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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寻求最优的军费规模核心问题是寻求军费供求均衡发展。
本文论述了军费供求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以及形成的成因。
关键词：军费; 供求; 均衡; 非均衡
追求军事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保持国家供给与军事需求之间的均衡状态，是军事经济各行为主体最为一般的愿望，也是决策者们的重要职责。从一国来看，只有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经济外部与内部的均衡，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国防建设才是有效率的，国家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配置科学合理的军事资源——寻求最优的军费规模核心问题是寻求军费供求均衡发展。
一、均衡与非均衡
经济学中的均衡与非均衡概念最初是从物理学中引用过来的。在物理学中，均衡指在一个系统中，对立的双方对这个系统所发生的作用力正好抵消时的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均衡概念的本意是不同方向上的作用力的均衡。引用到经济学上来之后，均衡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方向的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处于均衡(相等)状态，即变量相等；第二，决定不同方向上供求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改变现有状况的欲望和能力，即行为最优。经济学上的均衡，在形式上、数量上看，是变量相等，但其实质则是供求各方的行为最优，因为这时决定不同方向供求的任何一方都处于该状况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状态，他们不希望改变现有状况，破坏该状况下的利益格局。
非均衡，顾名思义，非均衡就是指均衡的相反面，在经济学中，其涵义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方向的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处于非均衡(不相等)状态；第二，决定不同方向上供求的各方中至少有一方具备改变现有状况的欲望和能力。非均衡首先是一个“数量不均等”的概念，其次，又是一种“力量不均等”的概念。数量不均等是现象形态和结果，力量不均等则是数量不均等的原因。正如物理学中的解释：之所以存在数量非均衡，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均等的力。但有时，数量不均等又是促使力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一般经济学中，非均衡也是指：对立变量之间的不均等，即变量非均衡。它具体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总供给数量与总需求数量之间的非均衡。又由于经济变量是个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因此，当行为主体能够并愿意进一步改变总供给和总需求本身时，便可能表现为“行为非均衡”。经济学中特别指出变量非均衡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某些变量非均衡（短缺、失业等）之所以得以长期维持，并且会一再回复到这种非均衡状态中来，构成某种经济的非均衡常态，就是因为它们是“行为”的结果，是某种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和个利益主体行为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
非均衡分析的本质是动态分析，是一种经济过程分析。经济学上非均衡分析的哲学基础是：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是非均衡。正如与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相似，均衡只有在非常静态、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才能实现。这种条件限制决定了它在现实中只具有理论抽象的意义：因为当不具备均衡条件时，均衡现象就不复存在，均衡就会为非均衡所替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非均衡看做经济发展的惯常形态。
二、军费供求的非均衡
军费规模优化的契机在于军费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失衡)。在军费的研究分析中，引入均衡和非均衡概念有助于描述军费运行中的某些特定状态，从而满足对军费动态分析的要求。
根据经济中关于非均衡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军费供求非均衡定义为：（1）军费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均等；（2）决定军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各个层次行为主体能够并愿意改变他人行为的状态。可以看出，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相似，军费供求非均衡也首先是一种数量不均等——变量非均衡，既军费总需求与军费总供给之间的不均等。其次，它又是一种行为不均等，表明某个或某些行为主体愿意同时也能够改变既定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军事经济的特殊性，军费供求非均衡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概念的不同的。在西方非均衡学派的文献中，所谓的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和价格无法对供求进行自行调节的情况下，各种经济力量将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调整到彼此相适应的位置之上，并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均衡”。它不是一种“不均衡”状态，而是一种均衡状态，只不过它不是瓦尔拉斯理想状况下的均衡状态，即供需数量对等条件下的均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供需在一定幅度内相互偏离条件下的“均衡”。而本文所指的非均衡是指偏离均衡状态的统称，与“不均衡”或“失衡”较为相近，即不赋予它传统经济学中的涵义，外延也因不具有原来的严格限定而更为宽泛。
三、军费供求非均衡是研究军费规模优化的逻辑起点
军费供求非均衡(失衡)状态的产生，是我们研究军费规模问题的逻辑起点。在现阶段，军费供求非均衡还主要表现为军费总需求量大于军费总供给量，从其成因来观察，其主要包括：军费需求拉动非均衡；军费供给刚性非均衡。
