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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已有60余年。随着学科的日益完善和师资力量的日渐雄厚，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注点投射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这片沃土并进行深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田联韬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教育家、作曲家，他作为一位汉族音乐家，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领路者和拓荒者，更是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为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人才。
[关键词]田联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少数民族音乐教学
一、缘起西南乐海扬帆
1930年初，田联韬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祖父田作霖曾任北伐军中将，外祖父刘镇华曾任安徽省主席。祖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化程度较高，曾在漯河开办培德小学，是漯河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那时候，田联韬才四、五岁，经常在学校里听老师教学生唱歌，“咿咿呀呀”也会哼几句调调，他日后回想时说，也许自己音乐的启蒙便是这里。抗日战争年间炮火连天，田联韬跟随父母辗转数座城市，生活的磨难带给了他无尽的阅历。儿时常被家中手摇唱机里的音乐熏陶，这也带给了他充足的童年。到了高中时期，他在武汉的琴行里用12个银元买到了一把日本产的只有18个贝司的二手手风琴，在当时已经显得弥足珍贵。对于这架手风琴他爱不释手，没有教材只靠自己摸索，每天的空闲时间他便跟着学习钢琴的妹妹一起练习指法，慢慢地也学会弹奏一些小曲子。正是这把手风琴，使他后来投笔从戎，离开了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开启了后半生的漫漫音乐长路。
1949年，田联韬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进军大西南，并在次年跟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贵州地区进行慰问活动。在贵州黔西北地区，他为同在一个国度竟有那样的贫无立锥之地而感到惊讶，人们生活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自这时起，他便怀着深深的感情，期望少数民族同胞“早日过上像汉族同胞一样的生活”①。但也正是这段时期，田联韬逐步了解贵州的民族音乐，对少数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尝试创作少数民族歌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浓郁贵州风格的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在第一届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中荣获二等奖;第一篇学术论文——《贵州苗族音乐的初步介绍》（1952）也在同期发表，并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经过贵州之行，田联韬彻底放弃了父母赋予他工程师的梦想，决定投身于音乐行业，为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田联韬在1955年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②艺术系工作，担任作曲主课及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24年间，本着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教学目的，田联韬先后培养了约40名作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均为少数民族，其中以藏族学生居多。后来这40名学生均去往全国各地的文艺单位，他们大都成为各地的艺术骨干，成为作曲家、教师、音乐学家等。如藏族的白登朗杰曾任中国音协理事、西藏音协分会副主席、中国民歌集成编委会成员;扎西达杰曾任玉树歌舞团团长;回族的马阿鲁曾任西藏大学艺术系副教授;蒙古族的斯仁·那达米德曾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傣族的岩宰曾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团长等等，他们都为推动本民族的音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田联韬为艺术系创作了《送粮路上》等十多部舞蹈音乐和多首声乐、器乐作品以及四部电影音乐，其中《孔雀公主》在1983年度被北京电影制片厂评为最佳音乐创作。他曾先后13次到云南、贵州、西藏、四川、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当地的民族音乐，为后来从事少数民族音乐调查研究与教学工作做了深厚的铺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田联韬的工作经历充分诠释了书本上的知识和田野获得的资料同样重要的道理，并且亲自调研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尤为珍贵。
因工作的需要和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执着追求，田联韬于1984年从中央民族学院调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期间，他又先后8次到甘肃、西藏、新疆等地深入调研，继续对少数民族音乐展开更为全面的研究。他将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主编）、《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和《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等三部专著，先后发表了《藏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与音乐色彩区研究》《藏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研究》等百余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阵地。
虽然中央音乐学院曾有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经历，但没有系统地开设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田联韬将中央民族学院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方针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开始组织筹划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招生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以及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生，目的是培养出一批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高层次人才。教学和科研的内容重点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于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作为音乐系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国诞生了。自1986年招收第一名硕士杨民康（白族）、1996年招收第一名博士和云峰（纳西族），直至2016年最后一位博士张鹤（汉族）毕业，田联韬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期间，担任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及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7名硕士生、21名博士生，学生成分包括白族、藏族、纳西族、蒙古族等12个民族。这21名博士生中的大部分已返回民族地区承担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有8位被评为教授，7位被评为副教授，并有14位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他们分布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新疆艺术学院、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全国各地的高校。
二、高山景行良师益友
