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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后，壮族农村社会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壮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尤其体现在壮乡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耕种文化诸多方面的变迁上，包括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以耕作歌消逝、农业祭祀仪式消亡和传统节庆习俗没落等为呈现的耕作文化变迁。
【关键词】人口外流;壮族乡村;农业内卷化;耕作文化变迁
【作者】李虎，重庆三峡学院西南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重庆，404100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93-008
ON THE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UL
TURE IN THE ZHUANG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Futai， A Zhuang Village
Li Hu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ural Zhuang society has been involved into the wave of migrant laborers.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migrate from rural area to cities that is a specific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ocio-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of the Zhuang villages， especially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and many aspects of the farming culture，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tools， and the change of farming culture represent as the disappearing of songs of cultivation， the agricultural ceremony of sacrifice and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 Words：the outflow of population; Zhuang villag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farming culture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且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创造了诸多文化成就，如因壮族先民开创的稻作文明及其特有的“那”（田）文化，而被认为是稻作农业文化的最早缔造者之一。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壮族地区也不例外。诸多壮族青壮年农民放弃传统的农业耕种，背井离乡，走向城市寻求新的谋生手段。随着壮族农村社区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壮乡开始出现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留守者多为童叟妇孺的局面。基于这一背景而产生如下问题：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模式和“那”文化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以何种具体面相得以呈现？壮族乡村又如何应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壮族村落人口外流现象的考察回应上述问题，尤其是注重探寻乡村人口外流影响壮族传统农业模式、耕作技术与耕作文化的方式、过程及深层原因等。
一、田野点梗概及其人口外流现状
2012年1～6月，笔者在广西马山县永州镇的一个壮族村庄——伏台屯开展了以外出务工现象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本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翔实数据和资料，是本文得以完成之基础。
马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新中国成立后由过去的“那马县”和“隆山县”合并而成。其中的那马县正是永州壮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前所隶属的县级行政单位。“那马”为古地名，承载着悠远的古代稻作文明信息。壮族先民把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并将水田称为“那”。“那”的先民是以生产稻米维系生存的民族，是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也就是众多学者提出的创造“那文化”的群体。而“那马”冠有“马”字，意为交通要道，是古代商人汇聚之地。可见，永州地区的壮族先民也是“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且稻田耕作至今仍是当地壮族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之一。
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壮乡伏台所属的永州镇壮族人也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奔赴广东、海南等省份的城市打工，至今方兴未艾。据田野期间统计，2012年5月伏台全村共有734人，外出与务工相关（包括务工和随行）者397人，占总人数的5409%，其中务工者328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8262%;务工随行者（即随务工者在外生活的老人或求学儿童）69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1738%。文中数据、访谈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均源于田野调查。外出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各大城市（详见表1），其中，到广东珠三角各城市务工人数最多，达235人，占外出总人数的5919%;广西区内各县市次之，有12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3123%;在海南务工者居三，3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856%;其他省市仅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101%。[1]可以说，村落中已基本无青壮年人留守，形成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所说的“空心村”状态，而大量的人口外流现象影响着整个村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生产，尤其是影响着壮族农村社会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耕作文化的变迁等。 表1伏台外出人员大致分布省市单位：人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2012年5月。
二、人口外流与农业内卷化的解缚
