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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上，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云最近的天路上。60多年来，他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字，深深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今年6月29日，他站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纠正学界对高原肺水肿的错误认知
1937年，在新疆伊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一个名叫依斯玛义尔·赛里木江的塔吉克族男孩呱呱坠地，随父母迁居南京后，这个新疆男孩有了汉族名字——吴天一。
1958年，吴天一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在部队当过一年的骑兵、荣立3次三等功，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62年，吴天一背起行囊，只身踏上青藏高原荒凉的土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16医院担任主治医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海省百废待兴，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出台移居政策，十几万中原人民响应号召，浩浩荡荡从平原地区移居高原青海，在青海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艰苦的青南地区开荒種地。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高原地区严重缺氧，对此毫无经验的移居百姓抵达青海后，纷纷出现了不同症状的高原反应，大量居民患上了不同类型的高原病。苦于青海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通肺炎、肺充血进行治疗。
作为内科医生的吴天一，彼时曾接诊过一位从河南移居青海的老人。“患者当时60多岁，由于缺氧引发了躁狂症，注射镇静剂却不见效，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离世。那一年，我21岁。”病患的离世，深深刺痛了吴天一年轻的心。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了人类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这一决定，让吴天一走了一生，也让他和高原病较了几十年劲儿。
此后，吴天一开始了对高原病和藏族群体的研究工作。
1963年，吴天一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高原肺水肿”并对其加以论证，而在此前很多文献都把高原肺水肿称为高山肺炎。这一重大发现如一声惊雷，对世界高山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12年，吴天一对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民族的人群进行了高原病调查，他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结论：我国藏族群众已从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高原环境建立起完善的整体适应机制，但其中依然有低氧易感的个体。这一研究揭开了藏族群众适应高原低氧环境之谜，相关成果立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纠正了一度流行的、主观臆断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论点。
为获取资料十年走遍青海牧区
科研之路并不易走，在青藏高原从事科研，更是难上加难。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吴天一将其形容为“九死一生，粉身碎骨”。
自1980年起，为获取生理资料和病理资料，吴天一用了10年时间，踏遍了青海高原牧区的每一寸土地。这十年，他得到了10万份重要数据。
20世纪80年代，位于青海省海拔最高地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为采集藏族居民样本，吴天一每天都带领团队骑马前行，牦牛则驮着X光线检测仪、心电图仪、脑电图仪等设备跟随其后。
在此期间，一次严重的车祸，曾让吴天一险些送命。1985年，在外出调研途中，吴天一乘坐的汽车从青海省橡皮山山顶翻至山脚下，吴天一满身是血、动弹不得。幸运的是，一位司机师傅路过，赶忙叫来附近的老乡进行施救。
这场意外，令吴天一全身14根肋骨骨折、髌骨粉碎性骨折、腿部胫腓骨全断，至今他体内还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除了在高原地区进行现场采样外，吴天一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进行高低压舱模拟实验。1995年，吴天一在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设计并启动了首个模拟高海拔环境的高低压实验氧舱。
当时动物实验都已做过，第一次人体模拟试验由谁进去？吴天一几乎没有犹豫：“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应该我第一个进去。”
试验开始后，操作人员缺乏经验，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刹那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彼时，吴天一虽然听力已严重受损，却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1990年，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为获取大量人在特高海拔的高山生理学资料，他连续两个月面对皑皑雪山，导致双眼患上白内障。而当时植入他眼中的人工晶体，也在“服役”20年后“退役”脱落，需要再次进行手术。
“天路大军”的保护神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对高原医学的严峻挑战。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多年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担任青藏铁路高原医学顾问和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期间，吴天一指导建起45个供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开展高原病防治知识普及，提出了“高压氧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健全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了多次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并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最前线的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站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的事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趟厕所，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所以，我建议使用了带有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对14万筑路大军来说，吴天一的名字更像“保护神”一样熟稔，每人有一本他编的高原病防护手册。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近5年的建设，这十几万人没有一个人因为急性高原病而倒下，这是海拔4500米以上大群体高强度作业的奇迹，也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几十年来，吴天一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医者仁心。他的身影，早已镌刻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本刊综合）■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今年6月29日，他站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纠正学界对高原肺水肿的错误认知