纵观田联韬的教学历程，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骄傲，但他最为自豪的是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 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一向高度重视，教育部自2007年开始启动“少数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给予政策性的倾斜。这对田联韬建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的愿望，是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民族地区与内地的音乐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难以达到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录取的要求。田联韬对于来自民族地区的考生总是尽力地给以全面的帮助，使他们在较短期间得到较大的提高。二十多年来，田联韬先后招收的博士生中，除少数几位之外，几乎全是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学生，而且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
“因材施教”是田联韬突出的教学理念，“亦师亦友”则是他与学生和谐相处的法宝。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田联韬不只是重视学生在学习上的基础与才能，更是特别注意到不同民族学生身上的民族性格。他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地按学生的不同性格进行指导和帮助，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提高自信与力量，更加奋发图强。例如有些学生信心不足，他便会对学生取得的点滴进展，给予表扬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些学生过于自信，他便会给学生泼一些“凉水”，提醒学生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田联韬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杨民康称之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和知心人”①;和云峰感慨他：“行人楷模人称德，青松岁久叶常妍”②;岩宰说他是“引我走进音乐殿堂的领路人”③……面对学生们的夸奖，田联韬则表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作为老师要总结教学经验，不能只图批评的痛快而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教师应该像朋友一样尊重学生，无论学生年纪大小，学识是否渊博，都应该既有严格要求又要给以尊重。”④
田联韬一向将学生写作的学位论文当作自己写作的论文一样，和学生一起深入到研究的课题里去。每当学生在调研或写作中遇到问题，特别是论文写作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他总是停下自己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帮助学生去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学生的论文质量，也提高了教师自己对新的领域的认识。他用“教学相长”四个字简单地总结了他56年的教学工作。他表示，作为老师，教学工作的过程，教师并不只是在“教”，同时也是一个向学生和课题学习的过程。博士研究生论文的选题丰富多样，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艺术类别，即使身为研究生导师，也不可能将全国56个民族的艺术类别全部掌握。为了解决学生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深入到课题中去，掌握课题的核心内容，在学生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田联韬认为，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学生的课题，才有可能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出课题研究中的创新点，比较圆满地完成论文写作。
三、成果斐然桃李争妍
总结田联韬的学术理念和教学特点，可以用“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来概括。田联韬认为，一切合理的理论都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49年之前，仅有两三个工作的案例。1949年之后發展迅速，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家已经在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收获了不少学术成果。
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时也正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开始直接对中国音乐界产生影响的时侯。这一时期，田联韬开始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他观察到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建国以来数十年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之间，并无根本的分歧。西方音乐学术界经百余年的实践，在理论方法和考察研究成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对我国的工作有可资借鉴之处。田联韬没有门户之见，他支持学生深入地学习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成果，并推荐学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求学。
对于西方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他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我们应该虚心地、客观地学习、吸收一切外来的、有益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但不需要盲目崇拜，更不必妄自菲薄。”⑤
与田联韬前期主要从事作曲专业的教学工作与创作活动有关，他在指导学生写作民族音乐研究的学位论文时，更倾向于指导学生选择音乐材料比较丰富的课题来进行探究。因为无论哪个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独到的形态特征，而这种独特性更明显地体现在音乐本体中。田联韬要求学生在写作中，既重视选题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分析，也重视音乐本体的分析，在每篇学生的论文里，都在音乐本体分析方面投入比较大的功夫，以求获得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两方面的要求，在田联韬所指导的格桑曲杰、银卓玛与王慧三位同学所获得的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其他同学的博士论文中，都有比较鲜明的体现。
在教学工作中，田联韬非常注重学生知识掌握的全面性，要求学生有开阔的视野与全面的修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本身就是音乐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不能仅限于音乐专业的课程，他要求学生去兄弟院校钻研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语言学等相关课程，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田联韬所培养的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与田联韬共同组成了教学集体，除主科教学之外，逐步开设了多种有关本专业方向的课程。已经毕业任教于各地院校的学生，也都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挥积极的作用。
有些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说，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是田联韬单枪匹马打出来的。田联韬却说，独木不能成林，学科建设必须群策群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方能逐步壮大，持续发展。
田联韬既是民族音乐学界的泰斗，也是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一代宗师。藏族音乐家格桑曲杰说道：“虽然田老师在学习上对我们很严厉，但我非常感激田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他既像导师，又像慈父，不仅在学习上，更是在事业上、生活上给予我莫大的激励，他是我的榜样，每次看到耄耋之年的田老师仍旧与我们探讨学术，为我们的论文专著出版作序，我就非常感动，也正是田老师的这种勤奋钻研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让我一直奋勇向前。”①正是这种不断的鼓励与支持，田联韬的学生们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领域已开枝散叶，他的学生们遍布各地多所高校，也培养了许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与发表的研究论文数不胜数。