农业内卷化是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内卷化”“内卷化”一词英文为involution，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由格尔茨成型，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关注与争论。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概念而首次提出。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一书中指出“内卷化”是 “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其借此概念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2]82-85具体而言，格尔茨运用“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种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而生态内向性、稳定性的耕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因为缺乏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支持，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只会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而爪哇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更易于接受调整、采纳和吸收，但不支持真正的变迁。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每一社会成员和每个耕作细节都被安排得十分精细和繁复。最终，爪哇社会难以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而是内卷于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文化进步迟缓。[3]
壮学研究
壮乡伏台在外出务工潮形成前同样呈现出“农业内卷化”的态势，在过去村落中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人均土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缺乏外部发展机会，为了不让剩余劳动力闲置，村落中大多数农户在耕种时均采取传统的精耕细作，即“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4]“农业的内卷化”是家庭耕作面对诸多剩余劳动力，又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在生计压力下，只能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进行劳动力集约化耕作的结果。这一状态使劳动者对新的生产工具常常无动于衷，拒绝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化农具和抛秧技术等现代技术。因为对于村民而言，与其使用新技术使成本扩大，不如将现有闲置劳动力充分利用。换言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壮乡伏台不是没有现代化农具，也不是因为土地所属地理环境不宜采用现代农具，关键还是在于过多剩余劳动力导致村民不愿消耗更多成本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村内青壮年人口的不断流出，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内卷的趋势由缓和到完全解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正常的劳动力及可依赖的畜力的状况，这导致村落中的农业耕种手段和技术也随之发生变革。
三、人口外流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演变
集体化时代的伏台拥有两台手扶拖拉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两台拖拉机被村民黄连和黄庆分别以750元和800元的价格购买。手扶拖拉机可用于拉货、搬运重物，及耕作时耙田、收割时脱粒等。田野调查期间，较早拥有拖拉机的村民黄连说：
在我的手扶（拖拉机）刚买时，更多的是拉货和搬运东西，大多数农户不需要用来耙田和脱谷（粒）。当时耕一亩田价格20～40元，但大家都觉得花这钱不值，反正家里很多人，忙几天就弄好了。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新增不少手扶拖拉机，不仅用于拉货，更多时候是在田里耕作，很多人都需要拖拉机耙田、犁田，因为人手少，忙不过来，在家的又都是老人，体力不好，加上家里没有那么多人，不再养牛，没有牛耕田犁地了。2012年4月19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黄连;地点：伏台其家中。
在谈到现在耕作为何多借助拖拉机、收割更多使用收割机时，村中一位60余岁的老人说：“过去舍不得花钱，家里人又多，大家相互分工，一起干几天就可以把活儿忙过去了。但现在不同，家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有的老人既要照顾小孩，又要耕种田地，所以很多家庭也没有余力养牛。”因此，没有耕牛耕地，加上耙田犁地都是重体力劳动，需年轻力壮者方能对付，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借助机械。当然，村中留守者也有少数体力尚好者，但这些家庭除了耕种自家土地，往往还会耕种部分外出家庭的土地，繁重的耕作任务，导致他们也不得不依靠机械帮忙。
可见，简单机械化耕种的推广与外出务工人数激增导致的村落缺乏劳动力直接相关。首先，留守者多为老幼病残孕等劳动能力较弱的村民，部分村民面对收割、脱粒、犁地、耙田等高强度劳动时，不得不选择机械农具操作。壮乡伏台昔日的田间劳作多依赖人力和传统农具。村民过去使用的传统农具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用于耕作的犁、木耙、六角耙六角耙是用较大原木凿成六面棱角，做成辘轴形，耙田时人踏在耙上，用于水田收割早稻后滚压稻根。、丁字犁丁字犁即脚踏犁，用于石山上的陡坡、小块地的翻耕。、丁锄、十字镐、锹、铲、月刮、三角刮、五齿耙等;用于灌溉的戽、小水车、龙骨车;用于收割的柴刀、山刀、草镰、禾镰;用于打、晒、藏的打谷桶、谷耙、风柜、竹垫、大竹箩、小竹箩、簸箕、谷桶等;运输用具则包括木车、独轮车、牛（马）车等;加工农具则包含石磨、竹（泥）磨、土榨、碓臼（手舂、脚踏）等。[5]294-295这些农具结构简单，材料易取，制作简便，成本不高，使用方便，适用于山区劳作，但其不足之处是费力且工效低。对于劳动力充足时期的壮乡，即使是各种型号拖拉机、双轮双铧犁、联合收割机等现代新式农具纷纷出现并传播至各乡村，村民们仍基于节约成本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旧式农具，因此大多数新式农具并不受欢迎，难以推广。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增多，村内人数锐减与劳动力缺乏使“农业内卷化”的局面迅速消失。作为主要劳力的老人和孩童难以操作费力又工效低的旧式农具，新式工具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一局面促进了新式农具的使用和推广。据统计，伏台共有水田250余亩，2012年农历三月的春耕有160多亩使用拖拉机耙田，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64%以上;2012年农历七月夏收共有120多亩稻田使用联合收割机，约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共有170多亩稻田使用机械耙田，占全村水稻总面积的68%。由此可见，伏台农业耕作中现代农具的使用比率越来越高，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其次，外出务工寄回的资金使留守者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费用。外出务工者将年迈双亲及年幼子女留在家中常是无奈之举，而非完全置之不顾，大多数人在外挣到钱后，常将部分工资寄回家中，以改善留守者的生活条件，同时寄希望于用金钱弥补自己对家庭照顾的缺失。因此，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流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出地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家庭支付能力。外出务工者也常叮嘱留守父母不要过度辛劳，能雇人或用机械的劳动尽量不要再消耗年迈的身体，同时在农忙时节特意寄回专用资金，用实际行动支持留守者尽可能减轻劳动强度。由于金钱涉及隐私，且大多伏台村民不愿公开子女汇款数额，因此很难获取全村汇款的具体数据，但在田野调查中，依然可以从村民的闲聊中，听出不少在外务工子女在农忙时节寄回300～500元的资金，作为留守者机械耕作和雇佣劳动力的开支，以减轻留守者的负担。
