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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82年开始，加入了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者行列。从那以后，我多次聆听薄老的重要讲话，两次接受薄老的当面教诲，使我在思想上受到深刻教育，在工作中得到有力指导，在党史工作的道路上迈开了步子。回忆起来，甚感荣幸，十分感激。
我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学习过中共党史，毕业之后还搞过两年党史教学的辅导工作。调离大学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没有放弃对党史的学习。不过，那时对党史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教科书上那些基本成型的内容，而且由于当时党史领域里的禁区较多，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学习得很呆板，理解得很肤浅，一遇到实际问题便迷茫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讲党史就是以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为中心，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被扭曲，使我莫名其妙起来。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薄老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在一阵所谓“揪叛徒”的狂风中，被打成了“叛徒领导”的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阎锡山的“御用下具”，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过去知之甚少，竟也曾经附和过那些歪曲的宣传。然而就在那股狂风吹来时，1936年从牺盟会参加革命的我的父亲，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我从小就对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而怀有的崇敬心情，此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下子使我懵懂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性质作了一个重要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为牺盟会、决死队平了反、正了名。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并开始琢磨这么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成了问题”的问题。
1982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太原召开的华北五省、市、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并参加了资料组的工作。这次会议从7月5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薄一波、程子华、杨献珍等22位老同志参加了会议，集体回顾了党在华北地区斗争的历程，对华北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薄老，他以74岁的高龄，5天内作了4次重要讲话，其中，7月8日对于牺盟会、决死队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讲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讲了它的历史真相和发展的宋龙去脉，明确指出，它是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导下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中曾起了光辉作用。薄老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党在白区的工作抹掉了，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不是“脱党”便被说成“叛徒”。薄老说：按照康生发明的逻辑，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是叛徒，不是叛徒你就应该死了!因此，弄得遍地是叛徒，到处都有叛徒集团。薄老指出：牺盟会、决死队被说成了“叛徒领导”的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阎锡山的“御用工具”，使数以万计的同志受到株连，这个损失是相当大的，我想起来就很难过。其实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最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薄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牺盟会、决死队平反的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发的面不宽，问题虽然在不断解决，但“我看还有把这个问题说明的必要”。因为牺盟会、决死队戴着“山西帽子”，实际上是“阎锡山的帽子”，但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这部分党的工作完全公开，完全合法，不受拘束。这种形式莫名其妙，表面上看不出来，不仅现在的青年人、中年人不知道，就是老年人也不知道。听了薄老的这些讲话，我想我们经常说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透过实事的现象揭示它的本质，正像毛主席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必须通过对牺盟会、决死队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才能承担起对被歪曲的历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
华北会议之前和之后，党史、革命史和军史工作者，积极征集资料，认真进行研究，写了不少关于牺盟会、决死队的文章，帮助人们了解牺盟会、决死队的历史真面目，批驳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和攻击，扭转着人们的错误认识。我遵照薄老关于对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的指示，把牺盟会、决死队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下了一番功夫。开始，我写了一篇题为《论牺盟会、决死队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的文稿。这篇文稿被中央党校《党史研究》于1982年第六期刊用了。一次，山西新军史办公室主任安庆洙同志对我说：薄老说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不知师文华是个谁?薄老的肯定，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从那以后，在工作之余我用20多年的时间，陆续写了一批文稿，形成了一个《牺盟会决死队研究——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论稿》的集子，这个集子从牺盟会、决死队产生的历史背景、革命性质、历史作用以及对党的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具体运用、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一些分析，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讨与论证，对所谓牺盟会和决死队是“叛徒领导”、“阎锡山领导”的以及“不够革命”等诬蔑和责难，分别作了驳斥和辨析。虽然，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这个集子未能问世，但我从思想深处确实彻底弄清了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达到了我撰写这些文稿的目的。
