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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咸丰二年，曾国藩起兵镇压太平天国，从此人生经历与前期截然不同。咸丰二年以后，官场倾轧、战场搏杀的复杂环境使他在思想上不再只是崇尚宋儒，而是兼取百家。文学创作受哲学思想的统摄，曾国藩前后期的古文风格有了明显的改变。
关键词： 曾国藩 古文 历时性研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内有文集三卷，共146篇。曾国藩的古文符合韩愈创立的“古文”传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求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扬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谱系。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醴华先生点校的《曾国藩诗文集》，这部作品，被视为研究曾国藩诗文最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一、前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年轻时的曾国藩家学不厚，三十岁以前忙于科举，学识浅陋[1]。三十岁以后备官翰林苑，才真正开始治学。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与普通士大夫并无二致：穷则独善其身，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与拜客；达则兼济天下，身列卿贰时积极谏言，用心政务。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任职于翰林院与文渊阁。翰林院是养才储望之所，文渊阁是皇家藏书重地。在此期间，曾国藩主要任务是读书。读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友圈子，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主要有三个：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号为“穆党”的圈子，二是以唐鉴为首的理学团体，三是文学圈子。
穆彰阿（1782-1856），满人，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以来，典乡试三，会识五，凡履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犊、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2]。穆彰阿、季芝昌都是曾国藩的会师座师，门生之谊历来为文人所重视，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写道“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阙，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3]
唐鉴（1778-1861），字翁泽，号镜海，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江宁布政史，入为太常寺卿后成为京师理学家的领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后又在唐鉴的推荐下，师从倭仁记日课，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气性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的本性是好物、好名、好色、好安逸，曾国藩也不例外。身处翰林清闲之地，曾国藩虽立志读书，但奈何本性爱谐谑、好交游，所以每日的生活充斥着饮酒作诗、下棋聊天、四处玩乐。检索曾国藩的日记，未习理学时只是就事论事，也没有什么自省之言；研习理学的前一两年，日记中多克己痛责之语；两年以后，曾国藩终于能做到读书有恒、见善迁过。王醴华先生认为“其立身之基，自此始耳。”本文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在此期间，曾国藩创作了一些阐述性理的古文作品，如《顺性命之理论》、《五箴》、《召悔》、《求阙斋记》、《纪氏嘉言序》等。
文人雅士之间自然少不了谈诗论文。身处翰林以后，曾国藩与何绍基往来颇多，何绍基，字子贞，湖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曾国藩颇多奖掖，曾以自己最喜爱的梅花图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4]以翩翩词臣处翰林养望之地，又得前辈青眼相看，曾国藩前期对诗歌用力多于古文，但于古文亦颇为用心。嘉道年间，桐城派是宋学重镇，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时，唐鉴已告知桐城义法，而且时梅曾亮在京城，跟随问学之人颇多，包括与曾国藩相交的龙翰城、邵蕙西等，曾国藩不可能不向其讨教。梅曾亮，字伯言，道光二年进士，姚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在京二十余年，传播桐城义法，问鼎桐城。曾国藩诗集中有《赠梅伯言二首》末尾有“上池我亦识源头，可奈频过风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也知道桐城派的渊源，但怎么比得过我频频去拜访先生呢？由此可知，曾国藩经常向梅曾亮请教作文之道。曾国藩的好友中不乏汉学中人，如何子贞、刘传莹等，这些好友让曾国藩有机会识得汉学门径，为以后沟通汉宋打下基础。
经过六年的努力，曾国藩以理学新秀和文坛精英的面貌崛起于政坛，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二年，六年时间曾国藩遍任五部侍郎，期间于经世之务非常用心。“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槽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公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6]。仕途得意的同时，曾国藩内心却很苦闷，与京城中哪些雍容养望之人不同，他来自社会底层，对国家窳败带来的民生多艰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他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显得急切而又憨直。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除去必要的谢恩折子，曾国藩上了五道奏章，分别是《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章分别对应着人才、军事、君主、民生和经济，将晚清时局囊括殆尽，其中《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更直指咸丰皇帝“性琐碎”、“好文饰”、“用人不当”。由此我们可知曾国藩视野广阔，经济、军事、上至帝王，下至小吏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中。其次他感情真挚，敢于承担责任，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在他那里得到了彻底的落实。然而在现实面前曾国藩碰得头破血流，“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他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甚至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多次在家书、日记以及与友人的信出吐露归隐的打算。
