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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不朽丰碑。当时对中国普通百姓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件大事无疑是一个急需破解之谜。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身份，勇敢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进行实地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报道。由此，他成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
惊人的分析与判断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此之前，范长江就以《大公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分析红军可能要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动向作出了预测。范长江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松潘战争之前后》等一批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通讯中判断，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今后之动向，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接通陕北刘志丹。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而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内与国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范长江作出这些预测不久，果然，红军新的行动的突破口真的选在洮夏两河流域，现实印证了他的预见。
其实，范长江惊人的分析与判断，来自于他胸怀救亡图存、探索真理的宏大志愿。1927年四川军阀制造“三三一”大惨案，年仅17岁的中学生范长江就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组织革命学生疏散，以致头部受伤。他从血腥屠杀中脱身后，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只身离家前往革命中心武汉，投笔从戎，加入二十军的学兵营，随军进入南昌，部队编入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范长江就读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意旨却无动于衷。范长江便利用晚上军训点名之机，对数百同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底，范长江来到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对西北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意识到西北地区在未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而细致地研究了西北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宗教、民族、物产等问题。当时，他的生活虽然相当清苦，但宿舍的墙壁上却挂满了西北地区的地图，经常研读。
1934年，范长江利用关系又一次专程来到南昌，秘密地阅读了国民党从苏区“剿获”的关于红军的多种文件和出版物。这些材料虽然没有能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但是使他对苏区有了初步的印象，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共产党和红军的愿望。他起码得到了两个突出的印象：苏区充满了希望和生机活力，共产党和红军是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是有纲领、有理论、有政策、有策略的政治集团，得到了老百姓的真诚拥护。同时，范长江也觉得苏区的经济力量、人力动员已临枯竭，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必须要打出去另行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时，心悬于国家危难的范长江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也未尽全面，但已经表现出对共产党和红军、对苏区、对革命事业的极大热情和浓厚兴趣。他一直在苦苦的思索着两个问题：红军的前途将会如何？日军占领若干大城市之后，我国的西北必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那里的情形怎样？
公开红军长征的真相
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但是，答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苦苦的思索之后，范长江决定：深入大西北，去实地考察研究红军问题和西北问题！
1935年春，范长江准备经上海，溯长江入川，然后赴西北旅行采访。恰在这时，红军主力到达四川西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敦促他早成此行。1935年7月中旬，范长江以《大公报》通讯员名义，冒着酷暑，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的消息实行专横的严密新闻封锁，使得红军的真实情况很少为外界所知。范长江感悟到红军和共产党已经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关系人民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政治力量，应该让世人了解。采访途中，当地群众见他不是本地人，又是单身一人，都劝他说，山地险要，战乱频频，不要往前走了。但他义无反顾，历尽艰辛，几度遇险，到川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广大西北地区采访，足迹越过祁连山、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历时10个月，跋涉4000余里，写出了大量同情革命与红军的旅行通讯。范长江当时对共产党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两党要平等地位，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和内战，与共产党共商抗日大计。因此，在他的文章里，第一个公开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而不称“共匪”，并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没有“损失殆尽”，还有“好几万人”，等等。
范长江第一次公开如实的对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当时《大公报》已在全国发行10万份左右，是国统区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范长江的通讯发表后，该报发行份数急增。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各界争购，在几个月内连出八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受范长江通讯的影响，不少青年学生还纷纷投入新闻事业，立志像范长江那样，为民喉舌，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范长江的通讯反响如此强烈，得益于他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报道事实真相的勇气。他的通讯，迅速及时地揭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人民群众传播了真理的声音。
成都，是范长江西北了解红军的起点。他乘汽车急驰在成都平原，看到的是碉堡“星罗棋布”，到处一派“围剿”气氛。此时，蒋介石急令四川、西康、甘肃等地军队对红军进行拦截，并发表文告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川西已不可能，红军将被“根本聚歼”。