1984年10月，我参加了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征编工作。薄老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太岳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11月创建到1949年9月结束，12年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由北向南，逐步扩大，开始时只辖12个县，鼎盛时期发展到河南省洛河以北的洛宁地区，共辖47个县，拥有420余万人口。
1984年8月3日至9日，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座谈会，原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聂真、王鹤峰、裴丽生、郭钦安、高扬文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薄老因在大连养病不能出席，但对座谈会十分关心，7月31日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具有指导意义的信，信中说：“太岳革命根据地虽小(按：指开始时和结束时的基本地区)，但在抗日战争中起的作用并不小，无论在多次反‘扫荡’中，在反‘顽’、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在发动群众和建党方面，特别在人口不过百万的地区，出了那么多兵，组成几个纵队，南下或北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要求“要好好写出一本太岳根据地发展史来”。我感到薄老的这封信，是给我们编写组指出了编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纲目，决心按照薄老的指示，写出一本好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史来。
1987年，我们首先编出了一本《太岳区纪事》的编年体资料书，5月1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审稿会。会议开幕的当天，薄老 在百忙当中，轻车简从，匆匆赶到下斜街三晋宾馆(山西办事处)，接见了与会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薄老的讲话，我非常重视，并根据录音作了整理。薄老在讲话中，对编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写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夸张，有什么就写什么。要把该写的东西写进去，不该写的东西不要写进去。如有争论的问题。也可以争论一下，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二，写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太岳革命根据地开始时情况很复杂，国民党中央军最多，八路军还没有开过来，它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山西第三行政区和决死第一纵队开辟出来的，是运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第三，地方下作也应好好写一写。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时期，都是靠地方和人民群众支持才坚持下来的。围困沁源日军是全国的一个创造，应该特书一笔。第四，太岳区出了那么多兵，并一直连续了下来：太岳区人口并不多，但出的兵不少，四纵队南下后，还有八纵队，后来又搞了个十五纵队。第五，在总的方面是，朱老总、彭老总、左权同志、杨尚昆同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对我们十分关心。十二月事变后，一二九师按照战略计划，派来了陈赓同志，把我们的部队一整顿，太岳军区就比较强了。这些指示，不但强调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而且指出了写史的基本原则和要掌握的几个重点。我感到，薄老讲的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是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具体的表述。这使我们的思路进一步开阔了，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信心更加提高了。
遵照薄老的指示和多数老同志的意见，我们对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太岳区纪事》进行了反复修改。1989年12月，《太岳区纪事》更名为《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薄老亲笔题写了书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90年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薄老出席了首发式，亲自剪彩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称赞：“这本书写得不错，有什么记载什么，不夸张也不故意取消什么，很好!”他还指出：“通过这本书，可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之所以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一定要加倍地珍惜它，爱护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这本书受到与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此后，我们花了两年多时间，遵照薄老关于“好好写出一本太岳根据地史”的要求，写出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稿子，于1991年5月6日至20日在北京三晋宾馆召开座谈会。薄老又一次出席了座谈会，并于17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语重心长地、反复地强调要实事求是。他说：我主张立志把太岳区的历史写好。首先把应该叙述的事实方方面面写好，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要把事实核对准确，要实事求是，是就是是，失误就是失误，错误就是错误，把它都写在里头，不要忌讳。当然，对已经过世的同志或已经是盖棺论定的人，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就不要吹毛求疵地再去翻腾。第三，要写成一本好书，首先事实要验证，不能像过去有些写书的人写出来的书，一晃而过，写出来一下就完了。第四，既然实事求是，就要写得一碗水端平，不能有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偏颇。比如区党委的班子，不管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也不管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也不管是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都要一样看待，照顾山头、消灭山头，搞五湖四海；太岳、晋豫两个地区要联系起来讲(按：1942年10月太岳和晋豫两个地区合并为新的太岳抗日根据地)，不要分彼此，不要分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然就很容易发生问题。薄老这次讲的实事求是，比以前讲得更具体了，更细致了，更便于我们操作了。可见，薄老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历史如何写，是经过认真思考、反复研究的，是对我们最具体的指导。