再次，缺乏劳动力，使留守村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某些工作，如养牛、养猪、种植某些次要作物等。耕牛对于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壮族人而言至关重要，耕牛在耙田犁地时不可或缺，同时也是拉车运输的主力，更是田地肥料的主要来源。集体化时期由于经济水平限制，伏台耕牛数量不多，全村在20世纪70年代初统计共有耕牛38头（幼牛4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3头），黄牛6头（幼牛1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耕牛先被分到各小组，后分到各户。此时，由于耕牛数量有限，通常是关系较亲密的农户共享一头。然而，共享耕牛的状况难以满足农户的耕种需求和积肥需要，尤其是在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时间紧迫，各户都希望能先使用耕牛。从耕牛角度来说，毕竟每头牛体力有限，农忙时节过于集中且超强度的劳作常导致耕牛过度劳累，甚至到最后在劳作时“撂挑子”。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及剩余劳动力的增多，通过现有母牛的繁殖生育及共享耕牛农户间的补差价购买，越来越多农户拥有自家的耕牛，基本达到户均一头。此时，全村共有耕牛110余头（幼牛约20头），其中水牛80余头（幼牛约15头），黄牛30余头（幼牛5头），耕牛数量前所未有。耕牛各户私有益处颇多，但耕牛食量大，养殖一头需耗费较高成本。由于伏台缺乏空旷的草场，村民通常将水牛牵至河岸放养或在田埂上牵养，黄牛则被放养于山坡上，任何一种方式都至少需要一人跟随，因此，各户每日放牛均需耗费一个人力。此外，每天还需提供相应的牛食及草料，草料通常是晒干的稻秆。为了储备牛草料，村民在收割稻谷和脱谷粒时更倾向于人力，因为收割机和其他机械脱粒易导致稻草杂乱乃至受损，不易整理晒干保存。由此可见，耕牛可谓壮乡传统农业耕作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剧增，村落现有劳动力应对以糊口为基本目的的耕作尚存压力，无法再抽出人力放养耕牛，大多数农户纷纷将自家耕牛出售，全村耕牛数量急剧下降。当然由于村落中不少田地的地势或面积等问题，不便采用机械耕种，使耕牛在某些区域的农业耕种中发挥的作用仍无可替代，因此村落中依然保留着一定数量的耕牛。据2012年6月统计，伏台现存耕牛42头（幼牛6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4头），黄牛10头（幼牛2头）。坚持养殖耕牛的农户多为留守人口多、老人身体较健壮的家庭，部分农户则重新采取数户共养一头耕牛的策略，且耕牛的养殖仅在农闲时牵出户外食草，忙时多采取圈养方式。放弃养殖耕牛必然对村落原有耕作环节带来影响，包括牛粪积肥的减少，稻秆作为牛饲料的作用丧失，耕作田地难以依赖畜力等。这都促使大部分村民在农业耕种时求助于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农具。
65岁的村民李告家中共有4人留守，包括他、64岁的妻子、8岁的孙女和3岁的孙子，二人共耕种4亩田地（除自家3亩外，还包括全家外出务工的兄弟的部分田地）。谈到耕牛养殖时，他说：
我家的水牛6年前就卖了，没办法，没时间照料，也没人去放。孙子孙女小，在读书，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需要照顾。牛不能一直圈养，否则体力会不好，别说拉犁，步子都迈不出去，所以卖掉了。现在耕种大部分是依靠机器，一些不能用机械的田地，就去向亲戚朋友借牛。今年春耕就分别去借我老婆的姐姐家和小孩外婆家的牛。姐姐家在巴伏，距离不算远，他们家和我们家耕种的时间刚好错开几天，所以借牛比较方便，时间也可以长一些，他们家的牛放在我们家近一个月呢。小孩的外婆家就在村里，借牛也方便，但他们家也要用牛，只能偶尔借用。以后会越来越麻烦，小孩的外婆打算到镇上去跟她大儿子生活，不种地了，估计也会把牛卖掉。听说现在有一种小型手扶拖拉机，几千块钱，等我攒到钱，也去买一个，这样就更方便了。2012年4月21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李告;地点：伏台其家中。
2013年3月，李告花费6000余元购买一台小型拖拉机。在电话中，他说：“用这台拖拉机耕田犁地方便很多，只要把档位调好，把好方向跟着走就行，方便省力。不像牛来拉，一会走快了，一会不走了，有时候还乱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对付，现在上了年纪牛走快了跟不上，牛不走吼得嗓子都哑了，牛乱走扯来扯去的也费力。”2013年3月14日电话访谈资料。
四、人口外流与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先民在农业耕作过程中也创造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如歌谣、舞蹈、祭祀等。然而随着壮乡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犹如被釜底抽薪般失去了基本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不少文化在以打工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消失殆尽。
（一）耕作歌的消逝
壮族人耕作时唱山歌历史悠久。据《岭表录异》称：“汉代时期，土民劳作之余，逢年过节，三五成群欢唱为乐。”[6]5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壮族人在稻田耕种时仍有唱山歌之习俗。春耕时，村中男女老少均在田中劳作，互有分工，男性耙田，女性插秧，老人与儿童则除草或整理田埂等，众人有说有笑，同时一起唱歌，尤其是描述生产劳动的歌谣，如讲述天气干旱带来灾难的《十年天旱歌》，描述风调雨顺、生活太平的《丰收歌》，以及涉及气候状况和农事活动安排的《二十四季歌》等。由于不少农事歌多为前人总结记录，内容较固定，耕作时多以记忆传唱，你来我往，互相接唱。若兴致较高，则开展对歌，根据耕作场景即兴编唱。秋收时节，壮族人收获间隙在田野中跳起“扁担舞”（即打扁担），众人在田野中，利用手中扁担，模拟劳动动作，上下左右、站立下蹲、转身跳跃、原地行进等互相敲击，有时旁边有长竹筒和锣鼓伴奏，有时配合叫喊“咳咳”呼声，场面紧凑，热闹非凡。 如今，这些场景都已成为过去。在田间劳作的是轰鸣的拖拉机，以及三三两两无精打采的花甲老人，女性赶着插秧，男性忙于耙田，儿童则很少出现在耕作现场。据村民描述，打工潮出现初期，不少在南宁打工的人农忙季节还能赶回来帮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更远的广东和海南打工，农忙时节回来已经不可能，甚至过年过节的返乡都是一种奢望。对于大多数打工者而言，在外的收入比在家种田划算，农忙时节请假返乡，来回路费及旷工造成的收入损失，还不如将钱寄回家用机器耕种或雇人帮忙。后来，即使是在南宁打工的村民也很少愿意在农忙时回乡耕种。一些年轻人甚至觉得农田劳作脏累，放言今生绝不下田地，即出现《欢打工》中描述的“ 不眉用，悲广东打功”《欢打工》为古壮字记录的山歌，于2012年6月12日田野期间由歌师陆仕章即兴编唱记录。（种田没有用，去广东打工才是出路）的心态。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壮族农村虽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与过去每户生育三胎以上相比，儿童人数急剧下降，加上隔代教育中祖父母对儿童的溺爱，使大多数壮族儿童基本摆脱了农田耕种的劳作。不少年轻人中学毕业即加入务工行列，长期在外，很少返乡劳动，自家田地的面积、分布于何处尚不得而知，更不知晓耕作方式、技术及相关的歌舞文化。农业耕种多依赖留守老人、农业机器和雇佣他人替代，随之而来的便是传统耕作技术流失、文化缺乏传承人，各种耕作歌谣、舞蹈也缺少参与主体，即耕作歌舞逐渐被现代化的浪潮吞没。与之相关的还有稻田耕作相关祭祀习俗的消逝。
（二）农业祭祀仪式的消亡
过去，壮族民众耕种时遇到病虫灾害，除开展人工捕杀、使用石灰粉等传统防治技术之外，还伴随着放置辟邪物、求神拜鬼、祈祷神灵相助的民间宗教信仰仪式。随着现代农药的出现及农民知识观念的改变，这类宗教文化正逐渐消失，但当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这些宗教文化仍有恢复的可能。
