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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将于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还要专门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14位文化工作者，请他们谈谈应有怎样的文化担当。
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地
要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让文化产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力作，避免文化走进“过度商业化”的误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质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蒯大申——要让文化产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一个民族，其文化核心就是这个民族所认同的共同价值。为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看书读报、唱唱跳跳等求知求乐的需求，而且还要通过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等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艺作品的创作之中。优秀文艺作品所体现的理想追求、价值导向，引导并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化企业肩负着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责任。中国的文化企业应当通过产业的平台，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里应强调的是，文化产业在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来说，如何使文化产品喜闻乐见和具有吸引力，同时又坚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衡量文化产业效益的关键所在。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质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一些西方学者正在致力于认识和发掘中国文化思想的宝藏，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现对全世界有益的文化因素，以解决面临的危机。同时，西方文化正以海量向中国涌入，并试图让中国全盘接受。
显然，这些背景使中国文化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然而，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首先要认识自己文化的基因，保持中国文化特性，并确保中国文化安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
然而，一种文化只有根和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开花结果。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对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流向有深切的了解，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我们则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发展总趋势，以便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最好的诠释。
传承和创新不能割裂，只有深入寻找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才能适时地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大剧院品牌推广中心部长朱敬——要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力作
国家大剧院开幕到现在3年半了，我们共组织了4600多场演出，每年的销售票房在3个亿左右，有620多万人次走进大剧院，使得大剧院真正成为人民艺术的殿堂、文艺大家的殿堂。
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是我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因素。国家大剧院的员工进来，我们就强调两个意识，一个是国家意识，一个是创新意识。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达到世界一流歌剧院的制作演出水平。因而，在剧目制作生产上，我们既考虑市场状况，更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在选题上，我们注重多样化，弘扬主旋律，并从丰厚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素材，先后创作了《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等一批优秀作品。我们还注重与国外高端剧院合作，广泛吸收一批外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均佳的世界优秀剧目，如《伊戈尔王》《蝴蝶夫人》等作品，努力为全国人民奉献精美的文艺佳作。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赵士林——要避免文化走进“过度商业化”的误区
文化有着娱乐消遣功能。然而，目前社会上出现少数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过把瘾”就死，一切都可以恶搞等文化现象，这些都是文化“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迎合的是人性中低层次欲望。
“过度商业化”的侵蚀是多方位的，如在学术教育这个高端文化领域，出现一些学术文化品位低下，学术道德底线崩溃的现象；一些高校也出现评价体系急功近利、浮躁盲目、教育逐利等现象。在低端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粗制滥造横行、金钱至上，甚至公然宣扬“宁肯坐在宝马车上哭泣”现象，使文化市场充斥着精神的“地沟油”。
对于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应该针对不同文化层面和文化领域的不同表现，全方位地加以匡正。如，对于文化造假和诈骗行为，国家应立法予以制裁。对于剽窃抄袭等颠覆学术基本规则的问题，应采取一票否决制。对某些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领域，诸如国学教育、健康养生领域，应实行准入制。在娱乐文化领域，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可在文化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学校教育、媒体引导方面形成合力，营造自由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要充分发挥文化批评的功能，培育从业者的良知，引导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翔海——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当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避免陷入“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或“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误区，建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时代任务。为此，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切实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做到文化自觉，有三种意识不可或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立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意识；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开放意识；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予以审视、择拣与取舍的批判意识。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一起被 公认为人类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正因为它有着自身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从启蒙时代狄尔泰等欧洲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等英美思想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优良成分的融合、吸纳，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中国道路”强韧的生机活力正是今天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以及对如何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释放中国文化的生产力
要探索创新推进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型，构建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要探索创新推进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西方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总结出文化影响经济结构的方式：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益，会影响公平，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目前，发达国家率先调整、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全力推动。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文化领域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方式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推进文化发展转型，首先是观念的转型，就是由以前的单纯的经济为主、文化为仆的形态，转变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战略思想上来。这里，要重视发展新的文化业态，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要让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先进生产力，文化创意产业是产业发展的高端形态，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低碳环保、生态发展的基本特征。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属于升值空间大的“潜力股”。
