938年毛泽东为刘伯坚碑文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正如刘伯坚在给凤笙大嫂的绝命书上所言，刘伯坚用短暂的一生捍卫着自己的诺言。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在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封红色家书：“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文笔流畅，字迹潇洒，这是1935年3月，刘伯坚英勇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
刘伯坚，原名刘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6岁入私塾，后就读于国民小学。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1926年，刘伯坚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应到苏联“考察”的冯玉祥之邀，回国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他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挖出来的部队，发展党的力量，对国民联军的一些官兵有不小的影响。如赵博生、董振堂等都受到刘伯坚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使这支军队在进入陕甘、进军豫西、配合北伐军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4月，他在西安同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我党活动转入地下。刘伯坚奉命离开国民联军，前往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7月，刘伯坚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刘伯坚回国后，党派他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次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参与策划、组织了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中央军委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并任命刘伯坚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对红5军团进行整顿和训练，使其在以后的反“围剿”、围攻赣州等战役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在苏区老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刘伯坚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田方向突围。在突围战中，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左腿负伤，被敌人俘虏，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
粤军军阀为了炫耀所谓的胜利，故意押着身负重伤又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大余青菜街（今建国路）走过，借此威吓群众，瓦解刘伯坚的斗志。但在移狱路上，刘伯坚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接着，粤军军阀又进行刑讯逼供，刘伯坚抱定了以身殉主义的信念，拒不开口。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说刘伯坚暂时脱党以便获得自由，刘伯坚严词拒绝，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
3月20日，刘伯坚被国民党军法处宣布了死刑。行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后要葬在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刘伯坚在监狱中总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写给兄嫂，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并叮嘱他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三个儿子。最后一封是写给妻子的绝命书。
刘伯坚、王叔振二人结婚后，革命工作使他们聚少离多，但无论走到哪里，刘伯坚总习惯给妻子写上一封家书。家书的内容反复说着两件事，一是鼓励妻子继续坚持革命，二是希望妻子能够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随着局势的紧迫，二人联系越来越少。
这封写于3月20日的绝命书，成了刘伯坚生前最后的文字。短短一百多字，饱含着对未来革命事业的期待、对亲人的牵挂、对个人生死的淡然。“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伯坚内心的信念毫无動摇，仍在嘱托自己的结发妻子继承遗志，继续革命;期盼三个儿子长大成人，仍然能继续他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并不知道，他的妻子王叔振没有看到他的书信，也没有再看到他们的孩子。1934年5月，夫妻二人从江西于都分手之后，王叔振就去了福建工作。在刘伯坚就义前夕，王叔振带领闽西游击队突围成功，转移到福建长汀四都乡，不久后被错误地秘密处死。然而，幸运的是，刘伯坚的三个儿子都存活下来。1936年长子刘虎生被大嫂梁凤笙交给了周恩来，1949年二儿子刘豹生在江西瑞金找到，1953年刘熊生在闽西找到。
刘伯坚的遗书流传下来。1936年，他的书信被辗转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上世纪60年代，回忆起来还动情地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1938年毛泽东为刘伯坚碑文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正如刘伯坚在给凤笙大嫂的绝命书上所言，刘伯坚用短暂的一生捍卫着自己的诺言。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