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主要是读书、交游和做官，所以古文作品中多赠序之作。此类文体的目的都在于表现人物、作品之美，难免有阿谀之词，但曾国藩却不入流俗，在作品中别有怀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或倡扬美德、或勉励友人、或考据源流。如其道光二十五年所作的《送郭筠仙南归序》，郭嵩焘，字筠仙，才华斐然但仕途不顺，曾国藩在文中论器之大小与才之优劣，在肯定筠仙才华的同时巧妙予以针砭，劝其当力去扞格。前期以理学修身，所以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中较为偏重德业，“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是传统士大夫的奋斗目标，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信仰坚定，所以在理想遭受现实打击之时显得急切而又憨直，这直接造成了他前期的文风激切凌厉，有悍然不顾之风，如《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陈岱云病重之时，他的妻子割臂入药以进，曾国藩在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7]曾国藩对崇尚中庸之人大声怒喝，肯定“激烈之行”，这与其前期以理学为信仰、激切憨直的行事风格是一致的。 二、后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他后期的经历与前期不同，前期主学问，后期则是将学问转化为事功，险恶万分的局势容不得他一味方刚，他的学问与事功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取一切可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致力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后期比前期多一份博见之识与躬行之实，而做事手段也变得十分周全。
曾国藩后期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剿捻、处理天津教案。咸丰二年十一月奉上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从此立身战场，历时十四年，转战半中国，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杀，历史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悲壮雄廓的画面。从《讨粤匪檄》开始，曾国藩的古文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惨烈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期间，曾国藩失去了两个弟弟，牺牲了自己的老师，战死沙场的不乏生死至交。所以曾国藩后期的古文作品中哀祭类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
曾国藩后期处乱世，掌高位，饱尝忧患，最致命的是统治者不信任不给实权和地方官僚的掣肘。曾国藩的门生赵烈文曾说过“（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官场龃龉表现最激烈的时候是在江西，时江西巡抚陈启迈寸权必争，且朝令夕改，视军事如儿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陈启迈的带领下，通省官员都与曾国藩作对，连曾国藩的兵勇都被人毒打。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拒绝再出，因为无权无以谈治军、筹饷，可咸丰皇帝气量狭小，又同时发生了天京内讧，咸丰皇帝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经年苦战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这时他的政敌们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要挟君主。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这只是其后期艰难生活的一个片段。
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覆灭，清廷先是给曾氏兄弟封官晋爵，旋即下旨严责天京窖金及幼天王下落。曾国藩看穿清廷意图，杀羽自保，裁撤兵勇，请停军饷，急流勇退。
太平天国运动的颠覆并未能让曾国藩卸下千斤重担，次年五月，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山东剿捻。僧格林沁战死后，朝廷下令由曾国藩节制三省，其一再请辞，他在奏章中将世态人情说得十分清楚“臣博览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灾祸”[8]，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五岁了，精力不济、病痛缠身，所带领的湘军早已是暮气沉沉，剿捻最终无功而返，退而即遭到御史弹劾，但朝廷并未追究。
同治九年，天津出现传染病，法国传教士兴办的育婴堂内大批儿童死亡，简单埋葬于教堂墓地，引起天津市民怀疑。一时哄传天主教遣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药引。愤怒的民众焚毁教堂，并杀死法国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事发之后，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西班牙七个国家，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派出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手天津教案的。最后以议和结案。错不在曾国藩，而举国大骂其为“卖国贼”，理学家向来视名誉高于性命，曾国藩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
前期他秉持的理想人格是儒家的方刚，但这样的气性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事多不能成。后期当乱世，处高位，曾国藩要做的是“立功”，在现实面前他逐渐认识到以雷霆手段未必能迅速达到目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后期的曾国藩学会了改变自己，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胡林翼评价他“无复刚方之气”，欧阳兆熊认为他从此一宗“黄老”之学，但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却是以大力成大事业。他自己也形容过这种力量“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9]。曾国藩的后期生活侧重于“立功”，古文的内容中加入了许多战争场面的描写。体裁上多墓志之作，他要表彰死去的将士、鼓励生者继续战斗，这使他更加偏爱雄奇之文。饱经世事后语言风格不像前期那样凌厉激切，而是着眼于大局，循循善诱，文风转向朴素深雄。如《湘乡县宾兴堂记》，湘军一起，湘勇之民天下闻，但咸丰五年，礼部会试，湘乡竟无一人参加，曾国藩这篇文章旨在劝学于士子，但全篇并无“劝学”二字，开头以自古开国之主以武功定天下，恒以文德治太平总领全文，中段赞扬县令唐逢辰筹建县学，使士子无求学之难，旅费之困，末段展望大难荡平，湘中子弟之忠义之气发而为文必能震耀寰区，文章架构宏肆，滴水不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非大胸襟、大作为、大手笔之人不可为。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12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记载：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2]赵尔翼.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415.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2.
