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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2019年5月实施的降低社保费率新方案，有关社会人士、专家、学者都对此十分关注。本文利用三部门的RBC模型分析社保费下调对于宏观经济中家庭部门、厂商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费率下调的冲击刺激了就业人员家庭的消费，增加企业投资和政府债务;相对于劳动税率和资本税率的冲击，社保费率下调的冲击更明显。本文最后提出明确政府市场责任、优化雇主雇员费率结构以及加强个人与家庭参保意识的政策建议，以期达到更有效的政策效应。
关键词：社保费下调;税收冲击;RBC模型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8.002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9）08-0010-09
一、引言
2019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中国将从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将比例从20%降到16%，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据专家测算估计可为企业减负3000多亿。
在此之前，各学者关于社保费率的研究对新方案的提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邓子基和杨志宏（2011）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的现实，指出了税制改革时机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保障费改革应遵循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路径;郭昌盛（2018）指出，中国社会保障收集和管理系统缺乏统一的模式，在借鉴欧洲国家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将税费纳入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冯俏彬（2018）根据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理论指出改革的原则是“负担平移，略有下降”。近年来，更多学者关注降低社会保障费用的研究。倪雄飞（2015）研究社会保障费对小微企业和劳动者的影响，结果表明为了刺激小微企业的发展，国家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陶纪坤等（2016）利用 200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和2012—2013 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的“挤出效应”，高水平的社保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肖严华等（2017）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与社会基金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利于释放企业的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曾毅等（2018）对社会保险缴费率降低的分析指出，为了减轻企业支付的负担，政府应该尽快改善鼓励生育、延迟退休以及制定退休金入市的政策。
相比较与以往的文献研究，本文在学者对于社保費下调的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结合当前社保费新方案实施的时代背景，利用了DSGE模型对我国社保费下调进行模拟分析，探究社保费的下调对于家庭、企业以及政府的影响。
二、一个三部门的随机动态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三部门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代表性家庭包括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两类;代表性厂商包括中间产品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两类;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中央银行。
（一）家庭部门
在本文涉及的代表性家庭中，李嘉图家庭（R）通过选择消费、储蓄、投资和闲暇来最大化其跨期效用;而非李嘉图家庭（NR）只能获得社会保障退休金收入来满足其对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本文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设定李嘉图家庭占比为1-？棕，非李嘉图家庭占比？棕。
1.李嘉图家庭
效用函数为：
其中，C为李嘉图家庭的消费，L为李嘉图家庭的劳动供给，？滓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鬃为劳动供给弹性的逆，E为预期算子，？茁为主观贴现因子。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为：
其中，P为总体价格水平，I表示投资水平，B表示政府债券，RB表示政府债券的收益率，W为工资水平，R为资本收益率，K表示资本存量，？子■、？子l、？子p、？子k分别表示消费税、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障费费率和资本所得税，？渍l、？渍p、？渍k分别为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障费费率和资本所得税的随机项，本文把这三个变量作为外生冲击。资本形成函数为：
2.非李嘉图家庭
非李嘉图家庭一般是指退休人员家庭，他们主要靠养老金支出的现值进行日常消费，因此，其效用函数只取决于现值的大小，其中，表示养老金收入：
其中，ρl、ρk、ρp分别表示劳动税冲击、资本所得税以及社保费冲击的自回归系数。
（二）厂商
本文将厂商部分分为中间品厂商和最终产品厂商，最终产品厂商利用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因此中间品厂商处于垄断竞争市场，而最终产品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最终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渍是中间产品的替代性，Yj表示中间产品，Y表示最终产品总数;最终产品厂商的最优化问题为：
三、参数的校准检验
本文理论模型中涉及到19个参数，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采用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模型的参数值（见表1）。
四、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
利用MATLAB软件对上述三部门模型关于社保费下降对于家庭、厂商以及政府三部门的冲击影响进行DSGE模拟分析，进而比较社保费冲击与劳动税、资本税冲击带来的政策效果。