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启动和满足内需的重要产业形态。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公民的文化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目前我国电影电视市场、游戏市场火爆，黄金周文化旅游屡创新高，尤其是三网合一后的数字文化产品不断创新，推动了文化市场新的繁荣。
推进文化发展转型，关键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提升与合作。这种越界主要是面对第二产业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细分，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通过越界，寻找提升第二产业，融合二、三产业的新的增长点。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要构建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确保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而改革的成败如何，不仅将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机制，而且还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能力和国家文化安全维护能力。
对此，首先要疏解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心理障碍和路径选择困境。必须明确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本质是在社会的历史进步中回归这些单位的历史主体地位，不能把经营性文化单位在转企改制后，一推了之，不管不顾。回归这些单位的“经营型”本质属性后，人员身份本质上还是“文艺工作者”。同时，提倡创造性和多样化，应当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的不同发展情况选择有利于本地区文化繁荣发展的改革路径。
其次，要从我国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战略需求出发，大力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明确政策，进一步回归其事业本性。要积极消除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发展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结构，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兴办“乡学”的文化传统，大力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兴办各类公益性文化事业，从而建立互动有序的竞争机制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其三，坚决消除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市场阻隔，通过国家制度设置，消除文化产品在流通领域里的准入壁垒。在执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兼并重组的政策过程中，非公资本应当享有同等的竞争参与权。同时，培育文化产业的社会战略投资主体，以战略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力量组合，以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东青——要推动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
作为一家原创动漫公司，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开始探索把玩具与动漫结合，实现文化与产业深度结缘的文化企业发展之路。
要依托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推进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起初利用市场来推广动画片产品，并以其盈利反哺文化业务；待文化内容品牌逐步培育成熟以后，再通过内容做产业整合，走文化与产业互动成长的经营模式，最终实现文化品牌的成功塑造。目前，每年能推出5至6部的优秀作品，其中，《火力少年王》因为其系列剧推出，被中国动画学会评选为2010年度“最具产业价值奖”。
要注重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加快产业与文化的同步发展。2009年9月10日奥飞动漫成为登陆A股的第一家动漫企业。在资本带动下，收购嘉佳卡通频道，使奥飞动漫成为国内第一家具有卫星频道经营权的民营上市企业，实现了“内容创作、媒体播放、品牌授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动漫全产业链运营。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动漫相关领域，将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能力发挥到最大。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要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
文化的阳光应当沐及每一位群众。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体现了一个现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定位、对公民文化权利的尊重和对文化民生的主动担当。
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包含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当前，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典型示范和制度设计，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地方人民政府的统筹职责和作用，在全国东、中、西部地级市创建一批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性、导向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继续提高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水平，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覆盖。以城乡基层文化设施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阵地建设为补充，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加大科学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加大文化共享工程实施力度，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加强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高新技术作为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要构建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重视文化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倪宁——要构建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战略
坦率地说，中国文化现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相称。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而又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当前，我们对中国文化如何形成世界影响力，战术讲得多，战略讲得少，还没有形成战略系统。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的深圳世界大运会，都是展现、宣扬中国文化的极好机会，然而推广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设计不足，其产生的影响还没有最大化。比如，我国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致力于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中国文化底蕴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更值得关注和传播。
另外，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些策略、方法的运用也需要检讨。跨文化传播有其规律和科学，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自身的话语体系对外进行沟通，应该努力搭建相互能够理解、进行对话的平台，否则只能对牛弹琴。
这里可结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解决当前和今后长远时期内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所涉及的运作模式和传播效果等问题。实施长期系统规划，可以确保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下一步战略全面明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郭可——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方式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不足4％，而美国占43％的份额，欧盟占34％。从中我们可以感知这样一个事实：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够的。
要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首先要改变我们对文化影响力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以为只要把大量文化产品输出到国外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因为文化产品吸引力不足，其效果便打了折扣。
但要真正改变这种思维定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超越的过程。我们可能更多希望展示我们中华灿烂历史文化，但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却可能来自中国目前真实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现状。对此，我们要开展国外受众接受中国文化产品和内容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将是提升我们世界文化影响力最为有效的渠道。