根据薄老的讲话精神，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征编指导组郭钦安、韩洪宾、王绣锦、刘舒侠等老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二稿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查阅资料，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了送审稿。遵照薄老的指示，送审稿突出了太岳革命根据地几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具有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三专署、牺盟会、决死队，戴着“山西帽子”(指在阎锡山行政机关和官办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合法地打开了太岳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第二，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民兵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坚持不懈地开展对敌斗争；在腹心地区以围困战的办法取得了沁源围困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在太岳区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阴谋。第三，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在整个抗日根据地处于敌进我退、根据地不断缩小的形势下，太岳革命根据地军民一面坚持原有的阵地，一面向外发展，不失时机地重新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地区，扭转了敌进我退的局面。第四，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创造了“两面政权”的形式，开展了以假维持反维持的斗争。第五，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摒弃开始时行政命令和外来英雄包打天下的做法，发动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引导农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第六，在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军民在南同蒲线独挡一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先是在同蒲路南段连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又外线、内线配合进行作战：在外线挺进豫西，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在内线沿同蒲路北扫，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战役诸胜利，为解放太原、摧毁阎锡山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对于根据地过去发生的失误，没有回避。如对整风时审干中的“抢救运动”、土地改革中第三地委等地发生的“左”倾偏向，都如实地进行了记述，并分析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在书的结尾，用了一章的篇幅总结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六条基本经验，扼要地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增加了这本史书的理论深度。
1992年5月22日至29日，我们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审稿会。会前，我们曾请薄老为《简史》写一序言，薄老回答说：自己领导的根据地自己写序言不好。他建议把序言改成前言，由我们自己写。5月18日，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征编指导组的郭钦安、韩洪宾、王绣锦和北京的董峰等老同志去中南海见薄老，我作为写作组的成员也去了。郭钦安等向薄老汇报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情况和审稿会的开法，并汇报了对几个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薄老表示基本同意。在审稿会期间，原太岳区主要领导人聂真、王鹤峰及参加审稿会的30多名老同志纷纷发表意见，在肯定书稿的同时，又提了一些建议。5月24日下午，薄老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接见了与会的全体同志，回顾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并一起照了像。这次审稿会之后，在郭钦安、王绣锦 的指导下，我们对《简史》一章一章地进行了认真修改，最后定稿。薄老又一次亲笔题写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书名。
1993年2月，《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5月13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举行了出版发行座谈会，省委副书记梁国英代表省委揭幕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薄老一字一句地看了这本书，认为写得不错。可以说这本书自始至终是在薄老指导下写成的，从头到尾凝结着薄老这位老革命家的心血。
20世纪90年代初，薄老开始了他的宏篇巨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原名《薄一波自述》)的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省里领导同志通知我说，你写过太岳革命根据地史，薄老要向你了解一些关于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我于6月3日晨赶到北京，上午10时10分去中南海，见了薄老。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接触，心里有些紧张。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等我，见我进去，他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对着我看了好一会，然后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年轻人呢!我说我已经50多岁了。他笑着说：50多岁了?还小呢!还是个小娃娃。薄老亲切和蔼的谈吐，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当时薄老已是86岁的高龄，在他的眼里，我当然是个“小娃娃”了。接着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自传性的书，已有一个他个人的谈话记录稿，其中关于大革命时期在山西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两部分，让我提一些意见。说着他拿出来一份《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的谈话记录打印稿交给我，打印稿的左上方，薄老用红铅笔批了一行字：“草稿，打印稿先交文华同志阅，并准备修改办法。”看到这一行字，我很激动，感到这是薄老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到担子很重。这次见面时，薄老还询问了山西党史工作的情况。6月5日编写组负责人陈威同志到景山西街山西驻京办事处与我进行了交谈，介绍了薄老这本书的编写计划和框架，明确提出要我不脱产参加一部分工作。
