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 遇

　　[波兰] 切·米沃什
　　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
　　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
　　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哦，我的爱人，它们在哪里，它们将去哪里。
　　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
　　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惑。
　　（张曙光 译）
　　米沃什《偶遇》一诗，写于1936年诗人25岁时，最初收录于诗集《拯救》（1945）中。这首诗短小简练，意象选择准确鲜明，传达的意味深厚蕴藉，因而在汉语诗歌语境中，它受到译者和读者的喜爱。张曙光、艾迅、张洪亮等都翻译过这首诗，不同的诗歌鉴赏读本、评论文章里也可见关于它的解读和分析。在米沃什的个人诗歌坐标系中，这首诗像是从诗人早期诗歌生命中发射的一个原点，它对时间、死亡的沉思，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对个人生命、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见证作用，构成了米沃什写作的基本动机和其诗歌的重要母题。
　　诗歌在一开始，描述了一个朴素、日常的旅途场景。到三四行，诗人叙述了发生于旅途中的一次单纯的“见证”事件。“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在仍然显得黑暗的原野，对于一只野兔来说，那伸出手指向它的“我们中的一个”，成为它“突然跑过”的一个见证人。在诗歌的这一部分，诗人突出了那只手。指向野兔的手，像受到了委托，负责将一只野兔在暗夜与黎明交织处的出现和存在，指示给其他人。那只伸出的手，不是野兔本身，但手的“指点”，却向“我们”提醒、明晰、深化了野兔带来的场景变化。这只手受到了谁的委托，那股力量是什么，诗人没有说。反过来，如果我们能进入野兔的意识，驾着马车经过原野的我们，是否也被一只野兔的耳朵和眼睛所听所见？接着，进入诗歌的后四行，那个夜晚、那只野兔和指向野兔的人，都不在人世了。但幸存的“我”的记忆保存了这样一个夜晚，经过语言和诗歌的转化，这样极其个人化的记忆变得可以交流，成为了具备一定公众意识成分的历史存在。因此，历史成为现实、记忆、想象和语言的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纠合的产物。
　　因而，《偶遇》这首诗在两个维度上显示了见证和记忆的力量。第一个维度，在那只手指点野兔时，“我们”参与现场，成为沉默之物或稍瞬即逝之物的“看见者”“倾听者”。我们“指”向“它”，为这一时刻命名。同时，这只野兔也参与了“我们”的黎明，让这次冰封的原野之行发生了变化。第二个维度，当时间和死亡事件带走了这一切，记忆、语言和恒固坚定的诗歌形式，在相互作用中它们仿佛变形为一种模具，将这些意识碎片熔铸、塑形，而变为可辨识、阅读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米沃什曾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一文中提到，“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往从神话和传奇的色彩中拉出来，才算偿清了这笔债。因此，从高处看永远处于‘现在’的这片土地和在重新寻回的旧日时光中再现的这片土地，以相同的分量构成了诗作的素材。”相比于“见证”，米沃什所用的“委托”和“债务”，将生者对死者的重现，作为一种比喻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去看待。再现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审美需求和道德冲动，更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一份协议。《偶然》这首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到不再存在、不再发声事物的委托，诗歌在对场景的指认、命名上，发挥着和那只挥动的手相似的作用。那只手指向一闪而逝的野兔，而这首诗则指向变动不居的场景。凭借记忆和想象的力量，诗歌不仅重现了它，重现的同时，也是命名与见证。它抵御了记忆缺失带来的真实细节的缺席和匮乏。
　　在写作时间上稍晚的《菲奥里广场》（1943）一诗中，米沃什通过想象再现了布鲁诺被执行火刑时的广场景象。它显示的是死亡与庆典、悲剧与日常、希望与失望并存交织的广场景观。一面是广场上的火刑，一面是平静、琐碎、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的继续。这种并存，正是米沃什试图克服神话与传奇色彩，重现历史真实的方式和结果。跨越时空，与之对照复现的，是发生在华沙的犹太区围墙内的屠杀。焚烧地吹来的热风“吹开姑娘们的裙子”，人们大声欢笑着。正是这种记录、再现和理解历史的方式，将两种死亡场景镜像般融并起来。相较于《偶遇》，这首诗也涉及到时间、死亡、记忆和见证，但它所承担的“记忆的义务”更为沉重。关于这首诗，有评论者认为它是不道德的，认为它不应该将具有如此高度的恐怖限制在语言里。这与米沃什的观念形成了对比，米沃什认为，在当下，人们普遍面临着记忆缺失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不让20世纪历史上最灰暗的篇章记忆消逝、褪色、失去应有的厚度，这有着重大的必要性。从《菲奥里广场》一诗，回看《偶遇》，米沃什在诗歌中赋予记忆、想象的现实以参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记忆、想象不仅发生在诗学和审美层面，在米沃什伟大复杂的思想构造中，它关乎人们对自身、历史、人性和人道的认知。它始终在诗学与社会政治等层面发挥其复杂意义。
　　相较于《菲奥里广场》这类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指涉更为具体、明确的诗歌，《偶遇》略显抽象、含混，它过于简洁了。或许，我们可以做如是猜想，在《偶遇》一诗中，诗人捕捉到了记忆、重现、见证等人性要素。它们以相对清新、玲珑的方式，构成了诗歌的内在肌质。而在以后的书写中，它们逐渐成为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的米沃什的思想基石。在《偶遇》中，场景的模糊、死亡方式的隐匿等造成的抽象感与空白，为读者个人经验的置换和代入留下了余地。而这也是这首诗不断被重译、解读、散发魅力的另一品质所在。
　　米沃什曾在诗歌中写到：“我不过是无形事物的一名秘书，/它被口述给我和另外几个人。”（《秘书》）在米沃什丰富且复杂的写作中，关于书写的记忆和见证力量被他不遺余力地告白、践行着。米沃什视其为一种庄严的人性力量，维护和翻修我们的良心。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知识社会学视域下‘新诗潮’批评话语研究”（2020CWX031）阶段性成果]
　　梁小静，1988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新诗史、新诗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