1937年，在新疆伊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一个名叫依斯玛义尔·赛里木江的塔吉克族男孩呱呱坠地，随父母迁居南京后，这个新疆男孩有了汉族名字——吴天一。
1958年，吴天一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在部队当过一年的骑兵、荣立3次三等功，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62年，吴天一背起行囊，只身踏上青藏高原荒凉的土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16医院担任主治医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海省百废待兴，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出台移居政策，十几万中原人民响应号召，浩浩荡荡从平原地区移居高原青海，在青海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艰苦的青南地区开荒種地。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高原地区严重缺氧，对此毫无经验的移居百姓抵达青海后，纷纷出现了不同症状的高原反应，大量居民患上了不同类型的高原病。苦于青海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通肺炎、肺充血进行治疗。
作为内科医生的吴天一，彼时曾接诊过一位从河南移居青海的老人。“患者当时60多岁，由于缺氧引发了躁狂症，注射镇静剂却不见效，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离世。那一年，我21岁。”病患的离世，深深刺痛了吴天一年轻的心。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了人类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这一决定，让吴天一走了一生，也让他和高原病较了几十年劲儿。
此后，吴天一开始了对高原病和藏族群体的研究工作。
1963年，吴天一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高原肺水肿”并对其加以论证，而在此前很多文献都把高原肺水肿称为高山肺炎。这一重大发现如一声惊雷，对世界高山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12年，吴天一对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民族的人群进行了高原病调查，他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结论：我国藏族群众已从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高原环境建立起完善的整体适应机制，但其中依然有低氧易感的个体。这一研究揭开了藏族群众适应高原低氧环境之谜，相关成果立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纠正了一度流行的、主观臆断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论点。
为获取资料十年走遍青海牧区
科研之路并不易走，在青藏高原从事科研，更是难上加难。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吴天一将其形容为“九死一生，粉身碎骨”。
自1980年起，为获取生理资料和病理资料，吴天一用了10年时间，踏遍了青海高原牧区的每一寸土地。这十年，他得到了10万份重要数据。
20世纪80年代，位于青海省海拔最高地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为采集藏族居民样本，吴天一每天都带领团队骑马前行，牦牛则驮着X光线检测仪、心电图仪、脑电图仪等设备跟随其后。
在此期间，一次严重的车祸，曾让吴天一险些送命。1985年，在外出调研途中，吴天一乘坐的汽车从青海省橡皮山山顶翻至山脚下，吴天一满身是血、动弹不得。幸运的是，一位司机师傅路过，赶忙叫来附近的老乡进行施救。
这场意外，令吴天一全身14根肋骨骨折、髌骨粉碎性骨折、腿部胫腓骨全断，至今他体内还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除了在高原地区进行现场采样外，吴天一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进行高低压舱模拟实验。1995年，吴天一在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设计并启动了首个模拟高海拔环境的高低压实验氧舱。
当时动物实验都已做过，第一次人体模拟试验由谁进去？吴天一几乎没有犹豫：“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应该我第一个进去。”
试验开始后，操作人员缺乏经验，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刹那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彼时，吴天一虽然听力已严重受损，却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1990年，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为获取大量人在特高海拔的高山生理学资料，他连续两个月面对皑皑雪山，导致双眼患上白内障。而当时植入他眼中的人工晶体，也在“服役”20年后“退役”脱落，需要再次进行手术。
“天路大军”的保护神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对高原医学的严峻挑战。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多年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担任青藏铁路高原医学顾问和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期间，吴天一指导建起45个供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开展高原病防治知识普及，提出了“高压氧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健全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了多次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并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最前线的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站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的事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趟厕所，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所以，我建议使用了带有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对14万筑路大军来说，吴天一的名字更像“保护神”一样熟稔，每人有一本他编的高原病防护手册。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近5年的建设，这十几万人没有一个人因为急性高原病而倒下，这是海拔4500米以上大群体高强度作业的奇迹，也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几十年来，吴天一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医者仁心。他的身影，早已镌刻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本刊综合）■