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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电视里正在放《围城》，钱钟书说：“我不看。一看还要仔细翻书，书里埋了很多线索，对话也删得可惜。他们努力，拍得还可以。总体拍得算好了，谢谢他们。”
说起代表作《围城》，钱钟书有句话：“我30多岁写这部小说，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作为学者的钱钟书缘何发此感慨？他又是如何将其学术功底汇集于小说创作中？为何他最终同意将《围城》拍摄成同名电视剧？日前，钱钟书生前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在新著《小说逸语》一书中探讨了这些话题，从多重角度对家喻户晓的文學经典《围城》展开解读。
对于角色姓名精心编制
自1946年2月起，长篇小说《围城》在上海《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了六期。刊发伊始，便吸引了众多中外读者的目光。1947年5月，单行本《围城》在上海晨光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国内外多种版本层出不穷，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就重印多次，销量累计达数百万册，几十年来长销不衰。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栾贵明，1964年毕业后来到钱钟书身边工作，他曾多次问及钱钟书关于《围城》背后的故事，但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三个字：“去读书。”
据统计，《围城》共使用不重复的汉字3317个，而这些字是钱钟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钱先生一直认为，用中文做文章，一定要以字为基本单位，再一字一句地构成大块文章。只有字字仔细推敲，才能把文章写得生龙活虎。”栾贵明对钱钟书的那句“写文章作诗讲究‘炼字’，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深有体会，他将钱钟书在《围城》中的选字和构词、造句与成章，也在《小说逸语》一书中详细列举和解析。
比如，钱钟书对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烂熟于心，对于自己笔下的角色姓名，也不忘精心编制使用。《围城》中的方鸿渐、唐晓芙、苏鸿业、孙柔嘉、曹元朗、顾尔谦等近20位主要人物，都被冠以性格化姓名，一亮相便会令读者心领神会。“营元朗”，“元”“圆”谐音双关；还配以摹形，曹氏的脸面形容为“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语义上，“圆”既包含着流动、周全的一面，也有“守故蹈常，依样照例”的一面。
而“多读书”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对各种中外图书轻车熟路的援引穿插中。从《谈瀛录》、《大明会典》、四大名著，到西方荷马、柏拉图、《天方夜谭》、莎士比亚戏剧，《围城》的故事被一大堆书名和书中金句推进着，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会获得纯意外的新鲜知识。
《围城》被选作小说书名
说起“围城”，许多人下意识地会冒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钻进去”，其实这只是《围城》情节中透露出的一层叙事。在栾贵明看来，《围城》被钱先生选作小说书名，“既能让人平静安心，同时又令人痛苦郁闷”，与小说最后21个字巧妙呼应—一“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引申开去，那就是“人，人类，人类的困境”。“旁观人生，指点世态，书中虽无大段说教之词，然而，读者却能为人物和事件所感染，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从而获得一种觉悟的快乐。”栾贵明发现，“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
经过钱钟书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无不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人们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自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
他对电视剧《围城》的感受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围城》1990年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该剧由黄蜀芹执导，会集了陈道明、英达、吕丽萍、李嫒媛、葛优等一批实力派演员。不过，从文本走向荧屏，个中也上演了颇多故事。
栾贵明在《小说逸语》书中回忆道：当年在钱先生八十大寿前，时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的杨润时商讨应说服钱钟书同意把《围城》搬上荧屏，但此前“试过几次，都大败而逃”，后念及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均由黄佐临导演，且“票税”高，两家合作的渊源颇深。当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带来她爸爸的一封信，“要拍《围城》”，钱钟书夫妇考虑几番后最终答应了，算是水到渠成。
经常有朋友问栾贵明，《围城》电视剧可否再拍？“我综合钱杨二位先生的零言碎语，黄蜀芹导演的《围城》电视剧，已达到高水准，沿原途再拍，肯定不易突破。而提高对原作的认识度，置文学于统领地位，首先是高精准再现《围城》全部或大部对白，辅以必要的素雅场景，简明情节，企盼可以构造新型的文学电视。”他透露，钱杨二老生前惜时如命，他们也不是不看电视，更不反对电视，只是绝不长时间连续看电视。比如，钱先生喜欢《西游记》，小说、电视剧、动漫都看，“我见他在看电视，恐怕不会有人相信，都是站在电视机前，还经常触屏指点孙大圣什么地方违背了原作者之意。然后，走到电视后面书桌落座，大笔一挥，写出一篇又一篇小文，为《西游记》鸣冤叫屈，匿名寄往上海报刊发表。”
书中透露，关于电视剧《围城》，栾贵明存有六次录音资料，多有旁人在场，其中不少对话都披露了钱钟书的态度。比如，1990年10月28日，钱钟书说：“电视剧还拍得可以。陈道明说他没拍过这么好的戏。”当年11月4日，杨绛说：“电视有几处要改。一是苏小姐在自家称呼不对。二是赵辛楣给‘他们订一房间’是不对的。友人发现《飘》的背景不对。”还有夫妻二人的对话，钱先生：“我本来看都不要看，她和女儿把我按下来看。”杨先生：“按下来看两眼，又跳起来。”
到了1990年12月9日，当日电视里正在放《围城》，钱钟书发话：“昨晚的《围城》看了吗？汽车还有点像。他们努力，拍得还可以。”隔了一周，当年12月16日，钱钟书的录音原话是：“现在总算演完了。昨天晚上三集。我不看。一看还要仔细翻书，书里埋了很多线索，对话也删得可惜。总体拍得算好了，谢谢他们。”
或许，在钱钟书看来，电视剧《围城》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小说作者更多只能是带着距离感的打量，恰如他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只蛋的鸡呢？”
