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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大学学报改革的讨论成为学术界、期刊界(尤其学报界)以及上层管理部门的热点问题。笔者作为一个学报从业者，对这一问题作些浅探，以期对正在孕育和兴起的大学学报改革有所裨益。
一 正确认识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是大学学报改革的必要前提
系统论的基本方法就是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研究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内部要素与整个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关系。其根本任务是通过研究系统的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一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需要。
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大学学报，除了其自身为一独立系统外，与其紧密联系的，它至少还从属于以下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二是出版系统。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宽放大一些，大学学报也是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系统、经济社会系统甚至国际出版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视角，大学学报可以归属于多个不同的系统。
但是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大学学报既归属于高校系统又归属于出版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应然性给人造成的错觉。实际情况则是大学学报归属于高校是实，而归属于出版则较虚。从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看，它是在大学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大学学报须臾也没有离开大学这个环境。无论机构建制、人事关系还是经费来源等，它都受高校这个系统的管理和控制。而从新闻出版系统来看，虽然它也要求大学学报遵守基本的出版方针政策、规范法律等，但大学学报在出版系统中从来也没有取得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这种地位特征，也就决定了大学学报在出版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因此，大学学报具有强烈的“高校性”。这一点不但从各个时期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而且从国家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根据。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不是轻易地自身能够改变的，它受制于大学这个“母系统”；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原本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母系统”的要求使然。大学学报属于高校，它就应该为高校服务；而高校的整体布局、学科设置等也必然相应地影响大学学报的整体布局、栏目设置等。因此出现了“全散小弱”“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大学学报最主要地属于高校系统，这是我们观察大学学报和对大学学报进行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若不改变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其存在的问题就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因而也就不能指望大学学报承担起社会上一般学术期刊所承担的责任；二是若想大学学报有所作为，比如达到“专特大强”等目标，最好的办法则是改变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使它独立于大学这个“母系统”，成为出版系统的一个真正“主体”。但是，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这确实是个“两难选择”。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以下对策，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二 大学学报与整个学术期刊的相互联动是大学学报改革的根本出路
中国期刊研究所所长李频指出：“局限于高校社科学报谈论高校社科学报改革有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整个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机制等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因此，其改革必须内外互动，综合设计，“孤军奋战”不但学报自身难以前行，而且难以改观中国整个期刊业的落后局面。基于此，大学学报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跳出大学学报这个圈子，将其放置于中国学术期刊这个高一级系统中进行规划，不仅对大学学报系统而且对其所属的高一级系统进行重构。
(一)大学学报改革的方向选择与方案设计
针对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学报自身，都在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尝试。早在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就提出了高校社科学报改革的“上、中、下”三策；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提出了大学学报改革的大致路径；2011年初，面对“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中国尤其是理论界、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大报《光明日报》，更是在显著位置以“高校学报出路何在?”为题进行了连续讨论报道，对“大学学报的出路”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
与此相呼应，大学学报在实践上也在摸索前行。2002年，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经过几年建设，截至2010年，已评选三批26家期刊入选这一工程；2011年近20家名刊学报的主编就专业化发展达成共识，开始数字化出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首批10种)。另外，其他大学学报也积极探索各自的改革之路。
结合上面的探讨和实践，考虑到大学学报的历史和现实，笔者以为，大学学报今后的发展可以模拟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对少部分学科支撑较弱、办刊能力不强的学报可以取消。但人员必须由所在学校统一安置。因为中国大学学报的产生和生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由学报从业人员承受市场经济带来的苦果显然有失公平。同时，学校对学报的支撑也是很大的支出，不如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办好高校。
第二，保留部分学报的本来面目。对一些持续发展较好的学报，可以让其发扬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办下去。这部分学报的比例暂时可以适当地大一些。今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改革和如何改革。
第三，对一些学科较多、学术资源丰富、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期刊数量，但必须采取新的运行模式。如刊名可采取专业命名的方式；经营上借鉴国际做法，完全走市场化的路子，自负盈亏；打破校域界限，面向全国和世界统筹发展、展开竞争等。这一点可参照美国《物理评论》的发展路子。
第四，大学学报间开展一定形式的联合。当前近20家名刊学报打造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数字化出版已付诸实施。今后，还可建立区域性或行业性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由于受当前体制和人事关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必须方式灵活地慎重推进，而且由于这种联合属于松散型结构，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运行效果可能受些影响。
