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史上，苏轼开宋词豪放派先河，一改以前的清丽婉约之风。辛弃疾作为继承豪放风格之冠，使宋词的发展达到高峰。因此，人们把“苏辛“并列，称为豪放词的代表。但苏辛因为所处的时代和出身不同，他们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下面笔者想就他们的词风作点肤浅的比较。
　　首先，苏轼的词在豪放中有一种旷达超然，而辛弃疾的词在豪放中则表现出一种沉郁悲愤。黄庭坚云：“东坡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刘熙载云：“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艺概》）而“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黄梨庄《词苑丛谈》）以上这些论断很好地道出了他们二者的差别。例如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最落魄失意的时候所作。词中表现了对年轻有为的周瑜的向往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但词人毕竟是豁达的，在宦海沉浮中他逐渐领悟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英雄盖世的人物都终将化为虚无，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词人的这种超脱豁达表现在他的很多诗文中。
　　但辛弃疾的词中却多表现一种愤懑难平的情感。比如他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人在写楚天寥廓壮美的秋景中，却难抑心中的悲愁之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清秀俊美的山河，在词人眼中呈出的却是“愁”和“恨”，因为词人“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人的登临意是什么，辛的政治理想就是收复失地，恢复中原。“无人会”，不是无人领会，而是无人理睬。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当然也不会给满怀杀敌报国之志的英雄以用武之地。辛弃疾有着山河破碎家园被占的沉痛情感，有着坚定的抗金杀敌的决心，有着实实在在的杀敌报国的本领，却没有报国的机会，在软弱的南宋空耗着自己的生命，虚度年华。所以，在词的结尾，词人写道：“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的这种悲愤愁苦之情也体现在他的很多诗词中。
　　其次，从词的内容和意境上看，他们也是同中有异。宋词发展至苏轼，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我们从《东坡乐府》的三百多首词中可以发现，词这一内容贫弱的领域已呈现出一派绚丽的色彩。苏轼这些多姿多彩词的出现，使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并为词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天地。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词的题材内容更广泛，思想感情更丰厚，反映现实更深刻。
　　苏词虽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使词体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和生活的制约，也只能由比较狭窄地反映士大夫的有关男女方面的生活，扩大到比较广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许多方面的生活。辛弃疾则不同，由于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辛词的内容虽丰富多彩，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另外，辛弃疾为人豪爽，以气节自负、功名自许，有燕赵侠士之风，加之他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英雄经历，使他的词充满了激昂排宕、不可一世的气势与气概。这一点自然是极名士之雅的苏轼所无法比拟的。周济曾指出：“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而语也。”（《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所谓“辛之当行处”，就是指辛词所表现出的雄杰恢弘的词境。陈延焯也认为：“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白雨斋词话》）“淋漓悲壮，顿挫盘郁，则稼轩独步千古矣。”（《词则》）
　　第三，从表现方式上看，辛词的表现更外向，抗争性更强烈。苏词的作风倾于内向，比较温良。比如辛词《水调歌头 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谏书频上，谈笑挽天回”词人怀着烈火般的热情，高度评价朋友敢作敢为的精神。下片词人写自己的处境：“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词人坦率披露自己的胸怀，言辞毫无顾忌，是对黑暗腐败的南宋政府无情地揭露和强烈的抗议。
　　和辛弃疾相比，苏轼的言论则温和得多。比如他有名的中秋词“明月几时有”，虽然有对现实的不满，但他却采取了一种比较忍让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总是能在失意时学会自我安慰和宽解，“在不如意时，他最多发出一种微弱的慨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全宋词鉴赏辞典》）
　　苏轼是一个具有典型士大夫气质的文人，而辛弃疾却是一位具有文人才气的斗士。”（《全宋词鉴赏词典》）他们不同的思想风格，决定了他们虽同为豪放词人，词风却迥然有别。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曠，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苏旷”“辛愤”，成为我国灿烂的文学星空两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千古。
　　作者通联：湖北松滋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