（一）军费需求拉动导致的供求非均衡。军费需求拉动非均衡是指由于超额军费总需求过度拉动（可能是向上拉动，也可能是向下拉动）总供给而最终导致军费供求非均衡，并不断扩张的状况。在实践中，常常的表现为超额军费总需求的急剧增加，过度拉动军费总供给而导致军费供求非均衡。例如国际环境与周边军事态势的变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战争样式以及作战方法的改变。其突出特点在于：军费总需求急剧扩张，而军费总供给在整体能力上得不到相应的增长，或者供给能力的增长不足以满足需求的增长。
（二）军费供给刚性导致的供求非均衡。供给刚性非均衡是指由于军费总供给缺乏变动弹性而导致的非均衡，其有以下几点情况：第一，如果已经出现军费总供给不足，而军费总需求向上拉动时，军费总供给由于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不能随之变动，军费供给在整体能力上得不到相应的增长；二是在军费总供给增长的同时，军费供给不能满足军费需求的结构性变动，尤其不能满足军队建设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要增长。在此种情况下，军费供求绝对非均衡将会扩大。
事实上，军费运行过程并非我们讨论的这样简单。在实践中，需求拉动非均衡与供给刚性非均衡是往往是同时发生的，集中表现为一种需求过度阻断非均衡。这就造成了当前军费开支的过度收缩，从而形成收缩性非均衡，其典型表现是军费供给急剧下降至最低军费需求以下。这种军费供需的过度非均衡会对军队建设、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深入探究非均衡产生的具体原因，寻求最优军费规模，控制军费供需的过度非均衡，是实现我军跨越式发展，促进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行为是变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凡是达到行为均衡的军费运行状态，即使其变量之间并不均等，它也是能够持续并具有较高稳定性的；而凡是军费运行出现行为非均衡的状态，即使军费总供求变量之间达到了均等，也一定是不能持续的和不稳定的。这种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军费供求在极度非均衡的状态下可以在较长时期中持续地存在；而当军费供求出现均衡状态后，却不一定能够持续的现象。所以，在寻求军费供求均衡发展时，我们不仅要对供求因素予以考察，更多要对军费供求主体行为给与更多的关注。而其除了表现为国家的战略取向外，还集中表现为一定的军费预算决策和管理体制。要实现军费供求的均衡发展，必须要对军费预算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
军费预算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动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的变化，使原有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二是成本的变化，使原有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收益；三是技术的变化，使提高原有体制运行效率成为可能。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存在导致军费预算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使改进军事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可能性，使军费管理体制达到新的均衡。
本文论述了军费供求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以及形成的成因。
关键词：军费; 供求; 均衡; 非均衡
追求军事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保持国家供给与军事需求之间的均衡状态，是军事经济各行为主体最为一般的愿望，也是决策者们的重要职责。从一国来看，只有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经济外部与内部的均衡，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国防建设才是有效率的，国家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配置科学合理的军事资源——寻求最优的军费规模核心问题是寻求军费供求均衡发展。
一、均衡与非均衡
经济学中的均衡与非均衡概念最初是从物理学中引用过来的。在物理学中，均衡指在一个系统中，对立的双方对这个系统所发生的作用力正好抵消时的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均衡概念的本意是不同方向上的作用力的均衡。引用到经济学上来之后，均衡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方向的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处于均衡(相等)状态，即变量相等；第二，决定不同方向上供求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改变现有状况的欲望和能力，即行为最优。经济学上的均衡，在形式上、数量上看，是变量相等，但其实质则是供求各方的行为最优，因为这时决定不同方向供求的任何一方都处于该状况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状态，他们不希望改变现有状况，破坏该状况下的利益格局。
非均衡，顾名思义，非均衡就是指均衡的相反面，在经济学中，其涵义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方向的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处于非均衡(不相等)状态；第二，决定不同方向上供求的各方中至少有一方具备改变现有状况的欲望和能力。非均衡首先是一个“数量不均等”的概念，其次，又是一种“力量不均等”的概念。数量不均等是现象形态和结果，力量不均等则是数量不均等的原因。正如物理学中的解释：之所以存在数量非均衡，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均等的力。但有时，数量不均等又是促使力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一般经济学中，非均衡也是指：对立变量之间的不均等，即变量非均衡。它具体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总供给数量与总需求数量之间的非均衡。又由于经济变量是个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因此，当行为主体能够并愿意进一步改变总供给和总需求本身时，便可能表现为“行为非均衡”。经济学中特别指出变量非均衡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某些变量非均衡（短缺、失业等）之所以得以长期维持，并且会一再回复到这种非均衡状态中来，构成某种经济的非均衡常态，就是因为它们是“行为”的结果，是某种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和个利益主体行为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