从唐朝吸引诸多外国留学生来看，文化吸引力其实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换言之，我们在实现我们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首先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历史和底蕴中提炼最具生命力和时代感强的文化要素，并使这些文化要素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也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要重视文化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具有品牌效应。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一国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负面的国家形象则有可能使国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此聚合民心，形成内部共识，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否则，将形象塑造仅仅当做表面文章来做，把它视为技术技巧层面的事情，那么即使花费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大的气力，也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包括对国家形象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以来，在国家形象的定位和传播方面，我们主打历史牌，把对外宣传的重点放在历史文化传统的介绍与展示上，力求将中华文明中人无我有的部分呈现给世人。目前需要做的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符号系统的拓展与更新，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将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感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有针对性。在目前世界上“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着力突出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和亲近感，从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挖掘那些与世界各国文化、与世界价值观相通的部分，以情动人，引起外部世界的共鸣。其实很多国家的形象片也都是这样做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要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
目前，我国对一艘从国外引进的废旧航母进行改装实验，却引起了他国高度的警戒，而拥有十几艘超级航母的美国则被视为当然。这说明，中国文化传播存在令人忧心的问题：国内与国外公众存在着巨大的认识鸿沟。
对此，我们要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一是改革与宣传要并重。国家形象的改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而有效的对外宣传，是对国家形象传播提升的重要跨径。二是要拓宽国家形象传播渠道。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要充分利用多种传播媒体，进行有效的整合传播。三是要发展国民教育，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同时，提升传媒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专业对话。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蔓仪——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的传播是需要载体的，而很多时候载体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和作品。一方面做好作品内容的创作，一方面做好内容的传播，才能切实提高一个民族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
我们公司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视动画片自2005年在全国播出至今已超过700余集，一直保持良好的收视率，并登陆美国迪士尼国际频道，在海外52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英语及超过17种当地语言播出，成功实现了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要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要坚持以专业做专业的原则制定品牌经营路线，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文化精髓融入作品之中，让文化产品具有“走出去”的内在生命力。这里，“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原创的作品之一《宋代足球小将》，讲的是足球的起源在中国，中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作品在海外受到文化消费者的欢迎，这说明文化的历史积淀对现在的文化产品输出存在深远的影响。
要注意文化品牌的国际化运作。现代的文化作品要走得更远，就要用国际视野去运作内容和市场，提高文化产品的艺术性，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或者受众易于接受。而这其中能够融会中西文化视野，具有现代市场运作能力的人才将对国内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
要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原创性。要激励创作，以资助、补贴、奖励的形式对有潜质的创作者给予适度的扶持。要创造条件，让更多有潜力的创意人才拓宽国际视野，施展才华，同时，要保护原创，建立健全版权保护机制。
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地
要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让文化产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力作，避免文化走进“过度商业化”的误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质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蒯大申——要让文化产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一个民族，其文化核心就是这个民族所认同的共同价值。为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看书读报、唱唱跳跳等求知求乐的需求，而且还要通过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等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艺作品的创作之中。优秀文艺作品所体现的理想追求、价值导向，引导并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化企业肩负着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责任。中国的文化企业应当通过产业的平台，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里应强调的是，文化产业在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来说，如何使文化产品喜闻乐见和具有吸引力，同时又坚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衡量文化产业效益的关键所在。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质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一些西方学者正在致力于认识和发掘中国文化思想的宝藏，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现对全世界有益的文化因素，以解决面临的危机。同时，西方文化正以海量向中国涌入，并试图让中国全盘接受。
显然，这些背景使中国文化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然而，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首先要认识自己文化的基因，保持中国文化特性，并确保中国文化安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
然而，一种文化只有根和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开花结果。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对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流向有深切的了解，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我们则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发展总趋势，以便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最好的诠释。
传承和创新不能割裂，只有深入寻找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才能适时地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大剧院品牌推广中心部长朱敬——要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力作
国家大剧院开幕到现在3年半了，我们共组织了4600多场演出，每年的销售票房在3个亿左右，有620多万人次走进大剧院，使得大剧院真正成为人民艺术的殿堂、文艺大家的殿堂。
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是我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因素。国家大剧院的员工进来，我们就强调两个意识，一个是国家意识，一个是创新意识。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达到世界一流歌剧院的制作演出水平。因而，在剧目制作生产上，我们既考虑市场状况，更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在选题上，我们注重多样化，弘扬主旋律，并从丰厚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素材，先后创作了《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等一批优秀作品。我们还注重与国外高端剧院合作，广泛吸收一批外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均佳的世界优秀剧目，如《伊戈尔王》《蝴蝶夫人》等作品，努力为全国人民奉献精美的文艺佳作。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赵士林——要避免文化走进“过度商业化”的误区
文化有着娱乐消遣功能。然而，目前社会上出现少数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过把瘾”就死，一切都可以恶搞等文化现象，这些都是文化“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迎合的是人性中低层次欲望。