（一）下调社保费率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当受到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时，代表性李嘉图家庭的消费量瞬间增加，随之迅速降至稳态值以下。这是因为李嘉图家庭代表的是就业人员，当社保费率下降，劳动者缴纳的社保费降低，相对而言，其工资增加，由此消费也就增加了，当劳动者意识到工资的增加只是暂时性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得到实际提高，且企业对于社保费的下降也会采取相应措施，劳动者的消费随之慢慢靠近消费水平稳态。 由图1可知，当受到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时，厂商资本积累瞬时增加，资本积累也开始往稳态值靠拢，这是由于社保费率的下降致使劳动要素价格降低，厂商进行资本积累相对增加。但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积累波动太大，就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当社保费率下降时，政府债券急剧上升。这是因为社保费率下降，政府的社保部门收入减少，政府总收入减少，但政府支出不变，最终导致了政府债务的增加，但是不会长期增加，政府债务也最终恢复至稳态水平。
对比社保费率下降对于三部门的冲击，我们发现，就业人员家庭的消费受到社保费率下降冲击的影响最大，厂商次之，政府部门最小，但是厂商恢复至稳态经历的时间最长，冲击影响最深。
（二）社保费率、劳动税和资本税冲击影响的比较
由图2可看出，相对劳动税下降的冲击和资本税下降的冲击，社保费率下降冲击对于就业人员家庭消费、厂商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更明显，其中，对于政府债务具有显著的正向调整，对于就业人员家庭消费和厂商资本积累表现为从正向调整转向负向调整。
劳动税下降的冲击与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对三部门的影响趋势相同，具体政策传导机制为劳动税减少，居民收入增加，进而消费提高，同时促进就业，而就业增加就会使工资降低，厂商的资本积累也就相应提高，随着工资降下降，居民消费亦随之下降，进而整体就业水平降低，厂商因此消耗资本扩招人才，投入创新事业，资本积累亦减少。
资本税下降的冲击对于三个部门的影响效果与劳动税和社保费的政策效果相差较大，资本税下降导致就业人员的消费以及厂商积累均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具有非常弱的负向调整。原因在于资本税的下降致使企业的投资增加，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得到改善，进而刺激劳动者的消费;相对的，由于企业资本积累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对政府上缴的税务也增加了，从而债务相对减少。但上述两种影响效果，相对于劳动税和社保费的冲击影响都非常微弱。
五、政策建议
社保费下调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各部门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以及更好的完善社保费下调带来的政策效果呢？本文根据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对社保费下调后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责任
政府应当负责的是基本社会保险中事关生存必要的底线部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明确中央与地方关于社会保险的责任，地方要认真贯彻中央下达的政策措施，严禁贪污腐败现象，进而避免由于责任不明确导致社会保险制度遭受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市场中的企事业单位要做到征税纳税公正透明，税务机关确保会计的时效性及准确性，并且接受政府的监督。
（二）优化雇主与雇员的费率结构
通常情况下企业雇主承担的保险责任和保费大于雇员，即雇主承担的社保费率高于雇员承担的社保费率，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扩招人才以及增加就业岗位的积极性，因而不利于缓解当今就业市场高失业率的现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在降低社保费率的同时，企事业单位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优化费率结构，适当缩减雇主与雇员之间承担费率的差距，避免雇主与雇员的直接冲突，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三）加强家庭与个人的参保意识
当前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现收现付制，通俗的说就是用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赡养老年人，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年轻人排斥缴纳社保金现象的产生似乎已成趋势。从本文的结论看来，社保费下调对于国民经济三大部门的影响显著，因此，社会保障部门应大力宣传社保对个人、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益处，提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卞志村，胡恒强.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J].金融评论，2016（4）.
[2]程宇丹，龚六堂.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渠道[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12）：22-37+141.
[3]程朝阳，于凌云.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是否过高：文献回顾与反思[J].社会保障研究，2017（3）：103-112.
[4]邓子基，杨志宏.中国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几个基本问题[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3）：52-55.
[5]冯俏彬.我国社保费改税理论与实践新探[J].地方财政研究，2018（1）：4-10+22.
[6]郭昌盛.我国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欧洲国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J].经济体制改革，2018（2）：28-35.
[7]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J].世界经济，2012，35（11）：3-30.
[8]贾俊雪，秦聪，张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J].世界经济，2014，37（12）：3-26.
[9]林治芬.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应与制度完善统筹考虑[N].第一财经日报，2018-11-21（A11）.
[10]李芝倩.资本、劳动收入、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测算[J].税务研究，2006（4） ：14-18.
[11]卢洪友，张靖妤，许文立.中国财政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J].财政科学，2016（4）.
[12]陆军，钟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J].经济研究，2003（8）：76-85+93.
[13]毛春莲.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对就业的影响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28（13）：232-234.