非均衡分析的本质是动态分析，是一种经济过程分析。经济学上非均衡分析的哲学基础是：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是非均衡。正如与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相似，均衡只有在非常静态、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才能实现。这种条件限制决定了它在现实中只具有理论抽象的意义：因为当不具备均衡条件时，均衡现象就不复存在，均衡就会为非均衡所替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非均衡看做经济发展的惯常形态。
二、军费供求的非均衡
军费规模优化的契机在于军费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失衡)。在军费的研究分析中，引入均衡和非均衡概念有助于描述军费运行中的某些特定状态，从而满足对军费动态分析的要求。
根据经济中关于非均衡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军费供求非均衡定义为：（1）军费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均等；（2）决定军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各个层次行为主体能够并愿意改变他人行为的状态。可以看出，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相似，军费供求非均衡也首先是一种数量不均等——变量非均衡，既军费总需求与军费总供给之间的不均等。其次，它又是一种行为不均等，表明某个或某些行为主体愿意同时也能够改变既定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军事经济的特殊性，军费供求非均衡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概念的不同的。在西方非均衡学派的文献中，所谓的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和价格无法对供求进行自行调节的情况下，各种经济力量将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调整到彼此相适应的位置之上，并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均衡”。它不是一种“不均衡”状态，而是一种均衡状态，只不过它不是瓦尔拉斯理想状况下的均衡状态，即供需数量对等条件下的均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供需在一定幅度内相互偏离条件下的“均衡”。而本文所指的非均衡是指偏离均衡状态的统称，与“不均衡”或“失衡”较为相近，即不赋予它传统经济学中的涵义，外延也因不具有原来的严格限定而更为宽泛。
三、军费供求非均衡是研究军费规模优化的逻辑起点
军费供求非均衡(失衡)状态的产生，是我们研究军费规模问题的逻辑起点。在现阶段，军费供求非均衡还主要表现为军费总需求量大于军费总供给量，从其成因来观察，其主要包括：军费需求拉动非均衡；军费供给刚性非均衡。
（一）军费需求拉动导致的供求非均衡。军费需求拉动非均衡是指由于超额军费总需求过度拉动（可能是向上拉动，也可能是向下拉动）总供给而最终导致军费供求非均衡，并不断扩张的状况。在实践中，常常的表现为超额军费总需求的急剧增加，过度拉动军费总供给而导致军费供求非均衡。例如国际环境与周边军事态势的变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战争样式以及作战方法的改变。其突出特点在于：军费总需求急剧扩张，而军费总供给在整体能力上得不到相应的增长，或者供给能力的增长不足以满足需求的增长。
（二）军费供给刚性导致的供求非均衡。供给刚性非均衡是指由于军费总供给缺乏变动弹性而导致的非均衡，其有以下几点情况：第一，如果已经出现军费总供给不足，而军费总需求向上拉动时，军费总供给由于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不能随之变动，军费供给在整体能力上得不到相应的增长；二是在军费总供给增长的同时，军费供给不能满足军费需求的结构性变动，尤其不能满足军队建设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要增长。在此种情况下，军费供求绝对非均衡将会扩大。
事实上，军费运行过程并非我们讨论的这样简单。在实践中，需求拉动非均衡与供给刚性非均衡是往往是同时发生的，集中表现为一种需求过度阻断非均衡。这就造成了当前军费开支的过度收缩，从而形成收缩性非均衡，其典型表现是军费供给急剧下降至最低军费需求以下。这种军费供需的过度非均衡会对军队建设、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深入探究非均衡产生的具体原因，寻求最优军费规模，控制军费供需的过度非均衡，是实现我军跨越式发展，促进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行为是变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凡是达到行为均衡的军费运行状态，即使其变量之间并不均等，它也是能够持续并具有较高稳定性的；而凡是军费运行出现行为非均衡的状态，即使军费总供求变量之间达到了均等，也一定是不能持续的和不稳定的。这种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军费供求在极度非均衡的状态下可以在较长时期中持续地存在；而当军费供求出现均衡状态后，却不一定能够持续的现象。所以，在寻求军费供求均衡发展时，我们不仅要对供求因素予以考察，更多要对军费供求主体行为给与更多的关注。而其除了表现为国家的战略取向外，还集中表现为一定的军费预算决策和管理体制。要实现军费供求的均衡发展，必须要对军费预算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
军费预算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动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的变化，使原有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二是成本的变化，使原有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收益；三是技术的变化，使提高原有体制运行效率成为可能。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存在导致军费预算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使改进军事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可能性，使军费管理体制达到新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