[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0.
[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4.
[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6.
[7]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
[8]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231.
[9]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18.
关键词： 曾国藩 古文 历时性研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内有文集三卷，共146篇。曾国藩的古文符合韩愈创立的“古文”传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求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扬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谱系。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醴华先生点校的《曾国藩诗文集》，这部作品，被视为研究曾国藩诗文最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一、前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年轻时的曾国藩家学不厚，三十岁以前忙于科举，学识浅陋[1]。三十岁以后备官翰林苑，才真正开始治学。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与普通士大夫并无二致：穷则独善其身，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与拜客；达则兼济天下，身列卿贰时积极谏言，用心政务。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任职于翰林院与文渊阁。翰林院是养才储望之所，文渊阁是皇家藏书重地。在此期间，曾国藩主要任务是读书。读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友圈子，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主要有三个：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号为“穆党”的圈子，二是以唐鉴为首的理学团体，三是文学圈子。
穆彰阿（1782-1856），满人，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以来，典乡试三，会识五，凡履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犊、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2]。穆彰阿、季芝昌都是曾国藩的会师座师，门生之谊历来为文人所重视，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写道“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阙，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3]
唐鉴（1778-1861），字翁泽，号镜海，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江宁布政史，入为太常寺卿后成为京师理学家的领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后又在唐鉴的推荐下，师从倭仁记日课，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气性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的本性是好物、好名、好色、好安逸，曾国藩也不例外。身处翰林清闲之地，曾国藩虽立志读书，但奈何本性爱谐谑、好交游，所以每日的生活充斥着饮酒作诗、下棋聊天、四处玩乐。检索曾国藩的日记，未习理学时只是就事论事，也没有什么自省之言；研习理学的前一两年，日记中多克己痛责之语；两年以后，曾国藩终于能做到读书有恒、见善迁过。王醴华先生认为“其立身之基，自此始耳。”本文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在此期间，曾国藩创作了一些阐述性理的古文作品，如《顺性命之理论》、《五箴》、《召悔》、《求阙斋记》、《纪氏嘉言序》等。
文人雅士之间自然少不了谈诗论文。身处翰林以后，曾国藩与何绍基往来颇多，何绍基，字子贞，湖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曾国藩颇多奖掖，曾以自己最喜爱的梅花图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4]以翩翩词臣处翰林养望之地，又得前辈青眼相看，曾国藩前期对诗歌用力多于古文，但于古文亦颇为用心。嘉道年间，桐城派是宋学重镇，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时，唐鉴已告知桐城义法，而且时梅曾亮在京城，跟随问学之人颇多，包括与曾国藩相交的龙翰城、邵蕙西等，曾国藩不可能不向其讨教。梅曾亮，字伯言，道光二年进士，姚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在京二十余年，传播桐城义法，问鼎桐城。曾国藩诗集中有《赠梅伯言二首》末尾有“上池我亦识源头，可奈频过风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也知道桐城派的渊源，但怎么比得过我频频去拜访先生呢？由此可知，曾国藩经常向梅曾亮请教作文之道。曾国藩的好友中不乏汉学中人，如何子贞、刘传莹等，这些好友让曾国藩有机会识得汉学门径，为以后沟通汉宋打下基础。
经过六年的努力，曾国藩以理学新秀和文坛精英的面貌崛起于政坛，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二年，六年时间曾国藩遍任五部侍郎，期间于经世之务非常用心。“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槽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公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6]。仕途得意的同时，曾国藩内心却很苦闷，与京城中哪些雍容养望之人不同，他来自社会底层，对国家窳败带来的民生多艰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他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显得急切而又憨直。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除去必要的谢恩折子，曾国藩上了五道奏章，分别是《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章分别对应着人才、军事、君主、民生和经济，将晚清时局囊括殆尽，其中《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更直指咸丰皇帝“性琐碎”、“好文饰”、“用人不当”。由此我们可知曾国藩视野广阔，经济、军事、上至帝王，下至小吏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中。其次他感情真挚，敢于承担责任，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在他那里得到了彻底的落实。然而在现实面前曾国藩碰得头破血流，“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他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甚至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多次在家书、日记以及与友人的信出吐露归隐的打算。