对于《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的谈话稿，我认真进行了阅读，考虑了几点意见。6月8日上午，我又一次来到中南海，向薄老和编写组的陈威、曹雁行等同志，谈了我的意见。薄老很重视我提的意见，留下了我的发言提纲。他说：“文华同志谈的，有许多东西很重要，有很多意见要吸收，但不是全部。”在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中，薄老作了许多重要插话。他说：“山西党史出的书不少，任务不小。你们编的太岳简史这本书我一字一句看了，写得不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也不算什么缺点，主要是对情况不了解。我写《自述》，太岳区这一段主要引用了这本书的材料。”当我谈到我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一书，最近又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交付的《抗战时期的北方局》编辑任务时，薄老说：“山西对抗战的贡献大，编写任务重，要认真下功夫研究。”他还说：“抗战史不好写。历史事件是有联系的，山西不是孤立的，要从全盘考虑。华北几个根据地都是从山西开始的，也要分头写一些。平津战役也不光是平津的事，山西也有贡献。刘邓大军南下，山西的贡献也很大，所以，不能孤立地写山西，”他还说：“有许多历史事件，情况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有些人物，也很难写，不是可以简单地作结论的。”他指出：“党史出书不要太急。有的写的是事实，有的写的就不是事实。出得太急、太快，往往站不住脚，还得回过头来再搞，”这些插话充分体现了薄老研究党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对我的教育很深。接着他针对我在发言中讲到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秋林会议上与阎锡山顽固势力的斗争、1942年黎城高干会议、刘少奇对太岳区工作的指导、太岳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三八六旅开赴太岳区、新军在太岳区的会合等问题，给我介绍了许多详细情况，其中有不少情况我过去是一知半解的，也有的是我过去根本不知道的。薄老的插话，丰富了我的党史知识，开阔了思路，对我以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会见之后，我和秦富平同志承担了薄老自传《薄一波自述》(按：正式出版时书名为《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在大革命洪流中》那一章的修改任务。8月下旬，我们修改出了稿子，当即转送薄老审阅。在这期间，我看了有关章节的书稿，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向薄老提出，便于9月26日给薄老写了一封信，提出大革命时期这一章的主线，应该围绕薄老在大革命时期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际斗争中由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及薄老如何经受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而成长为党的领导骨干两点。同时，我还提出整个书稿要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写，不能写成文学传记，力戒虚构和渲染，力戒华丽的词藻和文学性的描述，风格笔调应以《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和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为范本。这样做可读性可能较差，但可信性较强。从正式出版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来看，我的建议还是被吸收了。
在薄老的多次谈话的指导下，我在党史工作方面方向更明了，办法更多了，决心更大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合作者的帮助，陆续主编和撰写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解放战争与山西》等著作。可以说，我在党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薄老大力培养和精心指导的结果，我从内心十分感激。我一定遵照薄老的教导，为总结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7年1月薄老逝世，使我万分悲痛。缅怀薄老的战斗生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我曾著得小诗一首，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一波一波又一波，
一波三折磨难多。
追求真理志不移，
救国救民忠难夺。
智谋超群战群魔，
文武并举兴邦国。
百岁盛誉四海传，
一世英名五洲播。
(作者系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 雷 蕾)
我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学习过中共党史，毕业之后还搞过两年党史教学的辅导工作。调离大学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没有放弃对党史的学习。不过，那时对党史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教科书上那些基本成型的内容，而且由于当时党史领域里的禁区较多，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学习得很呆板，理解得很肤浅，一遇到实际问题便迷茫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讲党史就是以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为中心，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被扭曲，使我莫名其妙起来。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薄老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在一阵所谓“揪叛徒”的狂风中，被打成了“叛徒领导”的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阎锡山的“御用下具”，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过去知之甚少，竟也曾经附和过那些歪曲的宣传。然而就在那股狂风吹来时，1936年从牺盟会参加革命的我的父亲，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我从小就对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而怀有的崇敬心情，此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下子使我懵懂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性质作了一个重要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为牺盟会、决死队平了反、正了名。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并开始琢磨这么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成了问题”的问题。
1982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太原召开的华北五省、市、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并参加了资料组的工作。这次会议从7月5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薄一波、程子华、杨献珍等22位老同志参加了会议，集体回顾了党在华北地区斗争的历程，对华北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薄老，他以74岁的高龄，5天内作了4次重要讲话，其中，7月8日对于牺盟会、决死队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讲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讲了它的历史真相和发展的宋龙去脉，明确指出，它是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导下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中曾起了光辉作用。薄老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党在白区的工作抹掉了，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不是“脱党”便被说成“叛徒”。