范长江深入现场进行采访，所见所闻恰恰相反：
国民党宣传机器吹嘘江油之战，说守将有功，红军莫敌。当时的守将是川军的一个旅长，得到蒋介石颁发奖金3万元的通令嘉奖。范长江观察了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的环山大堡寨，写道：“同行有通晓军事某君，睹此布置，亦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
蒋介石诬蔑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范长江的笔下，“红军的政治工作相当成功，送我们的士兵，谁也可以讲一大堆大道理，‘帝国主义’、‘殖民地’、‘革命’，……无比其多的名词，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没有紧张意味。……少年和青年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城内商业照样维持，原因是红军对于社会秩序，已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他们行动的事实，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国民党宣传机器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一千。范长江看到的却是，红军部队“勇而有谋”。相反国民党部队行进时，“被对河红军射毙者甚多”，“河中时有浮尸，其状狰狞，臭气熏人。”
红军攻下毛尔盖之后，胡宗南在毛尔盖北上的两条要路上——包座与阿坝作了相当准备，胡宗南料定红军必出阿坝，然而毛泽东计胜一筹，红军并没有到阿坝，而是用“诱敌包围突击”战法一举击溃包座守敌，使红军入甘肃之门户始得打通，胡宗南的军事成了被动，包座增兵以后的步骤几乎处处成为“后手”了。不但没有发生作用，“反而送去枪弹甚多”。在红军一度流传：蒋介石这位“运输大队长”又给红军送武器来了！
这些绘声绘色的报道，使国统区广大群众透过他的文章，第一次感受到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气象，把社会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燃得更旺，同时也使蒋介石全歼红军的谎言不攻自破，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范长江的通讯中，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惊人壮举，诸如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等，表现了红军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通讯揭示了长征中红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对毛泽东等同志同张国焘的分裂红军逆行所做的激烈斗争，也有详细的介绍。通讯还介绍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徐向前、萧克等红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和个人经历。所有这些真实的报道，都与国民党对红军长征和红军领导人的造谣诬蔑根本不同，它们帮助人们知晓了红军和红军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红军长征对中国大局有何影响，使人们了解了红军长征的实情。
毅然直奔西安、延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范长江正在绥远前线采访，慰问抗战将士。由于国民党当局封锁事变消息，外界对事变经过不甚了解。少数反动分子乘机造谣生事，诬蔑事变是由共产党暗中挑动，企图挑起内战，消灭红军，剪除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
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涉险直奔事变中心西安进行采访。到西安后，他立即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了事变发生的经过。经朋友的介绍，范长江还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有关抗日等重大问题与范长江作了交谈。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接着离开西安，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国统区报纸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记者。
毛主席在工作的窑洞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有了归宿”。他在通讯中报道了毛主席会见他时所作的长时间谈话内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公开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中，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
在这期间，范长江还见到了朱德、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林祖涵、丁玲、徐特立、吴亮平、廖承志、林彪等著名将领和知名人士。在他的通讯里，对于革命领袖人物的描写给人印象深刻。
他描写“毛泽东先生”是：“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周恩来先生”则是另一种神态：“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一位聪睿精干、朴素谦和的红军领袖形象跃然纸上，宛然可见。
对刘伯承，他这样写道：“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伏罗西洛夫敬佩过的。‘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红色战斗成员都知道利害的。”
对朱德总司令，似乎格外钟情：“朱德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有四十岁人之健壮。”“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范长江在通讯里对红军领袖的描写，个性突出，形象生动，与当时反动派对红军领袖的攻击、谩骂恰成鲜明对照，表达出范长江对红军领导人的爱戴。延安之行，尤其是与毛主席的窑洞彻夜长谈，使范长江对10年来东摸西撞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弄懂了三大问题：一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日本进攻中国面前，阶级矛盾应该服从于民族矛盾。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战。他决定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不过，毛主席耐心劝导他，要介绍和宣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当时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劝说他立即回上海去。
范长江从延安返回上海后，赶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发表，文章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反复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成为“特大新闻”，一时轰动全国。蒋介石看了范长江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与自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大发雷霆，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蒋介石几次密令加害于范长江，在周恩来的亲自保护和安排下，他都安然脱险。
毛泽东主席看到范长江的文章后，连连叫好，对他出色地完成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并亲笔写信给他，信中赞扬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范长江关于西安事变的正确报道，据实介绍了共产党在事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诬蔑不实之词，终于使国统区广大群众明白了事变真相并接受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与顽固派的斗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责编：姚少宝）