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主要是读书、交游和做官，所以古文作品中多赠序之作。此类文体的目的都在于表现人物、作品之美，难免有阿谀之词，但曾国藩却不入流俗，在作品中别有怀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或倡扬美德、或勉励友人、或考据源流。如其道光二十五年所作的《送郭筠仙南归序》，郭嵩焘，字筠仙，才华斐然但仕途不顺，曾国藩在文中论器之大小与才之优劣，在肯定筠仙才华的同时巧妙予以针砭，劝其当力去扞格。前期以理学修身，所以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中较为偏重德业，“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是传统士大夫的奋斗目标，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信仰坚定，所以在理想遭受现实打击之时显得急切而又憨直，这直接造成了他前期的文风激切凌厉，有悍然不顾之风，如《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陈岱云病重之时，他的妻子割臂入药以进，曾国藩在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7]曾国藩对崇尚中庸之人大声怒喝，肯定“激烈之行”，这与其前期以理学为信仰、激切憨直的行事风格是一致的。 二、后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他后期的经历与前期不同，前期主学问，后期则是将学问转化为事功，险恶万分的局势容不得他一味方刚，他的学问与事功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取一切可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致力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后期比前期多一份博见之识与躬行之实，而做事手段也变得十分周全。
曾国藩后期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剿捻、处理天津教案。咸丰二年十一月奉上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从此立身战场，历时十四年，转战半中国，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杀，历史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悲壮雄廓的画面。从《讨粤匪檄》开始，曾国藩的古文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惨烈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期间，曾国藩失去了两个弟弟，牺牲了自己的老师，战死沙场的不乏生死至交。所以曾国藩后期的古文作品中哀祭类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
曾国藩后期处乱世，掌高位，饱尝忧患，最致命的是统治者不信任不给实权和地方官僚的掣肘。曾国藩的门生赵烈文曾说过“（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官场龃龉表现最激烈的时候是在江西，时江西巡抚陈启迈寸权必争，且朝令夕改，视军事如儿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陈启迈的带领下，通省官员都与曾国藩作对，连曾国藩的兵勇都被人毒打。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拒绝再出，因为无权无以谈治军、筹饷，可咸丰皇帝气量狭小，又同时发生了天京内讧，咸丰皇帝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经年苦战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这时他的政敌们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要挟君主。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这只是其后期艰难生活的一个片段。
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覆灭，清廷先是给曾氏兄弟封官晋爵，旋即下旨严责天京窖金及幼天王下落。曾国藩看穿清廷意图，杀羽自保，裁撤兵勇，请停军饷，急流勇退。
太平天国运动的颠覆并未能让曾国藩卸下千斤重担，次年五月，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山东剿捻。僧格林沁战死后，朝廷下令由曾国藩节制三省，其一再请辞，他在奏章中将世态人情说得十分清楚“臣博览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灾祸”[8]，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五岁了，精力不济、病痛缠身，所带领的湘军早已是暮气沉沉，剿捻最终无功而返，退而即遭到御史弹劾，但朝廷并未追究。
同治九年，天津出现传染病，法国传教士兴办的育婴堂内大批儿童死亡，简单埋葬于教堂墓地，引起天津市民怀疑。一时哄传天主教遣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药引。愤怒的民众焚毁教堂，并杀死法国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事发之后，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西班牙七个国家，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派出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手天津教案的。最后以议和结案。错不在曾国藩，而举国大骂其为“卖国贼”，理学家向来视名誉高于性命，曾国藩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
前期他秉持的理想人格是儒家的方刚，但这样的气性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事多不能成。后期当乱世，处高位，曾国藩要做的是“立功”，在现实面前他逐渐认识到以雷霆手段未必能迅速达到目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后期的曾国藩学会了改变自己，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胡林翼评价他“无复刚方之气”，欧阳兆熊认为他从此一宗“黄老”之学，但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却是以大力成大事业。他自己也形容过这种力量“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9]。曾国藩的后期生活侧重于“立功”，古文的内容中加入了许多战争场面的描写。体裁上多墓志之作，他要表彰死去的将士、鼓励生者继续战斗，这使他更加偏爱雄奇之文。饱经世事后语言风格不像前期那样凌厉激切，而是着眼于大局，循循善诱，文风转向朴素深雄。如《湘乡县宾兴堂记》，湘军一起，湘勇之民天下闻，但咸丰五年，礼部会试，湘乡竟无一人参加，曾国藩这篇文章旨在劝学于士子，但全篇并无“劝学”二字，开头以自古开国之主以武功定天下，恒以文德治太平总领全文，中段赞扬县令唐逢辰筹建县学，使士子无求学之难，旅费之困，末段展望大难荡平，湘中子弟之忠义之气发而为文必能震耀寰区，文章架构宏肆，滴水不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非大胸襟、大作为、大手笔之人不可为。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12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记载：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2]赵尔翼.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415.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2.
[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0.
[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4.
[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6.
[7]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
[8]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231.
[9]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