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联合挂牌督办和指挥下，山西省公安机关成功打掉这一盘踞在山西闻喜地区十多年的“盗墓涉黑”犯罪集团，破获与该团伙相关的各类刑事案件三百五十一起，追回涉案文物三千零七十三件，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侯氏“盗墓黑帮”案成为山西“扫黑第一案”。
　　 2018年2月，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侯金发、侯金海、侯金亮等九名被告人以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墓葬罪等十六项罪名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他们共同或分别实施犯罪七十四起，违法行为十四起。其中一人被判处死缓，侯金发、侯金海等四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月，景益民、李福学等四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盗墓抢占地盘“流水线作业”

　　 2016年6月，山西闻喜县公安局侦破一起盗掘古墓葬案，经过分析研判、摸排调查后，警方在一高速路口进行紧急布控，成功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侯金发。随着侯金发的落网，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盗墓涉黑”犯罪集团也渐渐浮出水面。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侯金发竟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被列为了重大文物追逃犯。当时山西省在晋南地区组织开展了一场打击文物犯罪的“南征”专项斗争，涉黑文物犯罪集团成员纷纷落网，侯金发却成了一条漏网之鱼。躲过风头之后，他与其兄弟、公安部A级逃犯、曾涉嫌倒卖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珍贵文物的侯金海一起“招兵买马”，重新干起盗贩文物的买卖，进而发展成为以侯氏四兄弟为首“盗墓涉黑”犯罪集团。
　　 侯氏兄弟豢养许多“盗墓高手”，除了自己“寻墓点穴”，他们还紧盯市场，一旦市场上出了“新货”，就千方百计打听到出货地点，然后暴力“抢占地盘”，安排“盗墓高手”去盗挖。比如，侯氏“盗墓黑帮”抢夺了中条山下酒务头村的疑似商代墓群后，就将此地霸占，如“做工程一样”吃干榨净。谁来打坑、谁来平洞、谁去清流货，都是有严密分工的“流水线作业”。
　　 从原来的洛阳大铲、小铲盗挖，发展成现在的火药炸墓，他们在盗墓手法方面不断“升级”。“高手”依靠一根探杆带出来的土样和手感，就知道底下有没有墓、墓的具体位置。将墓葬找出后，在墓体一侧探杆扎出的小洞中倒满火药，爆炸之后，土向周边涌去，中间出现直径约半米的洞。“清货”人员下去，围着墓葬四边绕一周，清出“货物”，而墓中间的土不动，防止坍塌。“高手”能够做到将墓穴的墙体炸开但不伤墓体。清出货后，他们一般会在接近洞口的地方做个隔挡，上部用土将盗洞回填，这些分布在村庄、田地下面的墓葬被盗后不易被发现。

护宝警察竟沦为“保护伞”

　　 侯氏“盗墓黑帮”靠盗墓逐渐坐大，还垄断了当地的赌场、毒品等市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当地群众“谈侯色变”。老大侯金亮在当地以网络赌博为手段进行暴力敛财，致使多人倾家荡产乃至死亡，涉案资金达两亿两千多万。老二侯金发，强行霸占闻喜县年家沟生茂铁矿，非法开采近一年，非法获利一千二百多万，其间还强迫铁矿原法人以低廉价格出售，随后高价转卖他人，暴力敛财七百多万。老三侯金海，暴力垄断部分行业，强迫他人借贷。老四侯金江在三位兄长照应下，后期代替老大侯金亮来打理赌博生意，并经营小额贷款公司。
　　 该“盗墓涉黑”团伙涉案犯罪嫌疑人近五百人，作案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盗掘墓葬涉及山西、陕西、山东、安徽多地，为什么却一直没有得到打击和处理？这当然离不开他们背后的“保护伞”。时任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景益民，是老大侯金亮的“哥们儿”，俩人打小就一起做生意，还合伙开发房地产。他安排该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为实施盗掘大开“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景益民还 “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他网罗了在逃人员、“盗墓专家”李福学团伙，先后多次盗挖东周时期的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将所盗文物贩卖。在他的带领和授意下，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金勇等多名民警及协警，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盗掘古墓，沦为盗墓分子的“保护伞”。

追回文物仿若小型博物馆

　　 该案中警方追缴回来的文物仿若一个“小型博物馆”。考古学家李伯谦看过被盗文物后痛心疾首：“有的一个墓的价值就等同于一个国保区啊！”
　　 不久前，在国家博物馆题为《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的展览中，山西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文物展出面积最大，成组的青铜镈、青铜爵、青铜剑等文物，不仅器型保存完好，考古和研究价值也颇高。
　　 尽管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取得了辉煌战果，但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文物犯罪案件來看，文物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呈现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作案愈加隐蔽，监管更加棘手，文物安全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原载《中国电视报》】
　　 湖南常德 王 炜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