sbyao@163.com
惊人的分析与判断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此之前，范长江就以《大公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分析红军可能要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动向作出了预测。范长江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松潘战争之前后》等一批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通讯中判断，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今后之动向，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接通陕北刘志丹。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而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内与国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范长江作出这些预测不久，果然，红军新的行动的突破口真的选在洮夏两河流域，现实印证了他的预见。
其实，范长江惊人的分析与判断，来自于他胸怀救亡图存、探索真理的宏大志愿。1927年四川军阀制造“三三一”大惨案，年仅17岁的中学生范长江就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组织革命学生疏散，以致头部受伤。他从血腥屠杀中脱身后，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只身离家前往革命中心武汉，投笔从戎，加入二十军的学兵营，随军进入南昌，部队编入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范长江就读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意旨却无动于衷。范长江便利用晚上军训点名之机，对数百同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底，范长江来到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对西北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意识到西北地区在未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而细致地研究了西北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宗教、民族、物产等问题。当时，他的生活虽然相当清苦，但宿舍的墙壁上却挂满了西北地区的地图，经常研读。
1934年，范长江利用关系又一次专程来到南昌，秘密地阅读了国民党从苏区“剿获”的关于红军的多种文件和出版物。这些材料虽然没有能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但是使他对苏区有了初步的印象，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共产党和红军的愿望。他起码得到了两个突出的印象：苏区充满了希望和生机活力，共产党和红军是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是有纲领、有理论、有政策、有策略的政治集团，得到了老百姓的真诚拥护。同时，范长江也觉得苏区的经济力量、人力动员已临枯竭，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必须要打出去另行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时，心悬于国家危难的范长江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也未尽全面，但已经表现出对共产党和红军、对苏区、对革命事业的极大热情和浓厚兴趣。他一直在苦苦的思索着两个问题：红军的前途将会如何？日军占领若干大城市之后，我国的西北必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那里的情形怎样？
公开红军长征的真相
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但是，答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苦苦的思索之后，范长江决定：深入大西北，去实地考察研究红军问题和西北问题！
1935年春，范长江准备经上海，溯长江入川，然后赴西北旅行采访。恰在这时，红军主力到达四川西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敦促他早成此行。1935年7月中旬，范长江以《大公报》通讯员名义，冒着酷暑，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的消息实行专横的严密新闻封锁，使得红军的真实情况很少为外界所知。范长江感悟到红军和共产党已经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关系人民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政治力量，应该让世人了解。采访途中，当地群众见他不是本地人，又是单身一人，都劝他说，山地险要，战乱频频，不要往前走了。但他义无反顾，历尽艰辛，几度遇险，到川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广大西北地区采访，足迹越过祁连山、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历时10个月，跋涉4000余里，写出了大量同情革命与红军的旅行通讯。范长江当时对共产党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两党要平等地位，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和内战，与共产党共商抗日大计。因此，在他的文章里，第一个公开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而不称“共匪”，并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没有“损失殆尽”，还有“好几万人”，等等。
范长江第一次公开如实的对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当时《大公报》已在全国发行10万份左右，是国统区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范长江的通讯发表后，该报发行份数急增。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各界争购，在几个月内连出八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受范长江通讯的影响，不少青年学生还纷纷投入新闻事业，立志像范长江那样，为民喉舌，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范长江的通讯反响如此强烈，得益于他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报道事实真相的勇气。他的通讯，迅速及时地揭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人民群众传播了真理的声音。
成都，是范长江西北了解红军的起点。他乘汽车急驰在成都平原，看到的是碉堡“星罗棋布”，到处一派“围剿”气氛。此时，蒋介石急令四川、西康、甘肃等地军队对红军进行拦截，并发表文告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川西已不可能，红军将被“根本聚歼”。
范长江深入现场进行采访，所见所闻恰恰相反：
国民党宣传机器吹嘘江油之战，说守将有功，红军莫敌。当时的守将是川军的一个旅长，得到蒋介石颁发奖金3万元的通令嘉奖。范长江观察了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的环山大堡寨，写道：“同行有通晓军事某君，睹此布置，亦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
