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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的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
市场经济与“企业办社会”是不相容的
对于“富士康悲剧”,有人指出事件与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有严重的局限,比如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150年了,它确实是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但若放到“富士康”这个具体事件上看,恐怕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其实就是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是它们最终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改革”的原因。
但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其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问题和矛盾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激化。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员工人数超过3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县。这么多员工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和赚钱外,还有任何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比如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等。
具体地看,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有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的员工关怀,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更多地在于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可以说它已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30多万员工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同时也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能够极大地增强其集体谈判力量的组织。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致“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农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
为什么类似的悲剧频繁地发生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事实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工作更辛苦。富士康事件让我想起小区门口旧货摊的两代夫妇——
我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有一个旧货摊,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已存在10年。它的主人,很久以前是一对来自安徽的中年夫妇,最近四五年则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一对不到25岁的小夫妻。过去10年间,这个旧货摊日复一日地回收小区可资利用的生活垃圾。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以上。
在这个旧货摊,变化的除了主人的面孔和年龄,还有他们的装束。去年某一天,当我看见安徽小伙子牛仔裤膝蓋和屁股上的破洞及他老婆裸露着的肚脐眼儿,曾经微微有些吃惊。但当时我很快就在心里作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自我批评:凭什么人家农村青年就不可以追求城市里的时髦!随后便习以为常了。只是近来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才促使我重新思考这种变化背后蕴涵的深刻意义。
有句话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我非常愿意相信,富士康的那些青年员工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人际的冷漠,而正是因为失去了盼头,才从楼顶上跳下去的。
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简单:在城市里打份工,吃几年苦攒个5万、10万,回家乡盖座房子,娶房媳妇……大概那对收旧货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安徽老家过上了这种日子。这种“有家可回”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
但时代毕竟一直在变,尤其是处在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儿女心目中却没有什么值得神往和留恋的。在内心深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也许更能寄托他们模糊懵懂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拿我家门口这对安徽青年男女来说吧,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热切盼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更不要说把农村家乡当成精神支撑了!相反,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然而,一旦他们扭头瞥一眼自己为之服务和生计所系的小区,看看它那扶摇直上的房价,他们的所有梦想就会在顷刻之间全部破灭。在价值和情感上,他们比自己的父辈对这座城市要亲近得多,但在现实中,他们与它的距离反而更远了。10多年来,城市在政策上对将青春奉献给了它的农民工的开放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提高,在生活的经济成本方面,却正在快速地抛离他们。单拿住房这一项说吧,市场化的商品房就不用说了,再看看政府提供的那些所谓“帮扶弱势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哪一个不是在进一步抬高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幸运的申请人)进入城市的壁垒?安徽小夫妻可以穿破洞牛仔裤、露脐装来表达对城市时尚的追逐,但城市却不打算接纳他们。他们因此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丝毫看不到未来。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的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然而,对“农民工二代”来说,连这都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这种状况,正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源泉。
我希望,“富士康悲剧”能够有助于我们社会发现并正视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农民工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并最终有助于问题的缓解。毕竟,社会的点滴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这些代价能够换来希望。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2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仰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市场经济与“企业办社会”是不相容的
对于“富士康悲剧”,有人指出事件与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有严重的局限,比如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150年了,它确实是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但若放到“富士康”这个具体事件上看,恐怕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其实就是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是它们最终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改革”的原因。
但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其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问题和矛盾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激化。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员工人数超过3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县。这么多员工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和赚钱外,还有任何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比如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等。
具体地看,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有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的员工关怀,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更多地在于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可以说它已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30多万员工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同时也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能够极大地增强其集体谈判力量的组织。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致“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农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
为什么类似的悲剧频繁地发生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事实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工作更辛苦。富士康事件让我想起小区门口旧货摊的两代夫妇——
我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有一个旧货摊,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已存在10年。它的主人,很久以前是一对来自安徽的中年夫妇,最近四五年则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一对不到25岁的小夫妻。过去10年间,这个旧货摊日复一日地回收小区可资利用的生活垃圾。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以上。
在这个旧货摊,变化的除了主人的面孔和年龄,还有他们的装束。去年某一天,当我看见安徽小伙子牛仔裤膝蓋和屁股上的破洞及他老婆裸露着的肚脐眼儿,曾经微微有些吃惊。但当时我很快就在心里作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自我批评:凭什么人家农村青年就不可以追求城市里的时髦!随后便习以为常了。只是近来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才促使我重新思考这种变化背后蕴涵的深刻意义。
有句话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我非常愿意相信,富士康的那些青年员工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人际的冷漠,而正是因为失去了盼头,才从楼顶上跳下去的。
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简单:在城市里打份工,吃几年苦攒个5万、10万,回家乡盖座房子,娶房媳妇……大概那对收旧货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安徽老家过上了这种日子。这种“有家可回”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
但时代毕竟一直在变,尤其是处在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儿女心目中却没有什么值得神往和留恋的。在内心深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也许更能寄托他们模糊懵懂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拿我家门口这对安徽青年男女来说吧,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热切盼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更不要说把农村家乡当成精神支撑了!相反,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然而,一旦他们扭头瞥一眼自己为之服务和生计所系的小区,看看它那扶摇直上的房价,他们的所有梦想就会在顷刻之间全部破灭。在价值和情感上,他们比自己的父辈对这座城市要亲近得多,但在现实中,他们与它的距离反而更远了。10多年来,城市在政策上对将青春奉献给了它的农民工的开放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提高,在生活的经济成本方面,却正在快速地抛离他们。单拿住房这一项说吧,市场化的商品房就不用说了,再看看政府提供的那些所谓“帮扶弱势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哪一个不是在进一步抬高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幸运的申请人)进入城市的壁垒?安徽小夫妻可以穿破洞牛仔裤、露脐装来表达对城市时尚的追逐,但城市却不打算接纳他们。他们因此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丝毫看不到未来。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的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然而,对“农民工二代”来说,连这都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这种状况,正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源泉。
我希望,“富士康悲剧”能够有助于我们社会发现并正视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农民工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并最终有助于问题的缓解。毕竟,社会的点滴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这些代价能够换来希望。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2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仰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