说起代表作《围城》，钱钟书有句话：“我30多岁写这部小说，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作为学者的钱钟书缘何发此感慨？他又是如何将其学术功底汇集于小说创作中？为何他最终同意将《围城》拍摄成同名电视剧？日前，钱钟书生前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在新著《小说逸语》一书中探讨了这些话题，从多重角度对家喻户晓的文學经典《围城》展开解读。
对于角色姓名精心编制
自1946年2月起，长篇小说《围城》在上海《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了六期。刊发伊始，便吸引了众多中外读者的目光。1947年5月，单行本《围城》在上海晨光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国内外多种版本层出不穷，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就重印多次，销量累计达数百万册，几十年来长销不衰。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栾贵明，1964年毕业后来到钱钟书身边工作，他曾多次问及钱钟书关于《围城》背后的故事，但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三个字：“去读书。”
据统计，《围城》共使用不重复的汉字3317个，而这些字是钱钟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钱先生一直认为，用中文做文章，一定要以字为基本单位，再一字一句地构成大块文章。只有字字仔细推敲，才能把文章写得生龙活虎。”栾贵明对钱钟书的那句“写文章作诗讲究‘炼字’，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深有体会，他将钱钟书在《围城》中的选字和构词、造句与成章，也在《小说逸语》一书中详细列举和解析。
比如，钱钟书对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烂熟于心，对于自己笔下的角色姓名，也不忘精心编制使用。《围城》中的方鸿渐、唐晓芙、苏鸿业、孙柔嘉、曹元朗、顾尔谦等近20位主要人物，都被冠以性格化姓名，一亮相便会令读者心领神会。“营元朗”，“元”“圆”谐音双关；还配以摹形，曹氏的脸面形容为“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语义上，“圆”既包含着流动、周全的一面，也有“守故蹈常，依样照例”的一面。
而“多读书”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对各种中外图书轻车熟路的援引穿插中。从《谈瀛录》、《大明会典》、四大名著，到西方荷马、柏拉图、《天方夜谭》、莎士比亚戏剧，《围城》的故事被一大堆书名和书中金句推进着，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会获得纯意外的新鲜知识。
《围城》被选作小说书名
说起“围城”，许多人下意识地会冒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钻进去”，其实这只是《围城》情节中透露出的一层叙事。在栾贵明看来，《围城》被钱先生选作小说书名，“既能让人平静安心，同时又令人痛苦郁闷”，与小说最后21个字巧妙呼应—一“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引申开去，那就是“人，人类，人类的困境”。“旁观人生，指点世态，书中虽无大段说教之词，然而，读者却能为人物和事件所感染，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从而获得一种觉悟的快乐。”栾贵明发现，“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
经过钱钟书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无不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人们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自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
他对电视剧《围城》的感受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围城》1990年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该剧由黄蜀芹执导，会集了陈道明、英达、吕丽萍、李嫒媛、葛优等一批实力派演员。不过，从文本走向荧屏，个中也上演了颇多故事。
栾贵明在《小说逸语》书中回忆道：当年在钱先生八十大寿前，时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的杨润时商讨应说服钱钟书同意把《围城》搬上荧屏，但此前“试过几次，都大败而逃”，后念及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均由黄佐临导演，且“票税”高，两家合作的渊源颇深。当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带来她爸爸的一封信，“要拍《围城》”，钱钟书夫妇考虑几番后最终答应了，算是水到渠成。
经常有朋友问栾贵明，《围城》电视剧可否再拍？“我综合钱杨二位先生的零言碎语，黄蜀芹导演的《围城》电视剧，已达到高水准，沿原途再拍，肯定不易突破。而提高对原作的认识度，置文学于统领地位，首先是高精准再现《围城》全部或大部对白，辅以必要的素雅场景，简明情节，企盼可以构造新型的文学电视。”他透露，钱杨二老生前惜时如命，他们也不是不看电视，更不反对电视，只是绝不长时间连续看电视。比如，钱先生喜欢《西游记》，小说、电视剧、动漫都看，“我见他在看电视，恐怕不会有人相信，都是站在电视机前，还经常触屏指点孙大圣什么地方违背了原作者之意。然后，走到电视后面书桌落座，大笔一挥，写出一篇又一篇小文，为《西游记》鸣冤叫屈，匿名寄往上海报刊发表。”
书中透露，关于电视剧《围城》，栾贵明存有六次录音资料，多有旁人在场，其中不少对话都披露了钱钟书的态度。比如，1990年10月28日，钱钟书说：“电视剧还拍得可以。陈道明说他没拍过这么好的戏。”当年11月4日，杨绛说：“电视有几处要改。一是苏小姐在自家称呼不对。二是赵辛楣给‘他们订一房间’是不对的。友人发现《飘》的背景不对。”还有夫妻二人的对话，钱先生：“我本来看都不要看，她和女儿把我按下来看。”杨先生：“按下来看两眼，又跳起来。”
到了1990年12月9日，当日电视里正在放《围城》，钱钟书发话：“昨晚的《围城》看了吗？汽车还有点像。他们努力，拍得还可以。”隔了一周，当年12月16日，钱钟书的录音原话是：“现在总算演完了。昨天晚上三集。我不看。一看还要仔细翻书，书里埋了很多线索，对话也删得可惜。总体拍得算好了，谢谢他们。”
或许，在钱钟书看来，电视剧《围城》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小说作者更多只能是带着距离感的打量，恰如他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只蛋的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