2012年2月至5月，永州壮族聚居区大旱，数月间基本没下一场雨，不少村落的春耕被迫推迟，有些村落由于缺水不得不暂时放弃种植水稻，而伏台利用田地靠近河流的优势，通过水泵抽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耕用水。5月6日晚，笔者在与57岁的村民黄杰生闲聊时，他说：
死人了（一种丧气话）！今年的干旱真是少有，我活了50多年从没碰到过。很多村饮水都难，更不要说农用水。到现在为止五弄、大旺、德育、造家的部分村都还没种早稻。往年我从开春到现在卖种子和农药，至少进货三次，日销售额几千元;今年开春进货一次到现在都还没卖完，近段时间的街天每天才卖出三四百元。没有办法啊，很多村子都没法种水田，种子播下去后，长出的秧苗都会枯死，很多人已经来跟我说，让我准备一些中季稻的种子，等雨水来了种中季。这两天德育村的一些村民还跑到镇政府闹，说是因为有人把德育水库承包出去让他人养鱼，今年雨水少承包人把水库放干收鱼，导致周边很多依靠库水灌溉农田的村子无法种庄稼。不过现在都是一些老人在家，闹了估计也不会有人管，如果像以前年轻人都在家，估计政府就不会这样了。2012年5月6日访谈资料，访谈地点：黄杰生家中。黄杰生三位子女均在外务工，其与妻、孙子留守，二人既要照顾3岁的孙子，还需耕种4亩多田地，且街天到集市摆摊出售农药、种子及各式农用品等。
聊到干旱过后，黄杰生突然说：“昨晚的雨，很多人说是由于大旺村弄兰屯‘g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古沃”）的结果。”专业的敏感使笔者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后来通过黄杰生的介绍及其他村人的补充，笔者大致掌握这是永州地区壮族人一种向神物祭祀祈雨的传统仪式。村人认为，山洞中存在一种像乌龟一样的神物，称为“d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都沃”），掌管着天上打雷闪电和下雨，因此在长期干旱无雨时，只要施行“gwh wuog”仪式，向这一神物祈雨，即会有所应验。这一仪式除了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祭品，还需宰杀狗和猫各一只，将二者血液倒入一个装有数只鲤鱼的桶中，并将桶内物品及相关祭品吊入传说有“dwh wuog”生存的深山洞内。可见，面对干旱天气和水库管理不当导致的灾害加重，永州地区缺水的村落中，部分村民求助于政府，而部分村民则寻求传统的祈雨方式。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对干旱天气不作为或水利设施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祈雨仪式再度受到重视和认可。5月5日晚，天降大雨时，村民们纷纷认为仪式有效应，老天帮忙了。
在向村人打听这一仪式过程时，大多数村民的反应是，问这个干什么，你懂这个也没有用，你又不种田，而且你们这些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只有我们老一辈的才听说过。当然导致这些传统仪式消逝的原因非常复杂，如科学技术的传播、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而年轻人外出务工也加快了这些传统仪式走向消亡的步伐。
（三）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引发的村落留守劳动力缺乏，促使了家庭耕牛、家猪养殖的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相关传统节庆和祭祀文化的没落。壮乡将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称为脱轭节，又叫敬牛节、牛魂节。壮族人认为，牛并非凡间的普通牲口，而是来自天上的神物。传说，牛因犯错而被牛魔王罚到人间吃草，替人类耕种田地。牛魔王仅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下到凡间保佑牛，使它不瘟死。敬牛节当日，壮族人即开展祭牛、敬牛活动，如修整牛舍，清栏垫草，洗刷牛身，梳篦牛虱，给牛喂五色糯米饭或鸡蛋、黄豆粥、甜酒和其他精料精草。[7]76《马山县志》记载，耕牛从年初伊始为壮家人犁田耙地，到四月八各种田地已耕种插完，应该给牛脱轭休息。当日，壮家人有的蒸糯米饭，有的包粽粑。在牛栏边烧香祭牛神，吃饭前先喂牛一团糯米饭，以示敬意。[5]131同时，永州地区的壮族人还认为，家中不仅有祖先神灵、花神婆神、灶神，而且有保佑六畜兴旺的神灵，因此过年过节期间，除祭祀前述神灵外，还需专门祭祀牛栏、猪圈、鸡鸭圈的神灵。然而，由于不少家庭放弃养殖耕牛和家猪，四月八敬牛节和传统的牲畜圈祭祀的意义不再，仪式也逐渐淡化。不少壮家人在四月八敬牛节时由于没有耕牛，饭前仅祭祀其他家神，而不再祭祀牛神和牛圈、猪圈神。 可见，外出务工现象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作为农业耕种基础的劳动力缺乏，引发了一系列的变迁，如家庭劳动分工的调整、耕牛等家畜养殖的放弃、耕作歌舞的消失、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等。
五、结语
社会成员的空间流动，导致壮乡村落出现新的调整和适应。留守者及农村社会面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传承者所产生的困境，及外出者引进的新物质、新技术、新资金、新信息和新观念，都需要不断调适。换言之，外出务工潮的出现加剧了壮族农村社会传统的生计方式及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社会的人口外流，使壮乡过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局面得以缓解，传统的大量劳动力投入到高密度农业耕作中的“内卷化”形态得以解缚。随着人口外流规模的扩大，壮族农村社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这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换言之，当前壮乡机械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归根结底是由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所致，即留守村落中缺乏劳动力、放弃养殖耕牛、务工收入使留守者消费水平提高等因素，为机械农具在农业耕作中的使用提供了机会。所以，过去将偏远农村的机械农具无法推广使用仅归结为当地人科技观念不高、农业科技落后和土地状况不适等观点，仍有待商榷。对壮乡伏台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现代机械农具不多，至少有两台手扶拖拉机，乡上也有少量中型拖拉机和收割机，但使用率都很低，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卷化”的局面导致，即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边际效应低，这些劳动力作用的发挥足以避免机械农具使用带来的其他成本投入。因此，一旦传统的“农业内卷化”局面得以解缚，机械农具自然会得到村民的接受，其使用和推广即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了壮族地区传统耕作方式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外出务工的产生及村落劳动力缺乏，直接导致了家庭劳动分工的变化、耕作文化传承的断裂、放弃养殖耕牛、现代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雇佣他人等现象的出现，而放弃养殖耕牛又促使壮族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以及机械耕作的使用;外出务工寄回的务工收入，使留守者可支配的资金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机械耕作及雇佣他人耕种的出现。当然外出务工者引进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也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外出务工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壮乡农业耕种实践与文化的变迁，而这些变迁结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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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壮族农村社会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壮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尤其体现在壮乡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耕种文化诸多方面的变迁上，包括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以耕作歌消逝、农业祭祀仪式消亡和传统节庆习俗没落等为呈现的耕作文化变迁。