第五，打破高校框框，组建新的学术期刊或集团(这也有可能牵涉到社会上原有的出版资源)。这一问题已超出大学学报讨论的范畴，但它却是规划中国大学学报改革必须考虑和面对的。
笔者认为，上述方案中的第一、第三条是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校一刊(大部分为两版)”平均主义局面的破冰之策；第二条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状况下采取的稳定之策；第四条是推进大学学报改革的过渡之策；而第三、第五条则着眼于打造学术期刊的新业态，是大学学报乃至整个学术期刊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之策；当然第四条经过一定的过渡期，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实体或业态。
经过上述改革，大学学报及相关系统的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大学学报的数量会减少；一般性学术期刊会增加；并在二者之间产生一些学术期 刊的新业态。这些新学术期刊已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学报，其机构可能仍在高校，但运营方式已与市场接轨；有些也可能完全产生于高校之外，自始就是出版系统的独立实体。不同的系统归属，决定着学术期刊的不同定位，同时也决定着其改革力度的大小。
(二)合理规划大学学报改革的结构比例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是大学学报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前人们之所以对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人对大学学报进行了“以偏概全”式的批评。其实，就大学学报整体来看，其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其中也不乏一些质量上乘的优秀学报。比如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26家学报，再比如人们一直“耿耿于怀”的“综合性”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期刊的形式问题，或者是以“国际化”为标准衡量出来的，而期刊的根本则在其学术质量。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文章的内容涵盖生物、物理等约20个学科，甚至包括社会科学的内容，但它却与Nature、Science齐名，是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大学学报改革的时候要在结构和比例上有一个通盘考虑，即取消多少、保留多少、改造多少，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三)整体规划学术期刊的布局结构
当大学学报改革冲破大学这个藩篱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整个学术期刊这盘棋了。与大学学报一样，中国的其他学术期刊也是错综复杂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国情紧密相连的。当前中国期刊业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期刊比例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改革的方向就是在推动大学学报改革的同时，适时适量地推动其他学术期刊的改革，并鼓励各类期刊的兼并或重组。同时吸收社会优质资源，参与期刊出版。打造一批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或集团。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家必须在宏观上予以规划和引导。如高校期刊与社会期刊之间、地区期刊之间、期刊的综合性和专业化之间甚至行业性期刊之间，都要有适当的结构和比例。
三 建立科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系统是大学学报与整个学术期刊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学术期刊与学术论文同为学术评价的对象，而从发表文章角度看，学术期刊对学术论文也起着重要的评价作用，因此，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相对的，二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一致。
从学术评价、学术论文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来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以刊评文”现象严重。发表的文章不是看文章自身，而首先看文章发表的刊物，特别是对“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国内期刊与国际期刊、所谓的国家级期刊与地方期刊等五花八门的分类排名之中。
第二，对学术的评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化的出版之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增强文化软实力、实现出版强国之梦的必然选择，但问题是我们走怎样的国际化之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确实处于强势地位，它们在很多方面掌握着标准或规则的话语权。但国际化绝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国际化也不是“唯一化”，还应该包含“多元化”。以此来反观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我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国际之手”。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前SCI、SSCI、AHCI三大检索系统对中国学者、学术期刊以及学术评价的“绑架”。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的话，应该清楚，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自然科学本无国界，但三大检索系统对中国的期刊是抱有偏见的；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它们抱有的就不仅仅是偏见，而很可能还有敌视的成分。
前已述及，包括大学学报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社会环境；同时，中西方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另外，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在某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厚的文化资源。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不可削足适履，也不必妄自菲薄，而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的学术评价系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
对此，笔者建议：(1)建立不同层次(如国际范围、国家范围、地区或学校范围)、不同专业的专家库，由同行专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议，实现评价主体的回归。(2)在评价方法上，一是对所评文章采取“双匿名”制(即作者和发表刊物都实行匿名)；二是采取定性评价与相关数据相结合，各占一定的权重。(3)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评价可采取不同的标准，如自然科学成果鉴定可参照国际标准，而社会科学成果则必须以中国的评价为标准，如对中国大学学报，如果以国际上通行的“专业化”为标准来衡量，几乎没有合格的；当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除学术评价系统外，大学学报与其他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出版管理系统、出版市场系统以及出版法律法规系统等外部环境系统的相应改善。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学报包括整个学术期刊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政策性问题；它既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布局和长远规划，也会影响高校和一些个人的发展或利益。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是复杂的、艰巨的，需要汇聚各方面的智慧。面对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汹涌浪潮，这一问题已不容回避。实现“由出版大国变为出版强国”，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种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期刊社)