中国有着55个少数民族，广阔的土地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许多民族音乐面临消失或变异，抢救性的考察、研究工作亟待我们年轻的学者去投入，去完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学科建设方兴未艾，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晚辈及学生，我们既要继承田老师的教学理念，也要发展田老师的研究思想，相信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将会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关键词]田联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少数民族音乐教学
一、缘起西南乐海扬帆
1930年初，田联韬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祖父田作霖曾任北伐军中将，外祖父刘镇华曾任安徽省主席。祖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化程度较高，曾在漯河开办培德小学，是漯河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那时候，田联韬才四、五岁，经常在学校里听老师教学生唱歌，“咿咿呀呀”也会哼几句调调，他日后回想时说，也许自己音乐的启蒙便是这里。抗日战争年间炮火连天，田联韬跟随父母辗转数座城市，生活的磨难带给了他无尽的阅历。儿时常被家中手摇唱机里的音乐熏陶，这也带给了他充足的童年。到了高中时期，他在武汉的琴行里用12个银元买到了一把日本产的只有18个贝司的二手手风琴，在当时已经显得弥足珍贵。对于这架手风琴他爱不释手，没有教材只靠自己摸索，每天的空闲时间他便跟着学习钢琴的妹妹一起练习指法，慢慢地也学会弹奏一些小曲子。正是这把手风琴，使他后来投笔从戎，离开了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开启了后半生的漫漫音乐长路。
1949年，田联韬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进军大西南，并在次年跟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贵州地区进行慰问活动。在贵州黔西北地区，他为同在一个国度竟有那样的贫无立锥之地而感到惊讶，人们生活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自这时起，他便怀着深深的感情，期望少数民族同胞“早日过上像汉族同胞一样的生活”①。但也正是这段时期，田联韬逐步了解贵州的民族音乐，对少数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尝试创作少数民族歌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浓郁贵州风格的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在第一届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中荣获二等奖;第一篇学术论文——《贵州苗族音乐的初步介绍》（1952）也在同期发表，并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经过贵州之行，田联韬彻底放弃了父母赋予他工程师的梦想，决定投身于音乐行业，为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田联韬在1955年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②艺术系工作，担任作曲主课及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24年间，本着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教学目的，田联韬先后培养了约40名作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均为少数民族，其中以藏族学生居多。后来这40名学生均去往全国各地的文艺单位，他们大都成为各地的艺术骨干，成为作曲家、教师、音乐学家等。如藏族的白登朗杰曾任中国音协理事、西藏音协分会副主席、中国民歌集成编委会成员;扎西达杰曾任玉树歌舞团团长;回族的马阿鲁曾任西藏大学艺术系副教授;蒙古族的斯仁·那达米德曾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傣族的岩宰曾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团长等等，他们都为推动本民族的音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田联韬为艺术系创作了《送粮路上》等十多部舞蹈音乐和多首声乐、器乐作品以及四部电影音乐，其中《孔雀公主》在1983年度被北京电影制片厂评为最佳音乐创作。他曾先后13次到云南、贵州、西藏、四川、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当地的民族音乐，为后来从事少数民族音乐调查研究与教学工作做了深厚的铺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田联韬的工作经历充分诠释了书本上的知识和田野获得的资料同样重要的道理，并且亲自调研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尤为珍贵。
因工作的需要和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执着追求，田联韬于1984年从中央民族学院调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期间，他又先后8次到甘肃、西藏、新疆等地深入调研，继续对少数民族音乐展开更为全面的研究。他将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主编）、《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和《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等三部专著，先后发表了《藏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与音乐色彩区研究》《藏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研究》等百余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阵地。
虽然中央音乐学院曾有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经历，但没有系统地开设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田联韬将中央民族学院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方针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开始组织筹划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招生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以及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生，目的是培养出一批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高层次人才。教学和科研的内容重点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于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作为音乐系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国诞生了。自1986年招收第一名硕士杨民康（白族）、1996年招收第一名博士和云峰（纳西族），直至2016年最后一位博士张鹤（汉族）毕业，田联韬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期间，担任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及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7名硕士生、21名博士生，学生成分包括白族、藏族、纳西族、蒙古族等12个民族。这21名博士生中的大部分已返回民族地区承担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有8位被评为教授，7位被评为副教授，并有14位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他们分布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新疆艺术学院、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全国各地的高校。
二、高山景行良师益友
纵观田联韬的教学历程，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骄傲，但他最为自豪的是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 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一向高度重视，教育部自2007年开始启动“少数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给予政策性的倾斜。这对田联韬建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的愿望，是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民族地区与内地的音乐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难以达到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录取的要求。田联韬对于来自民族地区的考生总是尽力地给以全面的帮助，使他们在较短期间得到较大的提高。二十多年来，田联韬先后招收的博士生中，除少数几位之外，几乎全是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学生，而且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