【关键词】人口外流;壮族乡村;农业内卷化;耕作文化变迁
【作者】李虎，重庆三峡学院西南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重庆，404100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93-008
ON THE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UL
TURE IN THE ZHUANG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Futai， A Zhuang Village
Li Hu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ural Zhuang society has been involved into the wave of migrant laborers.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migrate from rural area to cities that is a specific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ocio-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of the Zhuang villages， especially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and many aspects of the farming culture，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tools， and the change of farming culture represent as the disappearing of songs of cultivation， the agricultural ceremony of sacrifice and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 Words：the outflow of population; Zhuang villag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farming culture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且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创造了诸多文化成就，如因壮族先民开创的稻作文明及其特有的“那”（田）文化，而被认为是稻作农业文化的最早缔造者之一。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壮族地区也不例外。诸多壮族青壮年农民放弃传统的农业耕种，背井离乡，走向城市寻求新的谋生手段。随着壮族农村社区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壮乡开始出现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留守者多为童叟妇孺的局面。基于这一背景而产生如下问题：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模式和“那”文化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以何种具体面相得以呈现？壮族乡村又如何应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壮族村落人口外流现象的考察回应上述问题，尤其是注重探寻乡村人口外流影响壮族传统农业模式、耕作技术与耕作文化的方式、过程及深层原因等。
一、田野点梗概及其人口外流现状
2012年1～6月，笔者在广西马山县永州镇的一个壮族村庄——伏台屯开展了以外出务工现象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本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翔实数据和资料，是本文得以完成之基础。
马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新中国成立后由过去的“那马县”和“隆山县”合并而成。其中的那马县正是永州壮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前所隶属的县级行政单位。“那马”为古地名，承载着悠远的古代稻作文明信息。壮族先民把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并将水田称为“那”。“那”的先民是以生产稻米维系生存的民族，是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也就是众多学者提出的创造“那文化”的群体。而“那马”冠有“马”字，意为交通要道，是古代商人汇聚之地。可见，永州地区的壮族先民也是“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且稻田耕作至今仍是当地壮族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之一。
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壮乡伏台所属的永州镇壮族人也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奔赴广东、海南等省份的城市打工，至今方兴未艾。据田野期间统计，2012年5月伏台全村共有734人，外出与务工相关（包括务工和随行）者397人，占总人数的5409%，其中务工者328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8262%;务工随行者（即随务工者在外生活的老人或求学儿童）69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1738%。文中数据、访谈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均源于田野调查。外出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各大城市（详见表1），其中，到广东珠三角各城市务工人数最多，达235人，占外出总人数的5919%;广西区内各县市次之，有12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3123%;在海南务工者居三，3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856%;其他省市仅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101%。[1]可以说，村落中已基本无青壮年人留守，形成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所说的“空心村”状态，而大量的人口外流现象影响着整个村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生产，尤其是影响着壮族农村社会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耕作文化的变迁等。 表1伏台外出人员大致分布省市单位：人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2012年5月。
二、人口外流与农业内卷化的解缚