薄老说：按照康生发明的逻辑，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是叛徒，不是叛徒你就应该死了!因此，弄得遍地是叛徒，到处都有叛徒集团。薄老指出：牺盟会、决死队被说成了“叛徒领导”的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阎锡山的“御用工具”，使数以万计的同志受到株连，这个损失是相当大的，我想起来就很难过。其实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最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薄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牺盟会、决死队平反的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发的面不宽，问题虽然在不断解决，但“我看还有把这个问题说明的必要”。因为牺盟会、决死队戴着“山西帽子”，实际上是“阎锡山的帽子”，但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这部分党的工作完全公开，完全合法，不受拘束。这种形式莫名其妙，表面上看不出来，不仅现在的青年人、中年人不知道，就是老年人也不知道。听了薄老的这些讲话，我想我们经常说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透过实事的现象揭示它的本质，正像毛主席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必须通过对牺盟会、决死队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才能承担起对被歪曲的历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
华北会议之前和之后，党史、革命史和军史工作者，积极征集资料，认真进行研究，写了不少关于牺盟会、决死队的文章，帮助人们了解牺盟会、决死队的历史真面目，批驳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和攻击，扭转着人们的错误认识。我遵照薄老关于对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的指示，把牺盟会、决死队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下了一番功夫。开始，我写了一篇题为《论牺盟会、决死队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的文稿。这篇文稿被中央党校《党史研究》于1982年第六期刊用了。一次，山西新军史办公室主任安庆洙同志对我说：薄老说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不知师文华是个谁?薄老的肯定，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从那以后，在工作之余我用20多年的时间，陆续写了一批文稿，形成了一个《牺盟会决死队研究——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论稿》的集子，这个集子从牺盟会、决死队产生的历史背景、革命性质、历史作用以及对党的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具体运用、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一些分析，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讨与论证，对所谓牺盟会和决死队是“叛徒领导”、“阎锡山领导”的以及“不够革命”等诬蔑和责难，分别作了驳斥和辨析。虽然，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这个集子未能问世，但我从思想深处确实彻底弄清了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达到了我撰写这些文稿的目的。
1984年10月，我参加了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征编工作。薄老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太岳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11月创建到1949年9月结束，12年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由北向南，逐步扩大，开始时只辖12个县，鼎盛时期发展到河南省洛河以北的洛宁地区，共辖47个县，拥有420余万人口。
1984年8月3日至9日，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座谈会，原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聂真、王鹤峰、裴丽生、郭钦安、高扬文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薄老因在大连养病不能出席，但对座谈会十分关心，7月31日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具有指导意义的信，信中说：“太岳革命根据地虽小(按：指开始时和结束时的基本地区)，但在抗日战争中起的作用并不小，无论在多次反‘扫荡’中，在反‘顽’、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在发动群众和建党方面，特别在人口不过百万的地区，出了那么多兵，组成几个纵队，南下或北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要求“要好好写出一本太岳根据地发展史来”。我感到薄老的这封信，是给我们编写组指出了编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纲目，决心按照薄老的指示，写出一本好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史来。
1987年，我们首先编出了一本《太岳区纪事》的编年体资料书，5月1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审稿会。会议开幕的当天，薄老 在百忙当中，轻车简从，匆匆赶到下斜街三晋宾馆(山西办事处)，接见了与会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薄老的讲话，我非常重视，并根据录音作了整理。薄老在讲话中，对编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写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夸张，有什么就写什么。要把该写的东西写进去，不该写的东西不要写进去。如有争论的问题。也可以争论一下，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二，写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太岳革命根据地开始时情况很复杂，国民党中央军最多，八路军还没有开过来，它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山西第三行政区和决死第一纵队开辟出来的，是运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第三，地方下作也应好好写一写。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时期，都是靠地方和人民群众支持才坚持下来的。围困沁源日军是全国的一个创造，应该特书一笔。第四，太岳区出了那么多兵，并一直连续了下来：太岳区人口并不多，但出的兵不少，四纵队南下后，还有八纵队，后来又搞了个十五纵队。第五，在总的方面是，朱老总、彭老总、左权同志、杨尚昆同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对我们十分关心。十二月事变后，一二九师按照战略计划，派来了陈赓同志，把我们的部队一整顿，太岳军区就比较强了。这些指示，不但强调写太岳革命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而且指出了写史的基本原则和要掌握的几个重点。我感到，薄老讲的根据地史要写出自己的特点，是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具体的表述。这使我们的思路进一步开阔了，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信心更加提高了。
