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安格斯·迪顿拿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与很多热门候选人相比，他的知名度实在不高。有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安格斯”，还以为是某种牛肉品牌。他真算得上是一匹“黑马”。
　　迪顿也没想到自己能拿奖，据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人的时候，他还在呼呼大睡。在被问及获奖后的感受，迪顿还幽默地对媒体说：“其实我还有点困，不过真是太高兴了！”当然，高兴的事还有，他将独享800万瑞典克朗（约合618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数据“偏执狂”
　　迪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这位教授平日里太低调了，人们只能从他朋友的描述中，了解一二。印度经济学家让·德雷兹说：“第一次见迪顿是在1981年，我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迪顿耐心地听我讲解幻灯片。几分钟后，他便从全新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我的观点。”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斯汀·伍尔夫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一年，在《纽约时报》上，他这样写道：“迪顿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我可以作证，他在学院里受到的敬重，无人能及。”
　　《纽约客》资深媒体人约翰·卡西也回忆了他与迪顿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末股票上涨，消费支出也在上升，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股票价格上升导致个人消费增加的文章，我给迪顿打了电话，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支撑这一观点的论据。他却给我上了一堂课。迪顿说，在数据不够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对股票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下结论。”
　　复旦大学教授王永钦曾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与迪顿有过接触，他说，“迪顿非常温和、儒雅，十分绅士”。
　　这就是迪顿——风度翩翩的学者，在研究上却是个“偏执狂”。迪顿被西方媒体称为怀疑主义者，因为他从来不停留在理论假想层面，不轻信专家和政府，甚至质疑已有的理论模式。他只“偏执”地相信实证，只有数据能说实话。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迪顿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就是收集了非洲、印度等数据困乏地区的经济数据。
　　迪顿不被人们所熟知还在于，他是个微观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个体经济行为。有人认为，国际大奖颁给微观经济学家，难免有些“小家子气”，但事实上他对经济的贡献不可小觑。迪顿被认为是世界级微观经济牛人，或者更准确的称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们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研究一直仅依靠总量数据，而迪顿等微观经济学家通常从个体开始，汇总所有个体数据，再推断整个经济的特征。他的计量学研究，在理论与数据间搭起了完美的桥梁，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数据巧妙结合，更“接地气”。他认为，世界如此复杂，仅用简单的理论来概括常常很危险。正如迪顿所说，“仔细测量每一组数据，认真研究每一个个体行为”将是他给这个社会最大的财富。
　　曾得罪比尔·盖茨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主要在于迪顿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研究贡献。最初，他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集中在消费方面，就是研究人们是怎么买东西的。有人说，迪顿是靠“买买买”拿到了这只诺贝尔奖杯。
　　关于人为什么会买东西，经济学家们开发出一套需求系统：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更想买衣服，什么情况下会更想买食物？对某类商品的需求与它的价格、个人收入、个体所属的人群有什么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就拍脑袋想出了许多需求理论，比如“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在购物时是理性有计划的。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冲动消费比比皆是，不然哪来那么多“剁手党”。但迪顿认为，这些假说都不成立。他摒弃了此类经济学模型假设，以个体化、差异化的消费者行为数据取而代之。他认为每个人的消费情况不能用整体平均代表，通过研究个体数据得到的模型就比此前用平均数据得到的模型更接近事实，这就是迪顿和同事在1980年合作提出的“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
　　关于迪顿的消费理论，还有一个著名的“迪顿悖论”。以前人们认为，当受到外部冲击后，消费行为会发生变化，比如没钱了就会少花钱，但迪顿经过大量数据统计后发现，当遇到股灾、金融危机等经济窘境，人们会在短期内缩减开支，但从长期看，过不了多久，人们又开始放手消费。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剁手党”永远都在“买买买”。
　　迪顿的许多著作都与消费有关，比如《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等，有些已成为中国大学里经济学院的教材。其核心观点是：富人并不能更多地促进消费。简单说就是，富人再有钱，消费也不会无限增加。所以要想增加社会财富，就要增加穷人所得，消费才会增加。换句话说，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让穷人富起来。

　　后来，迪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问题。他不断地运用计量工具来统计分析。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2015年完成的著作《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印度是一个如此复杂、多元的大国，准确测算印度的贫困水平是一个巨大挑战。
　　而迪顿在此问题上的言论，也不惧传统，甚至得罪过比尔·盖茨。盖茨这些年做了许多慈善，还前往印度、非洲等地为穷人捐助。迪顿却认为，这样的资助对消除贫困无济于事。因为是贫穷造成饥饿，而不是饥饿造成贫穷，所以从消灭饥饿下手，不可能反过来解决贫困问题。捐助的后果也许更糟，因为非洲、东南亚等落后地区的政治现状，善款可能根本到不了贫民手中。政府常扣押捐赠物资，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售。小小的善举，很可能由于“蝴蝶效应”杀人于无形。 　　矢志“不平等研究”
　　迪顿最受关注的著作是《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3年最佳图书。在这本书中，他的视线依旧关注着社会底层。他写道：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者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
　　迪顿认为，底层阶级都想逃离这样的不平等。人类历史有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之中逃脱时，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人类发展其实是一个造就不平等、逃离不平等又促成不平等，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迪顿在书中说，他们的家族也经历过类似的“逃离”。他的父亲以前是挖煤工，参加过二战，侥幸活了下来，后来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最终逃离了只有煤尘、烟灰的生活，“父亲完成了第一次‘逃亡’”。
　　按照一代强过一代的家族观念，父亲很早就为迪顿规划人生。迪顿生于1945年，在英国爱丁堡长大。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考上了英国剑桥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1983年，迪顿移居美国，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等。他说，这是家族的第二次“逃亡”，也由此摆脱了贫困。
　　这些经历，让迪顿既了解穷人，也知晓富人。获得诺奖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布会上说，从不那么富裕到生活相对富裕，这对于他的“不平等研究”是十分宝贵的经历。所以，迪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总是与民生问题相连，被人们称为“蕴着温度的经济学”。
　　在迪顿的研究中，很多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他关心人类的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主张从更多维度来刻画人们的福祉，除了金钱，还有健康、自由、幸福感等。迪顿曾与2002年诺奖得主卡尼曼合写《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他认为：财富可以给人们带来比较满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不过，贫穷一定与情感痛苦有关。迪顿说，在对各国民众福祉进行比较的时候，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实可靠。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责任感和道义感阐释经济，关注经济的平民性、公平性和进步性，不做花哨的经济学家，这也许就是迪顿获得诺奖的重要意义。
　　多年以前，迪顿就被一些媒体称为“唯一既具有权威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经济学家”。花甲之年的迪顿仍然是个偏执、充满质疑的老头儿，不过他乐观看待自己的研究结果，因为在众多微观数据中，他看到了“众多指标趋势向好”，对人类进步与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