农业内卷化是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内卷化”“内卷化”一词英文为involution，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由格尔茨成型，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关注与争论。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概念而首次提出。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一书中指出“内卷化”是 “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其借此概念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2]82-85具体而言，格尔茨运用“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种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而生态内向性、稳定性的耕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因为缺乏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支持，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只会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而爪哇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更易于接受调整、采纳和吸收，但不支持真正的变迁。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每一社会成员和每个耕作细节都被安排得十分精细和繁复。最终，爪哇社会难以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而是内卷于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文化进步迟缓。[3]
壮学研究
壮乡伏台在外出务工潮形成前同样呈现出“农业内卷化”的态势，在过去村落中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人均土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缺乏外部发展机会，为了不让剩余劳动力闲置，村落中大多数农户在耕种时均采取传统的精耕细作，即“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4]“农业的内卷化”是家庭耕作面对诸多剩余劳动力，又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在生计压力下，只能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进行劳动力集约化耕作的结果。这一状态使劳动者对新的生产工具常常无动于衷，拒绝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化农具和抛秧技术等现代技术。因为对于村民而言，与其使用新技术使成本扩大，不如将现有闲置劳动力充分利用。换言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壮乡伏台不是没有现代化农具，也不是因为土地所属地理环境不宜采用现代农具，关键还是在于过多剩余劳动力导致村民不愿消耗更多成本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村内青壮年人口的不断流出，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内卷的趋势由缓和到完全解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正常的劳动力及可依赖的畜力的状况，这导致村落中的农业耕种手段和技术也随之发生变革。
三、人口外流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演变
集体化时代的伏台拥有两台手扶拖拉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两台拖拉机被村民黄连和黄庆分别以750元和800元的价格购买。手扶拖拉机可用于拉货、搬运重物，及耕作时耙田、收割时脱粒等。田野调查期间，较早拥有拖拉机的村民黄连说：
在我的手扶（拖拉机）刚买时，更多的是拉货和搬运东西，大多数农户不需要用来耙田和脱谷（粒）。当时耕一亩田价格20～40元，但大家都觉得花这钱不值，反正家里很多人，忙几天就弄好了。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新增不少手扶拖拉机，不仅用于拉货，更多时候是在田里耕作，很多人都需要拖拉机耙田、犁田，因为人手少，忙不过来，在家的又都是老人，体力不好，加上家里没有那么多人，不再养牛，没有牛耕田犁地了。2012年4月19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黄连;地点：伏台其家中。
在谈到现在耕作为何多借助拖拉机、收割更多使用收割机时，村中一位60余岁的老人说：“过去舍不得花钱，家里人又多，大家相互分工，一起干几天就可以把活儿忙过去了。但现在不同，家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有的老人既要照顾小孩，又要耕种田地，所以很多家庭也没有余力养牛。”因此，没有耕牛耕地，加上耙田犁地都是重体力劳动，需年轻力壮者方能对付，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借助机械。当然，村中留守者也有少数体力尚好者，但这些家庭除了耕种自家土地，往往还会耕种部分外出家庭的土地，繁重的耕作任务，导致他们也不得不依靠机械帮忙。
可见，简单机械化耕种的推广与外出务工人数激增导致的村落缺乏劳动力直接相关。首先，留守者多为老幼病残孕等劳动能力较弱的村民，部分村民面对收割、脱粒、犁地、耙田等高强度劳动时，不得不选择机械农具操作。壮乡伏台昔日的田间劳作多依赖人力和传统农具。村民过去使用的传统农具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用于耕作的犁、木耙、六角耙六角耙是用较大原木凿成六面棱角，做成辘轴形，耙田时人踏在耙上，用于水田收割早稻后滚压稻根。、丁字犁丁字犁即脚踏犁，用于石山上的陡坡、小块地的翻耕。、丁锄、十字镐、锹、铲、月刮、三角刮、五齿耙等;用于灌溉的戽、小水车、龙骨车;用于收割的柴刀、山刀、草镰、禾镰;用于打、晒、藏的打谷桶、谷耙、风柜、竹垫、大竹箩、小竹箩、簸箕、谷桶等;运输用具则包括木车、独轮车、牛（马）车等;加工农具则包含石磨、竹（泥）磨、土榨、碓臼（手舂、脚踏）等。[5]294-295这些农具结构简单，材料易取，制作简便，成本不高，使用方便，适用于山区劳作，但其不足之处是费力且工效低。对于劳动力充足时期的壮乡，即使是各种型号拖拉机、双轮双铧犁、联合收割机等现代新式农具纷纷出现并传播至各乡村，村民们仍基于节约成本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旧式农具，因此大多数新式农具并不受欢迎，难以推广。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增多，村内人数锐减与劳动力缺乏使“农业内卷化”的局面迅速消失。作为主要劳力的老人和孩童难以操作费力又工效低的旧式农具，新式工具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一局面促进了新式农具的使用和推广。据统计，伏台共有水田250余亩，2012年农历三月的春耕有160多亩使用拖拉机耙田，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64%以上;2012年农历七月夏收共有120多亩稻田使用联合收割机，约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共有170多亩稻田使用机械耙田，占全村水稻总面积的68%。由此可见，伏台农业耕作中现代农具的使用比率越来越高，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其次，外出务工寄回的资金使留守者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费用。外出务工者将年迈双亲及年幼子女留在家中常是无奈之举，而非完全置之不顾，大多数人在外挣到钱后，常将部分工资寄回家中，以改善留守者的生活条件，同时寄希望于用金钱弥补自己对家庭照顾的缺失。因此，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流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出地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家庭支付能力。外出务工者也常叮嘱留守父母不要过度辛劳，能雇人或用机械的劳动尽量不要再消耗年迈的身体，同时在农忙时节特意寄回专用资金，用实际行动支持留守者尽可能减轻劳动强度。由于金钱涉及隐私，且大多伏台村民不愿公开子女汇款数额，因此很难获取全村汇款的具体数据，但在田野调查中，依然可以从村民的闲聊中，听出不少在外务工子女在农忙时节寄回300～500元的资金，作为留守者机械耕作和雇佣劳动力的开支，以减轻留守者的负担。