“因材施教”是田联韬突出的教学理念，“亦师亦友”则是他与学生和谐相处的法宝。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田联韬不只是重视学生在学习上的基础与才能，更是特别注意到不同民族学生身上的民族性格。他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地按学生的不同性格进行指导和帮助，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提高自信与力量，更加奋发图强。例如有些学生信心不足，他便会对学生取得的点滴进展，给予表扬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些学生过于自信，他便会给学生泼一些“凉水”，提醒学生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田联韬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杨民康称之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和知心人”①;和云峰感慨他：“行人楷模人称德，青松岁久叶常妍”②;岩宰说他是“引我走进音乐殿堂的领路人”③……面对学生们的夸奖，田联韬则表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作为老师要总结教学经验，不能只图批评的痛快而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教师应该像朋友一样尊重学生，无论学生年纪大小，学识是否渊博，都应该既有严格要求又要给以尊重。”④
田联韬一向将学生写作的学位论文当作自己写作的论文一样，和学生一起深入到研究的课题里去。每当学生在调研或写作中遇到问题，特别是论文写作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他总是停下自己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帮助学生去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学生的论文质量，也提高了教师自己对新的领域的认识。他用“教学相长”四个字简单地总结了他56年的教学工作。他表示，作为老师，教学工作的过程，教师并不只是在“教”，同时也是一个向学生和课题学习的过程。博士研究生论文的选题丰富多样，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艺术类别，即使身为研究生导师，也不可能将全国56个民族的艺术类别全部掌握。为了解决学生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深入到课题中去，掌握课题的核心内容，在学生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田联韬认为，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学生的课题，才有可能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出课题研究中的创新点，比较圆满地完成论文写作。
三、成果斐然桃李争妍
总结田联韬的学术理念和教学特点，可以用“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来概括。田联韬认为，一切合理的理论都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49年之前，仅有两三个工作的案例。1949年之后發展迅速，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家已经在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收获了不少学术成果。
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时也正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开始直接对中国音乐界产生影响的时侯。这一时期，田联韬开始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他观察到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建国以来数十年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之间，并无根本的分歧。西方音乐学术界经百余年的实践，在理论方法和考察研究成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对我国的工作有可资借鉴之处。田联韬没有门户之见，他支持学生深入地学习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成果，并推荐学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求学。
对于西方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他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我们应该虚心地、客观地学习、吸收一切外来的、有益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但不需要盲目崇拜，更不必妄自菲薄。”⑤
与田联韬前期主要从事作曲专业的教学工作与创作活动有关，他在指导学生写作民族音乐研究的学位论文时，更倾向于指导学生选择音乐材料比较丰富的课题来进行探究。因为无论哪个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独到的形态特征，而这种独特性更明显地体现在音乐本体中。田联韬要求学生在写作中，既重视选题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分析，也重视音乐本体的分析，在每篇学生的论文里，都在音乐本体分析方面投入比较大的功夫，以求获得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两方面的要求，在田联韬所指导的格桑曲杰、银卓玛与王慧三位同学所获得的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其他同学的博士论文中，都有比较鲜明的体现。
在教学工作中，田联韬非常注重学生知识掌握的全面性，要求学生有开阔的视野与全面的修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本身就是音乐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不能仅限于音乐专业的课程，他要求学生去兄弟院校钻研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语言学等相关课程，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田联韬所培养的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与田联韬共同组成了教学集体，除主科教学之外，逐步开设了多种有关本专业方向的课程。已经毕业任教于各地院校的学生，也都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挥积极的作用。
有些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说，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是田联韬单枪匹马打出来的。田联韬却说，独木不能成林，学科建设必须群策群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方能逐步壮大，持续发展。
田联韬既是民族音乐学界的泰斗，也是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一代宗师。藏族音乐家格桑曲杰说道：“虽然田老师在学习上对我们很严厉，但我非常感激田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他既像导师，又像慈父，不仅在学习上，更是在事业上、生活上给予我莫大的激励，他是我的榜样，每次看到耄耋之年的田老师仍旧与我们探讨学术，为我们的论文专著出版作序，我就非常感动，也正是田老师的这种勤奋钻研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让我一直奋勇向前。”①正是这种不断的鼓励与支持，田联韬的学生们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领域已开枝散叶，他的学生们遍布各地多所高校，也培养了许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与发表的研究论文数不胜数。
中国有着55个少数民族，广阔的土地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许多民族音乐面临消失或变异，抢救性的考察、研究工作亟待我们年轻的学者去投入，去完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学科建设方兴未艾，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晚辈及学生，我们既要继承田老师的教学理念，也要发展田老师的研究思想，相信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将会是一片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