遵照薄老的指示和多数老同志的意见，我们对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太岳区纪事》进行了反复修改。1989年12月，《太岳区纪事》更名为《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薄老亲笔题写了书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90年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薄老出席了首发式，亲自剪彩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称赞：“这本书写得不错，有什么记载什么，不夸张也不故意取消什么，很好!”他还指出：“通过这本书，可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之所以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一定要加倍地珍惜它，爱护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这本书受到与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此后，我们花了两年多时间，遵照薄老关于“好好写出一本太岳根据地史”的要求，写出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稿子，于1991年5月6日至20日在北京三晋宾馆召开座谈会。薄老又一次出席了座谈会，并于17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语重心长地、反复地强调要实事求是。他说：我主张立志把太岳区的历史写好。首先把应该叙述的事实方方面面写好，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要把事实核对准确，要实事求是，是就是是，失误就是失误，错误就是错误，把它都写在里头，不要忌讳。当然，对已经过世的同志或已经是盖棺论定的人，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就不要吹毛求疵地再去翻腾。第三，要写成一本好书，首先事实要验证，不能像过去有些写书的人写出来的书，一晃而过，写出来一下就完了。第四，既然实事求是，就要写得一碗水端平，不能有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偏颇。比如区党委的班子，不管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也不管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也不管是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都要一样看待，照顾山头、消灭山头，搞五湖四海；太岳、晋豫两个地区要联系起来讲(按：1942年10月太岳和晋豫两个地区合并为新的太岳抗日根据地)，不要分彼此，不要分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然就很容易发生问题。薄老这次讲的实事求是，比以前讲得更具体了，更细致了，更便于我们操作了。可见，薄老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历史如何写，是经过认真思考、反复研究的，是对我们最具体的指导。
根据薄老的讲话精神，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征编指导组郭钦安、韩洪宾、王绣锦、刘舒侠等老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二稿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查阅资料，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了送审稿。遵照薄老的指示，送审稿突出了太岳革命根据地几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具有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三专署、牺盟会、决死队，戴着“山西帽子”(指在阎锡山行政机关和官办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合法地打开了太岳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第二，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民兵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坚持不懈地开展对敌斗争；在腹心地区以围困战的办法取得了沁源围困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在太岳区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阴谋。第三，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在整个抗日根据地处于敌进我退、根据地不断缩小的形势下，太岳革命根据地军民一面坚持原有的阵地，一面向外发展，不失时机地重新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地区，扭转了敌进我退的局面。第四，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创造了“两面政权”的形式，开展了以假维持反维持的斗争。第五，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摒弃开始时行政命令和外来英雄包打天下的做法，发动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引导农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第六，在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军民在南同蒲线独挡一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先是在同蒲路南段连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又外线、内线配合进行作战：在外线挺进豫西，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在内线沿同蒲路北扫，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战役诸胜利，为解放太原、摧毁阎锡山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对于根据地过去发生的失误，没有回避。如对整风时审干中的“抢救运动”、土地改革中第三地委等地发生的“左”倾偏向，都如实地进行了记述，并分析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在书的结尾，用了一章的篇幅总结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六条基本经验，扼要地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增加了这本史书的理论深度。
1992年5月22日至29日，我们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审稿会。会前，我们曾请薄老为《简史》写一序言，薄老回答说：自己领导的根据地自己写序言不好。他建议把序言改成前言，由我们自己写。5月18日，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征编指导组的郭钦安、韩洪宾、王绣锦和北京的董峰等老同志去中南海见薄老，我作为写作组的成员也去了。郭钦安等向薄老汇报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情况和审稿会的开法，并汇报了对几个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薄老表示基本同意。在审稿会期间，原太岳区主要领导人聂真、王鹤峰及参加审稿会的30多名老同志纷纷发表意见，在肯定书稿的同时，又提了一些建议。5月24日下午，薄老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接见了与会的全体同志，回顾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并一起照了像。这次审稿会之后，在郭钦安、王绣锦 的指导下，我们对《简史》一章一章地进行了认真修改，最后定稿。薄老又一次亲笔题写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的书名。