再次，缺乏劳动力，使留守村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某些工作，如养牛、养猪、种植某些次要作物等。耕牛对于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壮族人而言至关重要，耕牛在耙田犁地时不可或缺，同时也是拉车运输的主力，更是田地肥料的主要来源。集体化时期由于经济水平限制，伏台耕牛数量不多，全村在20世纪70年代初统计共有耕牛38头（幼牛4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3头），黄牛6头（幼牛1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耕牛先被分到各小组，后分到各户。此时，由于耕牛数量有限，通常是关系较亲密的农户共享一头。然而，共享耕牛的状况难以满足农户的耕种需求和积肥需要，尤其是在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时间紧迫，各户都希望能先使用耕牛。从耕牛角度来说，毕竟每头牛体力有限，农忙时节过于集中且超强度的劳作常导致耕牛过度劳累，甚至到最后在劳作时“撂挑子”。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及剩余劳动力的增多，通过现有母牛的繁殖生育及共享耕牛农户间的补差价购买，越来越多农户拥有自家的耕牛，基本达到户均一头。此时，全村共有耕牛110余头（幼牛约20头），其中水牛80余头（幼牛约15头），黄牛30余头（幼牛5头），耕牛数量前所未有。耕牛各户私有益处颇多，但耕牛食量大，养殖一头需耗费较高成本。由于伏台缺乏空旷的草场，村民通常将水牛牵至河岸放养或在田埂上牵养，黄牛则被放养于山坡上，任何一种方式都至少需要一人跟随，因此，各户每日放牛均需耗费一个人力。此外，每天还需提供相应的牛食及草料，草料通常是晒干的稻秆。为了储备牛草料，村民在收割稻谷和脱谷粒时更倾向于人力，因为收割机和其他机械脱粒易导致稻草杂乱乃至受损，不易整理晒干保存。由此可见，耕牛可谓壮乡传统农业耕作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剧增，村落现有劳动力应对以糊口为基本目的的耕作尚存压力，无法再抽出人力放养耕牛，大多数农户纷纷将自家耕牛出售，全村耕牛数量急剧下降。当然由于村落中不少田地的地势或面积等问题，不便采用机械耕种，使耕牛在某些区域的农业耕种中发挥的作用仍无可替代，因此村落中依然保留着一定数量的耕牛。据2012年6月统计，伏台现存耕牛42头（幼牛6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4头），黄牛10头（幼牛2头）。坚持养殖耕牛的农户多为留守人口多、老人身体较健壮的家庭，部分农户则重新采取数户共养一头耕牛的策略，且耕牛的养殖仅在农闲时牵出户外食草，忙时多采取圈养方式。放弃养殖耕牛必然对村落原有耕作环节带来影响，包括牛粪积肥的减少，稻秆作为牛饲料的作用丧失，耕作田地难以依赖畜力等。这都促使大部分村民在农业耕种时求助于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农具。
65岁的村民李告家中共有4人留守，包括他、64岁的妻子、8岁的孙女和3岁的孙子，二人共耕种4亩田地（除自家3亩外，还包括全家外出务工的兄弟的部分田地）。谈到耕牛养殖时，他说：
我家的水牛6年前就卖了，没办法，没时间照料，也没人去放。孙子孙女小，在读书，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需要照顾。牛不能一直圈养，否则体力会不好，别说拉犁，步子都迈不出去，所以卖掉了。现在耕种大部分是依靠机器，一些不能用机械的田地，就去向亲戚朋友借牛。今年春耕就分别去借我老婆的姐姐家和小孩外婆家的牛。姐姐家在巴伏，距离不算远，他们家和我们家耕种的时间刚好错开几天，所以借牛比较方便，时间也可以长一些，他们家的牛放在我们家近一个月呢。小孩的外婆家就在村里，借牛也方便，但他们家也要用牛，只能偶尔借用。以后会越来越麻烦，小孩的外婆打算到镇上去跟她大儿子生活，不种地了，估计也会把牛卖掉。听说现在有一种小型手扶拖拉机，几千块钱，等我攒到钱，也去买一个，这样就更方便了。2012年4月21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李告;地点：伏台其家中。
2013年3月，李告花费6000余元购买一台小型拖拉机。在电话中，他说：“用这台拖拉机耕田犁地方便很多，只要把档位调好，把好方向跟着走就行，方便省力。不像牛来拉，一会走快了，一会不走了，有时候还乱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对付，现在上了年纪牛走快了跟不上，牛不走吼得嗓子都哑了，牛乱走扯来扯去的也费力。”2013年3月14日电话访谈资料。
四、人口外流与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先民在农业耕作过程中也创造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如歌谣、舞蹈、祭祀等。然而随着壮乡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犹如被釜底抽薪般失去了基本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不少文化在以打工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消失殆尽。
（一）耕作歌的消逝
壮族人耕作时唱山歌历史悠久。据《岭表录异》称：“汉代时期，土民劳作之余，逢年过节，三五成群欢唱为乐。”[6]5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壮族人在稻田耕种时仍有唱山歌之习俗。春耕时，村中男女老少均在田中劳作，互有分工，男性耙田，女性插秧，老人与儿童则除草或整理田埂等，众人有说有笑，同时一起唱歌，尤其是描述生产劳动的歌谣，如讲述天气干旱带来灾难的《十年天旱歌》，描述风调雨顺、生活太平的《丰收歌》，以及涉及气候状况和农事活动安排的《二十四季歌》等。由于不少农事歌多为前人总结记录，内容较固定，耕作时多以记忆传唱，你来我往，互相接唱。若兴致较高，则开展对歌，根据耕作场景即兴编唱。秋收时节，壮族人收获间隙在田野中跳起“扁担舞”（即打扁担），众人在田野中，利用手中扁担，模拟劳动动作，上下左右、站立下蹲、转身跳跃、原地行进等互相敲击，有时旁边有长竹筒和锣鼓伴奏，有时配合叫喊“咳咳”呼声，场面紧凑，热闹非凡。 如今，这些场景都已成为过去。在田间劳作的是轰鸣的拖拉机，以及三三两两无精打采的花甲老人，女性赶着插秧，男性忙于耙田，儿童则很少出现在耕作现场。据村民描述，打工潮出现初期，不少在南宁打工的人农忙季节还能赶回来帮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更远的广东和海南打工，农忙时节回来已经不可能，甚至过年过节的返乡都是一种奢望。对于大多数打工者而言，在外的收入比在家种田划算，农忙时节请假返乡，来回路费及旷工造成的收入损失，还不如将钱寄回家用机器耕种或雇人帮忙。后来，即使是在南宁打工的村民也很少愿意在农忙时回乡耕种。一些年轻人甚至觉得农田劳作脏累，放言今生绝不下田地，即出现《欢打工》中描述的“ 不眉用，悲广东打功”《欢打工》为古壮字记录的山歌，于2012年6月12日田野期间由歌师陆仕章即兴编唱记录。（种田没有用，去广东打工才是出路）的心态。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壮族农村虽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与过去每户生育三胎以上相比，儿童人数急剧下降，加上隔代教育中祖父母对儿童的溺爱，使大多数壮族儿童基本摆脱了农田耕种的劳作。不少年轻人中学毕业即加入务工行列，长期在外，很少返乡劳动，自家田地的面积、分布于何处尚不得而知，更不知晓耕作方式、技术及相关的歌舞文化。农业耕种多依赖留守老人、农业机器和雇佣他人替代，随之而来的便是传统耕作技术流失、文化缺乏传承人，各种耕作歌谣、舞蹈也缺少参与主体，即耕作歌舞逐渐被现代化的浪潮吞没。与之相关的还有稻田耕作相关祭祀习俗的消逝。
（二）农业祭祀仪式的消亡
过去，壮族民众耕种时遇到病虫灾害，除开展人工捕杀、使用石灰粉等传统防治技术之外，还伴随着放置辟邪物、求神拜鬼、祈祷神灵相助的民间宗教信仰仪式。随着现代农药的出现及农民知识观念的改变，这类宗教文化正逐渐消失，但当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这些宗教文化仍有恢复的可能。
