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父亲原是读书人，但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嗣。后来他弃儒经商，并亲自教子，生活才好过点。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家庭经济状况再次恶化。由于家里实在穷了点，作为三子的蒲松龄迟迟娶不上老婆。
　　这时候。蒲家听说有位刘秀才的女儿待字闺中。就派人为蒲松龄提亲。有人对刘秀才说蒲家太穷，劝刘家不要与蒲家结亲。刘秀才并不是势利眼，反倒很佩服蒲松龄的父亲，说贫穷不是过错，于是就定了亲。
　　顺治十二年(1655年)，民间谣传宫廷要选民女进宫。刘秀才为保险起见。将刘氏提前送到了蒲家。两年后，两人正式举行婚礼。此时，蒲松龄18岁，刘氏16岁。
　　刘氏话不多，性格温顺，既勤劳又孝顺，因此深得婆婆喜欢。婆婆逢人就说刘氏的好话，说她有“赤子之心”。如此一来，刘氏的两个嫂子不高兴了。她们认为婆婆太偏袒刘氏，于是一起想办法攻击刘氏。
　　刘氏是那种特别能忍耐的女子。遗憾的是，虽然刘氏对两位嫂嫂一味忍让，但她们仍旧闹得鸡飞狗跳，连蒲松龄的父亲也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后来，几兄弟终于分了家。分家的过程中，对于杂物器具，两个嫂嫂如狼似虎抢夺完好的归为己有，将破烂的到处乱丢。
　　这次分家，由于蒲松龄和刘氏都不善“争”，也不愿“争”，两个哥哥都分到了设施完备的好房子，只有蒲松龄和刘氏分了间老房，连门都没有，里头居然小树丛生、蓬蒿满地，可以说是荒凉至极，甚至，夜里还有狼闯进来。
　　刘氏默默地承担“开荒”的任务，她砍除荆榛，“重建家园”。当时他们家的住房“紧张”到这样的程度：房子要借木板隔开，大门不能同时容两人出入，出门遇见有人进来必须退避门后，让对方进来后才走出去。
　　不过，对于贫苦的生活，刘氏却能够甘之如饴。
　　蒲松龄虽然常年在外设馆教书，但实际上只能养活自己，很难说能补贴家用。蒲松龄做私塾先生一年最多能挣八两银子，当时一个轿夫年薪都是十二两。于是，养家糊口的重担实际上全落到了刘氏身上。
　　幸亏分家的时候，他们分到了二十亩薄田、二百多斤粮食。粮食虽然只够吃几个月，但那二十亩田，是可以请人去种的。这样，刘氏既要做好底层的“女经纪人”，管理经营好自己的田产，又要做好贤妻良母。实在有些难为她了。
　　蒲松龄长年在外“打工”，有时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刘氏心中却一直牵挂着丈夫，得到了什么好吃的食物，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下，总是想着留给丈夫吃。丈夫不回来，她就一直留着，直到食物腐败为止。
　　刘氏一生为蒲松龄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么多子女，全靠她一人拉扯成人，既要填饱他们的肚子，又不能让他们中断学业，而蒲松龄又基本指望不上，可以想见，她一定是天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
　　赶上灾荒之年，刘氏的压力就更大了。所谓“家徒四壁妇愁贫”。有一次，他们家煮了一锅稀饭，三个儿子争抢叫喊，那场景让蒲松龄永远难忘。辛酸地写下了《日中饭》一诗：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
　　为了填饱肚子。三个儿子争得不可开交。作为母亲的刘氏，心中的苦痛可能更甚。一般的时候，刘氏为了子女能吃饱饭，总是让自己吃少一点，再吃少一点。遇到灾荒之年，儿子们尚在抢食稀粥，刘氏就更不会吃什么东西了。
　　对于泣血椎心的贫穷，蒲松龄常常发出强烈的抱怨，他曾写诗道：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刘氏不像丈夫这样牢骚满腹，她接受贫穷的现实，但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和奋斗，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劳节俭，慢慢改变着蒲松龄一家的生活。她建造了新房子，给每个儿子分了一间，家里还有了“存款”，所谓“瓮中颇有余蓄”，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
　　然而，这时的她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这一年，她67岁，在外混了半辈子、考了半个多世纪举人的蒲松龄，终于打算回家陪陪她了。他们都老了，耳聋眼花，想必互相说话都有点听不清了吧?夫妻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但只有这最后三年时间，这一对老夫老妻，才是实实在在相濡以沫地守在一起的。
　　公元1713年，操劳了一生的刘氏病逝，终年70岁。蒲松龄写下多首《悼内诗》，深情哀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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