“过度商业化”的侵蚀是多方位的，如在学术教育这个高端文化领域，出现一些学术文化品位低下，学术道德底线崩溃的现象；一些高校也出现评价体系急功近利、浮躁盲目、教育逐利等现象。在低端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粗制滥造横行、金钱至上，甚至公然宣扬“宁肯坐在宝马车上哭泣”现象，使文化市场充斥着精神的“地沟油”。
对于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应该针对不同文化层面和文化领域的不同表现，全方位地加以匡正。如，对于文化造假和诈骗行为，国家应立法予以制裁。对于剽窃抄袭等颠覆学术基本规则的问题，应采取一票否决制。对某些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领域，诸如国学教育、健康养生领域，应实行准入制。在娱乐文化领域，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可在文化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学校教育、媒体引导方面形成合力，营造自由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要充分发挥文化批评的功能，培育从业者的良知，引导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翔海——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当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避免陷入“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或“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误区，建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时代任务。为此，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切实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做到文化自觉，有三种意识不可或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立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意识；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开放意识；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予以审视、择拣与取舍的批判意识。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一起被 公认为人类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正因为它有着自身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从启蒙时代狄尔泰等欧洲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等英美思想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优良成分的融合、吸纳，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中国道路”强韧的生机活力正是今天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以及对如何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释放中国文化的生产力
要探索创新推进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型，构建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要探索创新推进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西方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总结出文化影响经济结构的方式：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益，会影响公平，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目前，发达国家率先调整、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全力推动。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文化领域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方式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推进文化发展转型，首先是观念的转型，就是由以前的单纯的经济为主、文化为仆的形态，转变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战略思想上来。这里，要重视发展新的文化业态，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要让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先进生产力，文化创意产业是产业发展的高端形态，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低碳环保、生态发展的基本特征。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属于升值空间大的“潜力股”。
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启动和满足内需的重要产业形态。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公民的文化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目前我国电影电视市场、游戏市场火爆，黄金周文化旅游屡创新高，尤其是三网合一后的数字文化产品不断创新，推动了文化市场新的繁荣。
推进文化发展转型，关键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提升与合作。这种越界主要是面对第二产业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细分，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通过越界，寻找提升第二产业，融合二、三产业的新的增长点。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要构建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确保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而改革的成败如何，不仅将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机制，而且还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能力和国家文化安全维护能力。
对此，首先要疏解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心理障碍和路径选择困境。必须明确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本质是在社会的历史进步中回归这些单位的历史主体地位，不能把经营性文化单位在转企改制后，一推了之，不管不顾。回归这些单位的“经营型”本质属性后，人员身份本质上还是“文艺工作者”。同时，提倡创造性和多样化，应当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的不同发展情况选择有利于本地区文化繁荣发展的改革路径。
其次，要从我国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战略需求出发，大力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明确政策，进一步回归其事业本性。要积极消除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发展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结构，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兴办“乡学”的文化传统，大力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兴办各类公益性文化事业，从而建立互动有序的竞争机制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其三，坚决消除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市场阻隔，通过国家制度设置，消除文化产品在流通领域里的准入壁垒。在执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兼并重组的政策过程中，非公资本应当享有同等的竞争参与权。同时，培育文化产业的社会战略投资主体，以战略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力量组合，以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东青——要推动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
作为一家原创动漫公司，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开始探索把玩具与动漫结合，实现文化与产业深度结缘的文化企业发展之路。
要依托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推进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起初利用市场来推广动画片产品，并以其盈利反哺文化业务；待文化内容品牌逐步培育成熟以后，再通过内容做产业整合，走文化与产业互动成长的经营模式，最终实现文化品牌的成功塑造。目前，每年能推出5至6部的优秀作品，其中，《火力少年王》因为其系列剧推出，被中国动画学会评选为2010年度“最具产业价值奖”。
要注重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加快产业与文化的同步发展。2009年9月10日奥飞动漫成为登陆A股的第一家动漫企业。在资本带动下，收购嘉佳卡通频道，使奥飞动漫成为国内第一家具有卫星频道经营权的民营上市企业，实现了“内容创作、媒体播放、品牌授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动漫全产业链运营。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动漫相关领域，将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能力发挥到最大。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要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
文化的阳光应当沐及每一位群众。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的权益，体现了一个现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定位、对公民文化权利的尊重和对文化民生的主动担当。