2012年2月至5月，永州壮族聚居区大旱，数月间基本没下一场雨，不少村落的春耕被迫推迟，有些村落由于缺水不得不暂时放弃种植水稻，而伏台利用田地靠近河流的优势，通过水泵抽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耕用水。5月6日晚，笔者在与57岁的村民黄杰生闲聊时，他说：
死人了（一种丧气话）！今年的干旱真是少有，我活了50多年从没碰到过。很多村饮水都难，更不要说农用水。到现在为止五弄、大旺、德育、造家的部分村都还没种早稻。往年我从开春到现在卖种子和农药，至少进货三次，日销售额几千元;今年开春进货一次到现在都还没卖完，近段时间的街天每天才卖出三四百元。没有办法啊，很多村子都没法种水田，种子播下去后，长出的秧苗都会枯死，很多人已经来跟我说，让我准备一些中季稻的种子，等雨水来了种中季。这两天德育村的一些村民还跑到镇政府闹，说是因为有人把德育水库承包出去让他人养鱼，今年雨水少承包人把水库放干收鱼，导致周边很多依靠库水灌溉农田的村子无法种庄稼。不过现在都是一些老人在家，闹了估计也不会有人管，如果像以前年轻人都在家，估计政府就不会这样了。2012年5月6日访谈资料，访谈地点：黄杰生家中。黄杰生三位子女均在外务工，其与妻、孙子留守，二人既要照顾3岁的孙子，还需耕种4亩多田地，且街天到集市摆摊出售农药、种子及各式农用品等。
聊到干旱过后，黄杰生突然说：“昨晚的雨，很多人说是由于大旺村弄兰屯‘g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古沃”）的结果。”专业的敏感使笔者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后来通过黄杰生的介绍及其他村人的补充，笔者大致掌握这是永州地区壮族人一种向神物祭祀祈雨的传统仪式。村人认为，山洞中存在一种像乌龟一样的神物，称为“d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都沃”），掌管着天上打雷闪电和下雨，因此在长期干旱无雨时，只要施行“gwh wuog”仪式，向这一神物祈雨，即会有所应验。这一仪式除了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祭品，还需宰杀狗和猫各一只，将二者血液倒入一个装有数只鲤鱼的桶中，并将桶内物品及相关祭品吊入传说有“dwh wuog”生存的深山洞内。可见，面对干旱天气和水库管理不当导致的灾害加重，永州地区缺水的村落中，部分村民求助于政府，而部分村民则寻求传统的祈雨方式。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对干旱天气不作为或水利设施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祈雨仪式再度受到重视和认可。5月5日晚，天降大雨时，村民们纷纷认为仪式有效应，老天帮忙了。
在向村人打听这一仪式过程时，大多数村民的反应是，问这个干什么，你懂这个也没有用，你又不种田，而且你们这些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只有我们老一辈的才听说过。当然导致这些传统仪式消逝的原因非常复杂，如科学技术的传播、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而年轻人外出务工也加快了这些传统仪式走向消亡的步伐。
（三）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引发的村落留守劳动力缺乏，促使了家庭耕牛、家猪养殖的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相关传统节庆和祭祀文化的没落。壮乡将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称为脱轭节，又叫敬牛节、牛魂节。壮族人认为，牛并非凡间的普通牲口，而是来自天上的神物。传说，牛因犯错而被牛魔王罚到人间吃草，替人类耕种田地。牛魔王仅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下到凡间保佑牛，使它不瘟死。敬牛节当日，壮族人即开展祭牛、敬牛活动，如修整牛舍，清栏垫草，洗刷牛身，梳篦牛虱，给牛喂五色糯米饭或鸡蛋、黄豆粥、甜酒和其他精料精草。[7]76《马山县志》记载，耕牛从年初伊始为壮家人犁田耙地，到四月八各种田地已耕种插完，应该给牛脱轭休息。当日，壮家人有的蒸糯米饭，有的包粽粑。在牛栏边烧香祭牛神，吃饭前先喂牛一团糯米饭，以示敬意。[5]131同时，永州地区的壮族人还认为，家中不仅有祖先神灵、花神婆神、灶神，而且有保佑六畜兴旺的神灵，因此过年过节期间，除祭祀前述神灵外，还需专门祭祀牛栏、猪圈、鸡鸭圈的神灵。然而，由于不少家庭放弃养殖耕牛和家猪，四月八敬牛节和传统的牲畜圈祭祀的意义不再，仪式也逐渐淡化。不少壮家人在四月八敬牛节时由于没有耕牛，饭前仅祭祀其他家神，而不再祭祀牛神和牛圈、猪圈神。 可见，外出务工现象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作为农业耕种基础的劳动力缺乏，引发了一系列的变迁，如家庭劳动分工的调整、耕牛等家畜养殖的放弃、耕作歌舞的消失、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等。
五、结语
社会成员的空间流动，导致壮乡村落出现新的调整和适应。留守者及农村社会面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传承者所产生的困境，及外出者引进的新物质、新技术、新资金、新信息和新观念，都需要不断调适。换言之，外出务工潮的出现加剧了壮族农村社会传统的生计方式及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社会的人口外流，使壮乡过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局面得以缓解，传统的大量劳动力投入到高密度农业耕作中的“内卷化”形态得以解缚。随着人口外流规模的扩大，壮族农村社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这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换言之，当前壮乡机械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归根结底是由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所致，即留守村落中缺乏劳动力、放弃养殖耕牛、务工收入使留守者消费水平提高等因素，为机械农具在农业耕作中的使用提供了机会。所以，过去将偏远农村的机械农具无法推广使用仅归结为当地人科技观念不高、农业科技落后和土地状况不适等观点，仍有待商榷。对壮乡伏台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现代机械农具不多，至少有两台手扶拖拉机，乡上也有少量中型拖拉机和收割机，但使用率都很低，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卷化”的局面导致，即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边际效应低，这些劳动力作用的发挥足以避免机械农具使用带来的其他成本投入。因此，一旦传统的“农业内卷化”局面得以解缚，机械农具自然会得到村民的接受，其使用和推广即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了壮族地区传统耕作方式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外出务工的产生及村落劳动力缺乏，直接导致了家庭劳动分工的变化、耕作文化传承的断裂、放弃养殖耕牛、现代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雇佣他人等现象的出现，而放弃养殖耕牛又促使壮族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以及机械耕作的使用;外出务工寄回的务工收入，使留守者可支配的资金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机械耕作及雇佣他人耕种的出现。当然外出务工者引进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也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外出务工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壮乡农业耕种实践与文化的变迁，而这些变迁结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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