1993年2月，《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5月13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举行了出版发行座谈会，省委副书记梁国英代表省委揭幕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薄老一字一句地看了这本书，认为写得不错。可以说这本书自始至终是在薄老指导下写成的，从头到尾凝结着薄老这位老革命家的心血。
20世纪90年代初，薄老开始了他的宏篇巨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原名《薄一波自述》)的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省里领导同志通知我说，你写过太岳革命根据地史，薄老要向你了解一些关于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我于6月3日晨赶到北京，上午10时10分去中南海，见了薄老。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接触，心里有些紧张。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等我，见我进去，他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对着我看了好一会，然后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年轻人呢!我说我已经50多岁了。他笑着说：50多岁了?还小呢!还是个小娃娃。薄老亲切和蔼的谈吐，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当时薄老已是86岁的高龄，在他的眼里，我当然是个“小娃娃”了。接着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自传性的书，已有一个他个人的谈话记录稿，其中关于大革命时期在山西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两部分，让我提一些意见。说着他拿出来一份《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的谈话记录打印稿交给我，打印稿的左上方，薄老用红铅笔批了一行字：“草稿，打印稿先交文华同志阅，并准备修改办法。”看到这一行字，我很激动，感到这是薄老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到担子很重。这次见面时，薄老还询问了山西党史工作的情况。6月5日编写组负责人陈威同志到景山西街山西驻京办事处与我进行了交谈，介绍了薄老这本书的编写计划和框架，明确提出要我不脱产参加一部分工作。
对于《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的谈话稿，我认真进行了阅读，考虑了几点意见。6月8日上午，我又一次来到中南海，向薄老和编写组的陈威、曹雁行等同志，谈了我的意见。薄老很重视我提的意见，留下了我的发言提纲。他说：“文华同志谈的，有许多东西很重要，有很多意见要吸收，但不是全部。”在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中，薄老作了许多重要插话。他说：“山西党史出的书不少，任务不小。你们编的太岳简史这本书我一字一句看了，写得不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也不算什么缺点，主要是对情况不了解。我写《自述》，太岳区这一段主要引用了这本书的材料。”当我谈到我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一书，最近又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交付的《抗战时期的北方局》编辑任务时，薄老说：“山西对抗战的贡献大，编写任务重，要认真下功夫研究。”他还说：“抗战史不好写。历史事件是有联系的，山西不是孤立的，要从全盘考虑。华北几个根据地都是从山西开始的，也要分头写一些。平津战役也不光是平津的事，山西也有贡献。刘邓大军南下，山西的贡献也很大，所以，不能孤立地写山西，”他还说：“有许多历史事件，情况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有些人物，也很难写，不是可以简单地作结论的。”他指出：“党史出书不要太急。有的写的是事实，有的写的就不是事实。出得太急、太快，往往站不住脚，还得回过头来再搞，”这些插话充分体现了薄老研究党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对我的教育很深。接着他针对我在发言中讲到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秋林会议上与阎锡山顽固势力的斗争、1942年黎城高干会议、刘少奇对太岳区工作的指导、太岳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三八六旅开赴太岳区、新军在太岳区的会合等问题，给我介绍了许多详细情况，其中有不少情况我过去是一知半解的，也有的是我过去根本不知道的。薄老的插话，丰富了我的党史知识，开阔了思路，对我以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会见之后，我和秦富平同志承担了薄老自传《薄一波自述》(按：正式出版时书名为《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在大革命洪流中》那一章的修改任务。8月下旬，我们修改出了稿子，当即转送薄老审阅。在这期间，我看了有关章节的书稿，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向薄老提出，便于9月26日给薄老写了一封信，提出大革命时期这一章的主线，应该围绕薄老在大革命时期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际斗争中由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及薄老如何经受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而成长为党的领导骨干两点。同时，我还提出整个书稿要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写，不能写成文学传记，力戒虚构和渲染，力戒华丽的词藻和文学性的描述，风格笔调应以《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和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为范本。这样做可读性可能较差，但可信性较强。从正式出版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来看，我的建议还是被吸收了。
在薄老的多次谈话的指导下，我在党史工作方面方向更明了，办法更多了，决心更大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合作者的帮助，陆续主编和撰写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解放战争与山西》等著作。可以说，我在党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薄老大力培养和精心指导的结果，我从内心十分感激。我一定遵照薄老的教导，为总结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7年1月薄老逝世，使我万分悲痛。缅怀薄老的战斗生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我曾著得小诗一首，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一波一波又一波，
一波三折磨难多。
追求真理志不移，
救国救民忠难夺。
智谋超群战群魔，
文武并举兴邦国。
百岁盛誉四海传，
一世英名五洲播。
(作者系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 雷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