一 正确认识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是大学学报改革的必要前提
系统论的基本方法就是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研究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内部要素与整个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关系。其根本任务是通过研究系统的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一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需要。
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大学学报，除了其自身为一独立系统外，与其紧密联系的，它至少还从属于以下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二是出版系统。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宽放大一些，大学学报也是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系统、经济社会系统甚至国际出版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视角，大学学报可以归属于多个不同的系统。
但是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大学学报既归属于高校系统又归属于出版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应然性给人造成的错觉。实际情况则是大学学报归属于高校是实，而归属于出版则较虚。从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看，它是在大学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大学学报须臾也没有离开大学这个环境。无论机构建制、人事关系还是经费来源等，它都受高校这个系统的管理和控制。而从新闻出版系统来看，虽然它也要求大学学报遵守基本的出版方针政策、规范法律等，但大学学报在出版系统中从来也没有取得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这种地位特征，也就决定了大学学报在出版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因此，大学学报具有强烈的“高校性”。这一点不但从各个时期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而且从国家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根据。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不是轻易地自身能够改变的，它受制于大学这个“母系统”；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原本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母系统”的要求使然。大学学报属于高校，它就应该为高校服务；而高校的整体布局、学科设置等也必然相应地影响大学学报的整体布局、栏目设置等。因此出现了“全散小弱”“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大学学报最主要地属于高校系统，这是我们观察大学学报和对大学学报进行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若不改变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其存在的问题就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因而也就不能指望大学学报承担起社会上一般学术期刊所承担的责任；二是若想大学学报有所作为，比如达到“专特大强”等目标，最好的办法则是改变大学学报的系统归属，使它独立于大学这个“母系统”，成为出版系统的一个真正“主体”。但是，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这确实是个“两难选择”。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以下对策，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二 大学学报与整个学术期刊的相互联动是大学学报改革的根本出路
中国期刊研究所所长李频指出：“局限于高校社科学报谈论高校社科学报改革有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整个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机制等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因此，其改革必须内外互动，综合设计，“孤军奋战”不但学报自身难以前行，而且难以改观中国整个期刊业的落后局面。基于此，大学学报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跳出大学学报这个圈子，将其放置于中国学术期刊这个高一级系统中进行规划，不仅对大学学报系统而且对其所属的高一级系统进行重构。
(一)大学学报改革的方向选择与方案设计
针对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学报自身，都在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尝试。早在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就提出了高校社科学报改革的“上、中、下”三策；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提出了大学学报改革的大致路径；2011年初，面对“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中国尤其是理论界、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大报《光明日报》，更是在显著位置以“高校学报出路何在?”为题进行了连续讨论报道，对“大学学报的出路”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
与此相呼应，大学学报在实践上也在摸索前行。2002年，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经过几年建设，截至2010年，已评选三批26家期刊入选这一工程；2011年近20家名刊学报的主编就专业化发展达成共识，开始数字化出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首批10种)。另外，其他大学学报也积极探索各自的改革之路。
结合上面的探讨和实践，考虑到大学学报的历史和现实，笔者以为，大学学报今后的发展可以模拟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对少部分学科支撑较弱、办刊能力不强的学报可以取消。但人员必须由所在学校统一安置。因为中国大学学报的产生和生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由学报从业人员承受市场经济带来的苦果显然有失公平。同时，学校对学报的支撑也是很大的支出，不如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办好高校。
第二，保留部分学报的本来面目。对一些持续发展较好的学报，可以让其发扬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办下去。这部分学报的比例暂时可以适当地大一些。今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改革和如何改革。
第三，对一些学科较多、学术资源丰富、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期刊数量，但必须采取新的运行模式。如刊名可采取专业命名的方式；经营上借鉴国际做法，完全走市场化的路子，自负盈亏；打破校域界限，面向全国和世界统筹发展、展开竞争等。这一点可参照美国《物理评论》的发展路子。
第四，大学学报间开展一定形式的联合。当前近20家名刊学报打造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数字化出版已付诸实施。今后，还可建立区域性或行业性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由于受当前体制和人事关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必须方式灵活地慎重推进，而且由于这种联合属于松散型结构，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运行效果可能受些影响。
第五，打破高校框框，组建新的学术期刊或集团(这也有可能牵涉到社会上原有的出版资源)。这一问题已超出大学学报讨论的范畴，但它却是规划中国大学学报改革必须考虑和面对的。