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包含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当前，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典型示范和制度设计，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地方人民政府的统筹职责和作用，在全国东、中、西部地级市创建一批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性、导向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继续提高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水平，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覆盖。以城乡基层文化设施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阵地建设为补充，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加大科学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加大文化共享工程实施力度，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加强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高新技术作为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要构建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重视文化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倪宁——要构建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战略
坦率地说，中国文化现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相称。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而又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当前，我们对中国文化如何形成世界影响力，战术讲得多，战略讲得少，还没有形成战略系统。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的深圳世界大运会，都是展现、宣扬中国文化的极好机会，然而推广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设计不足，其产生的影响还没有最大化。比如，我国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致力于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中国文化底蕴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更值得关注和传播。
另外，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些策略、方法的运用也需要检讨。跨文化传播有其规律和科学，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自身的话语体系对外进行沟通，应该努力搭建相互能够理解、进行对话的平台，否则只能对牛弹琴。
这里可结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解决当前和今后长远时期内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所涉及的运作模式和传播效果等问题。实施长期系统规划，可以确保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下一步战略全面明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郭可——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方式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不足4％，而美国占43％的份额，欧盟占34％。从中我们可以感知这样一个事实：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够的。
要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首先要改变我们对文化影响力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以为只要把大量文化产品输出到国外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因为文化产品吸引力不足，其效果便打了折扣。
但要真正改变这种思维定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超越的过程。我们可能更多希望展示我们中华灿烂历史文化，但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却可能来自中国目前真实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现状。对此，我们要开展国外受众接受中国文化产品和内容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将是提升我们世界文化影响力最为有效的渠道。
从唐朝吸引诸多外国留学生来看，文化吸引力其实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换言之，我们在实现我们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首先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历史和底蕴中提炼最具生命力和时代感强的文化要素，并使这些文化要素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也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要重视文化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具有品牌效应。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一国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负面的国家形象则有可能使国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此聚合民心，形成内部共识，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否则，将形象塑造仅仅当做表面文章来做，把它视为技术技巧层面的事情，那么即使花费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大的气力，也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包括对国家形象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以来，在国家形象的定位和传播方面，我们主打历史牌，把对外宣传的重点放在历史文化传统的介绍与展示上，力求将中华文明中人无我有的部分呈现给世人。目前需要做的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符号系统的拓展与更新，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将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感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有针对性。在目前世界上“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着力突出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和亲近感，从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挖掘那些与世界各国文化、与世界价值观相通的部分，以情动人，引起外部世界的共鸣。其实很多国家的形象片也都是这样做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要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
目前，我国对一艘从国外引进的废旧航母进行改装实验，却引起了他国高度的警戒，而拥有十几艘超级航母的美国则被视为当然。这说明，中国文化传播存在令人忧心的问题：国内与国外公众存在着巨大的认识鸿沟。
对此，我们要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一是改革与宣传要并重。国家形象的改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而有效的对外宣传，是对国家形象传播提升的重要跨径。二是要拓宽国家形象传播渠道。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要充分利用多种传播媒体，进行有效的整合传播。三是要发展国民教育，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同时，提升传媒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专业对话。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蔓仪——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的传播是需要载体的，而很多时候载体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和作品。一方面做好作品内容的创作，一方面做好内容的传播，才能切实提高一个民族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
我们公司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视动画片自2005年在全国播出至今已超过700余集，一直保持良好的收视率，并登陆美国迪士尼国际频道，在海外52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英语及超过17种当地语言播出，成功实现了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要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要坚持以专业做专业的原则制定品牌经营路线，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文化精髓融入作品之中，让文化产品具有“走出去”的内在生命力。这里，“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原创的作品之一《宋代足球小将》，讲的是足球的起源在中国，中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作品在海外受到文化消费者的欢迎，这说明文化的历史积淀对现在的文化产品输出存在深远的影响。
要注意文化品牌的国际化运作。现代的文化作品要走得更远，就要用国际视野去运作内容和市场，提高文化产品的艺术性，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或者受众易于接受。而这其中能够融会中西文化视野，具有现代市场运作能力的人才将对国内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
要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原创性。要激励创作，以资助、补贴、奖励的形式对有潜质的创作者给予适度的扶持。要创造条件，让更多有潜力的创意人才拓宽国际视野，施展才华，同时，要保护原创，建立健全版权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