[14]倪雄飞.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对小微企业及其劳动者的影响与完善对策[J].中国劳动，2015（11）：11-15.
[15]蒲火元，曹宗平.生产部门的减税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3）：89-95.
[16]王云清，朱啟贵，谈正达.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研究——基于贝叶斯估计的两部门DSGE模型[J].金融研究，2013（3）：101-113.
[17]徐舒，左蒙，姜凌.技术扩散、内生技术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J].管理世界，2011（3）.
[18]许文立，郭柃沂，许坤.税费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新凯恩斯模型[J].税务研究，2017（6）：68-74.
[19]许志伟，吴化斌，周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J].管理世界，2013（12）： 32-42.
[20]许建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利弊分析及改革设想[J].税务研究，2001（4）：52-54.
[21]杨翠迎，汪润泉，程煜.费率水平、费率结构：社会保险缴费的国际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18（2）：152-158.
[22]曾益，刘凌晨，高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下调空间及其财政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18，44（12）：70-84.
[23]赵静，毛捷，张磊.社会保险缴费率、参保概率与缴费水平——对职工和企业逃避费行为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2016，15（1）：341-372.
关键词：社保费下调;税收冲击;RBC模型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8.002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9）08-0010-09
一、引言
2019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中国将从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将比例从20%降到16%，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据专家测算估计可为企业减负3000多亿。
在此之前，各学者关于社保费率的研究对新方案的提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邓子基和杨志宏（2011）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的现实，指出了税制改革时机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保障费改革应遵循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路径;郭昌盛（2018）指出，中国社会保障收集和管理系统缺乏统一的模式，在借鉴欧洲国家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将税费纳入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冯俏彬（2018）根据中国社会保障费改革理论指出改革的原则是“负担平移，略有下降”。近年来，更多学者关注降低社会保障费用的研究。倪雄飞（2015）研究社会保障费对小微企业和劳动者的影响，结果表明为了刺激小微企业的发展，国家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陶纪坤等（2016）利用 200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和2012—2013 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的“挤出效应”，高水平的社保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肖严华等（2017）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与社会基金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利于释放企业的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曾毅等（2018）对社会保险缴费率降低的分析指出，为了减轻企业支付的负担，政府应该尽快改善鼓励生育、延迟退休以及制定退休金入市的政策。
相比较与以往的文献研究，本文在学者对于社保費下调的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结合当前社保费新方案实施的时代背景，利用了DSGE模型对我国社保费下调进行模拟分析，探究社保费的下调对于家庭、企业以及政府的影响。
二、一个三部门的随机动态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三部门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代表性家庭包括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两类;代表性厂商包括中间产品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两类;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中央银行。
（一）家庭部门
在本文涉及的代表性家庭中，李嘉图家庭（R）通过选择消费、储蓄、投资和闲暇来最大化其跨期效用;而非李嘉图家庭（NR）只能获得社会保障退休金收入来满足其对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本文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设定李嘉图家庭占比为1-？棕，非李嘉图家庭占比？棕。
1.李嘉图家庭
效用函数为：
其中，C为李嘉图家庭的消费，L为李嘉图家庭的劳动供给，？滓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鬃为劳动供给弹性的逆，E为预期算子，？茁为主观贴现因子。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为：
其中，P为总体价格水平，I表示投资水平，B表示政府债券，RB表示政府债券的收益率，W为工资水平，R为资本收益率，K表示资本存量，？子■、？子l、？子p、？子k分别表示消费税、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障费费率和资本所得税，？渍l、？渍p、？渍k分别为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障费费率和资本所得税的随机项，本文把这三个变量作为外生冲击。资本形成函数为：
2.非李嘉图家庭
非李嘉图家庭一般是指退休人员家庭，他们主要靠养老金支出的现值进行日常消费，因此，其效用函数只取决于现值的大小，其中，表示养老金收入：
其中，ρl、ρk、ρp分别表示劳动税冲击、资本所得税以及社保费冲击的自回归系数。
（二）厂商
本文将厂商部分分为中间品厂商和最终产品厂商，最终产品厂商利用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因此中间品厂商处于垄断竞争市场，而最终产品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最终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渍是中间产品的替代性，Yj表示中间产品，Y表示最终产品总数;最终产品厂商的最优化问题为：