笔者认为，上述方案中的第一、第三条是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校一刊(大部分为两版)”平均主义局面的破冰之策；第二条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状况下采取的稳定之策；第四条是推进大学学报改革的过渡之策；而第三、第五条则着眼于打造学术期刊的新业态，是大学学报乃至整个学术期刊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之策；当然第四条经过一定的过渡期，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实体或业态。
经过上述改革，大学学报及相关系统的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大学学报的数量会减少；一般性学术期刊会增加；并在二者之间产生一些学术期 刊的新业态。这些新学术期刊已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学报，其机构可能仍在高校，但运营方式已与市场接轨；有些也可能完全产生于高校之外，自始就是出版系统的独立实体。不同的系统归属，决定着学术期刊的不同定位，同时也决定着其改革力度的大小。
(二)合理规划大学学报改革的结构比例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是大学学报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前人们之所以对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人对大学学报进行了“以偏概全”式的批评。其实，就大学学报整体来看，其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其中也不乏一些质量上乘的优秀学报。比如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26家学报，再比如人们一直“耿耿于怀”的“综合性”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期刊的形式问题，或者是以“国际化”为标准衡量出来的，而期刊的根本则在其学术质量。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文章的内容涵盖生物、物理等约20个学科，甚至包括社会科学的内容，但它却与Nature、Science齐名，是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大学学报改革的时候要在结构和比例上有一个通盘考虑，即取消多少、保留多少、改造多少，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三)整体规划学术期刊的布局结构
当大学学报改革冲破大学这个藩篱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整个学术期刊这盘棋了。与大学学报一样，中国的其他学术期刊也是错综复杂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国情紧密相连的。当前中国期刊业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期刊比例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改革的方向就是在推动大学学报改革的同时，适时适量地推动其他学术期刊的改革，并鼓励各类期刊的兼并或重组。同时吸收社会优质资源，参与期刊出版。打造一批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或集团。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家必须在宏观上予以规划和引导。如高校期刊与社会期刊之间、地区期刊之间、期刊的综合性和专业化之间甚至行业性期刊之间，都要有适当的结构和比例。
三 建立科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系统是大学学报与整个学术期刊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学术期刊与学术论文同为学术评价的对象，而从发表文章角度看，学术期刊对学术论文也起着重要的评价作用，因此，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相对的，二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一致。
从学术评价、学术论文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来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以刊评文”现象严重。发表的文章不是看文章自身，而首先看文章发表的刊物，特别是对“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国内期刊与国际期刊、所谓的国家级期刊与地方期刊等五花八门的分类排名之中。
第二，对学术的评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化的出版之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增强文化软实力、实现出版强国之梦的必然选择，但问题是我们走怎样的国际化之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确实处于强势地位，它们在很多方面掌握着标准或规则的话语权。但国际化绝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国际化也不是“唯一化”，还应该包含“多元化”。以此来反观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我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国际之手”。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前SCI、SSCI、AHCI三大检索系统对中国学者、学术期刊以及学术评价的“绑架”。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的话，应该清楚，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自然科学本无国界，但三大检索系统对中国的期刊是抱有偏见的；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它们抱有的就不仅仅是偏见，而很可能还有敌视的成分。
前已述及，包括大学学报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社会环境；同时，中西方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另外，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在某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厚的文化资源。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不可削足适履，也不必妄自菲薄，而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的学术评价系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
对此，笔者建议：(1)建立不同层次(如国际范围、国家范围、地区或学校范围)、不同专业的专家库，由同行专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议，实现评价主体的回归。(2)在评价方法上，一是对所评文章采取“双匿名”制(即作者和发表刊物都实行匿名)；二是采取定性评价与相关数据相结合，各占一定的权重。(3)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评价可采取不同的标准，如自然科学成果鉴定可参照国际标准，而社会科学成果则必须以中国的评价为标准，如对中国大学学报，如果以国际上通行的“专业化”为标准来衡量，几乎没有合格的；当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除学术评价系统外，大学学报与其他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出版管理系统、出版市场系统以及出版法律法规系统等外部环境系统的相应改善。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学报包括整个学术期刊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政策性问题；它既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布局和长远规划，也会影响高校和一些个人的发展或利益。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是复杂的、艰巨的，需要汇聚各方面的智慧。面对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汹涌浪潮，这一问题已不容回避。实现“由出版大国变为出版强国”，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种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期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