蒋介石诬蔑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范长江的笔下，“红军的政治工作相当成功，送我们的士兵，谁也可以讲一大堆大道理，‘帝国主义’、‘殖民地’、‘革命’，……无比其多的名词，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没有紧张意味。……少年和青年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城内商业照样维持，原因是红军对于社会秩序，已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他们行动的事实，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国民党宣传机器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一千。范长江看到的却是，红军部队“勇而有谋”。相反国民党部队行进时，“被对河红军射毙者甚多”，“河中时有浮尸，其状狰狞，臭气熏人。”
红军攻下毛尔盖之后，胡宗南在毛尔盖北上的两条要路上——包座与阿坝作了相当准备，胡宗南料定红军必出阿坝，然而毛泽东计胜一筹，红军并没有到阿坝，而是用“诱敌包围突击”战法一举击溃包座守敌，使红军入甘肃之门户始得打通，胡宗南的军事成了被动，包座增兵以后的步骤几乎处处成为“后手”了。不但没有发生作用，“反而送去枪弹甚多”。在红军一度流传：蒋介石这位“运输大队长”又给红军送武器来了！
这些绘声绘色的报道，使国统区广大群众透过他的文章，第一次感受到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气象，把社会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燃得更旺，同时也使蒋介石全歼红军的谎言不攻自破，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范长江的通讯中，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惊人壮举，诸如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等，表现了红军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通讯揭示了长征中红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对毛泽东等同志同张国焘的分裂红军逆行所做的激烈斗争，也有详细的介绍。通讯还介绍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徐向前、萧克等红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和个人经历。所有这些真实的报道，都与国民党对红军长征和红军领导人的造谣诬蔑根本不同，它们帮助人们知晓了红军和红军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红军长征对中国大局有何影响，使人们了解了红军长征的实情。
毅然直奔西安、延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范长江正在绥远前线采访，慰问抗战将士。由于国民党当局封锁事变消息，外界对事变经过不甚了解。少数反动分子乘机造谣生事，诬蔑事变是由共产党暗中挑动，企图挑起内战，消灭红军，剪除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
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涉险直奔事变中心西安进行采访。到西安后，他立即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了事变发生的经过。经朋友的介绍，范长江还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有关抗日等重大问题与范长江作了交谈。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接着离开西安，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国统区报纸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记者。
毛主席在工作的窑洞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有了归宿”。他在通讯中报道了毛主席会见他时所作的长时间谈话内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公开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中，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
在这期间，范长江还见到了朱德、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林祖涵、丁玲、徐特立、吴亮平、廖承志、林彪等著名将领和知名人士。在他的通讯里，对于革命领袖人物的描写给人印象深刻。
他描写“毛泽东先生”是：“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周恩来先生”则是另一种神态：“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一位聪睿精干、朴素谦和的红军领袖形象跃然纸上，宛然可见。
对刘伯承，他这样写道：“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伏罗西洛夫敬佩过的。‘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红色战斗成员都知道利害的。”
对朱德总司令，似乎格外钟情：“朱德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有四十岁人之健壮。”“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范长江在通讯里对红军领袖的描写，个性突出，形象生动，与当时反动派对红军领袖的攻击、谩骂恰成鲜明对照，表达出范长江对红军领导人的爱戴。延安之行，尤其是与毛主席的窑洞彻夜长谈，使范长江对10年来东摸西撞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弄懂了三大问题：一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日本进攻中国面前，阶级矛盾应该服从于民族矛盾。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战。他决定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不过，毛主席耐心劝导他，要介绍和宣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当时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劝说他立即回上海去。
范长江从延安返回上海后，赶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发表，文章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反复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成为“特大新闻”，一时轰动全国。蒋介石看了范长江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与自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大发雷霆，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蒋介石几次密令加害于范长江，在周恩来的亲自保护和安排下，他都安然脱险。
毛泽东主席看到范长江的文章后，连连叫好，对他出色地完成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并亲笔写信给他，信中赞扬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范长江关于西安事变的正确报道，据实介绍了共产党在事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诬蔑不实之词，终于使国统区广大群众明白了事变真相并接受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与顽固派的斗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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