三、参数的校准检验
本文理论模型中涉及到19个参数，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采用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模型的参数值（见表1）。
四、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
利用MATLAB软件对上述三部门模型关于社保费下降对于家庭、厂商以及政府三部门的冲击影响进行DSGE模拟分析，进而比较社保费冲击与劳动税、资本税冲击带来的政策效果。
（一）下调社保费率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当受到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时，代表性李嘉图家庭的消费量瞬间增加，随之迅速降至稳态值以下。这是因为李嘉图家庭代表的是就业人员，当社保费率下降，劳动者缴纳的社保费降低，相对而言，其工资增加，由此消费也就增加了，当劳动者意识到工资的增加只是暂时性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得到实际提高，且企业对于社保费的下降也会采取相应措施，劳动者的消费随之慢慢靠近消费水平稳态。 由图1可知，当受到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时，厂商资本积累瞬时增加，资本积累也开始往稳态值靠拢，这是由于社保费率的下降致使劳动要素价格降低，厂商进行资本积累相对增加。但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积累波动太大，就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当社保费率下降时，政府债券急剧上升。这是因为社保费率下降，政府的社保部门收入减少，政府总收入减少，但政府支出不变，最终导致了政府债务的增加，但是不会长期增加，政府债务也最终恢复至稳态水平。
对比社保费率下降对于三部门的冲击，我们发现，就业人员家庭的消费受到社保费率下降冲击的影响最大，厂商次之，政府部门最小，但是厂商恢复至稳态经历的时间最长，冲击影响最深。
（二）社保费率、劳动税和资本税冲击影响的比较
由图2可看出，相对劳动税下降的冲击和资本税下降的冲击，社保费率下降冲击对于就业人员家庭消费、厂商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更明显，其中，对于政府债务具有显著的正向调整，对于就业人员家庭消费和厂商资本积累表现为从正向调整转向负向调整。
劳动税下降的冲击与社保费率下降的冲击对三部门的影响趋势相同，具体政策传导机制为劳动税减少，居民收入增加，进而消费提高，同时促进就业，而就业增加就会使工资降低，厂商的资本积累也就相应提高，随着工资降下降，居民消费亦随之下降，进而整体就业水平降低，厂商因此消耗资本扩招人才，投入创新事业，资本积累亦减少。
资本税下降的冲击对于三个部门的影响效果与劳动税和社保费的政策效果相差较大，资本税下降导致就业人员的消费以及厂商积累均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具有非常弱的负向调整。原因在于资本税的下降致使企业的投资增加，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得到改善，进而刺激劳动者的消费;相对的，由于企业资本积累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对政府上缴的税务也增加了，从而债务相对减少。但上述两种影响效果，相对于劳动税和社保费的冲击影响都非常微弱。
五、政策建议
社保费下调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各部门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以及更好的完善社保费下调带来的政策效果呢？本文根据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对社保费下调后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责任
政府应当负责的是基本社会保险中事关生存必要的底线部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明确中央与地方关于社会保险的责任，地方要认真贯彻中央下达的政策措施，严禁贪污腐败现象，进而避免由于责任不明确导致社会保险制度遭受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市场中的企事业单位要做到征税纳税公正透明，税务机关确保会计的时效性及准确性，并且接受政府的监督。
（二）优化雇主与雇员的费率结构
通常情况下企业雇主承担的保险责任和保费大于雇员，即雇主承担的社保费率高于雇员承担的社保费率，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扩招人才以及增加就业岗位的积极性，因而不利于缓解当今就业市场高失业率的现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在降低社保费率的同时，企事业单位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优化费率结构，适当缩减雇主与雇员之间承担费率的差距，避免雇主与雇员的直接冲突，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三）加强家庭与个人的参保意识
当前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现收现付制，通俗的说就是用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赡养老年人，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年轻人排斥缴纳社保金现象的产生似乎已成趋势。从本文的结论看来，社保费下调对于国民经济三大部门的影响显著，因此，社会保障部门应大力宣传社保对个人、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益处，提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卞志村，胡恒强.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J].金融评论，2016（4）.
[2]程宇丹，龚六堂.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渠道[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12）：22-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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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俊雪，秦聪，张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J].世界经济，2014，37（12）：3-26.
[9]林治芬.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应与制度完善统筹考虑[N].第一财经日报，2018-11-21（A11）.
[10]李芝倩.资本、劳动收入、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测算[J].税务研究，2006（4）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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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蒲火元，曹宗平.生产部门的减税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3）：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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